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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美國國內經濟增長低迷、結構性失業壓力加重、中期選舉臨近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近期人民幣升值壓力再次升溫。此時正值發達國家國內經濟環境更困難,政治壓力更大,中國面臨的選擇空間也相對較小之際,所以較之以往,此次所面臨的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不同尋常。本文將在著重介紹有關人民幣匯率的強硬派和中間派觀點及其應對中國的策略,在此基礎上提出應對人民幣升值國際壓力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升值；國際壓力；政策建議

人民幣匯率之爭硝煙再起。2010年9月,美國國會秋季剛剛復會就提出了2009年初擬的《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法》(亦稱萊恩-莫菲法案);美國政府高層官員連續發表講話對人民幣匯率施壓。9月24日,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通過了一個針對人民幣匯率的法案,將中美之間的這次爭端推向了高潮。該法案允許美國政府對貨幣匯率低估的國家征收關稅。美國之外,其他國家對人民幣匯率問題也頗有微詞。中國有可能在即將召開的G20會議上面臨更大的人民幣匯率壓力職稱論文。

中國的宏觀決策者對匯率問題上的國際壓力并不陌生,但是此次面臨的壓力不同尋常。與之前幾次相比,這次發達國家所處的國內經濟環境更困難,政治壓力更大。與此同時,中國面臨的選擇空間更小。下文中,我們首先介紹了國際上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強硬派和中間派觀點,以及他們提出應對中國的策略;然后提出了應對人民幣升值國際壓力的八點建議。

一、人民幣升值言論

(一)強硬派代表觀點

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強硬派代表是美國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其主要觀點和壓迫人民幣升值的系統方案包括:

1.人民幣匯率被低估25%-40%。不僅是人民幣,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馬來西亞的貨幣也存在類似低估。該機構認為,只有人民幣做出上述幅度調整,中國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才有望降低到3%-4%,這是解決全球失衡所需的調整。

2.人民幣匯率低估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損害了美國利益。人民幣25%-40%的匯率的重估將減少1000億美元-1500億美元美國貿易逆差,增加60萬-120萬就業機會。

3.需采取多邊和雙邊手段同時向中國施加壓力。中國可能不會屈服于中美之間的雙邊壓力,但很可能在多邊壓力下做出調整。

4.迫使人民幣升值的三步走戰略:(1)在4月15日向國會提交的外匯政策報告中將中國指定為匯率操縱國,進入與中國的貨幣問題協商機制。(2)尋求歐洲、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51%的多數達成要求中國迅速解決問題的特別提案;如果不能達成提案,美國需尋求執行董事會當中70%以上的多數一份批評中國匯率政策的報告。(3)尋求其他國家支持,要求世界貿易組織成立解決小組,確定中國是否違反了WTO章程中第9款(通過交換行為破壞了協議的實質內容),并提出補救措施。

5.以上三步走戰略的目的主要在于強化全球范圍關注人民幣匯率失調和中國缺乏更正行為的意愿。吸引更多國家,尤其是日本、印度這樣受困于人民幣匯率但是不愿直接挑戰中國的國家加入到美國陣營。鑒于WTO和IMF難有實質性懲罰行動,美國可以通過對中國的單邊制裁加大對中國的壓力。制裁的方法是對中國進口商品施加與匯率低估程度相當的進口關稅。

克魯格曼最近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人民幣匯率的觀點,并引起了全球經濟學家的廣泛關注。作為一個新興的、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強硬派代表,他的主要觀點包括:

1.要求人民幣升值對美國有利,可以幫助美國提升(外部)需求,緩解失業壓力。

2.美國無懼中國拋售國債。美國市場上流動性充裕,中國即便出售美國國債,也不會傷害美國。

3.對中國采取貿易戰至少在短期內對美國有利,可以幫助美國提升(外部)需求,緩解失業壓力。

4.人民幣升值對中國自身也有利,可以幫助中國緩解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壓力,減少中國外部不平衡。

(二)中間派代表觀點

美國本土絕大多數的主流經濟學家以及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的知名經濟學家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但是,相當多的經濟學家認為當前的全球貿易失衡原因非常復雜,人民幣匯率調整僅僅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之一,但并不足以解決全球失衡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奧利弗.布蘭查德(OliverBlanchard)曾撰文討論國際收支失衡問題,他的看法獲得了眾多經濟學家的認同。中間派的代表性觀點包括:

1.人民幣匯率應該做出調整,增加波動幅度,這將對糾正全球失衡發揮作用,對于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有積極意義,這對于中國自身利益也有利。

2.造成全球失衡的原因非常復雜,既有人口年齡變化、全球化等一些合理的因素,也有政策扭曲造成的不合理因素。不合理的政策不僅包括人民幣匯率政策,也包括美國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由此帶來的低儲蓄率。造成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的國內政策,不能歸因于人民幣。

3.解決全球失衡問題的關鍵在于糾正不合理的政策,對中國而言,解決貿易順差的政策落腳點不僅在于匯率政策,還在于糾正要素價格扭曲、發展服務業、增加社會保障等。

4.應該通過合作,而不是對抗的方式解決,貿易戰對全球經濟不利。

5.避免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

綜上所述,國際社會總體上認為人民幣應該做出調整,分歧在于人民幣匯率對于解決各國當前問題是否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是否應該通過貿易戰的方式逼迫中國調整匯率政策。

二、應對人民幣升值國際壓力的相關建議

美國之于人民幣匯率的壓力對中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國外對人民幣匯率壓力挑戰的不僅僅是人民幣匯率,而是中國以出口和投資為主要推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如果中國能夠采取包括匯率政策調整在內的一攬子政策措施妥善應對,來自匯率方面的壓力將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動力,中國經濟也將因此進入更可持續、更和諧的增長階段。

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一攬子政策措施,有兩個核心目標。其一,打消市場上的較大幅度的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其目的在于維護短期內的宏觀經濟穩定;其二,實現資源在貿易品部門(出口、進口替代部門,集中在制造業)和非貿易品部門(集中在服務業)之間的合理分配,其目的在于優化經濟結構,減少貿易順差和對外部經濟的過度依賴。

我們認為,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一攬子政策措施具體包括以下八項內容:

(一)盡快采取一次性升值后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調整模式

與保持當前事實上釘住美元匯率體制、釘住一攬子貨幣、小幅漸進升值等方案相比,這項方案的主要優點在于:1.向外部經濟體表示了積極的合作意向,不僅在姿態上為中國爭取了有利地位,也有利于避免發生貿易戰;2.較其它方案能更好地消除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有助于降低發生資產價格泡沫的概率;3.降低近期內的通貨膨脹壓力;4.實現了人民幣雙向波動,有助于推動企業和居民的匯率風險意識,有助于推動相關金融市場和衍生產品的發展。具體的一次性升值幅度,可選擇5%-10%。我們的研究發現,即便是10%的一次性升值,對出口增速的負面影響也只有3.3%。

這項措施的缺陷在于:1.會對部分低附加值出口企業和非熟練勞動力就業帶來一定的負面沖擊。但是從結構調整的角度看,這些都不可避免,遲早要發生,在當前經濟活力較高和民工短缺情況下調整成本較低。2.這不是一勞永逸的匯率制度安排。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根本上講還是固定匯率制度,不能自動發揮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之間調節資源配置的價格杠桿功能,也不能徹底消除單邊的人民幣升值或者貶值預期。但是這不失為近期的權宜之計,是進入更富有靈活性匯率制度的過渡安排。

(二)加強短期資本流動監管,如出現資產價格短期內的過快增長需采取果斷措施

至少從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的經驗來看,當匯率升值壓力轉化為市場上的人民幣持續升值預期以后,帶來的最大負面沖擊并未體現于出口行業,而體現于以房地產、股票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泡沫。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人民幣持續保持了單邊升值趨勢,期間出口增長和出口行業利潤都保持在較高水平。以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出口行業為例,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這段人民幣升值的樣本期內,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總平均同比利潤增速達到29.9%,通訊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達到19%。這個期間內,對匯率變動比較敏感的一般貿易出口平均增速達到30.4%。

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中國的資產價格在總的貨幣供應量并沒有太大變化的背景下,出現了快速的上漲和嚴重的股票價格泡沫,人民幣升值預期帶來的價值重估效應對于資產價格暴漲起到了關鍵推動作用。鑒于歷次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一旦未來面臨由于升值預期引發的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管理當局需及時采取果斷措施,降低出現嚴重資產價格泡沫的概率。公務員之家

(三)增強貨幣當局在匯率問題決策的獨立性

貨幣升值突出的負面影響在于升值預期的不確定性帶來了企業生產和投資的不確定性。通過賦予貨幣當局在匯率問題決策上更大的獨立性和更權威的發言權,有助于形成市場上明確的匯率變動規則和穩定的匯率變動預期,企業和居民可據此采取有效的匯率風險規避措施,有助于減少由匯率變動不確定性帶來的各種損失。

此外,匯率調整,會讓部分企業減少數百億的出口收入,也會讓部分企業和居民減少數百億的進口成本。這意味著匯率調整會涉及巨大的利益格局調整和復雜的資源配置調整。為了使匯率政策不至于成為保護少部分人利益的工具,為了增加決策的合理性,應該由獨立于部門利益之外,且具有高度專業化知識的貨幣當局獨立決策管理。

(四)對低附加值和高能耗、高污染產品減少出口退稅,增加出口稅和自愿出口限制

我國為出口退稅付出了巨大財政資源,但是所得有限。2009年全年的出口退稅大約6700億,據估計,由于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彈性較低,如此大規模的出口退稅新增就業不超過70多萬。巨大財政資源補貼帶來較低的出口價格,把更多的福利讓利給了國外消費者。

并不是所有出口都對中國有利,保護落后的出口是在阻礙產業升級。對于附加值低、高能耗、高污染的出口產品,通過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稅,增加出口稅或者資源出口限制,不僅有助于減少貿易順差,減少貿易摩擦,還有助于加速產業升級。

(五)設立“結構轉型”再就業補償機制

包括匯率政策改革在內的結構性轉型勢必會帶來短期內結構性失業增加。為了順利渡過轉型期,可考慮設立“結構轉型”再就業補償機制,幫助因結構轉型帶來失業人群的職業轉換培訓補貼和提供必要的生活補貼。“結構轉型”再就業補償機制可取自下面的能源和礦產進口附加稅。

(六)設立“臨時能源和礦產進口附加稅”

人民幣升值會帶來以能源和礦產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的人民幣價格下降,但也可能因為市場預期人民幣升值會提升中國對此類商品的需求從而引發國際價格上升。人民幣升值期間,可通過建立能源和礦產進口附加稅,保持人民幣升值前后的國內人民幣價格穩定,這樣做既避免了市場預期中國對此類商品需求增加帶來的國際價格上漲,增加了財政資源收入,同時也不會對國內企業和居民帶來額外的負擔。

考慮這樣一個例子:假定人民幣升值10%,能源和礦產品美元價格不變,升值后的能源和礦產品人民幣價格下降10%,國內企業和居民從中得利。但是,如果市場預期中國會因為人民幣升值引發對能源和礦產品需求增加,國際市場上此類商品的美元價格會因此上升,人民幣升值帶來的人民幣價格不會下降很多,甚至有可能上升。為了防止人民幣升值引發能源和礦產品國際價格上漲,可考慮在人民幣升值的同時施加對此類進口商品的臨時性進口附加稅,具體稅率以保持升值前后的此類商品人民幣價格不變為目標進行設計。這項專類稅收可專用于“結構轉型”再就業補償機制。

(七)禁止發達地區對出口企業采取用地、稅收等政策優惠

通過這項措施有助于:1.建立各產業之間的公平競爭環境,有利于推動經濟結構轉型;2.減少貿易順差和貿易摩擦;3.減少地方財政負擔;4.加速部分產業從發達地區向西部轉移。

(八)加快在行政壟斷色彩濃重的部門引入競爭機制,發掘新的就業和投資機會

從中長期看,引導更多資源流入服務業,而不是過度集中在出口和進口替代部門是消除持續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根本途徑,也是實現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最主要任務。目前我國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超過40%,大大低于中國同類收入水平國家。服務業發展滯后的根本原因在于醫療、教育、交通、通訊、環境保護、金融等一系列部門市場化改革嚴重滯后,缺乏競爭機制,服務質量低,數量也不充足。通過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可以為出口和進口替代部門退出的勞動者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也能為企業家找到大量投資機遇,這是彌補人民幣升值帶來就業和投資機會喪失的必不可少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