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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環境惡化是一種慢性病；自然災害是一種急性病；關于綜合減災工作的構想；多災相關的災害鏈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科技與生產發展的消極或負面效應也正在擴大、環境和災害都是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和諧問題、自然災害是自古就有的經常性現象、目前關于環境的修復已是“迫不急待”、自然變異造成的死亡和災民往往是成千上萬、新中國初建，人心振奮，三產復興，但自然災害仍不時發生、開展關于單類災事孕育的過程和災害的機理性研究、建設相關的工程抗災工作、我國大陸區幾十年平均的降雨量、中國大陸區第三個災害鏈是地震與民建的關聯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環境和災害是威脅人類生存的兩大挑戰性問題。由人類活動導致的自然環境破壞和惡化是一個長期累積的過程，類似于人體所患的慢性疾病，對其認識和解決不僅依靠多種條件，也需要很長時間的持久努力。自然災害的發生一般是短時間內的突然事件，類似人體的急性疾病。為最大限度地減輕自然災害給人類社會造成的損失，需要實施事先預防、災前預警、災時應急和災后重建的系統工程，其中地球科學家的責任之一是找出有效的宣傳演練，使社會各界充分認識災害的危險性，做好必要的防災準備。最近20年來中國的減災實踐經驗還說明，為進一步提高減災的效益，要用科學觀念指導各領域的減災工作，在國家一級層次上要實行多部門協調、多學科合作的綜合管理，并注重對災害發生的規律性研究。例如對群發性災害鏈過程及其潛在影響的估計，這對制定區域性可持續發展規劃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環境；災害；綜合減災；災害鏈

從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的60多年時間，總體上是人類社會的和平發展時期，生產力水平得到空前的提高，物質與文化財富的積累速度不斷加快。特別是最近20年，在社會改革和高科技的雙重驅動下，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經濟進入較高速度的持續增長階段。同時，人們也普遍感受和意識到，科技與生產發展的消極或負面效應也正在擴大，環境污染和自然災害已成為威脅人類生存的重大問題。國際社會開始了一系列應對這樣挑戰的努力。例如，1972年和1992年聯合國第一、二屆“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都強調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與全球環境保護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末，聯合國大會上通過關于成立國家減災委員會的決議，提出“國際減輕自然災害十年”計劃，由此推動各國政府把減輕災害列入國家發展規劃。世界減災大會定期召開。我國政府積極響應聯合國的號召，于1989年4月成立了由28個部委、局組成的“中國國際減災委員會”，并成立“國家減災委專家組”。2005年初，由國務院決定，“國家減災委專家組”更名改建為“中國減災委員會”和“減災專家委員會”。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亞附近海域發生了8.7級地震2海嘯，造成印度洋周邊諸多國家近30萬人死亡。之后，總理在歷次亞洲高級領導人會議上，表達了中國政府將成立“亞洲巨災研究中心”的決心，以加強亞洲多國減災互動的和諧發展。

從實質意義上看，環境和災害都是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和諧問題，但有不同發生和發展的規律性，應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從歷史上看，自然環境的破壞或惡化是人類社會進入工業革命階段的近代時期后長時間的累積發作過程，就像人體所患的慢性疾病，對它的認識和治理也需要較長的時間。而自然災害是自古就有的經常性現象，通常是局部地區季節性的突然發生事件。自人類出現就要為了生存而同自然災害作斗爭，只是隨社會的發展對災害的認識和處理的方式也在逐步改善之中。

1環境惡化是一種慢性病

近幾十年來，由于人類活動引起的環境惡化越來越明顯，若干國家普遍出現水、陸、空污染的加劇和疫病的多發。這些問題十幾年前已引起全球的警惕，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制定了一系列國際性的公約和法規，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已開始了“亡羊補牢”樣板式的行動。但是，目前多數國家仍然是采取緩慢的、局部的、甚至是等待的態度，尤其是經濟較落后的國家和個別力圖獨霸世界的國家。例如，近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宣布，將于2030年在世界范圍內徹底停止生產和使用破壞臭氧層的化合物--氫氯氟烴，這比原計劃提前了10年，但是也還要再作20多年的努力和等待，而且都還要各國簽約守信。該組織的一份全球“環境綜合評估報告”指出，環境問題仍繼續對人類生存構成嚴重威脅。誠然，要改善環境、修復環境，必須要有很強的經濟支持，但是如今世界幾乎都是在發展經濟的洶涌浪潮中奔波，怕會造成強力發展社會經濟與維護社會和諧前進失衡。目前關于環境的修復已是“迫不急待”，而社會的經濟發展卻大有“突飛猛進”、“康樂國家，喜于言表”的狀況，甚至也還有“拋金無度”、“排憂乏力”的內惑。環境的治理，雖然要從空氣中和水中排污做起，但沉淀于水底和陸地的污染物，特別是農林礦冶等可滲入土地深層的污染物卻是長期破壞土壤的“定時炸彈”。總之，近幾年環境的破壞發展迅速，就像由一系列慢發疫病，發展到多病集發，如不下大決心，那將是一系列慢性病行將觸發的局面。

2自然災害是一種急性病

中國地處亞洲東部，山原高聳，江湖遍布；雖有美景，但美惡相伴；洪、旱、風、沙、震、火無律；數千史記、眾災白骨；吏政故國、難以為渡。新國初立、減災急務；大旱饑民、實得國助；泛洪工治、力圖排疏；防風避災、官導民呼；崩滑巖土、村民得悟；居地集城、暴災新出；巨震之兆、尚求多路。

幾千年的封建古國和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時期，自然變異造成的死亡和災民往往是成千上萬，但官府的統治者，多是撫民拜天、濟民乏力、清官愛民、贓官謀利。

新中國初建，人心振奮，三產復興，但自然災害仍不時發生，災損仍很嚴重(見表1、2)。從表1中1949-1976年所列的9次巨災，其中共有4次洪水和1次暴雨，這是27年內數量最多的災類。其次是1959-1961年3年全國連旱的大災，死亡無計，約百萬人以上。再就是1966-1976年，中國大陸東半部710級以上地震連發十余次，其中有3次造成5千人以上死亡，特別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人24萬以上。建國初期27a內洪水、干旱、地震這幾類災害共死亡300萬左右，直接經濟損失近千億人民幣。

從表2中1988-2004年所列的9次巨災，在16年內洪水5次，臺風3次，旱災1次。其中還是洪水次數最多，臺風災害增多，但1次干旱災損則明顯減低，也沒有發生重大的震災。這16年內，9次巨災共造成5000余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則高達1664億元人民幣。

比較上述兩個時段的災情，前段死人300萬左右，約6倍于后段，但直接經濟損失，前段只3次巨災加起來約800億元，其余6次加起來不足200億元。前后恰好明顯地表現出，前期減災能力的建設還是剛剛開始，比較薄弱，經濟建設也還開始不久，加之社會動蕩的影響，經濟發展還很緩慢。而后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社會發展和減災能力的提高，明顯地減輕了災民的死傷，但直接的經濟損失也高出了前段近5～6倍。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自然災害造成的死傷人數與直接經濟的反比關系則更為明顯。

此外，必須要說明的是，前些年雖然取得了一些預報地震較成功的經驗，但目前還沒有充足的監測和機理性的預報能力，無論是宏觀的地表現象，還是地下的微觀動態，都還處于或然判斷狀態。筆者認為，對于人口密集、經濟指數增長率高和可能有較高地震風險的大、中城市，著實還要加強針對性的減災預案和相應的防災訓練。

自然災害，無論是可測的臺風、可見的暴雨、可避的風沙和洪泛等等災事，在現今減災能力的條件下，都可能減輕災害的一大部分，尤其是近年監測災象和抗御災情的工程措施已有了較好的工作基礎，社會減災組織和能力也有所提高，但是對于兩三天之內災情即要快速發作的形勢下，必須要采取應急預案的有效行動，需要像對待急病發作的狀態，施展方方面面的社會防災與減災的功能，尤其是對于大陸內有六百余座幾十萬人口以上的城鎮，突然在幾十秒鐘之內遭受中、強地震，甚至是巨大地震，不免會造成幾百、甚至幾千、幾萬人以上的死傷，經濟基礎也會遭受種種破壞。這種急速發作的震災，災前預知的能力是薄弱的，災時各類建設的抗御能力也不是高標準的。城市的領導者必須要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要更加關注危房，提高新建工程的適度標準，以求擴大減災的效能，組織好應急預案，大力發揮自救和部隊的快速營救，做好安撫災民和社會的復興工作[1]。

3關于綜合減災工作的構想

新中國成立后，針對各類重大自然災害的發生，逐步成立了農業部、建設部、水利部、氣象局、海洋局、地礦部、地震局、林業部等8個單位兼職或專職從事減災科技工作。在四五十年持久的努力工作中，它們都是以單部門的組織形式開展工作：①開展關于單類災事孕育的過程和災害的機理性研究；②建設相關的工程抗災工作；③開展非工程性防災教育和演練；④指導應災的避災行動；⑤災區領導啟動各類救災行動預案和組織；⑥災區政府負責災后重建和社會復興的安排。如此，減災能力逐步提高，幾十年來已取得了諸多減災經驗和對災害機理的認識，減少了大量的災事傷亡以及與GDP直接相關的經濟損失的比例。但是，多年來無論是關于多災類孕育過程的監測和相關數據信息的采集，還是減災科普教育和演練，以及減災預案的設計，往往是由不同災類、不同減災部門分別組織開展，所以不免要發生多種減災類別之間的重疊、浪費，甚至是數據、信息之間的不統一，引起不同部門之間統計災情、預測方向和預測強弱的差異。同時，多部門的獨立減災研究也會長期固守在傳統學科較少交叉的桎梏之中。為此，1988年地震局、氣象局、水利部、海洋局、農業部、林業部和地礦部等7個部門的科學家向科技部提出了組織自然災害綜合研究小組的建議，后經科技委、計委、經貿委三委辦公廳協議，于1989年正式批準了自然災害綜合研究小組，并立項開展“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減災對策”，于1994年正式發表了《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減災對策》[2]，繼而于2004年正式發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3]。前者，是由7個專業減災部門的二十幾位專家匯集各部門近50a觀測研究的結果，集成全國各類災情的總況圖表和長期災害史的綜合年表。此間綜合研究中提出了可以統一標度各類災情強度的“災度”概念，這是我國第一次以災害死亡人數和直接經濟損失兩個指標來劃定其中有一個指標達到巨災標準即可列為巨災，而任何災情的巨、大、中、小等災事的等級也可分別地給以界定。這是第一次走向自然災害統一“災度”的標準。此后，我們探討了自然災害社會學研究，以省域為單位和以災情自然分區為單位，劃定兩類分區內多年、多類的災度大小和災事頻率的等值線，從而劃定自然災害多年災情的平均死亡數和直接經濟損失平均值都可以分別標定的災度，這是我們在2004年發表的《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系統表達的綜合災情標度[425]。

4多災相關的災害鏈

多災事件在時間上、空間上和在發生機理上密切相關的災害鏈發，可以構成一個自然災害鏈，這是一些自然災害之間彼此成組發生的群發災害鏈。目前我們可以舉出3組比較明確的自然災害鏈：①暴雨為主的災害鏈；②干旱為主的災害鏈；③地震為主的災害鏈。

我國大陸區幾十年平均的降雨量，大致可以500mm的年均降水線分為東、南和西、北兩大區。(1)東、南區包括沿海帶和華南、華北與一部分東北的平原、低山和中山區。七大江河下、中游，人口稠密，經濟發達和中等發達，大、中、小城市約占500～600座左右。此區災害鏈主要是近海襲來的臺風、陸內季風帶內的暴雨、山崖陡面的滑坡和主、次支流下、中游的洪水。這4個方面的災情即可能是鏈發，也可包含成災過程中的并發或群發。臺風對沿海港灣內船艦的危害首先是風浪；陸內暴雨的危害程度主要取決于降水量的強度和時間長短；山體崩滑的規模主要決定于巖坡和碎崖承受暴雨的穩定度；而洪水的防御則在于城鎮和鄉野湖水位抗洪排疏工程的能力水平。這個災害鏈起因于風雨交加，成災的防御則在于疏導措施的能力與水平。大陸東南區災度的三要素人口、經濟、災強都是大陸內最多、最強、最重的，工、農、商貿也是承受災害最大的，為此，必須把本區的經貿發展與減災力度正負相提并論地加以思考、加以安排。再者，華南、華北、東北幾個“大糧倉”，雖然農事的發展現今已有增產的保障，但本區時而發生的春旱、夏旱、秋旱仍然不斷威脅著糧食的自給。南方與北方多水與少水的差異也日漸尖銳，甚至湖區邊沿的裸露失水亦日趨嚴重，仍不得不去全局思考南北水量的系統安排。(2)大陸的西、北地區，地域廣闊，高原窄谷，風沙遍地，干旱為主。妨礙本地區發展的自然災害，長期以來就是多年的干旱、風沙和冰水的時泛、時枯，從而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西北農業，乃至人口與礦業的發展。西北黃土高原地區，歷來經受降雨沖溝松土流失的病患。西北地區沿東北方向的森林帶，目前已強力開展了退耕還林的政策，獲得了明顯的效果。但本區林帶的防火減災對策還是十分需要關注的，因為全球溫度的增升已造成近期幾次洲際性的大火災。總之，西北地區與中亞大陸和非洲毗鄰，構成一條全球最突出的干旱帶。中亞高山多脈，冰峰多脊。由于全球增溫，融雪明顯。冰山失水，農林旱土，水土流失，生態脆弱帶擴展等等，是中亞區一條長期發展的災害鏈。與此鏈相關的我國青藏高原及其外延地區，干旱、風沙和長期缺水的重大民生問題尤其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中國大陸區第三個災害鏈是地震與民建的關聯。中國大陸區是世界上內陸地震活動面積最廣、震級最強和頻次最高的地域。人類有史以來凡有民居建筑遭受地震破壞的都是一種震災。如今社會城鎮發展，人口日趨集聚，現代經濟高速發展，所以地震與城市的災害關聯也日趨緊密。這個災害鏈也是由3個要素構成的：一是城鎮人口的增加，二是經濟發展的提升，三是地震對城鎮風險度的提高。前已述及自然災害統一強度的“災度”，它是由災民死亡的多少和直接經濟損失的強弱而界定的，所以居民密度愈高、經濟發展愈快，在同級地震的作用下“災度”也愈大。如今我國大、中城鎮發展數量已超過600座，其中有500多座遍布在東南地區。雖然東部地震次數只是西部地震次數的1/9，但東部地區城鎮遭受震災的幾率仍遠遠高于西部，震災的災度也必然高于西部。尤其是東部地區城鎮建筑的標準還不能都達到理想的抗震標準，許多較老城市建筑也還無力加以更新。所以，幾百座城市仍有遭災隱患，東部地區受災強度將會是比較高的。1989年以來筆者與7個減災部門的朋友長期共同探討推進綜合減災的途徑，已逐步完成了《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減災對策》和《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等等，特此向高慶華、周魁一、楊華庭、葉志華、張業成、張寶元、張錫津為代表的諸多同仁，致以深深的謝意。同時對與我們同期著手開展綜合減災工作的中國減災委專家委員會負責人王昂生和北京師范大學熱心開拓綜合減災事業領導人史培軍20余年來的合作和相互推動，致以真誠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