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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統籌全國協調發展，黨中央、國務院適時提出了“中部崛起”策略。為能抓住這一戰略機遇，在中部發展中有所作為，河南率先提出了“中原崛起”的口號，并于近期提出中原經濟區建設的設想，試圖在新一輪的競爭中走出“東西夾擊”的重圍。

然而，人們在談到中原崛起及中原經濟區建設時更多關注的是經濟的發展，認為這才是整個事情的著力之處。實際上，無論是中原崛起還是中原經濟區建設都是指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要建設中原經濟區，要在中部崛起中有所作為，就要優先發展教育。

因為教育是基礎工程，只有它才能提供經濟發展及其他社會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河南作為一個內陸省份，省內各區域間的發展也極不平衡，并且發展的差距仍在繼續擴大，因此，經常有人說豫東黃淮平原是中原經濟的局部“塌陷”區，因而也是中原崛起的“瓶頸”“和“軟肋”。事實上在我們看來，河南教育的發展才真正是中原崛起的“瓶頸”和“軟肋”，因為河南省的在校生人數居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之首，且大多數又在農村及經濟不發達的縣域，教育發展的不均衡現象異常嚴重，已經影響到社會公正價值的追求。正是這種情形，決定了能否把這些地方的教育搞好，將直接關系到中原崛起和中原經濟區建設的質量和效益。為此，在中原崛起和中原經濟區建設中必須要在教育的發展上進行統籌，實行“差別待遇”發展，對農村和“塌陷”地區進行弱勢補償。

一、從依存的現實看，需要對農村“塌陷”地區的弱勢群體進行補償，實行差別待遇發展

由于河南的城市化程度較低，農村學生在全省所占比例很大，解決好農村學生的在校學習問題不僅能為河南的教育崛起奠定基礎，而且還能為解決好“三農”問題找出突圍之路，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更多、更好的人才，這也是新農村建設和發展的基石。

農村的辦學條件與城市的辦學條件不可同日而語，這不但是城鄉間不協調之表現，也是促使其在未來發展中差距繼續增大的潛在因素，是中原崛起的不和諧之音。社會發展的最大不平等是人才培養上的不平等，因為人才的發展不僅關系到眼前的“脫貧”,而且還關系到未來的“脫愚”。

從河南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在中原崛起之路上我們已具備了對豫東黃淮“塌陷”地區和農村教育進行劣勢補償的財力。

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全省生產總值達到22942.68億元，比上年增長12.2%。財政總收入2293億元，增長19.3%；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381億元，一般預算支出3413億元，分別增長22.6%和17.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6585.85億元，增長21%；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3166.68億元，增長35.9%；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893.46億元，增長19%。這是河南經濟發展上的縱向比較，簡單的數字明示出河南的經濟已逐漸走出困境，彰顯出中原崛起的應有姿態，也為中原崛起提供了物質條件。

再通過橫向比較看河南在全國中的發展情況，根據當前各省公布的GDP（億元）數據顯示：2010年河南居于全國前列，僅次于廣東、山東、江蘇、浙江等一些經濟發達省份。在河南的經濟發展史上，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情形。

綜觀河南經濟發展的狀況，完全有實力在中部崛起中托起農村和“塌陷”地區的教育發展，它將為中原教育的崛起奠定基礎。

二、從社會正義的價值取向上看，需要對農村和“塌陷”地區的弱勢群體進行補償，實行差別待遇發展

2007年3月16日，總理在答記者問時曾擲地有聲地說：“讓正義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要價值。”何為正義？正義并不是指絕對的公平，公平只是它追求的應有之義之一，它最大的意蘊應是在公平分配中如何照顧到那些因公平分配給他們帶來不利的弱勢群體。在這里羅爾斯的“最大最小值”規則給了最好的詮釋。羅爾斯認為，在平等地分配權利和義務的基礎上,如果某一種不平等的分配能夠給那些“最少受惠者”帶來利益補償,那么,這種不平等的分配就是公平的。顯然，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平等地分配權利和義務，就不可能出現不平等的分配。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平等地分配所有的權利和義務是不可能的。因此,羅爾斯的“最大最小值”規則更為現實的表述是：在盡可能平等地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基礎上,如果某一種不平等的分配能夠給那些“最少受惠者”帶來利益補償的話，那么，這種不平等的分配就是公平的。

羅爾斯的不平等分配中的“最少受惠者”原則給我們指出了在探尋中原崛起中教育建設之出路時如何追求社會正義。在對教育的投入上不能再按地區平均分配，因為豫東黃淮地區已成為中原崛起的“塌陷”地區，農村地區的教育發展也極為落后，它們在教育的發展上與中原城市群不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如果這時還實行平均分配，那對這些地區的發展就是極大的不公平。中國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袁桂林曾說，在起點相距很遠的條件下，如果我們仍實行教育投入分配的無差別對待，實際上就是一種嚴重的不公平。

由此看來，在探尋中原崛起教育之路徑時，我們對教育的投入必須在市場訴求的公平上有所弱化，應通過政府的有形調控手段對農村及豫東黃淮“塌陷”地區實行傾斜，使他們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中受益更多，從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之訴求。

我們應該把促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的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權利，關鍵是機會公平，重點是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扶持困難群體，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邊遠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傾斜，盡可能縮小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主要責任在政府，全社會要共同促進教育公平。

三、中原經濟區的教育振興之路——實行差別待遇、弱勢補償模式

中原崛起的號聲已經響起，并且已走過了堅實的幾年。為真正實現河南全面發展的中原經濟區建設，中原的教育必須有所作為，尤其是河南農村和豫東黃淮地區教育的發展要有新的起色。在國外一些國家的教育發展史上也曾有過類似的實踐：20世紀60年代，英國對教育處境不利的地區和人群制定了“教育優先區”的政策，采用了“積極差別待遇”的教育機會均等方式；上世紀70年代，美國對少數民族則出臺了“補償教育”的政策。這些都可供我們借鑒。

為此，針對河南的具體情況，我們也應及早有所應對：

（一）省政府一級的基礎教育投入主要撥付給農村和豫東黃淮“塌陷”地區

應該比照國家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支持“塌陷”地區的縣市和農村地區的教育發展，在農村義務教育和城市義務教育之間，要中心外移，財力更多地投入到“塌陷”地區的縣市和農村基礎教育上。必須改變過去以城市為中心的投資傾向，要以“塌陷”地區和農村為中心，特別是以農村的弱勢地區、弱勢群體為中心，合理配置教育財政資源，加大對農村及貧困“塌陷”地區的投資份額。通過這樣“不平等”的教育投入，使在中原崛起中農村和“塌陷”地區的弱勢得到補償，使他們成為中原崛起戰略中的“最大受惠者”。只有利用政策的強制性特征，把國家的教育財政撥款傾向這些弱勢地區，才能使這些地區真正融入到中原崛起的大潮中去，最終實現河南在中部的崛起。總理曾說：“一個艦隊決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艘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艘最慢的船只。”如果我們改善了這部分地區基礎教育的狀況，就改善了整個河南的基礎教育狀況，就能真正實現中原崛起的公平和正義之目標。“河南要用發展贏得一個尊重”，這里的“發展”不僅是經濟的發展，基礎教育的發展也至關重要。如果教育水平上去了，人們的素質就會提高，而素質的提高往往會影響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這也是實現教育強省、實現中原崛起的必由之路。

（二）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要加大對本區域內農村和邊緣市縣的基礎教育的支付力度

中原城市群建設是中原崛起的排頭兵，它的發展尤其是教育的發展能起到很好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況且中原城市群的經濟發展都不錯，是河南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基礎教育的發展應是中原城市群極力打造的一環。我們要充分利用上級政府給予的綜合配套政策，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力爭使本區域內的農村和邊緣市縣的教育也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要利用本區域的財力改善弱勢地區的教育條件，使弱勢地區成為中原城市群建設中的受惠者，從而造就本區域的教育公平和正義。

（三）中原城市群對“塌陷”地區的教育發展進行對口支援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河南仍比較突出，中原各區域基礎教育的發展也不均衡。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在河南這一輪的發展中占有了先機，再加上原有的發展基礎較好，以目前的發展狀況完全有能力對“塌陷”地區的教育發展進行對口支援。這樣，中原區域間教育的發展就會協調，就能夠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彌補“塌陷”地區教育發展的弱勢。

我們相信，通過這幾種補償模式，能夠促使優勢地區的財富流向弱勢地區，徹底扭轉我省整個教育投入體制中的不公平現象。事實上，教育的發展本應是“中原崛起”的應有之義，只要我們能通過區域間教育發展的補償和政府的宏觀調控，就一定能走出中原農村和豫東黃淮“塌陷”地區教育發展的困境，在全省區域間實現教育的均衡發展，并最終為中原之崛起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