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唐前期驪山華清宮文學研討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近年來，隨著“都市學”的興起，研究者開始關注都市空間的布局演變與社會政治、文化的關系，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諸多可以借鑒的方法與成果。開元天寶時期的政局、文壇格局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向來是文史研究者關注的焦點與研究的熱點，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多數研究者在涉及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往往忽略了作為運作背景的空間問題，對于研究對象的人、物、事在具體空間的存在及其狀態缺少必要的關注。本文選擇與開天政局關系密切的驪山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吸收近年來考古發掘與考古復原的研究成果，嘗試從空間的角度對這個常見的論題重新審視，以求獲得新的見識，或者使已有的結論得到更為生動的觀照。

驪山位于唐長安東50里處，北距渭水10里，山因溫泉而得名。因為地處京畿，秦漢以來就有帝王臨幸洗浴的記載，北周宇文護與隋文帝楊堅都在此營建過行宮。唐初的幾代帝王也曾來此洗沐狩獵。貞觀十八年，唐太宗命姜行本等人在此營建行宮和御湯，名為湯泉宮，并撰《溫泉銘》。［1］204此后，凡游幸驪山的后代帝王都有賦詩唱和的篇什傳世，武后尤其是中宗均留下大量君臣唱和詩篇。唐玄宗繼位后，幾乎每年到此游幸洗沐。［2］171－181開元十一年，玄宗對湯泉宮又加拓建，改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溫泉宮改稱華清宮。天寶八載，在宮北建觀風樓，接受朝賀。［2］223－227九載，玄宗正式受朝于華清宮。集休沐、求道、聽政為一身，華清宮繼太極宮、大明宮與興慶宮之后，成為唐王朝的又一個政治中心。玄宗喜好文藝，上行下效的作賦吟詩之風風靡朝野。每次臨幸驪山，他總要帶上一群文臣儒士，賦詩唱和，華清宮由此也成為一個重要的宮廷文學中心。為了避免繁瑣的交待，本文以《唐五代文學編年史》［3］494－931為主要材料來源，對華清宮文學事件簡單編年。先天二年冬，玄宗閱武驪山，罷免郭元振。驪山首先成為他登位后宣示權威的地方。自開元二年始，玄宗頻繁往來驪山沐浴畋獵，與此相關的文學活動開始活躍。開元三年，蘇颋扈從驪山湯泉，有詩《扈從鄠杜間奉呈刑部尚書舅崔黃門馬常侍》，崔黃門即崔泰之、馬常侍為馬懷素。同年，盧懷慎從至驪山溫湯，望秦始皇陵，作詩，張九齡和作《和黃門盧監望秦始皇陵》。四年二月，姚崇扈從驪山溫湯，應制作喜雪詩，蘇颋作《扈從溫泉奉和姚令公喜雪》，張九齡與蘇綰都有和作。本月二十一日，李乂自新豐扈從還，作扈從詩十韻示蘇颋，不久死，蘇颋撰文紀其事。十二月，姚崇從至溫湯，作詩懷盧懷慎，蘇颋和之。七年，張說自幽州入朝，陪至驪山溫泉，作《宿直溫泉宮羽林獻詩》。十五年，玄宗東巡西歸，至溫泉宮，做《溫泉歌》，張九齡和作《雜言奉和圣制溫泉歌》。十二月，張說扈從驪山，作《溫泉馮劉二監客舍觀妓》。同年，玄宗登驪山石甕寺，賦詩，使群臣和之。天寶元年十月，孫逖扈從驪山，作《奉和登會昌山應制》。此年，王維扈從溫泉宮，有和李林甫詩《和仆射晉公扈從溫湯》。三載冬，玄宗登驪山朝元閣，賦詩，群臣屬和，以席豫詩為工。錢起《和李員外扈駕幸溫泉宮》，李員外即李林甫，也是在天寶初。天寶三載以后，可以確切系年的驪山文學活動不見記載，驪山的文學活動趨向沉寂。以上羅列的只是有確切編年的文學活動，但足以對已有研究形成照應。首先，驪山文學活動的發生是因為玄宗的頻繁臨幸，玄宗雖然是驪山文學活動的核心人物，但起到組織和領導作用的卻是幾位富有文名的宰輔。其次，以宰相為中心的中樞朝局的變化構成驪山文學活動前后相接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開元前期，以姚崇、蘇颋為中心;第二個階段是張說、張九齡為中心的開元中期;第三個階段是以李林甫為中心的開元末到天寶中期。這種劃分照應了玄宗朝以宰相為中心的政局發展與盛唐文學發展的對應關系，這是已有研究成果的共識。第三，進一步分析會發現，在李林甫為相期間，驪山詠唱也分為兩個時期，而文學活動比較活躍的時期出現在張九齡罷相后至天寶三年。天寶三年以后，無論是玄宗還是臣下，集體唱和的場面很少出現。可以從兩個方面解釋這個問題，首先，李林甫為相之初，為投玄宗所好，同時也為籠絡人心，樹立權威，他也以組織者的身份主持這種文會。天寶二載，李林甫在昭應私邸舉行宴會，孫逖有《奉和李右相賞會昌林亭》，會昌林亭即李氏的昭應私宅。其他的參與者已不可考，但其中有“作京雄近縣，開閣寵平津。地勝林亭好，時清宴賞頻”［4］1196句，可知這種形式的文會在李氏昭應私宅里經常舉行。李林甫聚集當朝政要“以文會友”，并不是李林甫對文學感興趣。在崇尚文學的唐代宮廷，尤其是文儒政治一度占上風的玄宗朝，吟詩作賦對于政客來說是一種必備的技藝。李林甫缺少作好詩的詩才，但具備作詩的能力，除存世的三首應制唱和詩外，與張九齡、孫逖、王維、高適四人唱和詩凡七首，其中唱和孫逖與王維的兩首詩都與驪山有關。當張九齡等宮廷文學活動的核心人物被排擠出京后，李林甫正好補上文壇宗主的位置，以配合其政治實踐，為其政治活動造勢。因此，李林甫在私邸舉行這種詩酒文會是其政治活動的幌子，但一定程度上使宮廷文學活動延續了一段時間。天寶五載，大權在握的李林甫為鞏固權勢，先后掀起幾次大獄，剪除異己。［5］335朝廷中一些富有能力與文才的官員或被殺，或被貶，或緘口，宮廷唱和的盛期已過，驪山的詠唱自然沉默。由一例可見，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八記，“(驪)山上起朝元閣，上常登眺。命群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出為一尉，竟不入而卒，士子冤之。”［6］70李林甫不但排擠朝中能文之士，甚至連在野文人也被認定為潛在威脅而擋在政治門檻之外。天寶六年在選拔通一藝以上者的考試中，由于李林甫操縱科場，致使參試者無一人及第，杜甫、元結就在汰斥之列。因此，在李林甫專權之后，無論是當朝文臣還是在野文士都被政治邊緣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玄宗晚年耽于聲樂仙道，天寶三年后，委政于宰相，尤其是在驪山聽朝后，年老體邁的玄宗對這種齊聲鼓吹的虛熱鬧已經失去興趣。因此，作為政治裝點的驪山詠唱在李林甫為相后期迅速的趨于沉寂也在情理之中。

天寶七年，時任御史中丞的楊國忠羽翼已經豐滿，開始公開與李林甫爭權奪勢。李林甫死后，楊國忠專權，宮廷文學活動尤其是驪山文學活動不但沒有恢復，反而更為沉寂。這也與當時發生在驪山的政治活動密切相關，要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得從華清宮的建制格局入手。華清宮本來僅是一座離宮，由于唐玄宗的格外垂青，其設計建造思想與都城頗為相近。根據考古勘測，華清宮與都城的格局類似，由三個部分構成，華清宮為宮城，宮城以上包括朝元閣在內的驪山山體為禁苑，而昭應縣城則為郭城。［8］521為了保證留駐驪山期間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以及政權安全的需要，皇室成員所在的宮殿在宮城內，隨行百官的宅第則在昭應縣城。隨著驪山政治地位的抬升，為了接近權力中心，文武官員紛紛在昭應城圈地建宅。《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天寶六載，……發馮翊、華陰民夫筑會昌城，置百司。王公各置第舍，土畝直千金。”［9］6883李林甫、楊國忠兄妹、安祿山得幸時，他們在昭應城都有宅邸。同書卷二一六記安祿山得寵之時，“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于昭應。”胡三省注:“時王公皆私置第于昭應，獨祿山以承恩，命有司起第。”［9］6900又，《舊唐書》卷一〇六:“國忠山第在宮東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秦國甍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2］3245因此，如同大明宮成為權力中心以后，長安的城市空間逐漸形成東貴西富、南虛北實的結構布局一樣，天寶年間，昭應“官城”格局的形成也具有“地緣政治”的意味，誰占據有利地勢誰就可以近水樓臺，占據爭寵弄權的制高點。一例可以說明，據《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下》，天寶八年冬十月玄宗幸華清宮，十一月，幸楊釗山莊。這些看似平常的事件傳達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訊息，天寶后期的權力開始向著有利于楊氏兄妹的方向扭轉。《資治通鑒》卷二一五，載此年十一月，玄宗又應楊釗之請，賜名國忠，恩寵漸侔于李林甫。這與失勢的李林甫形成鮮明對比，《資治通鑒》卷二一六:“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令林甫出庭中，上登降圣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9］6914李林甫設計出這個辦法讓玄宗來其私邸顯然有他的政治圖謀，但玄宗最終沒有成行，只能到驪山禁苑的降圣閣來俯視。實際上，玄宗到李林甫昭應私邸比上降圣閣便利得多。然而，如果玄宗親臨李氏私邸，其中的政治含義就會大有不同，所以有人出來阻攔，而阻攔他的人很可能是楊氏兄妹。又“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于床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后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出覆面。”［9］6914晚年李林甫雖然失權，但依然留居昭應，楊國忠到昭應李宅刺探實際上等于完成一次權力交接。無論是李林甫還是楊氏兄妹，他們的昭應第宅都是政治活動的重要據點。李林甫死后，驪山仍然是權力角逐的最前沿，《舊唐書》卷一〇六《陳玄禮傳》:“天寶中，玄宗在華清宮，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宅。玄禮曰:‘未宣敕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玄宗為之回轡。”［2］3255又《張安生墓志銘》記:“(安生)以天寶十三載冬十一月十日扈從，薨于昭應縣之官第也，享載七十有一。初公染疾城中，將赴湯所，左右留勸，作色不從，曰:‘吾已知難保者命，但殞隨□君側，以表忠誠，……使魂歸帝鄉之路，心存皇闕之下，愿之足矣。汝等勿違。’”［10］1716黃永年從這兩則史料中解讀出天寶年間宦官掌控禁軍的史實。［11］240如果從驪山政治空間的角度來分析，這些材料也是李林甫去世后，楊氏兄妹與高力士之間權力爭斗的反映。尤其是通過張安生的言行可以看出，天寶晚期的驪山宮廷已經成為政治敏感區，占據有利的地理位置自然形成政治上的優勢。自李林甫大權在握之日起，驪山就已經成為政治的角逐場，而楊國忠取代李林甫后，驪山的政治斗爭沒有絲毫消歇的跡象。在這種情況下，驪山的文學活動不但沒有復興，反而更為沉寂。楊國忠的為人及發跡經過進一步說明這一狀況，史傳記載中的楊國忠是“粗鄙”之人，據《舊唐書》卷一〇六:“國忠無學術拘檢，能飲酒，蒱博無行，為宗黨所鄙。”［2］3241無論是輔政還是為文，較李林甫又下一等。在依靠楊貴妃這層關系于政治上得勢后，楊國忠只能變本加厲地扶持親信，排斥異己，使得已經邊緣化的文人離政治中心愈來愈遠。［11］在史籍記載中，楊氏兄妹除了弄權固寵之外就是荒淫行樂。作為政治的附庸，宮廷文學活動是宮廷政治的晴雨表，天寶后期的宮廷在這等人把持之下，驪山宮廷文學活動趨于完全沉寂也在情理之中。韋氏山莊文學活動的興衰可以進一步說明這一過程。

韋氏山莊是韋嗣立與其兒子韋濟、韋恒兩代人所經營的驪山別業，位于驪山西南山麓。韋嗣立為武后、中宗、睿宗三朝重臣，也是中宗宮廷文學圈子的主要成員之一。韋濟、韋恒則是玄宗政壇與文壇的重要成員。韋氏為京兆大姓，又是文學世族，韋嗣立與其兄韋承慶屬京兆逍遙公房，《舊唐書》卷一〇二《韋述傳》:“自唐已來，氏族之盛，無踰于韋氏，其孝友詞學、承慶、嗣立為最。”［2］3185韋氏驪山別業本來與驪山宮室沒有關系，［13］164－166但因為在驪山，且風景秀麗，又距湯池不遠，所以韋氏山莊自建成起就名噪一時。杜佑《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記:“神龍中，故中書令韋公嗣立驪山幽棲谷莊，實為勝絕，中宗愛女安樂公主恃寵懇求，竟不之許，曰:‘大臣產業，宜傳后代，不可奪也。’”［14］2160韋氏山莊是韋氏家族宴聚友好賦詩唱和的地方，同時，因為與驪山行宮的地緣關系，往往成為帝王游幸驪山湯泉后的又一個駐蹕之處，張說、張九齡、王維等在朝文臣都曾參與韋氏山莊的文學活動，因此，韋氏山莊的文學活動也成為宮廷文學活動的一部分。《唐詩紀事》卷一一記:“嗣立莊在驪山鸚鵡谷，中宗幸之。嗣立獻食百轝，及木器藤盤等物。上封為逍遙公，谷為逍遙谷，原為逍遙原。中宗留詩，從臣屬和，嗣立并鐫于石，請張說為之序，薛稷書之。”時間是景龍三年，參與者張說、李乂、沈佺期、蘇颋等人都是中宗時期的重要文學侍臣。［15］154張說《東山記》有“百神朝于谷中，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斾焰野，縱觀空巷，途歌傳壑”［14］1005之語。此次唱和雖然僅是中宗時期宮廷眾多文會中的一個，但因為韋氏的特殊家族背景與驪山的特殊地理位置，對韋氏家族以及韋氏莊園甚至驪山文學活動都產生直接影響。除驪山別業外，韋嗣立在洛陽龍門也有莊園。先天元年春，韋嗣立作《偶游龍門北溪忽懷驪山別業因以言志示弟淑奉呈諸大僚》，和者有張說、崔泰之、崔日知。崔泰之和詩有“關塞臨伊水，驪山枕灞川。俱臨隱路側，同在帝城邊。”［4］990句。《唐詩紀事》卷一四記:“龍門北溪，韋嗣立山居在焉，諸公賦詩，奉古時預酬唱之末，張說序……”［15］214此時韋嗣立已離開驪山別業，唱和者多是被排拒在驪山宮廷唱和圈子之外的前朝舊臣。開元七年，張說在《中書令逍遙公墓志銘》還特別提到韋嗣立“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14］1037的活動。此后，驪山莊園為其子所繼承，聚會宴賞活動仍在進行。王維有詩《韋侍郎山居》、《韋給事山居》，其中的韋侍郎與韋給事是韋嗣立的兒子韋濟、韋恒，山居之所即韋氏的驪山山莊。韋氏兄弟不但繼承了韋氏山莊，而且延續了韋氏山莊的文學活動。王維有詩《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其中的韋主簿與韋嗣立一支的關系不得而知，從其中“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云才”［16］180句看，此詩作于開元中期，此時王維與韋氏還沒有進入或剛剛進入驪山宮廷的文學圈。王維詩《同盧拾遺韋給事東山別業二十韻給事首春休沐維已陪游及乎是行亦預聞命會無車馬不果斯諾》，其中盧拾遺為盧象，是開元時期的重要詩人。其中的“側聞景龍際，親降南面尊”［16］15句就是指中宗臨幸韋氏山莊之事。開元二十五年春，韋氏山莊舉行了一次規格僅次于景龍三年的聚會，除皇帝沒有參加外，這次聚會匯集政壇與文壇上的眾多核心人物，時任右補闕的王維參與其事，作《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于韋氏逍遙谷燕集序》。據此序，參與者有太子太師蕭嵩，左丞相裴耀卿、右丞相張九齡、少師韓休，少保崔琳、禮部尚書杜暹、吏部尚書李暐，吏部侍郎王丘等九人。［16］338張九齡已于前一年罷知政事，但無疑仍是此次唱和的核心人物，其《驪山下逍遙公舊居游集》應作于此時。此次活動是張九齡在朝期間的最后一次驪山宴集，此年四月，張九齡貶官荊州長史。與這次活動形成比較的是，在張九齡貶官之后，韋氏山莊又有一次聚會，盧僎有詩《奉和李令扈從溫泉宮賜游驪山韋侍郎別業》，其中韋侍郎即韋濟、李令即李林甫。從題目看，李林甫等人扈從華清宮之后，再到韋氏山莊。其它參與者已不可考，但無疑李林甫是核心人物。從詩中“多慚郎署在，輒繼國風余”［4］1071句看，詩人儼然把以李林甫為首的這次文會看作是官方文學活動的延續。此次文會王維是否參與已不可知，但自張九齡罷相，王維意志趨向消沉，開始營建輞川別業，寄情山林佛禪。天寶元年，王維曾扈從驪山，作《和仆射晉公扈從溫湯》。此后，在驪山的宮廷活動再也沒有出現。韋氏山莊天寶時期的活動可以據韋述撰《韋濟墓志銘》考察。據墓志所記，韋濟“夙尚儉夷，雅重林泉。”他在京的時間在天寶九載至十三載之間，“跡雖在于寰中，心不忘于物外。霸陵驪阜之東谷，成皋岸邑之西原，二墅在焉，皆先大夫之所創也。……君恭守舊業，世增其勤，筑場開圃，育蔬蒔藥。……每至歲時伏臘，美景芳辰，良朋親密，第如其所。……其所游者，若吳郡陸景融、范陽張均、彭城劉升、隴西李勝期、京兆田賓庭、隴西李道遂、邃之族子峴、河東裴僑卿、范陽盧僎等，皆一時之彥。”

其中李峴曾與張九齡唱和，盧僎天寶初曾與李林甫唱和，張均為張說之子，這些人是天寶后期政壇上比較活躍的人物。可見，直到天寶末，韋氏山莊的宴集活動還是比較頻繁，但隨著張九齡、王維的淡出，由于缺少文壇上具有影響力的人物，處于政治邊緣的韋氏驪山山莊的文學活動也消歇，這也意味著隨著華清宮宮廷創作群體的消失，驪山的宮廷文人群體基本也不復存在。

作為玄宗朝政治亞中心，驪山華清宮的宮廷文學活動對在野文士的文學活動及文學走向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地理空間分析，這又得從玄宗三次“移宮”說起。先天二年，即太極宮繼位后的第二年，玄宗遷往大明宮。實際上，高宗龍朔三年，大明宮就因更有利的地理位置與居住條件替代了太極宮。政治核心由太極宮至大明宮的遷移表明，隨著唐王朝統治地位的鞏固、國力的上升以及城市的繁榮，長安城已經由注重象征性的禮制型城市開始向適合居住的生活型城市轉變。［18］開元十六年，興慶宮建成，玄宗此年正式遷到興慶宮聽政。個人化的興慶宮不能滿足玄宗晚年奢靡生活的要求，隨著享樂求道之心的膨脹，驪山又成為他的下一個頤養作樂之地。由一年一次到臨朝聽政，再到天寶九載正式聽政，驪山華清宮成為天寶后期僅次于興慶宮的又一政治中心，再次成為天寶時期民眾關注的焦點。根據文物工作者繪制的《唐華清宮遺跡分布圖》，華清宮位于海拔452．6米至500米之間，昭應縣城在海拔448．5米至427．8米之間，兩者之間即是橫貫其中的京洛大道。在京洛大道上，在昭應縣城中，在驪山山下，華清宮中的建筑甚至宮中的一些活動都可以看到或聽到。因為地勢原因，所見所聞比在興慶宮之外的見聞更為清楚。華清宮的宮殿布局與建制進一步打破了傳統宮殿布局建制中固有的居中、對稱以及環環拱衛的隔離原則，而更趨向生活化與舒適性。由興慶宮到華清宮，政治中心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顯露出來，宮廷與民眾的距離前所未有地拉近。但華清宮與興慶宮還是不同，它畢竟只是一所離宮，雖然天寶后期玄宗也臨朝聽政，但休養求道是其留駐驪山的首要目的，由此，華清宮的政治色彩與等級觀念甚至遠不如興慶宮鮮明，其宮廷活動更體現出“娛樂性”的特點，這種世俗化的宮廷活動需要各種有專長的人來應景，如音樂、繪畫、舞蹈甚至仙道之士，而詩賦唱和的局面更少不了文士的應和鼓吹。為了體現野無遺才、才以盡用的局面，驪山宮廷文學圈內吸納了一部分富有文采但品階低微的文吏甚至尚未釋褐的寒士。尤其是張說、張九齡為相期間，這種情況更是如此。與此同時，玄宗頻繁游幸驪山，游幸驪山則必詩賦唱和，由于開放的地理位置，這些唱和活動和唱和作品能夠迅速傳播到民間，在事功思想極強的開天時代，對寒庶之士來說，這是莫大的誘惑。近在咫尺仰而視之的華清宮使在野文人產生了強烈的以文進用的用世思想。作為政治空間的驪山由此成為時代象征，扈從驪山，獻詩獻賦成為時代呼聲，而以文擢用，平步青云則成為當時文士一種共同的時想，盛唐氣象在驪山朝野的齊聲詠唱中得到充分的顯現。隨著玄宗用人策略的不斷變化，在中樞政局不斷潛替消長的情況下，在野文人“驪山獻賦”的可能性與可行性有多大，驪山政局對宮廷外的詩壇產生多大影響?這些問題需要具體分析。最近出土的《崔尚墓志》記:“會駕幸溫泉宮，獵騎張皇雜以塵霧，君(崔尚)上疏直諫，詔賜帛及彩九十匹。獻《溫泉詩》，其略曰:‘形盛乾坤造，光輝日月臨。愿將涓滴助，長此沃堯心。’”［19］112崔尚當時只是補闕微職，其《溫泉詩》也乏善可陳，但此詩卻是近年來僅見的墓志存詩。墓志一般記志主生平大事，崔尚不但盡職勸諫而且還有機會獻詩，而獻詩與勸諫一樣都是志主無上的榮耀，所以其后人特意要把獻詩之事與所獻之詩刻石銘記。

《開天傳信記》又記，天寶初，玄宗游驪山。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玄宗“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愿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遂授以宮衛佐而止焉。”［20］59不管此記載是不是小說家杜撰，故事的出現與流傳本身說明接受它為真事的社會背景是存在的，而李白的經歷可以與劉朝霞事例比讀。天寶元年，文名已盛的李白應詔入京，待詔翰林，得以扈從驪山。此時的詩人躊躇滿志，有三首溫泉詠唱詩存世。其《侍從游宿溫泉宮作》詩曰:“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卷夜云。嚴更千戶肅，清樂九天聞。日出瞻佳氣，蔥蔥繞圣君。”［21］1167其《溫泉侍從歸逢故人》又有“漢帝長楊苑，夸胡羽獵歸。子云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揺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21］627句，詩歌的內容與格調不出當時驪山應制唱和詩中共有的歌功頌德與感恩戴德，得意得志之態也溢于言表。但其《駕去溫泉后贈楊山人》除有“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21］625的輸忠表白外，還有“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后相攜臥白云”的個人感言。在事功性呼喊淹沒一切個體聲音的時候，李白的這一詩句是驪山詠唱中難得的別調。然而，天寶三年，還沒有“盡節報明主”的李白因為宮廷難以容身，上書請去。玄宗以“非廊廟器”，賜金準他離京。其詩《東武吟》是其離京時作。詩中對自己三年翰林生活作了回顧，把扈從驪山獻賦華清宮視為這段時間最自豪的經歷，其中有云:“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煙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依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楊子云，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21］389李白進入宮廷是玄宗后期以文見用的少有的成功個例，但其后來的被排斥出宮廷也反映了這些文士進入權力層后所面臨的尷尬與困惑。天寶時期的政壇，無論是李林甫，還是楊國忠掌權，已經容不下富文才但又少禁忌的文士，更何況李白這種張揚狂狷之徒。錢起的經歷同樣如此，其詩《溫泉宮禮見》有“滄溟不讓水，疵賤也朝天”［4］2651句，此時錢起尚未釋褐。后又有《奉和圣制登朝元閣》《和李員外扈駕幸溫泉宮》。但不止一次的獻詩驪山并沒有改變錢起的命運，作于天寶八年的《贈闕下裵舍人》仍有“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髪對華簪”［4］2675的感嘆。相對于李白與錢起的失意，更多的文人在禮贊艷羨與失落嗟嘆交織的復雜心境中吟唱著驪山。開元末天寶初的驪山詠唱詩句《宿灞上寄侍御玙弟》，是詩人王昌齡開元末離京時宿灞上時所作，詩歌寫到玄宗臨幸驪山的情景，有曰:“孟冬鑾輿出，陽谷群臣會。半夜馳道喧，五侯擁軒蓋。是時燕齊客，獻術蓬瀛內。甚悅我皇心，得與王母對。賤臣欲干謁，稽首期殞碎。”［22］133綦毋潛《送章彝下第》有“長安渭橋路，行客別時心。獻賦溫泉畢，無媒魏闕深”［4］1369句。李頎《送李回》有“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不睹聲明與文物，自傷流滯去關東”［4］1362句。天寶二年冬，劉長卿赴長安應舉，經驪山，有詩《溫湯客舍》，其中有云:“君門獻賦誰相達，客舍無錢輒自安”［23］38句。盧象《駕幸溫泉》有“此日小臣徒獻賦，漢家誰復重揚雄”句，也有“千官扈從驪山北，萬國來朝渭水東”［4］1219句。岑參《送祁樂歸河東》詩中所述“往年詣驪山，獻賦溫泉宮。天子不召見，揮鞭遂從戎”。［24］36開元盛世光影下的驪山為一小部分文人提供了展示文采的機會，但這足以激發文士用世的熱情，表現在這一時期的驪山詠唱中，天然的具有了一種失落但不落寞、感傷但不消沉的時代基調。

天寶三年后，隨著開元詩人離去或沉寂，杜甫、岑參、高適，以及錢起、劉長卿等人成為天寶后期京城詩壇的新生力量。他們身處下層，或待仕，或剛剛釋褐，詩文唱和與詩賦投謁成為他們在京城的主要活動。在開元清明政治的余輝中，雖然憑文才擢用已經成為盛時的追憶，但獻賦驪山仍是自我勉勵的豪言壯語。儲光羲的詩作頗有代表性，其《群鴉詠》詠的是盤桓在驪山周圍的鴉雀，詩人把扈從驪山的侍臣比作鴛鷺，而把包括自己在內的寒士比作鴉雀。天寶七載，有人見李耳降于驪山朝元閣，詔改為降圣閣，儲光羲作《述降圣觀》予以響應。天寶九載，玄宗受朝華清宮，儲光羲又作《述華清宮》五首，其一曰:“上在蓬萊宮，莫若居華清。朝朝禮玄閣，日日聞體輕。大圣不私己，精禋為群氓。”［4］1375這種朝野上下“同執一辭”的論調如果在開元詩壇還有合理與積極的一面，然而，在朝政混亂、矛盾潛出的天寶后期，這種聲音顯得蒼白無力。儲光羲本以散淡恬靜的田園詩在開天詩壇上獨樹一幟，但涉及到這個功利化的題目時，卻無法走出“驪山獻賦”的固有套路，鮮明的個人色彩淹沒在政治化的言語中。隨著政局的變化，賦予驪山更具時代意義的任務落在了杜甫身上。天寶五載，杜甫來到長安，開始了他的十年長安求仕生涯。天寶六載，在選拔通一藝以上者的考試中，由于李林甫的操縱，杜甫與所有參試者無一人中第。杜甫開始積極奔走，企圖通過詩賦文才打通關節進入仕途。天寶十年，杜甫趁玄宗舉行大禮的機會，投獻《三大禮賦》，引起玄宗注意，待制集賢院，參列選序，結果在李林甫與楊國忠的權爭中不了了之。天寶十三年，杜甫進《封西岳賦》，鼓吹玄宗封禪華山，又進《雕賦》，結果都石沉大海。與同時代的文士一樣，杜甫同樣懷有扈從驪山獻賦華清宮的夢想，但他沒有得到任何機會。其詩《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東山氣濛鴻，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東山即驪山，對于玄宗游幸驪山同聲附和。其《天狗賦》序曰:“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捷，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14］1613以天狗為比，隱微的抒發了不得扈從、不見擢用的失落。天寶十一年，杜甫與高適、岑參、儲光羲、薛據一起登慈恩寺塔賦詩唱和，其中杜詩中有“惜哉瑤池飲，日晏昆侖丘”［25］104句。研讀者一般認為此處用王母宴飲瑤池暗諷唐玄宗與楊貴妃驪山荒淫享樂不理朝政。杜甫是否用瑤池指代驪山溫泉還值得進一步探究，但是，無論是影射還是暗諷，與同時唱和的詩歌相比，杜甫詩作表現出來的憂患意識標志著他已經游離理想化的盛唐詩壇。天寶十四載十月，杜甫授職河西尉，沒有就任，又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杜甫赴奉先探視因京城饑荒而寄住那里的家小，回家后得知幼子餓死。喪子之痛和行程所見所聞使得杜甫把多年的積郁通過《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25］270(下稱《五百字》)釋放出來。在自長安到奉先的這段行程中，詩人選擇了兩個地點作為起興對象。第一個就是黎明時刻的驪山，“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郁律，羽林相摩戛。”在唐人詩歌中，驪山華清宮第一次以陰森崢嶸的形象出現。通過“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的詩句，可見詩人已經意識到此時的驪山已經不是平民寒士平步青云的理想國，而是權貴佞幸醉死夢生的娛樂場。于是，詩人對賢愚不分的皇帝表示質疑，對禍國殃民的奸佞痛加批判。最后，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的感喟中，道出詩人既失落又失望的復雜心境。在這首詩歌中，驪山華清宮的高大光輝形象被顛覆，理想化的詩歌意象被具有批判傾向與感傷色彩的新形象代替。這一系列具有嶄新意義指向的地理意象標志著“獻賦驪山”時代的終結，它本來是以安祿山叛亂為標志的。然而，在安祿山叛軍摧垮盛世幻景之前，危機四伏的政局，個人不幸的遭遇，杜甫在驪山這個特殊地點提前宣告了一個新的詩歌時代的到來。從詩歌發展的歷程看，《五百字》不但是杜甫詩歌創作的轉折點，也可以作為唐詩政治演變的里程碑。在后來吟詠驪山的著名詩人中，無論是中唐的韋應物、白居易，還是晚唐的李商隱、杜牧;無論是感時傷懷，還是詠史諷今，他們的詩作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延續杜甫《五百字》創立的詩歌意象與詠懷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