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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與文學結緣歷史悠久，但旅游文學卻是改革開放以來伴隨我國旅游蓬勃發展而出現的新概念，其內涵和外延隨著旅游的發展都在不斷拓展。在大旅游語境下，廣義的旅游文學指內涵上以審美方式反映與旅游活動有關的內容的文學作品;外延上，不僅包括旅游者記錄旅游活動中見聞感受的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也包括那些并非在旅行過程中創作但以景觀為主要描寫對象的文學作品及與旅游景點或旅游服務等相關具有實際功用的旅游紀實作品。湖南旅游文學則是以當今湖南行政區域為限在中國旅游文學里框定出的一個特殊研究對象。有人認為，“中國文學有一半是旅游文學”［1］1。此說雖有所夸張，卻揭示了旅游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大眾化、多元化的現代旅游使我國旅游文學的發展速度、規模及社會重視程度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態勢。然而，當前旅游文學研究中，與地域結合的闡釋明顯不夠，在地域文學研究中，從旅游角度的考察也普遍欠缺。以湖湘自然風物、風俗民情、歷史傳統為主要表現內容的湖南旅游文學，既是湖湘文化的傳承者也是構建者。從它展示的湖湘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環境，及其表層顯示的審美風貌和深層貫注的藝術精神，可探尋湖湘人及異域作家在湖湘這一地域文化場中發現美、體驗美、營造美的方式，了解湖湘文化在作家審美心理中的積淀，在現代性對地域性的削減遮蔽越來越明顯的全球化時代，為文學保持鮮明個性和生命力尋找生長點。湖湘文化作為統一的民族文化的豐富和補充，在不斷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中，仍穩定地保持著自己的獨特性，賦予了湖南旅游文學鮮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一、意象符碼

唐浩明認為，“探索湖湘文化，不能離開兩個關鍵詞:一曰楚風，一曰湘學。”［2］楚風即楚地的風土人情，“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以屈原之作為代表的楚辭，就是形象地記錄楚風的典籍。據古文獻記載和現代考古發現，湖南原為古越人和蠻、濮等民族的居住地，春秋戰國時，楚人、巴人等楚國境內的民族隨著楚國征湘相繼進入并逐漸成為湖南境內的主體民族。大約形成于春秋戰國中期，吸收了周邊地區尤其是中原文化精華，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楚文化，無疑是湖湘文化的源頭。湖湘文化在此基礎上，吸收南蠻、百越等南方土著民族文化，并在與中原華夏文化的交流中融合，經過兩宋時期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理學派別———湖湘學派融會貫通而完成其自身建構，并隨著湖湘學說的傳播成為對我國宋以來尤其是近現代影響巨大的地方文化［3］。在此過程中，湖湘文化積淀孕育了一些內涵豐富的文化符號，它們與旅游主體的體驗、想象、情思互動相融生成一系列典型意象，活躍在湖南歷代旅游文學作品中，彰顯著湖湘文化獨特的形象特征與傳承活力。

1．楚騷屈賦———雅趣忠懷。

屈原流放沅湘是湖湘文化形成過程中的典型事件，其離騷、九歌、天問、九章等楚辭作品是楚文化的重要載體，借助其廣泛傳播，在歷代文人心里埋下了楚文化因子。他沅湘澤畔的行跡與歌吟叩問，更是借自沉汨羅的悲壯決絕完成了與沅湘山川甚至湖湘大地的完全相融，彼此生成互相成就。因此可以說，屈原是奠定湖湘文化底蘊的代表人物，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符碼［4］。人們置身這片神奇土地，耳聞目睹的任何物象都可能與屈原發生鏈接，從而使楚騷屈賦成為旅湘吟詠和書寫中不厭其煩的符碼，成為湖湘文化在旅游文學中最直觀的體現。劉禹錫“長沙地卑濕”的觀感及“屈平憔悴顏”的浮想(《謫居悼往二首》);李白“屈平詞賦懸日月”(《江上吟》)的欽羨;歐陽玄“欲作廟堂迎送曲，杜紅蘅碧盡離騷”(《過洞庭》)愁思恨縷對草木的灌注;李群玉“落日瀟湘上，凄涼吟九歌”(《湖中古愁三首》)的悲吟;釋惟虛“屈平詞賦在，騷韻不消磨”(《湘潭偶興》)、“詩社酒樓騷雅地，美人香草自風流”(《雨湖詞》)，“美人香草”、“騷韻”、“騷雅”楚騷文化的浸淫和流韻千古不廢……它們都源自對同一位先賢及其沅湘澤畔的行吟求索、懷石沉沙的悲壯自決的遙感共鳴，從賈誼的《吊屈原賦》開始，無論是異地入湘文人浸身湖湘山水間，還是湖湘本土文人重蹈屈原踐履之地，思緒都會自然而然地與屈原、屈賦等相關事象發生遙遠對接，或喟嘆悲悼其遭遇以比況自身，或贊其志趣高潔忠貞執著，或羨其藝術成就輝耀日月，屈原及其騷賦已成為后世旅湘文學書寫湖湘山川難以剝離的對象。

2．斑竹———至愛深情。

神奇的湖湘山川孕育了眾多瑰麗的神話傳說，舜帝南巡娥皇女英追隨至湘的傳說更是奠定了湖湘文化的獨特內蘊。傳說舜帝南巡久久不歸，他的兩位妃子娥皇女英追尋至洞庭湖，得知舜帝已死埋在九嶷山下，便天天扶竹凝望九嶷山痛哭，把這里的竹子染得淚跡斑斑，從此，這種帶有淚斑的竹子被稱作斑竹，又叫湘妃竹、瀟湘竹。痛不欲生的娥皇女英最后投身湘水，化為湘江女神，人稱湘妃或湘夫人。正所謂“虞帝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云水間。當時珠淚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高駢《湘妃廟》)凄婉的愛情故事一直吸引著文人騷客歌詠與贊美。繼屈原《湘君》、《湘夫人》之后，又有元稹“一枝斑竹渡湘沅，萬里行人感別魂”(《斑竹》)、劉禹錫“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清湘詞二首》)、黃庭堅“滿川風雨獨憑欄，綰結湘娥十二鬟”(《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李群玉“萬古一雙魂，飄飄在煙雨”(《湖中古愁三首》)、舒紹亮題寫的湘妃墓聯“君妃二魄芳千古;山竹諸斑淚一人”、“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七律•答友人》)、王俞、李元輝“情根萬劫總難消，帝女余悲寄碧條”(《天下眾山朝九嶷》)、廖奇才“斑竹有痕懷德澤，奇峰多彩競風流”(《游九嶷山》)、楊金磚“斑斑竹淚情難了”(《踏莎行•陪友人謁九嶷舜陵》)……圍繞這一傳說，形成了帝女、堯女、君妃、湘女、湘靈、山竹、斑竹等以斑竹為代表符碼的意象群，成為湖湘文化中多情、深情、專情、悲情的象征，不僅用來抒寫浪漫感傷的愛情，還常與屈賈并舉以隱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貶遷之情。

3．衡陽雁———羈旅情愁。

雁與衡陽的鏈接，早在張衡《西京賦》里就有“季秋就溫，南翔衡陽”之說，唐代朱慶馀的“暮天飛旅雁，故國在衡陽”(《旅中秋月有懷》)，認為衡陽就是大雁的家。“更憐歸路遠，不忍更高飛”(毛會建《回雁峰》)，每年清秋時節，大雁都從遙遠的北方出發，不遠萬里飛回故鄉衡陽，加之鴻雁傳書的傳說，人們常常由物及人而與自身的漂泊羈旅、歸思鄉愁等情思融合在一起。庾信的“近學衡陽雁，秋分俱渡河”(《和侃法師三絕詩》)，首創衡陽雁這一組合符碼，從此，衡陽雁就成為湖南旅游文學羈旅情愁書寫中一個經久不衰的獨特文化符號。元代詩人傅若金在其多篇游湘詩中都寫到了雁，如“野鶯先客至，江雁及春還”(《衡湘驛》)、“渺渺衡陽雁，迢迢浪泊鳶”(《登岳陽樓》)、“忽憶舊游今萬里，天涯長見雁飛回”(《岳陽中秋值安南貢使因懷舊游》)、“登高欲訪平安字，二月衡陽雁已回”(《回雁峰》)、“恨殺衡陽雁，來時不帶書”(《題衡陽驛》)、“明年更擬尋春興，應及瀟湘雁北回”(《望岳》)等等，詩人在題寫湖南尤其是湘南景觀時，都與雁、衡陽雁這一文化意象發生交接，抒寫去國離鄉與親友遠隔音信不通，雁已歸而人在途的哀痛及期盼。

4．桃花源———美與理想。

“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陰鏗《渡青草湖》)、“桃源望斷無尋處”(秦觀《踏莎行•郴州旅舍》)、“樓船相趁桃花水，釣艇閑傾竹葉杯”(王夫之《長沙旅興》)……在湖南，桃花與桃花水，并非簡單指向最能代表春天美景之花和桃花汛時江河暴漲之水，陶淵明描繪的良田美池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自由世界———桃花源與常德的淵源，“桃花千萬朵，比不上美人多”的桃花江與美人的關系，都使桃花在與湖湘山水、人文交融中有了豐富的隱喻意義，寄寓著和諧、美好、理想等情思。陶淵明之后，詠桃花源的詩文可謂層出不窮，如李白“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驅雞犬入桃花”(《桃源》)、李宏皋“草色幾經壇杏老，巖花猶帶澗桃香”(《題桃源》)、李群玉“紫雪白鶴去不返，唯有桃花溪水流”(《桃源》)……“千百年來，從魏晉的蟬鳴到現在的蟋蟀都是一樣年輕貌美”(張奇漢《這里的村莊———桃花源記》)，對和諧美好的桃花源的傳唱仍回響在當代詩人的歌喉里。

二、浪漫氣韻

“芷白蘭香，三楚本騷人之地”(龍光甸《王少伯宦楚詩跋》)。作為湖湘文化源頭之一的楚文化，自秦一統天下以來，雖獨立性不復存在，但其精神氣韻早已潛隱民間，頑強地留存于三湘四水的神話傳說、宗教巫術、歲時節慶、建筑服飾、飲食起居等領域，因此，我們今天還能有沈從文先生當年的感受:“屈原雖死了二千年，《九歌》的本事還依然如故”(《鳳子》)。以搜奇獵異為樂的旅游者把散落于生活各領域神秘多情的湖湘自然、人文風物發掘出來見之于作品，使旅游文學作品自然帶上了湖湘文化與身俱來的浪漫韻味。

1．湖湘多樣化的自然地理環境激發了旅游文學作家強烈的情感和豐富的想象。

湖南山清水秀物產豐饒，保存著原始的熱烈而強悍的生命活力。劉勰的《文心雕龍•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沅水兩岸的臭草香花、山精洞靈給溯流而上的屈原題材和靈感，促成其精神涅槃。劉禹錫以外來者的獨特眼光觀察認為，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秉是氣，往往清慧而文。為此，一些異域作家留湘期間的文學創作甚至改變了先前文風，如受中原文化影響的柳宗元入湘前創作的詩文平樸厚重，貶謫永州后，以《永州八記》為代表的詩文風格陡變為幽深孤峭，這與永州山水的清峭奇絕不無關系，故沈德潛以柳宗元作為“詩之品格每肖其所處之地”的典范。“山川風土者，詩人性情之根底”(孔尚任《古鐵齋詩序》)。湖南境內山原水泊雜錯分布，大江沼澤云蒸霞蔚，山野叢林鳥獸出沒，自然特產繁多富盛，和諧優美多樣化的大自然熔鑄了生活在其中之人熱烈的情感及自由無拘的浪漫氣質。如元代瀏陽人歐陽玄，其《過洞庭》:“白沙隱隱見金鼇，殿閣憑虛結構牢。天水渾融浮太極，神人幽顯隔秋毫。龍堂深閟靈棲冷，象緯低垂客枕高。欲作廟堂迎送曲，杜紅蘅碧盡離騷”，飛躍的想象、幽幽的愁緒及浪漫的書寫都流蕩著楚風騷韻。其《觀捕魚》“大魚吹浪高如山，小魚卷鬣為龍盤。群魚聯腴伐桴鼓，勢同三軍戰強虜。長綱大罟三百尺，攔截中流若環堵”，浪漫見于其肆意夸張與鋪排、飛揚的思緒與逸興豪情。

2．浪漫主義是湖湘由來已久的人文傳統。

古老神奇的土地孕育了湖湘人獨特的自然宇宙觀，認為“天與地之間，神鬼與人之間，山川與人之間，乃至禽獸與人之間，都有某種奇特的聯系”［5］112。因而，信巫鬼重淫祀成為楚人根深蒂固的習俗，并由此演變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民間歌舞等藝術。同時，“山水的性情影響到人的性情，因而湘楚之民多好浪漫幻想，不喜平鋪直敘，反映到文學宗尚中，則形成浪漫主義文學的一大源頭。”［6］因此，從以文學為代表的藝術到生產生活，湖湘人文地理都流露著神秘而浪漫的氣韻，以之為重要表現內容的湖南旅游文學也就自然帶有浪漫的氣息。如背負著國家與民族的沉重責任重視寫實、風格沉郁頓挫的杜甫，旅湘期間寫出“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祠南夕望》)，意境如此空蒙迷幻凄美的旅游詩，也就不足為怪。普列漢諾夫認為，“每一個民族的氣質中，都保留著某些為自然環境影響所引起的特點，這些特點，可以由于適應社會環境而有所改變，但是決不因此完全消失”［7］274。湖湘本土文人在性格氣質、審美情趣、藝術思維方式及表現手法等方面都受著湖湘文化浪漫傳統的潛移默化影響。唐代澧縣人李群玉，其詩多詠湖湘景物名勝，如《東湖》:“晚景微雨歇，逍遙湖上亭。波閑魚弄餌，樹靜鳥遺翎。性野難依俗，詩玄自入冥。何由遂瀟灑，高枕對云汀。”寫東湖的幽靜及詩人的閑適心境，頗具楚地輕靈浪漫之風。其《進詩表》云:“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渚，蕩思搖情”，當為湖湘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環境協同濡染形成其浪漫文風的自我注解。湖湘文化的浪漫主義傳統孕育了湖南人多情善感的文人氣質、豐富靈動的內心世界，使他們即使在異地觀游和書寫中也體現著這種特點，如晚清益陽人湯鵬的《陶然亭放歌》，其開合跌宕的思緒、自由不羈的想象、絢麗的辭藻和意象，都有屈原離騷的韻味和風采。晚清龍陽人易順鼎的《黛海歌賦羅浮》，句子長短不拘，極盡夸張想象之能事，兼有李白的狂放、李賀的奇詭、李商隱的瑰麗而別具一格［8］。當然，對旅游活動的態度也是賦予旅湘文學牧歌情調與飄逸靈秀的原因。那些遠離官場縱情山水追求人與自然契合的旅游者，其作品也恰似湖湘山水一樣奇麗多姿。南宋寧遠人樂雷發，曾因門生及第后上疏獲翰林館職，但涉足官場不久，就稱病回鄉，隱居九嶷寄情山水，其《九疑紫霞洞歌》以“欹歟奇哉，紫霞之洞真天開”突兀而強烈的贊嘆開篇，然后假擬仙女游洞細寫洞中奇觀，想象瑰麗繁復，色彩繽紛艷麗，語句長短錯落，極具神話色彩與浪漫氣息。

三、經世內核

“懷沙元不為讒囂，要與江山作美謠。千載孤忠動神物，三湘今向汨羅朝。”(袁說友《汨羅》)自屈原行吟沅湘以降，憂國憂民、為國富民強漫漫求索九死不悔，就成為湖南旅游文學歌之不疲的主題。遠離政治中心“老病有孤舟”的杜甫沒有沉浸于株洲花石戍“岸流開辟水，木雜古今樹”的自然美景，而是把目光投向農人荒蕪的田園并代民呼號“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宿花石戍》);“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仕途受阻的孟浩然在“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的洞庭湖畔渴望得到援引獲得建功立業的機會;出閣為相的李東陽深為家鄉“嵐蒸毒霧滃，日暠焦原爇”大旱而憂、“桑麻隨地足，亢旱隔年消”豐收而喜(《長沙道中》);明代岳州知府李鏡面對“茫茫湖水四無垠”給湖區百姓帶來的災害，情系民生憂民所憂(《秋日登岳陽樓所見》);“登臨不獨貪春色，要看千家雨后田”、“何事終年最系情，晴多望雨雨祈晴”(《登高郵文游臺》)，魏源游覽關注的落腳點始終在民生疾苦;韓燝的《道吾山記》不僅贊道吾山的靈跡勝概各具形態神奇莫測，具有供人遠觀近玩的美學價值和旅游價值，還贊其有功德于民，等等。雖然湖南旅游文學并不乏消閑之作，但憂國憂民、情系現實卻是其思想主導。湖湘文化有浪漫主義與經世致用兩個互相支撐的重要方面，前者關涉理想與想象，后者指向現實與批判。屈原的人格與精神追求奠定了湖湘文化積極用世的思想底色，千載而下，南宋湖湘學派奠基人胡安國、胡宏等學者延續并拓展了憂國憂民、匡世濟時的精神源泉。明清之際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在學術界拱力形成了經世致用思潮，而適應治學用世、救亡圖存、匡扶社稷的時代需要的王夫之思想學說，在一批湘籍政要為其不斷創造新質并大力踐行倡揚下，成為聲譽空前的顯學，其經世致用的思想核心更是深入人心。浪漫的、務實的湖湘文化哺育了湖湘人的心靈世界。浪漫情懷使他們熱愛自然山川祈望天人契合，現世情結又使他們總是關注功利，用積極入世的態度去思考旅游中觸發的問題，形成了他們獨特的旅游價值觀。“不憂一家寒，所憂四海饑”的魏源，一方面，他“半生放浪山水里，日逐煙霞窮不已。世人狂我棄利名，我亦怪世遺云水”(《游山后吟》)，追尋山水真面目;另一方面，又明確提出應從旅游中求知，從山形水勢中獲取有益的人生啟示和積極進取的精神力量。“人知游山樂，不知游山學”(《游山吟》)、“一游勝讀十年書，幽深天際誰能如?”(《游山后吟》)“歷山川，但壯游而不考其形勢;閱井疆，但觀其市肆而不察其風俗……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訪問始。”(《默觚下•治篇一》)認為旅游不僅能博觀約取豐富學識，還能積累治國安邦的社會知識，是求取真知的重要途徑，這顯然是經世致用思想影響下的旅游價值觀。酷愛旅游的繼承了經世致用的旅游價值觀，認為旅游不只是觀賞山水，更是一種廣結朋友的社交、增強體質的鍛煉、開闊胸襟增長見識的學習。有論者評價沈從文早年在沅水流域邊謀業邊旅游的人生經歷時，認為“是旅游經歷挽救、喚醒、造就了沈從文”［9］。沈從文自敘其作于1938年記錄返鄉之行的《湘西》，是作為一個湘西人對于來到湘西或關心湘西的朋友們呈現的一點“土儀”:“我的目的只在減少旅行者不必有的憂慮，補充他一些不可免的好奇心，以及給他一點來到湘西為安全和快樂應當需要的常識，并希望這本小書的讀者，在掩卷時，能對這邊鄙之地給予少許值得給予的同情”(《湘西•題記》)。在山河淪陷、抗戰軍興的時代背景下，他在游觀中著重觀察、探究和書寫的是湘西煤礦的豐富而未被利用、湘西民風尚武男兒宜拋棄私斗獻身抗日戰場等等事象，在游觀山川地貌地勢等景觀中體現出的軍事政治眼光，是這部旅行記一個重要的提升其文學高度的要素［10］。

經世致用是湘湘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精神特質，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它既是湖湘文化繼承與創新的根基，湖南旅游文學不斷輝煌的內在依托，還是湖南旅游文化產業打造文化產品的核心內蘊［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