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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現代劇壇上，熊佛西——這位中國話劇運動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經歷了時代風雨的洗禮。今天，我們從他為中國現代戲劇教育奮斗終身的經歷中發現，這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永遠記取的。

對戲劇教育的執著與忠誠

熊佛西從小愛好戲劇，大學畢業后，父親要他跟著做生意，他卻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拜世界戲劇大師馬修士為師，專修戲劇，成了馬修士門下一名勤奮的學生。這時他對戲劇就不是一種自發的興趣愛好，而是一種自覺的事業追求。他立下宏愿，回國后要為振興中華而獻身。三年后，他拿著碩士文憑回到祖國，各用人單位搶著聘他。他毅然接受了北平國立藝術專門學校的聘請，到戲劇系當主任、教授，開始了戲劇教育的生涯。

熊佛西走進“藝專”戲劇系，等待他的不是鮮花和掌聲，而是重重的困難和挑戰。當時，外有黑暗的社會勢力的摧殘，政府欠薪，內有思想的混亂，教師離職，學生迷茫。他以頑強的毅力，沖破了層層障礙，苦干了一年，戲劇系面貌大為改觀，工作大有起色。這卻招來了軍閥政府敵意的目光，說“戲劇系都是共產黨”，強令解散。大革命前夕，北洋軍閥覆滅前的瘋狂屠殺，熊佛西陷入彷徨苦悶之中，但是他并沒有被嚇倒，而是憤怒地自編自導了四幕話劇《蟋蟀》，抨擊軍閥互相惡斗殘殺。話劇觸怒了施暴政的，他被捕入獄三天。當奉系軍閥被趕出北京時，熊佛西便不計較個人得失，不顧個人安危，為恢復戲劇系四處奔走，終于獲得批準，立即召回已分散的師生，又重新投入建設戲劇系的忙碌之中。

1931年“九·一八”事變，舉國上下群情激憤，學生紛紛走出校園，到前線去，到大眾中去宣傳抗日救國。此時熊佛西也深感不能關起門來辦學，話劇遠離大眾、只局限于知識分子和城市平民之中是沒有前途的，因此應晏陽初平民教育會的邀請，于1932年1月率領部分師生奔赴河北定縣農村開展戲劇大眾化的實驗，在農村開辦戲劇學習班，建立農村劇團，培訓農村演員，搞得轟轟烈烈，其成果震驚中外劇壇。可是，“七·七”盧溝橋事變后，華北淪陷，實驗基地又被摧毀，他又只能痛心地離開定縣，流亡西南。但他仍心系戲劇教育。1938年，他流亡到成都。1939年8月，新興的四川省戲劇教育實驗學校成立，熊佛西任校長，已經中止了的戲劇教育在抗戰洪流中又繼續了。熊佛西應著時代的脈搏，適應抗戰的需要，充分發揮戲劇的功能，使它成為鋒利的戰斗武器，擔負起宣傳抗戰、動員民眾的社會責任。這樣，學校又成立了“攘外必安內”的反動當局的眼中釘。1941年，四川省參議院通過決議解散“省劇校”。“省劇校”解散后，熊佛西在戰亂中顛沛流離，但仍不忘戲劇教育。抗戰一勝利，他便來到上海，應顧仲彝的邀請到上海戲劇學校任教授。他以火一樣的熱情投入到戰后重建戲劇教育的工作中去，想不到還沒到一年，市參議會便以“節約開支”為名“裁撤”“劇校”，上海灘并沒有因抗戰的勝利而天開云散。在烏云籠罩下，熊佛西勇敢地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駁斥“裁撤劇校”的種種謬論，與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名發表公開信，反對“裁撤劇校”，堅決支持學生的護校斗爭。學校保留下來了，校長顧仲彝被逼走了，田漢、洪深等力舉熊佛西任校長，他又一次在風波中挑起了這副重擔。然而他面臨的是專制統治、社會黑暗，扣發經費、不給校址、通輯學生的事情接踵而來。“教職工則當空賣絕，不能得一飽。”(注：《遺愛在心總難忘——原四川省劇校在蓉校友集合追念熊佛西校長紀實》，《戲劇藝術》1982年第2期)熊佛西和大家一樣窮困潦倒，和師生團結苦干，靠每周舉行公演賣藝得來幾文錢，買點山芋熬稀飯糊口度日，如此困境一直延續到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了，熊佛西滿懷豪情地寫下了“從頭學起，從頭做起”八個大字，意氣風發地以新的思想、新的舉措來創辦新的戲劇教育。他盡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立和完善戲劇教育的體制、教師隊伍，從專業設置、課程體系、教學體制、劇場和圖書館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建設，為社會主義的新型教育作出了他特有的貢獻。

在漫長而崎嶇的戲劇教育的征程上，熊佛西義無反顧地走過來了，立下了一座令人矚目的豐碑。

大膽開拓和銳意創新的精神

人們在生活中，都會受到特定的文化模式的制約，凡事來了都習慣按常規走路，若要突破這個模式，就必須具備開放的文化心理，在價值觀念上、生活和工作方式上有個根本性的轉變。1922年，熊佛西進“藝專”，擁護“國劇運動”，主張戲劇系辦成戲曲科班；擁護新興戲劇，主張戲劇系辦成新興學府。戲劇系應何去何從，年輕的系主任熊佛西不以自己的觀點來決定辦學方向，而是走民主的道路，組織師生進行辯論，這表現了他的胸懷與氣魄。管理上的新觀念、新做法經過辯論，使大家認定戲劇系應是訓練各方面人才的大本營，是新興戲劇的實驗中心。確定了辦學的方向后，熊佛西一切從實踐出發，探索著新興話劇與傳統戲曲相結合的新路子、新體制。

“藝專”戲劇系在城里辦學，定縣農村該如何辦戲劇教育?他深入農村后，敏銳地感到教育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學校式的，一種是社會式的。社會要進步、要發展，非重視社會式的教育不可，而戲劇又是進行社會教育的最好方式，它能在娛樂中給人以教育。在農村“戲劇簡直是農民的唯一教育”。(注：熊佛西《大眾化之實驗》，《熊佛西戲劇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版)為了充分發揮戲劇社會教育作用，在內容上他創作了一批“農民劇本”；在形式上根據農民看戲劇的習慣創建了農村露天劇場，創造了一套演出方法，很有效地通過戲劇給農民以新的思想文化教育。在學校式的教育方面，受條件限制，不能辦戲劇學校，他就開辦戲劇培訓班，將那些對戲劇有濃厚興趣又有表演才能的農村青年，招來培訓，培訓后回到村里去組織農村劇團，這方法很有效，很快農村劇團在定縣遍地開花，掀起了一個新興的農民戲劇運動，使戲劇大眾化實驗有了新的開拓、新的發展。左聯一開始就把大眾化當作文藝運動的中心問題，號召全體盟員到農村、到社會的底層中去，去普及革命文學，但左聯的戲劇大眾化，還只是為大眾寫戲，到大眾中演戲，演戲給大眾看。而熊佛西是教會農民寫戲、演戲，農民與農民、演農民，演給農民看，這是徹底的大眾化，是大眾化的深入發展。熊佛西的創新成果在農村開辟了戲劇大眾化的新天地，在中國戲劇教育史上創建了一種嶄新的模式。

抗戰期間，熊佛西在動亂中創辦了四川省戲劇教育實驗學校。形式的急劇變化催生了他的新理念：“戲劇在戰時是鋒利的戰爭武器，在平時是有力的教育工具。”(注：熊佛西《五年來的抗戰戲劇》，同上)“這個學校不是一個傳統的學校。它是適應抗戰需要的一個新興社會教育的機構。”“它是后方抗戰宣傳的一個樞紐，也可以說這個學校的成立，對于我們自己是一個戰時教育的建設，對于敵人是一個文化炸彈的還擊!”(注：轉引熊佛西研究小組《熊佛西傳略》，《現代戲劇熊佛西》，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在風雨飄搖中，熊佛西沒有關起門來辦學，讓學生只坐在教室里上課，而是拉出去，擔負宣傳抗戰的責任。他們組織劇團在城里公演，激發民氣；到農村巡演，喚醒民眾；到部隊去演出，鼓舞士氣。學生在演出中學習專業，學習社會，學生與教師連成一氣，社會與學校打成一片。由此我們看到，熊佛西對抗戰時的戲劇教育有著新的思路，教育完全與社會的抗戰洪流融合在一起，充分發揮了戲劇的戰斗武器作用。

以人為本的教育思想

熊佛西深知戲劇是要靠對戲劇教育有興趣、有能力、有責任心的人來辦，所以必須愛惜人才、尊重教師。學校是以教學為主的，教學是以教師為主的，要辦一個高水平的學校關鍵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師隊伍。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無論是在平時，還是在戰時，他都薈萃了一批戲劇精英，像曹禺、陳白塵、歐陽予倩、葉丁易、靳以、楊村彬、佘上沅、陳治策等，都曾在他任校長的學校里任教。他還廣泛地聘請名演員和國外藝術家來校講課或演出，多方招賢納士，這既充實了教學力量，又活躍了藝術空氣和藝術氣氛。社會上的許多新鮮東西及時地進入了課堂，增強了戲劇教育的活力，使學校與社會息息相通。

學校是培養人的地方，學生是主體。熊佛西愛學生是有名的，對學生講話都說“我的孩子們”，這說明他把學生當作自己的子女一樣的愛，是一種真摯熾熱的愛。有的學生沒有經濟來源，無法上學，他就用自己的薪金供他們讀書；有的進步學生遭到反動當局迫害，他就冒著風險把他們保護起來，轉移出去；學生沒有蚊帳，他出錢買；學生食堂缺糧食，就將自己家里的存糧送給食堂。作為教授、校長，熊佛西在戲劇教育史上樹立了高尚的師德風范。

熊佛西在辦學過程中，處處表現了他對個人的承認與尊重。教育是樹人的工程，在當時束縛人性的封建倫理道德雖然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沖擊，但作為舊的文化意識，不是一兩次運動就可以洗刷干凈的，它還會頑強地以各種形式積淀在人們的文化心理之中，一遇上實際問題，就以共性淹沒人的個性。熊佛西不然，凡事都要考慮人的個性。在“藝專”戲劇系時，師生對辦學方向分歧很大，他就通過辯論讓大家充分發表了個人看法，結果大多數人的意見一致了，還有極少數人不一致，他也不將大多數人或系主任的意志強加于極少數人，而讓少數人自由選擇留下或離去。熊佛西這樣做，不是一個簡單的方法問題，而是能否尊重個人的自主性、主體性的文化觀念問題。

“以廣博容納之精神，樹立研究與思想之自由”，這是熊佛西的辦學原則，所以他主辦的戲劇學校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人是獨立自主的，是自由的，不是依附別人的。今天還有學生這樣回憶著：“在那四川充滿黑暗統治的國統區里，四川省劇校好像一小塊民主自由的特殊領地。這和熊先生貫徹他一向主張的‘教育民主’、‘學術自由’的辦學原則分不開。”(注：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志》1915年1卷4號)在課堂上各種學派的理論都可以講授，在圖書館里各種書籍都可以閱讀。當時，當局派進學校的訓育主任發現一位學生讀《資本論》，沒收了他的書。熊佛西聽后，便以校長的名義命令他把書還給學生。他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這既鍛煉了學生的能力，增長了見識，也保護了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權利。有時學生的活動引起當局的注意，甚至要追捕學生，他不顧安危，挺身而出保護學生。他不是一個革命者，做這些事不是從政治立場出發，而是出于對人的尊重，看不得那些踐踏人權、剝奪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的舉動在學校里出現。熊佛西在當時就認識到，學校是樹人的，教育必須樹人，并提倡以個性樹人，確立人的自由獨立的人格，因此有了這種對“人”的認識的教育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教育，是真正的培養人、解放人的教育，這就在尊師愛生的基礎上更深入了一步，前進了一步。這一步是中國戲劇教育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步，它與世界先進文化同步，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步。

今天，當我們跨進21世紀，用先進的文化觀念來審視這座豐碑時，會欣喜地發現，它不僅記載著一代名人在教育征程上跋涉的足跡，書寫著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而且還讓我們看到了熊佛西戲劇教育思想的開放性和先鋒性。他敢于走前人未走過的路，為中國戲劇走向世界、與世界接軌立下了汗馬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