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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一般史書歷史本身詩楊慎王夫之

論文摘要：本文借助于分析哲學的一種觀點，即語詞的意義就是語詞的使用，一方面澄清了“詩史”一詞的特定意味，從而指出歷史上楊慎、王夫之對“詩史”的攻擊是無效的，另一方面也試圖在古典文學研究的方法更新上作一小小嘗試。

針對杜詩的公認美譽——“詩史”，明中葉楊慎在《升庵詩話》卷四中有段著名的尖銳評論：“宋人以杜子美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后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本文由中國論文聯盟收集整理。

這段議論很有影響，如后來的王夫之有言日：“論者乃以詩史譽杜，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為可憐憫者”，又有：“詠古詩下語秀善，乃可歌可弦，而不犯史壘，足知以詩史稱杜陵，定罰而非：黃”(《古詩評選》卷四、卷一)，顯然是對楊慎語意的發揮。楊、王之論的確有力，但卻基本上沒有扭轉世人以“詩史”譽杜的傾向。這就有了一個奇怪現象：一方面，人們推崇“詩史”稱號，另一方又似乎無人為此給出一個“合法性”理由，來清晰地回答楊、王的責難。

不是沒有人反駁楊慎，如王士貞，但很難說切中要害。楊慎之語，可析為兩層。第一，他偏愛“含蓄蘊藉”，鄙視宋人之作，并因此貶低杜甫“直陳時事”之詩；第二，認為“詩史”二字的提法，本身就有問題，將“以誤后人”。就第一層義而言，只要指出其偏激就可以了，王士貞的反駁正屬此類。如其在《藝苑卮言》卷四中所言：“楊用修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云，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陳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清人朱庭珍的駁議亦屬此類：“宋人謂少陵為詩史，以其多用韻語紀時事也。楊升庵駁之云云。升庵此言甚辨，其識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見也。”因為“老杜無所不有，眾體兼備，使僅摘此數語，輕議其后，則不可”(《筱園詩話》卷三)。不同的詩有不同的體裁、風格，各樣的人又有各樣的興趣、愛好，但在審美趣味上，實在不必憑已之私，以貶其余。王士貞提醪媾慎“詩固有賦”，朱庭珍告誡楊慎“老杜無所不有，容體兼備”，均是閱讀實踐中的糾編之論，并未回答楊慎對“詩史”二字的責難。某種程度上，如王士貞說“其言甚辨而核”，朱庭珍說“升庵此言甚辨，其識亦卓”，實際上是認同了楊慎的“詩史”之見。

楊慎的“詩史”之見，亦即上文引語的第二層含義，實際上包含著這樣的看法：何以以史譽詩?史有史筆，詩有詩法，“詩史”一說，混淆二者的區分，是對詩的無知，是對詩的貶低。真是這樣嗎?“詩史”的名號，確需要一個辯護理由，如果我們仍堅持它是一個褒義詞的話。

辯護并不需要爭論。常識告訴我們，對于任何問題的爭論，往往緣于爭論雙方對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當雙方真正意識到這一前提性的差異時，爭論也就自行消失了——要么達成妥協，要么各持已見罷了，哪里有爭論的“焦點”呢?這里的問題也很清楚，楊、王有楊、王的“詩史”，我們有我們的“詩史”——我們這些以“詩史”稱譽杜甫的大多數人，現在的任務就是要清晰地闡明我們的“詩史”含義，并因此顯示其如此使用的合法性所在。

于是，從語義分析的角度人手為“詩史”辯，就是很自然的了。按照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著名觀點——語詞的意義就是語詞的使用…，則我們可以問：當人們用“詩史”一詞稱譽杜甫的《石壕吏》、《潼關吏》、《悲陳陶》、《哀江頭》……等等時，究竟意味著什么?首先應該說，它是一種行為，一種贊嘆行為。仔細體會，這種贊嘆行為實際上可改寫成兩個可能的句子(“詩史”雖然是一個詞，但在使用中，其實是省略的句子，因為只有句子才能表達人們行為中的意圖)。

句，“真是好詩!這是用詩寫成的史啊!”B句，“真是好詩!這是對史的反映(或表現)啊!”兩句共有“真是好詩”語，這是無疑的，因為“詩史”是褒意，總含著對杜甫詩作的肯定。同時，我們也可看出，稱“好”的理由，主要來源于后半句的“史”字，因“史”譽詩，因而以“史”譽詩——詩史。這并非否認杜甫詩藝的高明，如公認的沉郁頓挫的風格，律對精切的造詣，眾體兼備的優勢等等，但在“詩史”一詞中，其實也是對杜甫部分詩作的贊譽中，人們最為看重的，的確是一個“史”字。因此，理解“史”義，是理解“詩史”之義的關鍵。本文基本上就是圍繞“史”字，分析“詩史”之義。兩句后半部分的不同，表明的是“詩史”一詞可能具有的不同意味。我們比較這不同意味。先看A句部分，“這是用詩寫成的史”，此處“史”字，著眼于“文字記載”，但既是“用詩寫成的史”，就不等于“一般史書”，即使我們將A句省略為“真是好詩!這是史啊!”，憑直覺也可斷定，該處“史”字，絕非“一般史書”，因為無論多么推尊“詩史”二字的人，也不會真的以為杜詩可以并列于二十四史序列。再看B句部分，“這是對史的反映(或表現)啊!”這里“史”字，顯然不屬“文字記載”，它指向的是“歷史本身”——可定義其為“曾經發生的一切(事)”。對此“歷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現，更不必然是“一般史書”，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在這里，就是詩的方式。如此就很清楚，A、B句的劃分，并不是任意的，它們正分別對應于通常對“史”字的兩種直覺理解：文字記載和歷史本身。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由此顯示出“詩史”一詞所具有的不同意味，但并不是說，此兩種意味是各自獨立的。畢竟，它們統一于“詩史”這單一的稱號中，這是其一。其二，兩者本身也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歷史本身”落實為“文字記載”，“文字記載”溯源到“歷史本身”。這樣的分析，目的僅在于顯示，即使把“史”字單純理解為“文字記載”，“詩史”之“史”也不等于就是“一般史書”，“詩史”之譽也并非在宣揚以詩代史(或以史代詩)；更進一步，我們并不應該單純從“文字記載”方面理解“史”字，“歷史本身”才是第一位的，對其的“文字記載”已屬第二義。當我們以“詩史”稱譽杜甫，亦即贊嘆其“對歷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現時”，有何不可呢?又有什么理由能限制詩歌的表現范圍呢?

也許有人立即要說，楊、王之論并不是要限制詩歌的表現范圍，他們不滿的是杜甫“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不符合“含蓄蘊藉”的藝術標準。這的確是他們的明顯意圖，而且我們一開始就說了，這屬各人的審美愛好，不值得爭論。杜甫的詩藝，即使限制在最能代表其“詩史”名號的那一類詩作中，其固有的沉雄博麗，造語精切等也為世人所公認，“直陳”也不必然“無味”(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語)。因此，本文不為杜甫的詩藝辯護，不為審美興趣爭論，只為“詩史”二字正名。楊、王固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由此進一步貶斥“詩史”之譽，就有點限制詩歌表現范圍的嫌疑了，這是我們不妨指出的。

嫌疑還只是嫌疑，楊、王之論的明顯誤區在于單純地認“史”為“文字記載”，進而為“一般史書”。舉前引楊慎語“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為例可知，他們的“史”，就是《尚書》、《春秋》那樣的“一般史書”。這是一種直覺，是他們看到“詩史”二字時的直覺。楊、王由此出發，認定“詩史”的名號，抹煞了詩、史兩種文類的界線，是宋人乃至世人糊涂、鄙陋的表現。

當然，詩如果寫成“一般史書”，或宣揚詩與“一般史書”沒有區別，那肯定是詩的不幸，他們的不滿有道理。但問題是，如上分析，“詩史”之譽，并不包含這樣的意味。因此可以說，楊、王之指責“詩史”，有點無的放矢。

不過，我們還應該設身處地地代楊、王立言。他們可能會反駁：即使考慮到“史”字有兩個范疇義——“文字記載”和“歷史本身”，仍可以從此兩方面追問，為什么“詩史”之“史”不是“一般史書”以及為什么“對歷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現”就是“好”詩?這兩個問題是緊密相關的。我們也必須給予明確的答復理由，否則就是滿足于我們自己的直覺。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它是在追究“詩史”之“史”的特定意味。關于這個“特定”，首先有一個誘人的界定思路：“這是用詩寫成的”，或“以詩的方式反映或表現”。但我們不打算采納這條追“詩”的道路。

理由有四：一，對于“詩史”名號而言，這是一個明顯事實，我們不再饒舌。二，同時，此思路也隱含著陷阱。循此思路，極易墮入對詩的本質、定義的爭論，這早已是無休止的老生常談。這又導致理由三，如此“爭論”往往又演變為對興趣、愛好、品味的注解，這是本文力圖避免的。實際上，楊、王當然知道“詩史”之“史”包含有這種“特定”，但出于對“含蓄蘊藉”的偏愛，恰恰認為如此寫“詩”，“詩”就不是詩了，這“特定”。循此思路，最終就是對楊、王的審美愛好糾偏，而這是王土貞、朱庭珍早已做過的工作。還有最重要的理由四，“詩史”之譽中，“史”字為意味的重心。

所以，我們不以“詩”字修飾，去界定“詩史”之“史”的“特定”，那樣的話，是在討論“詩”，而不是“詩史”。我們仍然追問“史”字自身：這個“文字記載”的“史”是由什么樣的“歷史本身”落實而來的?這需要我們回到“詩史”一詞誕生的歷史事實，亦即它的最初的歷史使用中去尋找。

并非是宋人“撰出詩史二字”，這是當今學界常識。晚唐孟柴《本事詩》“高逸”中記載：“杜逢安史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此處“當時”云云，似乎說杜在天寶末年即以“詩史”成名，這是不確的，因為這不符合關于杜甫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實(如杜甫《南征》就自云“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而且也無任何其他文獻佐證，故只可存疑。唯一可確證的，至遲在晚唐時杜甫開始享有“詩史”稱號，《本事詩》本身即證明這點。

對此事實，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是杜甫而不是白居易享有此名?至少乍一看，這不是沒有可能的。杜甫以“三吏三別”、《哀江頭》、《兵車行》……等詩贏得“詩史”之譽，白居易也最為看重這些詩，并且認為杜甫寫得還不夠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與元九書》)。白居易的《新樂府》、《秦中吟》，顯然是對杜甫“即事名篇”之作的發揚光大，數量上并不輸于杜甫。那么，質量上呢?拿白居易的《賣炭翁》、《新豐折臂翁》同杜甫的《兵車行》，《石壕吏》等詩相比，如果我們掩上作者的姓名，懸置杜甫的“偉大”，不考慮時代背景等等，純粹進行一種文本的比較，恐怕面對這些同樣令人耳熟能詳之作，區分質量高下是很困難的。像現代——比如說在一些常見的文學史教材中，比較出杜甫的“現實主義藝術手法”比白居易的更高明，往往是事先認定杜甫偉大的追認說明，并非真正文本上的詩藝高低。因為，根本就沒有絕對好的“手法”，再好的“手法”也不能保證寫出哪怕是像樣之作。我們當然知道，杜甫的“偉大”地位是在北宋中期才真正奠定，現在我們談得是晚唐的杜甫，把“偉大”暫時懸置是有理由的。

也就是說，單純從文本上看，白居易的《新樂府》、《秦中吟》是有可能取代杜甫“即事名篇”之作而易當時的名氣，有跡象顯示在老杜之上。

盡管從中唐開始，杜甫已獲得很高名聲，如韓愈《調張籍》曾宣稱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但從中唐至晚唐乃至北宋初年這一段時間，我們甚至可以說杜甫又漸漸被人淡忘了，因為在此期間的文獻材料上很難找到杜甫的名字。對于白居易，則至少可舉三點以說明其名聲很大。其一是元白詩派的形成，這當然意味著白居易受到了其他詩人的追捧。其二，白詩的廣泛流行，不局限于文人圈子。《與元九書》中白氏就自云：“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師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其三，直至北宋初年，學白仍是詩壇一大流派。

從中唐到晚唐，白居易的名聲很大，并且“以韻語紀時事”之作并不輸于(至少不明顯輸于)杜甫，但偏偏是杜甫最終享有“詩史”稱號，最簡單也是最合理的解釋：杜甫生在“安史之亂”的時代。

這是富有意味的，我們太習慣于“時代造就杜甫”之類的說法而往往放過這個意味：安史之亂是史，白居易身處的“和平時代”不是史——不是“詩史”所指的“史”。白居易無論怎樣“紀時事”——假設比他現在的作品更加貼切、細膩、深刻、動人……，恐怕都難以獲得“詩史”的稱號。

“詩史”所指的是什么“史”?這個問題就變得迫切了，因為這也意味著，我們上文指出的“歷史本身”，只是籠統的說法，需要更加細致地確定其意義。是否可以說，“詩史”之“史”乃指“重大事件”?固然可以這么說，但“重大”含義有點模糊。安史之亂當然是“重大事件”，但白居易時代的丞相被刺算不算“重大事件”?唐末的朱溫代唐算不算“重大事件”?恐怕很難說“不”，但似乎又非安史之亂那樣“重大”，不足以成為“詩史”所要求的“重大事件”。

那么重大的標準如何確立?

仔細觀察安史之亂的特征，由此可給“重大事件”下一個這樣的定義：急劇地改變幾乎所有人的生存狀態的事件。以此衡量“刺殺丞相”與“朱溫代唐”這兩件事，就可以把它們(以及類似它們的歷史事件)排除在“重大”范圍以外了。因為前者與天下百姓并無直接聯系，尤其在一個地域廣大的傳統的農業社會，恐怕大部分人永遠也不會知道這件事，而這件事也不會對他們產生值得重視的影響。后者屬改朝換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影響了天下人的生存，但這個轉變是晚唐以來社會長期動蕩釀成的結果，對“小民”而言有一種“自然而然”的性質，并非急劇地改變人們的生存狀況。

這樣，“詩史”之“史”的特定含義就非常清晰地展示出來了，而且可以說，將其定義為能“急劇地變幾乎所有人生存狀態的重大事件”并非我們的主觀任意，相反，它是在反思“詩史”這一名號誕生的初期，在它的歷史使用中，通過杜甫、自居易同類詩歌不同命運的比較而自行顯現出來的，是客觀的。

這一定義也非“深刻”之見，它很表面，人人都知道的安史之亂本身就直接顯示著這個特征。但是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楊慎、王夫之貶低“詩史”稱號，除了硬性認定“詩史”之“史”為“一般史書”外，也不自覺地將其當作籠統的歷史。再舉前引楊慎譏諷杜甫“直陳時事，類于訕訐”句為例，且不論“直陳”如何理解，對杜甫詩藝的評介是否公允，單就“時事”而言，就暴露出楊慎無意識的對“史”的一種籠統認定。事實上，“詩史”這一名譽稱號并不接納“直陳時事”——自居易就是例子，它需要的是特定時事。正是“特定”的存在，使得以“詩史”譽杜甫和楊慎、王夫之對“詩史”的貶斥成了兩不相干的事。楊、王嚴格辨析詩、史兩個文類的界線，鼓吹詩的獨立價值，自有其意義，但這不妨礙人們贊揚杜甫以詩歌的形式去反映或表現“重大事件”；正是“特定”的客觀性的存在，使得人們即使對其沒有理性上的自覺，也直覺到其褒義性，決非王夫之斷言的“足知以‘詩史’稱杜陵，定罰而非賞”。“客觀的特定”最終使得楊、王從“一般史書”、“籠統歷史”的“史”之理解出發的攻擊，變得無效了。

至此，我們通過回答第一個問題，一方面為“詩史”做出了有力的辯護，另一方面也做好了準備，可以直接回答第二個問題了。“為什么對歷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現就是好詩”?此問題現在即可代換成“為什么對重大事件的反映或表現就是好詩”?對此的回答也是從正面為“詩史”名號的以史譽詩提供合法性理由。

“好詩”之“好”當然離不開杜甫詩藝的高超，但正如我們前文已指出的，“詩史”的稱譽中，“好”很程度上來源于“史”。我們撇開人所共知的杜甫詩藝，只關注這個“史”。

初看之下，這似乎不可能，單獨的“史”或“重事件”怎會產生詩之“好”?“一般史書”照樣記載、從而“反映或表現重大事件”，可它們連“詩”都不是，更別說是“好詩”。

可是，我們都知道，最好的史書——《史記》，無可爭議地置身于中國古代最好的文學作品行列，更享有眾所周知的魯迅美譽“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在這里是以詩譽史，詩也可以構成史之“好”。

這提醒我們，在某種最高的程度上，而不是從一般的文類著眼，詩、史是相通的。正是這種“相通”，使得詩、史通過互喻而互譽，指示著那種最高程度。這就是以史譽詩、以詩譽詩的合法性所在。

哪種最高程度?我認為可借用海德格爾的“存在”一詞說明。

前文曾定義“歷史”為“曾經發生的一切”，但這個“歷史”對大部分時代的大部分人來說，很大程度上是隱晦的，因而是不“存在”的。人們Et常“操心”的只是自己的瑣事，小圈子里的事，最多有“個人的歷史”。即使對于很多歷史學家，“歷史”也往往隱身為僵死的編年史材料。但在“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刻，“歷史”最大限度地因“澄明”而“存在”了，因為它能“急劇地改變幾乎所有人的生存狀態”，從而活生生地發生在幾乎每個人的行為中，發生在每個人的喜怒哀樂中。

于是，唯有通過鮮活的個人才能把握歷史的“存在”，就像《史記》“列傳”反映秦末漢初的大變動那樣，它又何嘗不是詩呢?而當杜甫以詩歌表現天寶年間自己以及他人的所見、所感、所行時，那不正是安史之亂生動的“存在”嗎，又何嘗不是史呢?“詩史”之“史”是“存在”著的歷史，這再次說明了它的“特定”意味。顯然，對“存在”的探討將會進入最基本的哲學分析，而至此，“詩史”已得到有效辯護，故本文不再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