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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古神話與傳說，大多屬于災難的文學表達。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是我們熟知的故事。它們將民族的集體創傷嵌入個人心靈，使之代代相傳。一批凝聚苦難與悲情的文字被鍛造出來，熔入民族的語言，拓寬了文學的表

達空間。《詩經·十月之交》的“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淮南子·覽冥訓》的“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焱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以及滄海桑田、水深火熱、白云蒼狗、山崩地裂等眾多詞匯，在豐富漢語表達能力的同時，也將苦難意識、創傷記憶灌鑄到漢語文化之中。

文學進入個體創作時代之后，災難的文學表達也建基于個人的體驗與感受。要將個體情感傳播開來，感動整個民族、整個國家，作者必須超越自我經驗的拘囿，將個體的創傷情緒予以澄凈，通過恰當的語言并借助想象使其飛翔、升華，在沉重與空靈、疼痛與震撼、殘酷與壯美、絕望與希望的糾結中找尋理想的表達方式。經此過程，才可能杜絕一味的呻吟、拒斥廉價的同情與縹緲的希望。

這讓我們自然地想起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情形：短短的十幾天，詩詞、散文、日記、故事等可以速成的文類，借助各種傳媒鋪天蓋地而來，將迅速發酵的集體痛楚與悲情宣泄無余。作者與讀者共同沉湎于以哭泣、哀悼、祈禱為主題的作品之中。在當時，這是紓緩傷痛、表達哀思最及時、最恰切的方式。但今日看來，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并未將個體傷悲轉化成既沉郁博大又靈動飛騰的生命意識與人文關懷。歷史已經表明，缺乏成功的文學表達，災難所造成的傷痛很可能隨著時間的流逝被拋諸腦后。

幾年前，文物工作者在陜西銅川發現一塊刻于1557年的石碑，碑上有這樣一段文字：“地勢搖動，震響如雷，一升一降，升如登山，降如墜井……山移崖崩，地裂水出！”這些景象，與汶川地震何其相似！不錯，它記錄的也是一次大地震。那是公元1556年1月23日子夜，發生在陜西華縣的8級以上、全世界有史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直接死亡83萬人）的大地震。然而，除了不多的題刻、碑銘以及受傷的大小雁塔、西安碑林之外，這次大地震的其他情形，僅僅以抽象的數據悄無聲息地平躺在歷史文獻之中，它所造成的巨大創傷與痛楚，并未獲得立體、厚重的文學表達。由此看來，數十年、數百年之后，汶川大地震被淡化、被遺忘的擔心并非多余，即便還有所紀念，也會逐步儀式化，失去撞擊心靈的痛感與震撼。

應該說，漢語文學并不缺乏表達苦難的作品。屈騷、杜詩是最好的證明?！都t樓夢》更是將曹雪芹的個人遭際轉換成時代、民族乃至文化的悲劇。不過，這些作品主要是社會苦難的表現，表達自然災難的作品則相對少見。這或許與“天人感應”之說有關。天人同類、天預人事的神秘思想，使得文人、學者躲避對天災的描述與思考，因為，這把反思之劍最終會指向“天子”或“天之子民”犯下的罪孽。

現代漢語文學放棄文言載體的同時，也疏離了古代文學言說苦難的傳統；現代中國文化接受科學、理性的同時，卻抵觸賴以消解科學主義的宗教信仰，而后者正是苦難意識與終極關懷得以潛滋暗長的土壤。然而，有所舍必有所得。與文言相比，現代漢語蘊涵著豐富的民間倫理與道德資源，有利于提升表達民眾疾苦的能力；同樣，在頻繁的中外交流中，現代中國文化定會成為既具有倫理精神、道德意識又充滿人文情懷、神性品格以及思辨色彩的現代新文化。如此看來，以現代漢語為載體、以現代新文化為依托的現代漢語文學，應該能夠找到表達苦難與創傷的理想方式。不過，將這種可能變為現實的關鍵還是作家。作為創作主體，作家既要以人間大愛與悲憫情懷去感受、體驗災害造成的苦難，也要以超越的精神與理性的眼光去觀照這種苦難。所謂“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當然，外國文學中的災難表達也值得學習與借鑒。不要說神話與傳說，也不論《十日談》、《魯賓遜漂流記》、《智利地震》等經典作品，僅20世紀，諸如《霍亂時期的愛情》、《蠅王》、《鼠疫》、描寫臺灣海峽風暴的《臺風》、以中國內地旱災為背景的《大地》等等，雖有寫實、虛構、隱喻、象征等風格的區別，但都對災難中的人與人性進行了深度描寫：既贊揚堅強、勇敢、樂觀、友愛，也鞭撻自私、貪婪、恐懼、怯懦；從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神等多層次、多視角，揭示面對突如其來的打擊時，個體的脆弱與孤獨以及對拯救的期盼、對摯愛的渴望。它們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以個體的人與人性為中心的表達方式，最值得當代中國作家的關注與思考。

汶川大地震已經兩周年，唐山大地震即將三十四周年，玉樹地震則剛剛發生，暴雪、洪水、風沙、干旱正大舉侵犯我們的生活。生存危機催生了生態文學，災難表達理應成為生態文學的重要部分。面對喜怒無常的大自然，作家必須率先平靜下來，抱持悲憫情懷，以擔當意識、反思精神，將人們遭受的巨大傷痛給予真摯、深沉與藝術的表達，使之沉淀下去、流傳開來，化作中華民族不可磨滅的創傷記憶，以此告慰逝者的亡靈并寄托生者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