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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佛教傳統，只有佛祖釋迦牟尼言行及思想的佛教典籍才能稱之為“經”，而佛祖的弟子和后世高僧的思想著作，言行記錄只可稱之為論。《壇經》是我國佛教思想史上第一部由中國僧人慧能撰述，卻被稱作“經”的佛教典籍，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和意義。它后來被奉為禪宗的宗經寶典，其思想內涵對中國佛教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變化和發展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壇經》的美學思想不僅體現在慧能及其弟子闡述的禪理中，還體現在慧能及其弟子的日常活動中，它對中國美學和藝術的影響持久而強烈，同時與西方現當代藝術觀點契合，充分體現了其思想的深刻性、重要性與影響力。《壇經》認為，空者，萬法之真如，是本質的真實，未經塵世熏染或是重新蕩滌了污染的“自然”、“真際”，這是“美”的“本色”、“元色”，是一種“元美”，即回歸到原點的“美”。這種“元美”在審美境界論上最根本的特質便是至真的“空靈境界”。

這種美學上的空靈觀以哲學上的色空觀為其基礎。關于色空，《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中說:“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當心靈處于離相無染的般若波羅密多狀態時，觀照五蘊所形成的法界萬法，就猶如鏡中花水中月的存在，此即色空不二的法界實相，一切苦難，也因其空而不實得以解脫。慧能在繼承了《心經》的色空觀后，又會通中國道家老莊的“滌除玄覽”“坐忘”“心齋”等學說而自成一大法門。這種迥然有別于老莊的“莊周夢蝶”之物化境界的色空觀直接影響了中國藝術，進而孕育出空靈淡逸之美。由此，空靈，就成為中國藝術追求的至高境界和重要范疇。《壇經》的要旨在“即心頓悟成佛”，當然，佛教頓悟說的開創，并非六祖慧能。相傳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釋迦則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這是何故?因為世尊拈花時，摩訶迦葉已是直悟頓了，心有靈犀，一拍即合。此為印度佛教頓悟說之緣起。神秀有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此偈的基本精神是漸修、漸悟，可以說是“小頓悟”，而慧能的頓悟則是一種直覺，是整個心靈對所悟對象的整體把握，是“大頓悟”。慧能認為，佛性就在自身，所謂“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即佛。”成佛不依靠外力，見性即成佛。“即心成佛”、“自性清凈”，那么一剎那間的頓悟即成佛。慧能說“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凈，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即有數百般的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錯。”可以看出，慧能認為參禪的一切外在形式都是多余的，在“度”的問題上則要求自救、自度:“祖相送真至九江驛。祖令上船，五祖把櫓自搖。慧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櫓。祖云:合是吾度汝。慧能曰: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慧能生在邊方，語言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之合自信自度。祖云:如是如是!”慧能的頓悟即是在剎那間的自醒自悟，他不借外力，只是一種靈感，是突現心靈的“閃電”，是頓除妄念，遽然明白，是告別了黑暗而通向光明。此與莊子所講“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的精神境界有相通之處。人對外界自然產生的審美效果，往往正是如此，突然間的自我忘卻，進入到另一個光明清透的世界，心靈自由蕩漾在這樣的世界，這時看到的，就如禪宗所說“青山是青山，白云是白云”，青山已不是原來用常識觀點和理性眼光所看到的青山，白云也不是原來的白云，它是和你我共呼吸的生命存在體，我見山如是，山見我亦如是，我之見山亦即山之見我，不過這種合一并不含有為此而失彼的意思，山并沒有消失，我并沒有吞沒山;山仍然聳立在我面前。山也沒有淹沒我，我仍然保留著我的自覺。青山還是“青山”，我還是“我”，幾分孤寂頓透心底。禪宗講“心月孤圓，光透萬象”，這又是何等的孤獨、寂寞，冷月當空，無所依待，無所分別，中國藝術的孤寒之美便由此而生成。

禪宗講一朵小花也有它的圓滿俱足。從時間上看，個體時間的框架塑造了個體生命的快慢、長短。一朵花如此，一個人也如此。在個體生命塑造的同時，人的情感精神也得到了塑造。慧能的頓悟其實正是個體對自我生命的情感和精神的認識，個體生命就是他自己佛性的顯現。禪宗講“平常心即佛”、“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靈魂深處的佛性正是在這日常生活中彰顯出來，它滲透在生活的每一個細微末節處。作為禪修和生活的要訣，把禪修和生活充分合為一體，從而在空靈的意境中悄然釀造生活的一片詩意，佛性和審美就在這平凡樸素中體現出來，它們不是神秘主義，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就在身邊，就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壇經》稱慧能初拜弘忍，忍和尚故意問道:“‘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由此可見，在慧能心目中，即使如“獦獠身”野性十足之人，亦得成佛，這是慧能對竺道生“一闡提”成佛說的繼承。“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這種佛性，就美學意義而言，其實是一切眾生本具有的“完美”之人性。德國觀念藝術的代表人物波伊斯的藝術主張是“人人都是藝術家”，他強調消除藝術與生活之間的界限，藝術不是藝術家的專利，人人都應參與到藝術活動中來，這就從現實意義上打破了藝術家與大眾的界限。如此一來，藝術不再神秘，藝術家也不是大眾頂禮膜拜的偶像，藝術需要我們大家親自去完成，藝術不再需要繁瑣的工具和材料的限制，也不需要經過多年的學習和艱辛的訓練，只要能夠轉變觀念，身體力行就夠了。顯然，波伊斯的這種藝術主張與禪宗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契合，盡管其所生成的時間和空間有較大的不同。杜尚曾說:“觀念比由觀念創造出來的藝術作品更有意義”，這句話體現了觀念藝術的精髓———藝術生活必然要回到人生的終極目標，就是通過對人身心的修養達到精神的解脫和釋放。所以，觀念藝術本身并不是目的地，它只是載人涉水之舟筏，人應借此藝術之舟到達精神自由的彼岸。禪宗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壇經》說，悟禪“不在口念，口念不行”，“迷人口念，智者心行”，但還是有《壇經》的問世。老子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同樣有洋洋灑灑五千言。這樣看來，“不立文字”的根本之義，是教人勿滯累于語言、文字、符號，而非絕對的舍棄之。如《楞嚴經》所講:“如人的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亡失月輪，亦亡其指。”禪宗的“不立文字，以心傳心”近乎《易》之“得意忘象”，成為《壇經》審美觀念的重要成果，以至于后來的中國書畫在審美境界、審美趣味上一直以此為最高追求。簡而言之，禪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與杜尚的藝術觀念本模式，而遠溯漢代畫像磚、石和宋元瓷繪，同時又將馬蒂斯、畢加索、盧奧和中國民間剪紙、皮影的變形和簡化方法結合為一，涵育出以豐富的色彩和迅疾、剛健、流動的筆線相結合的方法;在水墨底色或中鋒勾勒的基礎上，把外光表現和情感宣泄融為一爐，賦予作品以絢麗的色調、強烈的動勢、明快多變的光感和濃厚的情緒性。”林風眠的作品大多都用色絢麗、豐富而又強烈，但用色依然遵循傳統重彩語言的精神內涵，依然追求“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和諧平靜之美。

到了現當代，伴隨著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畫家主體被置身于都市文化的背景下。在都市的快節奏生活當中，人們的內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對未來的期待與向往，也有面對現實壓力的壓抑、猶豫與無助……很多畫家開始關注這些變化，試圖通過他們的作品傳達出對象的精神世界，從而拉近藝術與生活的距離。現當代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重彩畫家有何家英、江宏偉、張見等。何家英在繼承了唐宋以來工筆人物繪畫的基本技法上，又繼承了西方寫實繪畫的精髓，將兩者融為一體，創造了一套工筆人物畫新的表現技法。他筆下的人物，細膩而生動，既有東方繪畫的韻味，又有西方繪畫的寫實特征。同時，在設色上，也以色調鮮亮、明快為主，并更加注重作品的色調因素，富有濃厚的裝飾性。何家英善于從中國傳統繪畫中汲取營養，古代很多優秀的重彩畫家，如張萱、周昉、顧愷之等都對他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他從這些優秀畫家的作品中去領悟中國傳統重彩繪畫的精神，無論是用線還是賦色上都體現了濃厚的東方繪畫的韻味。何家英的作品以女性題材為多，在表現女性美時，他注重挖掘不同女性心理的內在美感，通過其心靈自然流露出的純真、樸實、善良，表現出一種人格上以及精神上的大美。他所刻畫的人物形象不論是天真少女、知識分子、時髦女郎還是家庭主婦、鄉村姑娘都蘊含著一種雅致的現代感。《秋冥》、《紅蘋果》把少女的天生麗質以及平靜安然描繪得深入生動，《酸葡萄》表現了女青年的青春朝氣，《十九秋》反映了勤勞鄉村姑娘的敦厚淳樸。何家英通過他筆下的作品傳達和表現出一種對現實生活的浪漫情懷，畫面的用色上多追求一種單純與寧靜，而又在平靜中融入自己強烈的生命和精神追索的印痕，從而使觀賞者不僅感受到畫面所表現的真實生活，也體驗到創作者在作品創作過程中的精神感受。今天的很多工筆畫家能從挖掘自身來表現靈魂，表現內心，比較注重對自我內心的觀照。從這個角度來說，比起前代的重彩繪畫有了很大的進步。在色彩語言上，依然遵循著中國傳統重彩繪畫的內在規律，用色追求單純、和諧而又平靜。時代在變，中國重彩繪畫的表現形式也在不斷地發展和變化，但在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價值體系和世界觀的影響下，作品所追求的精神內涵是一脈相承的，依然追求“濃情厚意中的靜穆”之美，按照其自律性的要求不斷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