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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文仲是我國當代著名的英語教育家，本文重點總結和討論了他在語言規劃、語言與文化、交際教學法、英語學習方法四個方面的心得和觀點，以期為當下英語教育及研究提供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話題。

［關鍵詞］胡文仲;英語教育;思想研究

胡文仲是我國當代著名的英語教育家，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等職務。胡教授是我國知名學者，在英語教學和研究等方面頗有建樹。本文試圖探討胡文仲的英語教育思想，以期為當下英語教育及研究提供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話題。

一、胡文仲關于語言規劃的研究

胡教授分別在1997年和2001年發表了兩篇有關語言規劃的文章，一篇為《語言規劃刻不容緩》，另一篇為《我國外語教育規劃的得與失》。其中，后一篇文章詳細討論了語言規劃的內容，并結合盧森堡、馬來西亞等國的實例從正反兩方面說明語言政策的制定與修改對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重要影響。胡教授指出我國外語教育由于“缺乏全盤的規劃，50年代在外語教育方面才會出現失誤”。50年代，我國在外交上和蘇聯關系親厚，在外語教育上自然額外偏重俄語，英語教育被忽視、縮減，大批英語教師轉行。外語教育政策的“一邊倒”導致俄語專業的畢業生迅速增長、供大于求，而英語和其他語種的畢業生則存在大量缺口。雖然我國在1957年就已經開始調整外語教育政策，將中學俄語與英語的教學比例定為1∶1，后又在1959年將其改為1∶2，加大了英語的教學比例，但是，中學俄語教師的數量直到1965年才開始停止已經持續了9年的不斷增長。胡教授指出:“教育政策失誤的代價往往是高昂的，后果也往往是在多年以后才顯現出來。”我國60年代制定了外語教育七年規劃，并在全國建立了一批外國語學校。在胡教授看來，這兩項措施是將當前政治需要與教育的長遠發展結合起來的正面例證，其精神和做法是值得學習和延續的。1978年以后，我國的英語教育事業不斷發展壯大，到2001年，英語與俄語的比例已經達到198∶1。英語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胡教授認為，我們還應考慮語言的多樣性，究竟各語種教學的比例多少合適，還需教育者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和科學論證。胡教授指出:“在制定外語教育規劃時，制定者必須注意將當前的政治經濟需要與長遠的教育事業需要協調一致。”另外，胡教授認為，制定外語教育規劃還需學習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例如盧森堡的學生，在外語學習的黃金時期———兒童階段就開始接觸外語。學前兒童外語教育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挖掘和科學探討的話題，但遺憾的是目前我國對這方面的研究還很匱乏。

二、胡文仲關于語言與文化的研究

胡文仲關于語言與文化的研究成果頗豐，不僅出版了專著《外語教學與文化》(與高一虹合著)、《超越文化的屏障》等書，還發表相關論文數十篇。早在1982年，胡教授就在《語言與文化》一文中指出:“不少學生在使用英語時只注重語言形式，而忽視文化習俗，導致語言使用不當。”誠然，語言學習離不開文化學習，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語言能力不代表交際能力。語言教學也不是一個孤立存在的學科，它還涉及語音、語法和詞匯。胡教授認為，我們應該“以社會語言學的基本觀點指導我們的教學”。這一點，對外語教學，尤其是大學英語教學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三十多年過去了，大學英語教學中重語言形式輕文化內涵的現象有了很大改觀，甚至我們在學習英語語言的同時，也潛移默化地接受和認同了一些英美文化，例如，對隱私的尊重，大方接受對方的稱贊，等等。然而，人們仍然十分欠缺對深層次的文化內涵的學習與交流。另外，胡教授認為，我們應該重視文化差異，但也不應盲目推崇。關于這個方面，近幾年大學英語四級考試中翻譯題的改革就很好地說明了我們正在逐步提升本國文化在英語教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語言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機統一，我們不僅應該利用英語學習西方的優秀文化，還應學會利用英語向西方國家更好地介紹中國幾千年來傳承和發展的精華文化，只有這樣的雙向文化交流，才能真正提升我國的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至于怎樣才能更加有效地在大學英語課堂中滲入英漢雙語語言文化仍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胡文仲關于交際教學法的研究

交際教學法在我國20世紀80、90年代風靡一時。胡教授于1982年發表在《外國語》上的文章《交際教學法初探》詳細介紹了交際教學法的起源、特點、爭議、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對外語教學的啟示等。雖然交際教學法在我國也經歷了由盛到衰的歷程，但胡教授在文中提到的一些觀點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胡教授認為，不管教師是否在教學過程中運用交際教學法，都必須認識到外語學習和社會、文化的緊密聯系，“這種社會語言學的認識(sociolinguisticawareness)應該貫穿到聽說讀寫各個環節、高低年級的各個階段”。其次，胡教授認為，學生應該成為課堂教學的中心，教師應該合理借鑒交際法的做法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時至今天，這兩點建議對我們各個階段的英語教學來說，都是十分中肯并符合實際課堂需要的教學原則。外語教學法流派眾多，然而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仍然是值得教育者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四、胡文仲關于英語學習方法的研究

胡教授關于英語教育的研究不僅僅涉及宏觀層面的語言規劃、教學大綱、語言教學理論等，他在具體的學習實踐和學習方法上也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20世紀80年代，胡教授曾與英國教師KateFlower合作主持了一個知名度極高且非常受歡迎的英語教學節目FollowMe(《跟我學》)，另外，他曾撰寫數篇針對英語學習的文章，從聽說到語法，內容涵蓋了外語學習的各個方面。首先，胡教授認為外語學習必須重視基本功;其次，胡教授認為外語學習還應重視實踐;再其次，胡教授認為個體要想進一步提升英語水平，“必須把語言和文化結合在一起學”;最后，胡教授認為語言學習具有階段性，“任何人都不可能吃上三五天好飯菜就長得膀大腰圓”。雖然這些觀點和看法看上去樸實無華，但是它們仍然是外語學習中不應被忽視的真知灼見。在當今的外語教學中，尤其是在大學英語教學領域，學生對基本功的重視程度是遠遠不夠的。許多學生上了大學以后，在學習上就松懈了許多，他們不愿多聽、多說、多讀、多寫，一心只想走捷徑，這樣的思想是要不得的。另外，由于許多高校用片面的學生評教機制對教師進行考核，一些教師為了迎合學生偷懶、不愿思考的浮躁心理，不愿狠抓學生基本功，不愿嚴格要求學生，對其放任自流，導致課堂教學過度娛樂化，學生很難進一步提升英語水平。關于這一點，秦秀白教授認為“課堂娛樂化還是一種腐蝕劑，正在潛移默化地腐蝕教師的職業精神和學生的人格發展，有害于師生建構正確的價值觀念”。

現在，有一些英語教育專家主張取消大學英語，讓學生只學習專業英語。不可否認，專業英語是大學英語發展的高級階段，是學生利用語言學習本專業西方先進知識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專業英語的推廣不能盲目跟風，不切實際的拔苗助長未必有益。對于英語基礎扎實、底子好的學生來說，專業英語的學習是有益且必要的。然而，對于那些英語基礎薄弱的學生來說，只搞專業英語不顧基礎英語的鞏固，未必會有成效。胡教授認為外語學習必須重視實踐的觀點在今天的外語教學中已經得到了普遍認同和廣泛實施。我們的教材不再只重視語法學習而忽視語言交際，我們的考試也更加注重對學生語言應用能力的考查，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普遍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一些名校中，大一新生中英語已經達到四級水平的學生也不少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院校以及高職高專院校，仍然有相當一部分的學生英語聽不懂、不會說、讀寫困難。對這一部分學生來說，英語學習仍然要多輸入真實有效的語言材料，學用結合，教師要糾正學生錯誤的英語學習方法，例如孤立地記單詞，只重語法學習不重實際語言材料的積累，只學語言本身的外在含義、忽視語言中的文化內涵等。總之，教師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教會學生如何正確學習外語，而不是只教學生學習語言知識。

胡教授認為語言和文化相結合是學習者進一步提升英語水平的有效途徑，這一觀點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已經得到了眾多專家學者的深入研究和探討。例如，林汝昌的《外語教學的三個層次與文化導入的三個層次》、曹文的《英語文化教學的兩個層次》和韓曉玲的《寓語言教學于文化教學———外語教學改革之我見》等。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的關系已經是人們的廣泛共識，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大學英語教學的性質應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結合。文化和語言的融合是進一步提升學生語言能力、培養學生交際能力的重要原則。要使大學英語課堂真正成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機統一，大學英語教師就需要不斷學習。大學英語教師要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養，即除精通英語語言技能外，還需具備廣博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識，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能夠靈活運用各種人文知識，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關于專門用途英語(ESP)的呼聲很高，蔡基剛提出“專門用途英語教學將是我國大學英語教學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胡文仲．胡文仲英語教育自選集［C］．北京: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2006．

［2］秦秀白．警惕課堂教學娛樂化［J］．當代外語研究，2012(7):1－2．

［3］林汝昌．外語教學的三個層次與文化導入的三個層次［J］．外語界，1996(4):1－6．

［4］曹文．英語文化教學的兩個層次［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8(3):10－14．

［5］韓曉玲．寓語言教學于文化教學———外語教學改革之我見［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12):39－56．

［6］蔡基剛．ESP與我國大學英語教學發展方向［J］．外語界，2004(2):22－28．

［7］胡文仲．在“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專門用途英語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致辭［R］．北京，2011－05－07．

作者:王巖 單位:平頂山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