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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春秋戰國動亂550余年，其間戰火連綿，諸侯爭霸，生靈涂炭，人民遭殃，社會長期處于兵燹和混亂之中。

春秋時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將首都從鎬遷到洛陽。之后，鄭莊公首先稱霸，平王時“周鄭交質”，各以太子住在對方作為人質；桓王時鄭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軍隊被鄭國打得大敗，從此，“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鄭國之后，齊桓公在管仲的輔佐下打著“尊王攘夷”的旗幟對外擴張，形成很大的霸業；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無葬；后宋襄公短暫稱霸，晉文公、楚莊王繼而爭霸幾十年，發生過多次大戰，最后在宋國大夫向戌的調停下晉楚弭兵，共為霸主，齊、秦與之結盟，其他國家還要朝貢；中原的烽火暫息，但東南的戰火又燃起來了，吳王首先稱霸，隨后越王勾踐成就了春秋時最后也是最大的霸業。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時代結束。

進入戰國時期以兩件事為標志，一是魏、趙、韓三家分晉，三個大夫瓜分了晉國；二是田氏代齊，田姓長期居于相位，終于稱君。戰國之后，只剩齊、魏、趙、韓、秦、楚、燕七個大國，大家力量相當，誰也無法稱霸。不過，實力還是有相對強弱的時候。始則經李悝、西門豹等改革的魏國力量最強，后來齊國的孫臏圍魏救趙、減灶誘敵，在桂陵之戰、馬陵之戰大敗魏國的龐涓，同時，秦國打敗了勢力不斷擴張的楚國，這樣，齊國與秦國形成雙雄并立的局面。但是隨后樂毅率領六國軍隊打敗了齊國，齊國差點亡國，只剩莒和即墨兩地，最后田單用火牛陣收復了一些失地。但齊國還是衰落了，只剩強秦。長平一戰，秦國打敗了六國中實力稍強的趙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終掃平天下，結束了戰國紛爭的局面。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各倡其說，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陰陽家、兵家、縱橫家、農家、雜家等紛紛登臺亮相，中華文化處于鼎盛時期。

秦始皇當政后，建立郡縣制，也就是層層施控、上級命令下級的人治官僚制度（現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權的制度），同時，他采取法家的消滅文化的愚民治國態度，焚書坑儒，苛刑酷政；結果，秦祚短促。漢朝初時，吸取秦亡教訓，“與民休息”，蕭規曹隨，采納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大大增強了國力。但到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進入了漫無止境的意識形態獨尊的時代，文化趨于毀滅，民族的活力和創造性被窒息。

這就是中國的特點，國家紛亂才有文化繁榮，國家“太平”必然文化滅絕，“太平”就是政治專制、文化專制、官府壟斷資源。

所幸我們有孔子、老子、莊子，否則我們無以面對人類文明。

二

孔子首先是個偉大的教育家，是第一位人格獨立的教師。他首次向民間普及教育，改變了學在官府、官師不分的局面；他提出“有教無類”（一切人擁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的思想，為后來的科舉制奠定了思想基礎，這也使得中國哲學成為大眾化的知識；他主張學思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對師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主張以“仁”為教育的核心，讓人們自愛而愛人，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提倡知仁行仁、中庸中和、“不憂”、“不惑”、“不懼”的修身要求，認為“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溫而厲”，“恭而安”；他主張面對道義，學生不必謙讓，“當仁不讓于師”；他注重人格感化，率先垂范：“其身正，不令而行”；他承認學問是從學習而來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重視年輕人，說：“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如果孔子不問政治，一直做教育家的話；如果他不被后來的統治者利用，被神化，成為棍棒的話，那么，他一定是個完美無缺的人，是個讓我輩仰之彌高、頂禮膜拜的偉人。

孔子奠定了科舉制度的理論基礎，但這科舉卻成為統治者鞏固專制制度、避免社會對抗的工具。科舉使得貴族與平民雙向交流，特別是使得老百姓可能“當官”，這讓官本位觀念根深蒂固的中國小民垂涎欲滴，自覺放棄了改良壞的制度、推翻暴政的想法。

與其說孔子是個哲學家，不如說是個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仁”、“禮”、“和”、“大同”等思想，目的是治理社會，扭轉動亂的局勢。

中國人急功近利，不做見不到眼前利益的學問。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學理論也是支離破碎、缺乏理論深度、不成體系的，但作為政治理論家，他卻是偉大的。

孔子的“仁”就是要統治者停止攻殺，時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要諸侯貴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別人的立場上為別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別人也想，為何搶奪，為何貪得無厭？你想活命，別人也想，為何殺戮，為何不尊重別人？你不想饑寒交迫、妻離子散，別人也不想，為何讓別人骨肉分離，血流成河？

孔子要統治者施仁，克己復禮，克制自己，自覺不貪不奪，講人道，愛別人，這無疑是對牛彈琴。他不講民眾的監督、人民的主權，與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遠。

學生問孔子如何治理社會，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也就是說，他要讓君臣父子、各種社會關系符合它的稱號，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個君主的樣子，不能胡作非為，臣子要像個臣子的樣子，不能犯上作亂，父親要像個父親的樣子，不能有違父道，兒子要像個兒子的樣子，不能悖于孝道。因此，孔子要求恢復周禮，對社會“齊之以禮”，實行禮治，“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使人民“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這樣就形成一個有道的社會了。

中國人治理社會流于人治，從來以“精神文明”教育為主，輔之以懲罰人的刑法?？鬃臃磳Ψㄖ?，認為那是外在的強迫，不如從內心順化、教化、奴化人民來得高明。而西方人重視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認為權力必然帶來腐化、墮落，必須對之加以監督；法治首先是保護人權，其次才是懲罰人；精神文明必須建立在法治、民主、平等、市場經濟的基礎上。

“禮”的運用便是“和”，儒家強調“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流（不流于眾俗）?！比毡救俗苑Q是“大和”民族，早年憲法即規定“和”的民族精神，如今日本的企業間也是既講競爭又講協作，他們法人參股，各企業命運相通，同時，每一個企業內部勞資間、上下級間亦構成一個和諧的命運共同體，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體現。反觀中國––––––“和”的概念的發源地，人與人傾軋，面和心不和；企業與企業出口時爭相削價，致使國家損失慘重。所以有人說，一個中國人是條龍，幾個中國人是條蟲。

儒家信命?？组T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闭驗橄嘈琶虼?，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給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也正因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君子坦蕩蕩！”

中國人大多是命定主義者，所以，少有闖勁，少有冒險，少有抗爭。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路問他鬼神之事，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說：“敬鬼神而遠之”。有人問死的問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

中國人大抵是無神論者，盡管民間有許多支離破碎的鬼神信仰。但如信孔子、關公、媽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薩等，與其說是信鬼神，不如說是以此寄托對生活、生命的留戀。

如此無超然的信仰、無純正的宗教，有時對社會發展是有利的，但在社會劇變時期它會導致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的瓦解，所以，中國人的世俗思想、價值觀很容易發生動搖、崩潰。如晉時、明末、“五四”時期、“”時期。

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梢?，孔子有濃郁的道家出世思想。它也說明，中國文化的儒道互補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莊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為什么沒有出世做隱士呢？隱士們譏諷他“累累如喪家之犬”，在無道的亂世還到處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個有道的社會，我孔丘就不參與改革了。正因為天下無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p>

可見，孔子有一種氣節精神、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有一種樂觀進取、追求“道”的精神：“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生以成仁”，“志于道，據于德”，“朝聞道，夕死可矣?！?/p>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中國人沒有多少是非之心、正義感、真理意識?！罢胬怼币辉~本來就不屬于漢語的話語系統，是外來的。

有人問孔子：倘若兒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親的知道后是應當包庇還是揭發兒子呢？孔子答：應當包庇兒子。因為倫理高于正義！

老子說：“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也就是說，老百姓中有壞的東西，圣人也應當包容它。

莊子說：“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可見在中國，有權有勢的人總是霸占了仁義真理，長此以往，老百姓當然對正義之類的東西概念模糊了。所以，趙高指鹿為馬，大家只好頻頻點頭。

于是在現實中，中國人對錯誤的、丑陋的、惡的東西往往能熟視無睹，甚至助紂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為一些人的修身準則，莊子提出“齊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滅是非心”，鄭板橋的一句“難得糊涂”風靡千百萬、幾個世紀的中國人。

所以，中國社會往往惡勢力橫行，人們一方面只顧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擇手段地行事。

中國人沒有多少正義感，但有“正氣”感、“氣節”意識，也就是為社稷犧牲、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學說，以及“萬物皆備于我”的主觀主義影響深遠，成為中華民族的核心思想；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張人性本惡、禮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戰勝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這些類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華智慧的旁支，終究沒有引起中國人觀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學說、民本學說在歷史上起過進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類的流氓皇帝對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但孟子的學說的欺騙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視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稱：“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誡統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后人根據他的思想又提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其實，老百姓的力量是極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懼，所以，壞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綿延上百年，乃至幾百年。可見，所謂載舟覆舟實為中國人的欺人之談！

孟子還說：“人皆可以為堯舜?！贝藶槊骶骞俚睦碚摶A，人民總是如此翹盼，可現實總是昏君暴官。

孟子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統治者放在第三位；此理論誠可貴，可專制社會何曾做到過這樣？誰不是把統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除非在民主社會，選民可以把不顧人民利益的統治者趕下臺。

孟子又稱：“尊賢使能，俊杰在位”，養“浩然之氣”，此話乍一聽不錯，可仔細一想：何為“賢”？多數無非是溜須拍馬，熟背八股的人；何為“能”？多數是八面玲瓏，四平八穩的人；何為“浩然之氣”，無非是效忠統治者、視死如歸、兩袖清風、養心寡欲的圣賢。

不過，孟子達到了中國人治社會的最高境界。

孟荀以降，出現了董仲舒這個“圣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原始的儒家科舉制是他的功勞，他主張以德治取代刑治，改變秦的暴政；他規定“三綱五?！保瑥膬刃呐嗣瘢凰l明天人感應學說，提出皇權授命于天；他運用五行生克循環解釋王朝更替，以“天不變，道亦不變”鞏固封建道統；他根據《公羊傳》中的三世說“衰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禮記》中的三世說“亂世”――“小康”――“大同”描繪了中國人的太平盛世夢想，其實是中國人治境界的烏托邦；他的科舉倡議保證了官方意識形態的灌輸，保持了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溝通，成為一劑麻醉藥，使得老百姓屈服于專制統治和升官發財的夢想。

漢以降，王充的唯物主義、范縝的無神論、張載的以氣為本體的學說、程頤程顥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李贄黃宗羲王夫之戴震唐甄的反僵化儒學、反一人專制的思想等等獨樹一幟，成為無思想時代的彗星。其中尤以程朱理學影響深遠。程朱把孔子的“仁”、“義”、“禮”、“道”等都概括為“理”，認為“萬物皆是一個理”，“天下只有一個理”，它“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一物須有一理”，“物我一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他們把封建綱常倫理看作是萬古不變、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程顥更提出：“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反對寡婦再嫁；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此“以理殺人”、“禮教吃人”不知讓多少人犧牲其下呀！

程朱的同時，陸九淵（陸象山）發揮了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的唯心觀點，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后來，明朝的王陽明（王守仁）又提出，心是世界的本源，天下無心外之物，無心外之理，此“心”即“良知”，又稱“天理”。所謂“良知者，心之本體?！彼^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論，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賊”；他發展了中國人的“道”“器”合一的一元論觀點和世俗主義思想，提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日常倫理即道”等。陸王心學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國人的回歸內心的傾向和人治社會崇尚“興公滅私”的道德之態度。

古代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現代有“儒家資本主義”之說。其實，日、韓等的成功不能簡單地歸于儒家。因為這些東亞的國家和地區既崇尚儒家的“和”（如日本）、“孝”（如韓國）、“禮”（如新加坡）等，更崇尚資本主義的競爭、市場、自由、平等、民主等，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內核。

歷史上，儒家對經濟發展是起了阻礙作用的。它鄙視勞動人民，鼓吹“學而優則仕”，它逼迫有才華的人都走上“做官”之路，孔子斥責問稼問圃的樊須為“小人”，孟子更將“義”“利”對立，這些都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

但經過重新解釋的儒家言論可以為現代的經濟管理、行政管理服務。日本“工業之父”澀澤榮一首先將《論語》運用到企業管理，他開設了“《論語》講習所”，倡導“論語主義”、“道德經濟合一說”、“義利兩全說”、“論語加算盤說”，認為“論語中有算盤，算盤中有論語”，即講道德、信用可以帶來物質利益，而在牟利時要講究道德、信用。

日本東芝公司總經理土光敏夫，豐田公司創始人豐田佐吉、豐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歡都《論語》，豐田喜一郎還將“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銘。日立公司創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誠”列為社訓。日立化成公司總經理橫山亮次說：“日本人的終身就業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禮的思想的體現，企業內工會是和為貴思想的體現?！比饩C合研究所的中島正樹稱“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標準。住友生命的會長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為座右銘，住友的總理事小倉恒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業的頭一個條件，也即盡本分、盡責任。松下幸之助認為，企業家要仁愛惠眾，要生產出象自來水一樣多而便宜的產品以回報社會。

日本人善于“洋為‘日’用”，“古為今用”，而中國人為仁義道德所束縛，專事注經訓詁。

三

中國士大夫文化儒道互補，道家作為補結構，拯救了一大批失望于儒家理想或仕途遇到挫折的知識分子；遁身于道家后，士子們樂觀逍遙，仍念念不忘平治天下，所以，孔子說：“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老子說：“君子得其時則鳴，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孔明為散人時，“聊寄傲于琴書，以待天時”，劉備三顧茅廬后，他遂與劉備縱談天下三分大事?？梢姡T葛亮是在密切關注時事，隱藏著世俗名利之心的。

道家的開山之祖應追溯到楚國的開國人物鬻熊。鬻子當年歸附了周文王，被封在楚，后傳《鬻子》一書。鬻熊說：“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又說：“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于柔必剛，積于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物損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彼。損盈成虧，隨生隨死。”以上說明鬻子已有“道”的思想，守柔、辯證的道家思想。

道家的歷史上有一個人物叫楊朱，大家對他的爭論比較大。一是爭論他到底是春秋人還是戰國人？二是爭論他到底是獨樹一幟的享樂主義者還是真正的道家人物？

《孟子》中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韓非子》中說楊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輕物重生之士也”，《淮南子》中說：“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笨梢姡瑮钭邮恰盀槲摇钡淖晕抑髁x者、全性保真的貴生主義者。但是，《列子》一書中楊朱又說：“人之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他認為人“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因此，不應抑制欲望的滿足，應當及時行樂?？梢?，楊子又是一個縱欲主義者、享樂主義者。

楊朱典型地代表了中國人的重生、及時享樂的思想。盡管《列子》一書可能是晉人的作品，但并不影響它代表某種國民性。

列子，列御寇，又稱列圉寇，傳為戰國鄭人。居于鄭圃四十年而人不知，涵光斂影，不露鋒芒，超然物外，藏形眾庶，御風而行。他說：“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者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绷凶又v述了杞人憂天的故事諷刺老百姓為此四者而奔忙焦慮。

《列子》代表了晉人的理想，反映了中國人淡泊棄利的想法。

漢初，統治者“與民休息”，奉行“黃老之術”，其時，文子之學大盛。文子，大概是越國大夫文種，也有人說是計然，即范蠡的老師，計然，字文子。還有人說，計然就是文種。1973年長沙馬王堆古帛書和河北定縣漢墓出土《文子》竹簡，才確認《文子》其書。文子說：“無為者……，推自然之勢”，“圣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也即以順應自然、因循為用而治國，同時，他還提出尚賢，任能，以民為本，行賞罰，去苛政酷刑等思想。文子成為漢初蕭規曹隨、無為而治的意識形態的代表。

傳說孔子曾多次討教于老子，老子說：“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笨鬃颖挥枺ㄎㄖZ諾。

老子就是這樣“獨異于人！”顯得個性突出，比人高明一等。他做過史官，博學多才，深諳歷史的成敗法則，提出“無為而治”的治世理論和守柔知足、功成身退、以退代進的辯證法，其影響深遠。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譯成外文出版、發行量最大的有兩本書，一是《圣經》，二是《道德經》，即《老子》。有人認為，老子的思想中有很大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分，如美國前總統里根在《國情咨文》中就引用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無為貴靜），說明放開管制、實行自由貿易的重要性。

老子的價值觀是“知?！报C––“襲明”，也就是首先要知道事物發展的規律，然后依照規律明智地行動。老子警告：“不知常，妄作，兇！”“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此“?！币喾Q“道”，最根本的道是“物壯則老”，“逝曰遠，遠曰反”，“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就是說，“道”的規律是朝相反的方向運動，而柔弱正是“道”可以有所作為的地方。按此道理，我們做事就要從反面開始，從弱小著手。

老子說：“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事長”；“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置之度外）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不是要表現出無私嗎），故能成其私”；“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厚藏則多亡（財多惹禍）”；“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功成身退，天之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曲則全，枉則直”；“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老子的上述言論充滿了人生智慧和辯證法，但也透露出一些中國病的征兆：

一是“不敢為天下先”，于現代社會的競爭意識、首創精神不合；

二是以退為進，欲取反予，充滿了中國人的詭詐權謀；

三是委屈求全，不堅持正義而退縮，反映了“識時務者為俊杰”的傳統意識，這也就是中國歷來漢奸多的原因。

老子還說：“守柔曰強”；“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柔弱勝剛強”；“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強梁者不得其死”；“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p>

可見，《老子》一書貫穿了辯證思想、示弱兵法、柔弱策略，難怪說：《老子》是一部兵書。老子的以柔克剛思想也正是氣功、太極拳等的理論基礎。但是其知足思想卻是小農自給自足經濟的反映，于現代市場經濟是不合的。

老子有其獨特的社會觀、治世理論。他認為春秋時期天下大亂，是由于人人逞能、個個想當英雄折騰一番、諸侯大夫為私欲而割據殺伐的結果，所以，人們不是做事少了，而是多了：“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于是，統治者首先應當廢除這一切，實行“無為而治”：“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治人事天，莫若嗇（少做）”；“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讓戰馬停下施肥）；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無為而無不為”；“無為故無事，無執故無失”；“為無為（以無為當作有為），則無不治”；“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由“無為”，老子進一步提出去智、愚民、返璞歸真的道理：“以智治國，國之賊”；“智慧出，有大偽”；“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絕學無憂”；“我愚人之心也哉！”

老子的上述無為而治的思想固然有先進的自由主義成分，其返璞歸真的思想也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可是其否定法治、否定技術的思想，其反智主義、愚民主義于建立現代中華文明都是極其有害的。

老子提出了“道”的自然哲學：“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按照現代宇宙大爆炸理論，可以得下列圖示：

無名→有名→萬物

道→1→2→3→萬物

無→有→萬物

潛物質→原始物質（時間0開始大爆炸）→萬物

也就是說，老子所說的“無名”、“道”、“無”有如“真空”概念，并不是“什么都沒有”，而是存在著“潛物質”，時間為0時，潛物質顯化為“有”、“一”，爆炸為宇宙萬物；其中，“二”指分化為陰陽兩種物質，“三”指陰陽交合產生第三者，于是萬物繁衍。

老子不愧為是天才的思想家，他“猜”（直覺）到了大自然的奧秘。

中國人就是這樣，往往有直覺，而無推理深化。

一般來說，老子反對戰爭，稱“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他之所以不主張用兵，是因為他目睹了戰爭帶來的巨大破壞：“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過后，必有兇年！”

老聃反對戰爭，可是又沒有提出防止發生戰爭、防止戰爭侵害的任何措施。

老子是一個謹慎的處世者、聰明的做事者，他說：“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摘”；“和其光，同其塵；挫其銳，解其紛”；“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寵辱若驚”；“圣人被褐懷玉（穿著破衣服，懷揣美玉，比喻懷才不露）”；“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圣人猶難之（重視困難），故終無難矣?！?/p>

老子不愧為智者，是最聰明的中國人！而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一群，同時也是最詭詐的一群，由此推之，老聃為世界智神無疑。

人們評論道：老子貴真疾偽，憂國憂民，愛發牢騷，好說反話，善用比喻，雅俗并舉。他還好作驚人之舉，如“治大國”這樣嚴肅的主題他卻只用“烹小鮮”來比喻；他喜歡“未知牝牡之合”的“赤子”，但竟然用“朘作”（陽具勃起）這樣的不雅的比喻。他還罵統治者為“盜竽”（強盜頭子），而自稱“愚人”。老子真正是撲朔迷離、怪誕智慧的獨行俠呀！

四

道家的老子是策略派，不是教人隱遁，而是教人改變生活的策略；莊子是境界派，也不是教人遁世，而是教人提高人生的境界。

莊子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他的反傳統思想與尼采的思想接近，他的反異化思想與薩特的思想相象，但后者比他晚兩千多年；他的哲學影響了佛教，成為禪宗的主要思想來源；他奠定了中國藝術（山水畫）、中國文學（田園詩）的基礎，他影響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如阿Q精神），代表了中國文人的理想（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

莊子處在“天下大亂、圣賢不明、道德不一”、“以強凌弱、以眾暴寡”的天崩地坼的社會大變動時代，他這樣描述道：“仁義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亂”，“無恥者富”，“人者厚貌深情”，“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千世之后，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凡人心險于山川”，“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所以，莊子感嘆“人之生也，與憂俱生”，“生為附贅懸疣，死為決患潰癰”。于是，他竭力逃避現實，“以天下為沉濁”，追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超脫隱逸的“天放”、“神人”生活。他“傍日月，挾宇宙”，“獨往獨來”，“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乘云氣，御飛龍，騎日月，游乎四海之外”；他想象如大鵬作“逍遙游”，如姑射神人“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他“奔逸絕塵”，“自藏于畔”，“心與天游”，“天人契合”：他棄世無累，“棲之深林，浮之江湖”，“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莊子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啊，逃避專制現實，躲到堂而皇之的烏龜殼里，逍遙自在！

中國文化的儒道互補實際上是統治者的專制與老百姓的愚昧、知識分子的退避互補。

莊子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如何達到這樣的境界、獲得精神自由呢？他認為，對待生死壽夭，要齊生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而不悅，死而不禍”，“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壽則多辱”，所以，生死壽夭不必多慮。對待富貴貧賤，要齊貧富，“富則多事”，何必去追求呢？“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何必要占有整個森林、整個河流呢？對待得失毀譽是非，也要齊是非。如果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就不會患得患失了；毀譽也要“兩忘而化其道”，“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币虼耍f子說：“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丑窮?！边@既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寬容萬物”，“兼懷萬物”，心胸博大，也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阿Q精神。

即使像莊周這樣的超脫的人也擺脫不了世俗的羈絆，這正是中國人的超切主義生活態度（而不是西方人、印度人的向宗教的超越）。莊子即是主張在現實中隱，他說：“吾將曳尾于涂中”；“我周旋于億萬人間，如處獨焉，如蹈虛焉。御至紛如至少，視多事為無事”；“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而弗見也，非閉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遭治世不避其任”；“入其俗，從其俗?！?/p>

要在世俗中隱，就要收斂光芒，學習燕子的處世法則，不惹人注目：“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同時，隱逸于俗又不要失其內在的獨立性：“外化而內不化”，“其聲銷，其志（獨立人格）無窮。”

中國人的聰明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在亂世保全自身、適應世俗上，不會想到如何避免亂世的出現。

像老子一樣，莊子也主張有技巧地生活：“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后”（比老子的“不敢進寸而退尺”，“后其身而身先”更為狡猾），同時，他又反對使用謀略：“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

莊子使用的是不露痕跡的最高謀略。

莊周是相對主義者，他認為事物的屬性都是由主觀認識決定的，而不是客觀性質決定的，所謂大小、長短、好壞、美丑、生死、男女等，從“道”的高度來看待，都是等同的；因此，他反對“有畛”，反對象猴子一樣無事自擾地區分“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莊周故事：給猴子橡子吃，早上三個晚上四個猴子不干，早上四個晚上三個猴子大喜）。他“齊萬物”，認為“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物無貴賤”，“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萬物齊一，孰短孰長”，“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是亦彼矣，彼亦是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

莊子如此混淆“是”“非”、“有”“無”，也是中國人的是非感淡薄的一個反映。

反仁義、反文明、反異化是莊周的社會觀的主要內容。他認為儒家的圣人、賢士、智慧、愛民、仁義等皆不足?。骸笆ト艘阉?，則大盜不起”；“絕圣棄知，大盜乃止；摘珠毀玉，小盜不起”；“舉賢而民自亂，任知則民相盜”；“天下每每大亂，罪在乎好知”；“愛民，則害民之始也”；若講仁義，盜賊也有仁義：“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笨梢姡柿x是虛偽的，“諸侯之門仁義存焉！”

莊子看到了文明的負面，認為隨著“文明”的進化，人類的發展迷失了方向，造成了機謀、欺詐、誘餌、陷井，人往往死于別人的機關暗算。為避免“中于機辟，死于網罟”，莊子要求回到“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山無溪隧，澤無舟梁”；“行而無跡，事而無傳”；“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的原始社會。

莊子還有強烈的反異化思想，也就是反對人與自我、人與本性的分離，反對人被外物所驅使、控制，迷失在社會之中和金錢、名利、燈紅酒綠之中：“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丈夫則以身殉家，圣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趾死利于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而輕亡其身，豈不悲哉！”“人為物役，心為形使，終生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臬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所以，莊子要求“物物（控制外物）而不物于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茍于人”，不“喪己于物”，不“以物易其性”，不“以仁義易其性”，應“形體保神”，“法天貴真”，保持人格的純潔性、獨立性。

莊子是“欲復歸根”，在為人類尋找歸宿、根柢、精神的家園，尋找文明的“舊國舊都?！?/p>

西方是在物質生產高度發達后，現代社會物欲橫流、紙醉金迷、機械化勞作的背景下由馬克思、尼采、薩特、馬爾庫塞等人提出反異化的，而中國人在物質生產極其不發達的二千年前就開始反異化，導致了經濟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貧困化。

中國文化從各個方面否定“利”。

老莊之后，魏晉“玄學”大盛，王弼、向秀、郭象尚“無”；嵇康、劉伶、阮籍“任我”，行為放蕩；王衍、樂廣為主“清談”；王導、謝安主“風流”；皆為道家之發展，世稱“新道家”。

“專制令人冷朝”，道家、新道家是對儒家的冷朝。

五

中國思想流派中的墨家對歷史的影響很值得我們玩味。

墨家的創始人墨翟，約生于公元前479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可能是魯國或宋國人。墨子為武俠，其“兼愛”思想是武俠“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精神的延伸，“尚力”更是武士精神；尚賢、尚利、節儉、非攻、非命反映了低層人民的平等、功利、和平和改變命運的要求，尚同（主張一致行動）則代表了武士團體和專制社會的統一意志的要求，天志、明鬼反映了民間社會的鬼神信仰。

墨家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周愛人（愛普遍的人）”，要求人們“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認為只要這樣做就能平息長期的動亂，因為“亂自何起？起不相愛。”可見，墨子與孔子一樣，構筑的是人性本善的道德城堡、空想烏托邦。

不過，墨子關心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狀況，與“恥于言利”“義利對立”的儒家相反，他以“觀其中（合乎）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為檢驗事物的標準，主張“務求興天下之利?！蹦舆€以功利主義解釋“兼愛”，認為“愛利萬民”，“愛人利人生。”

墨家進一步提出“節用”、“非樂”的思想，反對貴族的奢侈浪費和享樂主義，因為對于“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必須“強力疾作”的勞動人民來說，統治者美食華服、大興土木，儒家厚葬禮樂之類，使得“民力盡于無用”，是應當制止的。

墨家反映了勞動人民的呼聲，所以一度十分顯赫，《孟子》中有“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說。

墨家門徒組成了一個能夠采取軍事行動的武士團體，其首領叫“鉅子”，他對成員具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墨子是第一任鉅子。他們曾幫助受到楚國威脅的宋國進行軍事防衛，墨翟還親自到楚國游說，勸說罷兵成功。

墨家團體的組織原則是“尚同”，即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絕對服從。他們還有嚴格的墨家之法，嚴厲處罰違背墨家之法的門徒。

墨家實際上代表了小生產者的利益，也反映了小農基礎上的中國主義的專制之必然。

墨家片面強調感性經驗，否定理性理論，稱：“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為無。”凡事都要“取實予名（按照實際形成概念）”。當代則有人把“實踐”抬高到檢驗所有科學真理的基礎地位，這實際上是否定了抽象思辨，照此說法，現代科學的許多先導性獨創理論就不是真理。譬如，二進制、圖論、數論、群論、量子力學等許多理論當初是沒有“實踐”基礎的。

墨家及其后學還有許多民粹主義、經驗主義、空想主義，以及反抽象知識、反知識分子的論調，如清朝的顏元說：“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等等，這些都說明了墨家人物的無知、小農眼光的狹隘和墨家理論落后性。

以墨反儒。哲學家李澤厚曾指出：為了避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社會和倫理的禍害，力圖通過發掘本國文明中的資源，以一種獨特的民族方式繞過工業化文明，直接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因此，他主觀地美化農民、崇拜農民，以傳統農業社會作為超越的理想基礎。他曾經率領農民以土槍土炮打下了中國，他認定用土高爐、土技術也能建設一個現代化。他不再相信西方積累了幾百年的工業社會規范，反過來迷信中國傳統中那種自發的小生產經驗。他象墨子一樣執著于經驗理性，沉耽于兼相愛、交相利的大同空想，并將理想的實現寄托于信徒們“摩頂放踵”的殉道精神上。

一方面是宏偉瑰麗的奇思異想，另一方面是自我封閉的知識結構。一方面是反抗傳統的豪邁氣魄，另一方面又是被擺布于傳統之間的思維心理。這就構成了“”和“”的設計者以墨反儒、以傳統反傳統的矛盾心態。打斷的不是傳統，而是中國現代工業文明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