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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不是一個孤立的歷史現象，而是一個開放的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與中國近代思想界發生碰撞，吸取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優秀成果，而且還與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開展論戰，相互交融，共同構造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化的復雜圖景(注：關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關系的詳細說明，參見何萍：《全球化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命運》，《江淮論壇》2000年第1期；《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兩種傳統》，《哲學研究》2003年第8期。)。以往，我國學術界多重視前一方面的研究，忽視了后一方面的研究。這就使我們常常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看作一個單純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輸入過程，僅僅在中國系統中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而不能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置于世界范圍內，在一個無限開放的系統中揭示其發展的規律性。為了克服這一研究的不足，我們需要確立一種世界視野。這種世界視野就是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圖景。

在哲學史上，一種新的研究視野的確立必然帶來哲學問題的更新。這一點也適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從中國現代化的實際過程和中國思想史的發展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其研究的問題總是圍繞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實之間的關系展開的；而從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其研究的問題卻要圍繞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的研究而展開。前者旨在解決中國發展的現實問題，后者旨在解決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的理論問題。應該說，這兩個方面的研究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缺一不可。沒有前者，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就失去了活水源頭；沒有后者，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面對現實時，就缺乏足夠的理論解釋力度。鑒于我國的研究普遍重前者而輕后者，在此我們著重論述后一方面的問題。

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圖景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化的特點和歷史進程相聯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化不同于全球化的一個根本特點，就在于是以民族化為基礎。全球化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世界發展，它是以單一的資本主義化為前提的，本質上是反對民族化、多元化的。而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化則以承認各民族的自決權為前提，強調各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發展道路的特殊性，本質上是主張民族化和多元化的。由于強調民族化和多元化，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化的進程中必然會出現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沖突和交融，從而形成了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錯綜復雜的橫向聯系。除此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還隨著世界歷史的變化而不斷更新自身的提問方式和研究方式，呈現為不同的性質和發展階段，這些又構成了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縱向聯系。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橫向聯系和縱向聯系，使我們能夠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切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多角度地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

首先，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橫向聯系為我們確立了比較研究的理論視角，使我們能夠從哲學形態的整體上把握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性質、特點，考察其哲學傳統的內涵。

在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橫向聯系中，東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沖突與交融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最直接的影響。所謂東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主要指由蘇俄馬克思主義者創造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主要指由葛蘭西、柯爾施、盧卡奇創造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這兩種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面對的歷史課題不同，研究的哲學問題亦不相同。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面對的是政治、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如何變革生產方式、加速實現現代化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一歷史課題，蘇俄馬克思主義者著重研究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的學說，并使其成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體系的核心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面對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變革問題。圍繞這一歷史課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展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意識形態研究，建立了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既然東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兩種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且根源于它們各自面臨的歷史任務，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那么，我們就不能簡單地以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否定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是應該建立比較的研究視角，考察它們各自的特點、理論內容及其論爭的實質，以揭示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規律。

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而言，開展東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從哲學形態的整體上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揭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性質、理論來源和思維方式，從而把握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特殊性。這是我們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定位研究。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于20世紀初，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時間上幾乎同時，在理論上也都以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出發點，然而在對待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態度上，則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截然相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從批判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產生出來的。柯爾施曾經明確指出，他提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就是為了標明他們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完全不同于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與之相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傳播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基本原理和理論框架上基本遵循了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范式。不僅如此，在爾后多年的哲學創造中，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一直認同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持批判態度。即使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加強了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也依然難以把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理思想有機地納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相反，學術界對于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論怎樣激烈地批判它的基本理論，而在思考哲學問題時，卻還是遵循了它的思維方式。有人把這種現象稱為“穿新鞋，走老路”，卻不思考為何如此。其實，只要比較一下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傳統就不難看出，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就在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本身。20世紀初，中國和俄國同處于自然經濟形態，都受到西方現代化的沖擊，因而面臨同樣的哲學問題。這種種相同性決定中國只能走俄國的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上也只能選擇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使自己成為東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部分。就是在今天，中國也還未進入發達工業國家，特別是在經濟體制的轉型期，發展生產力、變革生產關系仍然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個民族的哲學家，又如何能夠超越原有的哲學傳統和由其決定的哲學思維方式呢?從這一角度進行思考，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狀就變得非常容易理解了。

當然，我們絕不能由此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等同于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在理論上采取了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但一開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就只是把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作認識論和方法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上，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還是結合中國革命的現實，通過與中國思想界的論戰，對哲學與科學、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性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關系等問題，都做出了自己的解答，創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的《實踐論》，都把實踐置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首位，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上是實踐的唯物論。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和闡釋，明顯地不同于蘇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體系。而今天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差別就更大了。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實。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差異引發出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同究竟在何處?兩者是東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之同，還是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之同?20世紀70至80年代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表明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同僅僅是東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之同，絕不是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之同。20世紀30至5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學習和采用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主要是因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處于初創時期，必須模仿已經取得成功的理論作為自身的起點。然而，一旦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自己的經驗和基礎，就必然刪除原有理論中不屬于自身的內容，創造出新的理論體系。這種新的理論體系才是構成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內核的東西。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不過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借以創造自己哲學傳統的中介，僅僅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形式。這些都說明，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從來就沒有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也絕不是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翻版，它們之間的同一性是東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共性，它們之間的差別來自于各自的民族哲學傳統。肯定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性質及其內容。

其次，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縱向聯系為我們確立了問題研究的視角，使我們能夠揭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無限開放的內在機制。

問題研究視角不同于體系研究視角。體系研究視角以邏輯主義方法為基礎，主要追蹤哲學發展的邏輯環節；問題研究視角以文化歷史主義方法為基礎，旨在揭示哲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哲學史在這兩種不同的研究視角中被描繪為兩種完全不同的圖景。在體系研究視角中，哲學史被描繪為一種宏大的哲學體系的前史，先前的哲學都是這一宏大哲學體系的不同邏輯環節；而這一宏大的哲學體系是以前哲學的完成，亦是全部哲學的終結。這種哲學史本質上是面向過去的，是一種封閉的哲學史。而在問題研究視角中，哲學史被描繪為不同哲學形態更替的過程。在這里，沒有一種哲學能夠窮盡真理，更沒有一種哲學能夠成為絕對真理。相反，哲學史正是在各種具有局限性的哲學形態之間的沖突和碰撞中、在面對時代的哲學問題中，不斷發展和更新。于是，哲學史就呈現為不斷提出和追問哲學問題的歷史。哲學問題層出不窮，哲學史也就連綿不絕，這是一種面向未來的哲學史，是一種開放的哲學史。

體系研究視角和問題研究視角向我們提供了兩種不同的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模式：體系研究視角向我們提供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范疇史，問題研究視角向我們提供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史。那么，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究竟是范疇史還是問題史呢?我國學術界并沒有明確地提出這一問題，但是在實際的研究中，卻一直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為范疇史。對于這一點，我們只要翻一翻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科書就一目了然了。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在論述每一個范疇時，都是把以往哲學對這一范疇的論述作為該范疇形成的邏輯環節，而該范疇是其終結。物質范疇的論述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敘述亦是如此。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幾乎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分界線，先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都是這一哲學原理的形成過程，以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這一哲學原理的發展。我們認為，這種發展觀在描述馬克思主義哲學某一傳統在一定時期內的發展是有效的，但如果超出這一范圍加以運用，就必然得出兩個十分荒謬的結論：其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只有量的增長，而沒有質的飛躍，即只是范疇的精確化，而沒有研究問題的轉換和哲學思維方式的變革，沒有階段性的變化；其二，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有一種傳統，不存在多種傳統，也就是說，在多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中，只有一種是正統的、唯一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其余的都被視為異端邪說。這兩個結論顯然不符合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實際狀況，亦不符合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現實。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不能運用范疇史觀，而必須確立問題史的研究視角。

從問題史的研究視角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不僅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形成過程，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斷打破自身傳統的封閉性、走向開放的過程。如果說20世紀30至70年代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過程，那么，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則表現為一個不斷向外開放的過程。這一開放過程始于對原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的批判，隨即就卷入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范疇的討論和對全球化、現代化的研究，使這一時期的哲學主題明顯地不同于前一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主題的轉向當然與中國社會的變化相關，但在思想來源上，最重要的還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化的歷史進程決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化以20世紀70至80年代為界，實現了一次重大的哲學研究問題的轉向。在70至80年代以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是圍繞如何奪取無產階級政權的問題展開的，不論是東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不論是主張生產力第一性的哲學還是主張意識形態批判的哲學，其基本理論都不外是這一哲學問題的展開；70至80年代以后，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問題轉向了全球化、后工業社會的文化批判，與之相應，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也由對階級或個體的意識建構，轉向了對文明制度的批判和對現存社會秩序的重構。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研究轉向之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之際。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十分關注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研究的轉向，積極地開展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特別是開展對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充分汲取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成果，把對全球化、后工業社會的批判與中國的現代化即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對中國發展模式和社會秩序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重建，從而實現哲學問題和哲學提問方式的更新。這就使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呈現出完全不同于前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風貌，表現為一個開放的過程。

綜上所述，比較研究視角和問題研究視角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聯系：比較研究視角揭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形成機制或者說內化機制，展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由外而內的發展過程；問題研究視角揭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放機制或者說外化機制，展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由內而外的發展過程。然而，不論是形成機制還是開放機制，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都離不開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并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化為背景。所以，如果我們不了解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不聯系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化過程，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更不可能揭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內在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