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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五四”運動以來,現代中國科學觀經歷了幾次大的轉變。“科玄論戰”的結果確立了科學受尊崇的地位,“實用至上”的科學觀限制了純理論研究相對獨立的發展,對“偽科學”的批判突出了科學精神的核心價值,科學文化的比較研究開啟了對科學的多元化理解。現代中國科學觀的演變,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沖突的社會環境中展開的。對科學的誤解和誤用在一定時期內在所難免。不斷清除對科學的誤解和誤用,正是中國科學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保證。

關鍵詞:科學觀;科玄論戰;實用至上;偽科學

Abstract:Sincethe“MayFourthMovement”,theviewonmodernscienceevolvedandunderwentseveralmajorchangesand,astheresultofthehistoricargumentofscienceagainstmetaphysics,scienceprevailed.However,the“PragmaticApproachFirst”viewonsciencerestrictedtherelativelyindependentdevelopmentofthepuretheoreticalresearch.Thecriticismto“pseudo-science”highlightedthecorevaluesofscientificspirit,whilethecomparativestudyonscienceandcultureopenedthediverseunderstandingofscience.So,theevolutionoftheviewonmodernscienceinChinawentforwardinsuchasocialenvironmentthattheChineseandWestculturesweremingledwitheachotherand,meanwhile,theywereinconflict.Insuchahistoricbackground,themisunderstandingandmisuseofsciencewereinevitabletoacertainextentinacertainperiod.ToeliminateuninterruptedlythemisunderstandingandmisuseofscienceisnecessarytoguaranteethesuccessfuldevelopmentofscienceinChina.

Keywords:viewonscience;argumentofscienceagainstmetaphysics;pragmaticapproachfirst;pseudo-science

20世紀以來,“科學”成為現代中國最為流行的詞匯之一。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建制,不僅改變了我國的經濟和社會面貌,還伴隨著“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現代思想范疇,逐步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科學”這個詞匯表征的是一個多義的概念。在不同的年代,人們對它進行了不同的解讀,并衍生出各種不同的行為。回顧現代中國科學觀的演變歷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有助于不斷清除對科學的誤解和誤用,從而保證中國科學事業的順利發展。

一、“科玄論戰”帶來對科學的尊崇

現代中國科學觀的形成始于“五四”運動前后,“科學”與“民主”成為當時全社會關注的焦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梁啟超遍訪歐洲,于1920年發表《歐游心影錄》,宣告“科學萬能之夢”的幻滅,倡言中國孔老墨人生智慧可以濟西方文明之窮。1922年,梁漱溟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公開為孔子和儒學辯護。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視科學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良藥,認為科學不僅是反對封建思想文化的銳利武器,而且是指導人們認識社會和人生的最有效方法。如胡適所言:“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1］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兩大思潮之間相互激蕩,導致了1923年開始的一場大論戰。論戰的一方是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另一方則是以丁文江、胡適、唐鉞等人為代表的“科學派”。

在這場論戰中,“科學派”占了上風,最終幾乎呈一邊倒的格局,這表明現代科學顯然已滲入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主流意識之中。“科學派”的勝利與當時的社會需要密不可分。20世紀早期的中國面臨著可能亡國滅種的危機。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伴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傳入中國。人們普遍認為,中國要自強就必須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在這種背景下,科學的、理性的人生觀顯然更符合當時變革中國社會的需要,更容易為向往進步與富強的人們所接受。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學知識、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對當時落后的中國來說,是新鮮的和先進的東西。堅持用科學的、理性的人生觀指導自己的行動,曾經使許多有志之士和熱血青年接受了作為科學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道路。

經過“科玄論戰”,科學在人生與文化領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義。各種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競相以“科學”學說自命,人文學科也興起了一股運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熱潮。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期間,朝野各派政治力量無不用“科學”來解析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實踐。以胡適和丁文江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曾在20年代呼吁建立“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體現了一種將政治科學化、現代化的訴求。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這些要求發展成為直接提倡“專家政治”。最終“隨著向各個社會領域的這種擴展,科學的內涵也不斷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當程度上已超越了實證研究之域而被規定為一種普遍的價值-信仰體系”［2］。這場論戰引發了全社會對科學精神和科學價值的重視。論戰后的幾十年中,科學廣為流行,成為這一時代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的主題。

明末以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從動機、方法到內容,都要到傳統文化中尋求學理上的支持和證實。“科玄論戰”之后情況恰好相反,文化的各個層面都從科學中尋求支持和證實。科學替代了神,成為萬物的尺度［3］。1938年出版的趙曾玨所著《科學與技術》一書對當時的科學技術價值觀作了較全面的概括。書中指出:“科學雖純粹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但是了解自然的結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徹底,則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終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類生活的水準,增加生產的效能,使國家民族臻于富強之境。”這種對科學的社會應用絕對加以推崇的傾向,很容易忽視科學的不適當應用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應。得到過度尊崇的科學,在某種意義上很容易成為一種新的“經學”。

二、“實用至上”的科學觀

新中國成立之后,人們的科學觀發生了明顯變化。當時強調科學研究要為社會主義生產建設實際服務,將其作為新時代科學事業發展的基本原則。1950年8月在北京召開了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這次會議強調,舊中國的科學事業是一部分科學家沿著個人興趣在小圈子里研究的,有著孤芳自賞、脫離現實的特點,是跟在歐美人后面的個人摸索。今天,科學家需要改變孤立分散的個人研究和散漫自由的作風,組織起來,加強科學工作的計劃性和集體的聯系,使科學研究服務于農業、工業、醫學、國防、文化的建設［4］。使科學事業發展同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相結合,總體上是必要的。但當時對“科學”的理解,很多時候泛指“科學技術”,更多強調的是技術研究與應用。這樣很容易使人們忽視對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的關注,造成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某種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注重直觀體驗的傳統思維方式,對這一時期科學觀的形成和普及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國古代科技活動中邏輯思維作用不夠明顯,往往用經驗和試驗取代專門的科學實驗,強調科學技術成果的“經世致用”,對純粹的理論研究持排斥的態度。這就使得很多人以為科學實踐就是通過親身試驗取得成效,而通過總結經驗得出的普遍認識就是科學規律。加上當時政治生活中注重搞群眾運動,簡單地理解“實踐出真知”,因而逐漸形成一種“實用至上”的科學觀,甚至將抽象的基礎科學理論研究視為“唯心論”,從意識形態角度加以“批判”。

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事例,是1958年“”時期對數學家齊民友教授的“批判”。齊民友教授主張數學發展具有相對獨立性,應該重視基礎理論學習,當時被視為“數學教學的唯心論”。《人民日報》1958年8月20日發表報道:“駁倒數學教學的唯心論-武漢大學一場‘百團大戰’辨明數學必須聯系實際”,其中談到“大多數老師和同學受到了教育,認識了只有理論聯系實際才能發展數學,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數學為政治服務,為生產服務”。當時還有所謂“一把大銼捅開微積分的奧秘”的報道,實際上用形象直觀但很不嚴格的具體實例取代微積分概念的嚴格的形式化定義,這實際上是一種倒退。“實用至上”的科學觀可以將許多反科學的主張和事件冠以“科學”的標志,諸如“畝產萬斤”、消滅麻雀、“小高爐”遍地開花等事情都是在“科學"的旗號下得到宣傳推廣的。其實這類事件并不具備真正的實效,但仍有人出頭論證其“合理性”,實際上是為了滿足當時宣傳上“實用”的需要［5］。

“實用至上”的科學觀在“”期間得到進一步強化。這一時期曾經將相對論、公理化方法和宇宙學等現代科學成果視為“唯心論”加以批判。在教育界“開門辦學”,“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中小學課本中原來的數理化生知識變成了工農業基礎知識,用什么學什么,“沒用”的知識一律不學。“實用至上”的科學觀尊崇的只是能夠直接體驗到功效的科學知識,這和科學的本質特征相去甚遠。科學起源于古希臘探求理性和智慧的文化傳統,強調求知是人類的本性,為求知而從事學術并無任何實用目的。薩頓認為:“科學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報酬是真理的發現,而科學已經產生的和它正在產生的無窮無盡的財富只不過是它的副產品而已。”［6］“實用至上”的科學觀對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限制作用,不僅影響了基礎科學研究的深入,也使科學研究人才的培養受到嚴重干擾

三、對“偽科學”的批判

改革開放之后,尊重科學的社會風氣得到弘揚,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系也得到適當調整。思想界關于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科學價值觀的研究和宣傳,對公眾現代科學觀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近些年來對“偽科學”現象的批判,突出了科學精神的核心價值。“偽科學”現象的泛起,實際上暴露了以往科學教育和普及工作的嚴重弱點,就是受“實用至上”的科學觀影響,學科學、用科學往往停留在實用和功利的層面,缺乏對科學本質特征的了解。當一些非科學甚至反科學的事件披著“科學”的外衣流行的時候,許多人缺乏基本的識別能力。對“偽科學”現象的批判,是現代中國科學觀開始走向成熟,進而影響公眾的標志。

改革開放初期,“偽科學”表現為“人體特異功能”。當時國內有130多家新聞媒體參與宣傳“特異功能”,有60多家研究機構參與研究“特異功能”。有人甚至認為“特異功能”是科學事實,是科學研究的新方向。1985年以后,“特異功能”演變為偽氣功。后來偽氣功進入醫療健身領域,成為騙取錢財的手段。在偽氣功泛濫的同時,許多偽劣技術冒充“專利”、“重大技術發明”,在經濟領域詐騙錢財,嚴重干擾了經濟秩序和科研秩序,較典型的有“水變油”、“超淺水船”等。對“偽科學”的批判遇到許多阻力,甚至出現打假者一度成為被告甚至敗訴的事情。

在科學技術日益發達的時代,“偽科學”現象屢禁不止,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科學對有些現象還不能解釋,有些難題尚未解決。“偽科學”利用科學研究還沒有觸及的空白領域大做文章,將一些人們不大熟悉的現象刻意夸張、渲染和神秘化。由于現代科學發展的專業化趨勢明顯加強,越來越遠離普通民眾的生活經驗和常識,人們單憑經驗和直覺難以準確加以理解,難以從自己的經歷和知識背景中判斷涉及許多專業術語的事件是否真實,是否正確,是否有價值。一些人的潛意識中還有著對神秘現象的好奇和迷信,很容易被附會“科學”術語的“偽科學”宣傳打動。對“偽科學”現象的盲目相信與對科學的盲目崇拜糾纏在一起,增加了科學精神和科學知識普及的難度。

要從根本上消除“偽科學”現象對我國科學事業發展的干擾,必須進一步構建有助于弘揚科學精神的文化氛圍。多年來人們習慣于從器物角度理解科學,把科學與技術相提并論,只關心新技術、新成果的推廣和應用,忽視科學作為人類追求真理的手段的作用,對于破除迷信、樹立批判意識的作用,對于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影響的作用。默頓提出現代科學的精神氣質,即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和有條理的懷疑論［7］,可能是許多專業科學工作者至今仍不大熟悉的。因此,在科學教育和科學普及中進一步加強對科學精神、科學思想方法、科學價值觀念的宣傳,仍然是非常必要而又十分艱巨的任務。

四、對科學的多元化理解

近些年來,在對西方后現代文化的了解過程中,也出現了對科學的多元化理解。

西方后現代文化的出現來自對工業文明帶來的某些消極影響的反思,中國的現代化也同樣面臨著工業文明帶來的全球性問題,如環境污染、能源危機、核威脅等等。人們開始以困惑的心情關注科學與人文、真理與價值、理性與非理性、知識與信仰等方面的矛盾沖突。

受邏輯實證主義和蘇聯哲學界的影響,我國學者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曾把科學視為系統化的絕對正確的客觀實證知識。20世紀80年代以來翻譯和介紹了國外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諸多新學說,其中后現代主義科學觀在中國產生了正反兩種回應。認同者以“人文主義”批判所謂“科學主義”,引用海德格爾、馬爾庫塞、福柯等思想家對科學主義的種種非難,認為理性是一種神話,知識是權力的同謀,提出對理性、啟蒙、科學語言等予以“解構”。他們批判現代性,宣稱告別啟蒙主義,有人還尋求儒家學說與后現代主義的契合,希望通過弘揚傳統文化來構建新人文精神,遏止“科學主義”的泛濫。而反對者認為:“在中國,當真要追隨西方的后現代主義傾向,那是會立即碰壁的,而且很容易返回到前現代化的困境。”“崇尚科學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曾經充當開路先鋒,若任由反權威主義的自由追求把科學作為主要靶子,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長出來很可能不是弘揚個性之花,卻是遠離科學理性的封建愚昧。”［8］

與此類似,近年來還出現了關于是否存在“西方科學”和“東方科學”的討論,關于中醫是否“科學”的討論。近現代科學知識體系本身是不應該有地域和民族文化差異的,但科學思想和科學文化顯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以客觀、冷靜、寬容的心態對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科學工作者的思想貢獻,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類知識遺產的合理性和價值所在,應該成為全球化時代科學事業發展的新的理念。對科學的一元化理解之所以遇到后現代文化、后殖民話語、女性主義、知識權力理論、科學文化建構論等思潮的挑戰,對科學的多元化理解之所以出現,正是因為源于西方文化的現代科學思維方式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解決現代科學和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各種問題。開啟對科學的多元化理解,能夠使人們反思過去,積極地直面未來。中國的科學傳統在近現代的落伍,并不意味著要始終追隨西方科學的發展。西方的科學傳統在近代科學的誕生中大放異彩,也并不表明在未來仍能獨領風騷。當然,對科學的多元化理解,并不意味著取消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在科學認識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社會的、文化的因素會滲入其中,造成科學知識形態的多元化。但經過嚴格實驗檢驗和邏輯整理的科學理論成果,仍將最終歸于一元化,成為對客觀世界規律性的正確反映。

總之,現代中國科學觀的演變,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沖突的社會環境中展開的。對科學的誤解和誤用在一定時期內在所難免。不斷清除對科學的誤解和誤用,正是中國科學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保證。

參考文獻:

［1］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10.

［2］楊國榮.科學的形上之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

［3］施威,石松.論傳統文化約束下的科學精神傳播［J］.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6(1):67-72.

［4］王鴻生.中國科技小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270.

［5］嚴搏非.中國當代科學思潮［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

［6］喬治•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21.

［7］默頓PK.科學社會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65-376.

［8］劉大椿.科學哲學通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5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