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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類社會歷史是一部文明的創造和發展的歷史。在這部壯麗的史詩中，哲學社會科學書寫了輝煌的篇章。從14至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到19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產生與傳播，20世紀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與創新，當代哲學和社會科學推動的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思想觀念變革，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趨向一體化的發展，使人類行動更具有自覺性和合理性，不斷從走向更成熟、更進步的文明形態。

關鍵詞：哲學社會科學精神文明

一

文明標志著社會的進步程度和開化狀態。《易經》云：“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孔穎達解釋道：“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類對社會的認識總是以自然界為參照系，而且原本就視自然與社會為一體。古人所謂“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種美好的自然狀態：春光明媚，萬物競生，賞心悅目；進一步則指人世間即社會的和諧、有序與清明，指社會的進步狀態和積極成果。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專指社會擺脫“野蠻”的發展狀態。

借助于傳統的物質與精神二分法，人們習慣于把文明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種分類概括了人類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內容，能夠抓住文明的這兩大方面，無疑也就把握了社會文明的整體。但人類文明不僅僅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它同時還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類社會的組織方式和規范體系。在物質與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歸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們知道，制度不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質性；不僅是觀念性的，而且是實踐性的。制度是社會存在的歷史形式，制度的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內容。有的學者將社會文明的這一方面稱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無疑是社會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為除了政治制度，還有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會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如三足之鼎立，使社會架構保持穩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廢，都會導致社會的傾頹。

物質文明是人類改造自然界的物質技術能力及其創造的物質成果的總和。物質文明的創造以人類的物質生產勞動為前提，物質生產勞動又以勞動者所擁有的物質技術能力為手段，而這種物質技術能力則是以一定的勞動資料為標志的。馬克思說：“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頁）物質文明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而物質生產力的核心在于物質技術能力。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物質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術文明，社會物質文明的發展水平取決于物質技術的發展程度。從社會由農業技術、工業技術向信息技術的歷史演變，可以看到人類物質文明進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類改造主觀世界的精神活動及其成果的總和，大體分為兩方面：其一是科學文化方面。這是人們在客觀知識和生存智慧上的進步狀態，表現為社會的教育、科學、哲學、文學、藝術、衛生、體育等的發展程度，以及與此相應的物質設施、機構的發展規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這是人們在觀念意識和人際協調上的進步狀態，包括社會的政治觀念、道德規范、風俗時尚，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表現為人們的理想、情操、覺悟、信念，以及社會組織的有序和協調。社會精神文明這兩個方面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科學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體內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則規定著科學文化乃至整個人的活動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識形態的性質，反映了不同社會歷史條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質。

物質文明無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沒有一定的物質文明為基礎，精神文明的建設根本就無從談起。反過來說，精神文明又是鞏固和發展物質文明的必要條件，并且通過思想觀念的導引影響物質文明建設的方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類創造的社會文明。人類作為創造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主體，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組成某種社會共同體。一定的社會共同體的形成和維系以一定的社會制度為其條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決定的。制度是文明創造者的社會結合、組織和協調方式，是人類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進行的社會關系。

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總體上是在互動中發展的，既有相互促進，也有相互制約。三種文明發展的曲線，總是在協調與不協調、平衡與不平衡之間搖擺。這三匹馬拉動的社會文明之車，可以由于其中一兩匹駿馬的帶動而疾馳，也可能因為其中一兩匹弱馬的拖累而緩行。整個社會文明的發展狀態，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為子系統在系統中綜合的結果。系統整合的結果，可能整體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體小于部分之和。社會文明的發展要求系統整體內部各部分間結構和功能關系的優化。

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這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這一轉變使我國國民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隨之也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和問題。由于市場經濟自身的弱點和消極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意識，嚴重干擾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新秩序的建立和運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觀念借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之機沉渣泛起，嚴重地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道德條件和社會文化環境。歷史再一次把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協調發展的問題提到我們面前。

針對物質文明迅速發展，精神文明相對滯后甚至出現“滑坡”的現象，中國共產黨明確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強調，在把物質文明建設搞得更好的同時，必須切實把精神文明建設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認真解決當前一系列緊迫問題，進一步開創新形勢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新局面。實踐證明，在大力推進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設的同時，大力推進精神文明建設，是實現我國新世紀社會發展宏偉目標的重要保障。

將精神文明建設納入社會發展目標體系，是現展理論與實踐的一個總趨勢和總特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曾經出現過一種“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的模式，這種發展模式的特點在于單純追求國民生產總值和經濟高速增長。20世紀60年代以來，這種發展理論及其實踐模式逐漸受到來自經濟發展本身的嚴峻挑戰。能源和資源危機，環境污染、生態系統破壞等全球性問題，都是這種傳統發展模式帶來的惡果，如今已成為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提高的最大障礙。不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領域還蔓延種種“社會病”，造成經濟增長與社會文明某種程度衰退的共生現象。在對傳統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之后，人們的發展價值觀開始轉變，“綜合發展觀”應運而生。這種新的發展觀在注重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同時，強調建設現代社會文明以及市場經濟與社會文明協調發展。此后，“綜合發展觀”又進一步將人類自我發展擺到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位置上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

社會的經濟發展不是一種單一的經濟現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領域，要求社會機體各個方面與之相適應，要求社會主體以高于現實經濟的科學文化和思想道德為之提供積極的文化氛圍和思想動力，從而使經濟增長保持健康的走勢和內在的活力，并給社會帶來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長期落后于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設，就可能積淀為嚴重的社會意識或精神方面的問題，造成社會發展的巨大人文障礙。而來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極因素，往往要比來自市場本身的消極因素頑固得多。多年來的經驗和教訓，從正反兩方面論證了精神文明建設在我國當代社會發展中的戰略意義。

實踐證明，越是改革開放，越是實行市場經濟，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視全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切實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質，并把這種建設融會到市場經濟發展的各個層面和全部過程。社會的全面發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當今我國市場經濟對于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的高度依賴，集中體現了社會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協調發展的內在要求。

三、在解釋歷史方面的失敗

從個人實踐的角度看，從融合集團到誓愿集團再到制度集團的發展是個人實踐一步步地惰性化的過程。在融合集團中，個人實踐的惰性最小，人們最初級的和最直接的實踐積極地結合在一起，組成社會實踐，而在這種社會實踐中個人結構明晰地向人們展示出來。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獄就表現了他們利益和愿望的共同性，這一歷史活動的目的和手段包含著個人實踐的積極性，個人在這一歷史活動中能夠把自己體驗為主體。但是，也應當看到，融合集團作為集團已經孕育著惰性因素的苗頭，共同的活動已經開始限制了個人的自由實踐。因為人在共同活動中應當服從的不是自身的規則，而是共同活動的規則，共同利益和達到共同利益的途徑似乎威脅著個人的首創性。比如，某個攻打巴士底獄的人想出了一個比正在進行著的計劃更為成功的攻打巴士底獄的計劃，卻無法得到實施，那么就意味著他攻打巴士底獄的活動無法完全體現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了。不過，融合集團作為集團的消極性僅僅剛剛開始和尚未從總體上顯露出來。因為融合集團對全體成員來說，集團自身的存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攻打巴士底獄的活動中，全體成員有意識的目的是指向攻占巴士底獄，而共同行動結成的融合集團只是服務于攻占巴士底獄這個目的的手段。

誓愿集團則不同，在誓愿集團中，當全體成員宣誓遵守集團的紀律永不背叛共同的事業時，實際上是把集團的存在當作了目的。由于集團自身的存在成了目的，那么集團利益就高于一切，個人往往不得不犧牲個人利益而服從集團利益。但個人利益的先驗性決定了誓愿集團中個人與集團之間存在不可克服的沖突，而且這種沖突隨時都有可能明顯化。為了避免沖突的明顯化、表面化，集團唯一的選擇是壓抑個人自由，加強集團的惰性。而這樣做的結果卻進一步地拉開了個人實踐與社會實踐的距離，使社會實踐最后變成與我相異的、對立的純粹他物。

制度集團把誓愿集團中與人相異在的惰性實踐進一步形式化，從而在集團中形成嚴格的等級制度。組織和管理的官僚化使各個個別的人已經認不出集團的結構、性質、目的和共同活動的手段，實踐完全異在于個人，個人的主體性完全客觀化，個人再也無法把自己體驗為自由的主體，他所感覺到的自己就是“他者”、客體，當個人在進行活動時，他是以異化的方式機械地履行自己的義務的。因此，制度集團一方面加強了總體化的實踐，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可克服的“病態”，使實踐為“反實踐”所代替，使實踐的人性為無人性和實踐過程的無思想性所代替。因此，在制度集團中，人們墮落為“群”，由物質的統一和同一的環境虛假地結合在一起，就如工人在同一企業中勞動，他們制造同樣的產品，采用同樣的技術，他們甚至遭受同樣的命運，但他們不理解自己的共同利益，他們的活動只是分別地進行的，每個人的活動都是與他人的活動分離的，他們單獨地進行斗爭，每個人為自己而斗爭，結果是同樣地遭受他們共同的命運。薩特說，在群的狀態下，“每個人都在身體上與他人不同，并且因為有一種實踐上的敵對關系或對他們的相互存在的實際上的無知，象許多墻壁一樣把他們隔離開來。”[4]直到有一天每個人都對共同的命運覺醒了才組成融合集團。這種共同的命運就是上文所說的外部威脅。在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共同的威脅而齊心協力，“集團便作為威脅著群的復合體的那種生存的不可能性的根本不可能性而構成了自身。”[5]

群的實踐不同于集團實踐，但卻是在集團中進行的。對于歷史來說，群的實踐是最普遍的實踐形式，不過，歷史的總體化卻是直接地在集團實踐中展開的。因為，歷史事變決定了歷史運動的進程，而一切歷史事變都是由集團實踐來完成的。所以，在歷史的發展中，我們看到的是無數的悲慘事實，即個人自由的泯滅和惰性實踐的泛濫。

從薩特關于社會集團的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薩特對各種類型的集團的分析都是從屬于理解個人的需要的。評價一種類型的集團，是根據個人在這個集團中的狀況而定的，個人在集團中越是能夠發揮自己的主動性，越是具有充分的自由，這個集團也就是墮性因素最少的集團，因而人在其中的異化也就最少。存在主義和一切人本主義哲學一樣，崇尚個體的人的自由，抨擊造成人的異化的一切因素，他們所苦苦追求的理想社會也就是人能夠于其中充分發揮自由的社會。所以，薩特在探討社會集團問題時，對融合集團津津樂道就不難理解了。但是在歷史的發展中，融合集團畢竟只是一種只可能短暫存在的烏合之眾，

哲學社會科學作為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學的講話中指出的，“哲學社會科學，主要是幫助人們解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解決理論認識和科學思維，解決對社會發展、社會管理規律的認識和運用的科學。”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發展，是哲學社會科學關注的焦點，也是精神文明建設乃至整個社會文明建設的中心。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對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可以而且應當大有作為的。

第一，哲學社會科學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自覺的理論指導。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偉大成果，是人類精神文明的結晶，是指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理論基礎，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著思想保證。哲學社會科學把精神文明建設作為思考的對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設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經驗，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發展規律。它所提供的科學成果，不斷為人們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思想理論武器。當代形態的哲學社會科學所提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能夠極大地增強人們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鑒別力和思想素質，幫助人們正確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掌握正確、合理、有效的實踐方式。

第二，哲學社會科學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知識依據和智力支持。哲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所取得的科學成果，構成了人類對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社會各個領域的特殊規律認識的知識體系。哲學社會科學所提供的理論和方法論成果，不僅使人們對客觀世界和人類社會的認識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們的認知和實踐能力不斷提高。在社會認識、管理和決策方面，不僅需要自然科學專家多方面反復論證，而且需要廣泛聽取哲學社會科學專家的意見。所謂科學認識、科學管理和科學決策中的“科學”，應當是全面和綜合意義上的大科學，既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哲學社會科學。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尤其需要重視哲學社會科學學者們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學社會科學規定社會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質和發展方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質和發展方向體現在它的科學文化方面，更體現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無論科學文化的進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設，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哲學社會科學。它規定和保證科學文化進步和思想道德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發展方向；為人們提供價值判斷標準和依據，隨著社會的發展調整人們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提高人們的科學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為人們確立思維方式、道德取向和行為準則提供理性規范。

第四，哲學社會科學的興盛或衰落標志著社會精神文明的興盛或衰落。哲學社會科學作為社會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和進步意味著整個精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而它的停滯或落后則表征著整個精神文明的停滯或落后。哲學社會科學代表著社會的自我意識。一個人缺乏自我意識，他可能是處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狀態；一個社會若缺乏自我意識，無異于處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狀態。人在不清醒狀態下的行為會對自己和身邊的人構成威脅，如果整個社會都不清醒，沒有起碼的自我意識，卻又不斷地采取行動，其危險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學社會科學能否興旺發達和發揮作用，是社會精神文明能否健康發展的重要標志。

在哲學社會科學中，哲學尤其具有這種標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學傾向來衡量一個國家、民族或社會的文明與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哲學是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內的整個文明的靈魂與核心。馬克思指出：“各種外部表現證明哲學已獲得了這樣的意義：它是文明的活的靈魂，哲學已成為世界的哲學，而世界也成為哲學的世界，——這樣的外部表現在所有的時代里都是相同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頁）

哲學何用？作為人對世界的一種獨特的觀念把握方式，哲學為人類提供理論思維。各門具體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為社會提供確定性認識，為社會規范提供科學依據。而哲學則進一步凝結著科學中最核心、最精華的東西，形成以哲學理性為特征的理論思維，反過來又深刻地影響著科學思維。正如恩格斯所說的，“一個民族要想登上科學的高峰，究竟是不能離開理論思維的”。“但是理論思維無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種生來就有的素質。這種才能需要發展和培養，而為了進行這種培養，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辦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頁）

人類積累的科學知識是哲學思考的根基，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哲學是關于自然知識、社會知識和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哲學的分析、綜合、批判和反思，給人智慧，使人聰明。但哲學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沒有包括教育、科學、文學、藝術、倫理等在內的整個精神文明的發展，就不可能有以此為思想素材的哲學的充分發展。全部精神文明與哲學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內在地聯系著的。

馬克思說，哲學家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頁）哲學概括了社會精神文明的精華部分，把日常認識和科學認識上升到哲學認識的高度，從而抓住了它的靈魂、本質或核心，使人們的思想境界發生質的飛躍。因此，哲學是精神文明較高的發展層次或階段，是整個社會精神文明的結晶。任何文明的社會都不能沒有自己的哲學，任何高度文明的社會都不能沒有高度發展的哲學。真正的哲學總是反映自己那個時代的精神的精華，并促進一定時代整個社會精神文明的發展。在當代，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堪稱“時代精神的精華”的真正的哲學。

四

從人類精神文明中科學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內在聯系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學社會科學以社會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為研究的對象，成為社會思想道德建設的自覺意識和理論指導；另一方面哲學社會科學與同屬精神文明科學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學的發展息息相關，并且自然科學的發展及其社會作用作為社會歷史現象本身就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因而不僅自然科學的發展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也促進自然科學的進步。

縱向考察科學發展的歷史，不難發現，今天意義上的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經歷了一個由整體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辯證發展過程。在古代，人類科學知識呈現整體性的特點。社會科學知識與自然科學知識一起被包容在作為“知識總匯”的哲學中，既無門類之分，更無學科之別。我們很難認定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是純粹的哲學家還是純粹的科學家，也很難斷定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觀念究竟屬于科學還是屬于哲學。古代社會的神權是既反科學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是在經歷了中世紀的黑暗之后，從神學和哲學的母體中分離開來，經過不斷的“自我完善”才逐漸形成的。

在近代，科學明顯呈現分化的態勢。從歐洲文藝復興到19世紀末現代科學誕生之前的數百年間，科學經歷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然后是社會科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進一步則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各自學科的分化。到19世紀上半葉，這種分化已經達到了相當精細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細。然而科學對象的整體性和統一性制約著學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當代，科學學科的發展又顯現出整合的特點。

科學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質和內在聯系。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本質上都是科學探索，二者有著許多共同的特征：它們從根本上講都是以人為中心、以人為目的的；都是對人類的生活、實踐、需要及其主客觀條件的認識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會歷史發展狀況的制約；都在思想的探索中體現出求實、創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礎上，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結合并不是簡單的聯系，而是相互協調，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馬克思非常重視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結合，他曾經說過，共產主義就是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統一。在馬克思看來，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的分化有歷史的暫時性，“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頁）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歷來有結成聯盟推動精神文明乃至整個社會文明進步的傳統。在當代，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正在結成服務于社會發展需要的新的聯盟，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越來越呈現一體化的發展趨勢。這種一體化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科學問題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學問題的出現，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在內的多學科協同研究方能解決。“人體基因組計劃”是20世紀90年代初正式啟動的一項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課題。這本是一個遺傳學課題，但卻引發了一系列有關倫理、商業、法律和哲學上值得探討的問題。例如，關于個人基因組資料的隱私權問題，關于不以人作為實驗動物、維護人類尊嚴、維護醫德和科學道德等倫理問題，關于人體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開發所涉及的商業和法律問題等等。

二是科學學科相互交叉。20世紀中葉出現了一系列“橫斷學科”，將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連接和貫通起來。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突變論等異軍突起，橫跨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在各個領域得到廣泛應用。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之間不再像過去那樣有著很深的鴻溝，而是出現了許多交叉學科、邊緣學科，成為眾多新的科學理論的生長點。

三是科學方法相互借鑒和吸收。自然科學中常用的數學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學社會科學中也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社會科學確立的“解釋學方法”已為自然科學所采用，自然科學正在經歷“解釋學轉向”。這些表明了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在方法論上的趨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統方法、結構-功能方法、反饋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優化方法等現代科學思維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學社會科學中得到廣泛運用。

四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互融通。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長期以來被人為地割裂開來。極端的科學主義者和極端的人文主義者認為，把“人文”與“科學”聯在一起，猶如“方的圓”和“黑的白”一樣是不成立的。其實，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學精神是融人文精神于自身的，它們早就在一些優秀的哲人科學家身上得到完美的結合。像布魯諾、萊布尼茨、牛頓、康德、愛因斯坦等一大批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科學家，他們或者同時就是哲學家，或者在思維上不局限于實證科學的層次而升華到哲學的境界。在當代最杰出的學者和科學家那里，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融為一體的。他們的這種思想代表著科學文化發展的方向。

進入21世紀，我們看到，信息時代與知識經濟時代正在開啟人類歷史上一種嶄新的文明形態。新的新的文明形態追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發展，將使人類社會經歷一場新的變革。在這場變革中，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統一的趨向更加明顯，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結合顯示了強大的精神動力作用。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確實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相輔方能相成。離開科學精神的人文精神只是一種殘缺的人文精神，而離開人文精神的科學精神也不是真正的科學精神。只有將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有機地結合起來，全面發揮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社會功能，才能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以及整個社會文明得到全面和高度的發展。這是我們在新世紀必須作出的唯一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