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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王肅易學為中心，概述了魏晉之際經學大師王肅的易學之來源、性質、內容、作用及其發生、發展的內在和外在原因。認為王肅易學是鄭玄易學和王弼易學的中間環節，對于義理派經學具有較大的影響。

關鍵詞：王肅;易學;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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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WANGShu;IChinglearning;philosophicalconnotations

漢晉之際的學術變化是非常劇烈的。鄭玄作為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為過去進行了總結；王弼作為魏晉玄學的始作俑者為未來開辟了新路。南朝著名學者陸澄曾經說過：“王肅易，當以在（鄭）玄（王）弼之間。”居于鄭玄和王弼之間的經學大師王肅在這一時期的學術變遷中究竟發揮了什么作用，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清朝經學家皮錫瑞站在今文經學的立場對王肅大加撻伐：“兩漢經學極盛，而前漢末出一劉歆，后漢末生一王肅，為經學之大蠹。”事實是否如皮氏所言？王肅易學在中國易學史上的實際地位如何？這是本文準備探討的問題。

一

王肅（195—256），三國魏東海郯人，字子雍，年18從宋衷讀《太玄》而更為之解。歷任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館祭酒、侍中、河南尹、太常、中領軍等職。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卒，贈衛將軍，謚曰景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在評價他時說：“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實以為肅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茍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史籍記載了王肅在仕途上的身名顯赫，但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王肅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學術領域。以惜墨如金著稱的陳壽給王肅冠以“亮直多聞”的評價確屬中肯。王肅向以學問淵博而聞名于世，據史料記載：魏青龍四年“選秘書監，詔秘書騶吏以上三百余人，非但學問義理，當用有威嚴能檢下者，詔王肅以常侍領之。”晉人車胤曰：“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皮錫瑞曰：“王肅之學，亦兼通今古文，肅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表》以王肅為伏生十七傳弟子。是肅嘗習今文；而又治賈馬古文學。”根據清人馬國翰輯《王子正論》的記載：魏廷遇有禮儀方面的疑難問題，常遣尚書向王肅求詢。正是由于王肅兼通今古、學問淵博，他才能不囿舊說、遍考諸經，而后能自成一家之言，“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余篇。”

東漢末年的學術界是鄭玄經學獨領風騷的時期。范曄論曰：“（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皮錫瑞也說：“鄭君博學多師，……閎通博大，無所不包，眾論翕然歸之，不復舍此趨彼。于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氏《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

鄭玄經學能夠成功地整理、總結兩漢經學而集其大成，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立足于學術研究的立場而沖破了漢代經學師法、家法的束縛。然而，也正是這一原因導致鄭玄經學無法阻止漢代經學體系的崩潰。用牟鐘鑒先生的話說是：“鄭玄經學缺乏哲學高度的整體思考，他是一位大學問家而非大思想家。”

實際上鄭玄經學在其鼎盛時期就受到學者的批判。虞翻曰：“北海鄭玄、南陽宋衷，雖各立注，衷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他還具體指出鄭玄所注五經違反經義的重大錯誤達157處之多。虞翻站在象數易學的立場批評鄭玄經學，雖不無偏頗，卻也并非無的放矢。荊州學派的王桀嘗因避難而依于劉表，觀其《荊州文學記官志》，對荊州學派諳熟而贊賞，他駁斥鄭學很可能站在義理派的角度。

當時反對鄭玄經學最力者莫過于王肅，他在《孔子家語·自序》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他似乎已經預感到后人對其奪鄭學而易之的行為會表示憤怒，于是在自序中為自己辯解說：“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茍駁前師以見異于人。乃慨然而嘆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門，方擁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然而，此番表白沒有什么效果，歷代對其均加以撻伐。清代學者幾乎都認為他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以攻擊鄭學，已經鐵證如山，罪責難逃。即使是出言謹慎的張惠言也認為：“（王）肅著書，務排鄭氏，其托于賈馬以抑鄭而已。故于易義，馬鄭不同者則從馬，馬與鄭同則并背馬。……然其訓詁大義則出于馬鄭者十七。蓋《易注》本其父朗所為，肅更撰定。疑其出于馬鄭者，朗之學也；其掊擊馬鄭者，肅之學也。”王肅作為“經學之大蠹”似已成為定論。1973年河北定縣西漢墓出土的竹簡《儒家者言》內容與今本《孔子家語》相近，被李學勤先生稱為竹簡本《家語》并進一步指出：王肅的《孔子家語·自序》是真實可信的。李學勤先生的這一觀點正逐漸得到學術界的承認。

正如王肅所言，由于鄭學義理不安，導致圣人之門方擁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兩漢經學的崩潰使天人之間的聯系失去了理論依據，而鄭學對此困境卻無能為力。皮錫瑞在論述鄭玄的治學方式時認為他是“據禮以證易”，此系經驗論的學術研究，對于構筑新天人觀關系不大。因此，以天人關系為主旨的易學受到人們的重視也就理所當然了。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宋衷為代表的荊州學派。根據張惠言在《易義別錄》中的說法，宋衷的《周易注》“言乾升坤降、卦氣動靜，大抵出入荀氏（爽）”。但宋衷是當時的《太玄》學宗師，雖然《太玄》中包括許多卦氣說的內容，按照桓譚的說法：“揚雄作玄書（《太玄》）。以為玄者天之道也，言圣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王肅年輕時曾師從宋衷讀《太玄》并為之解，他受到《太玄》的影響是沒有疑問的。另一方面，王肅的父親王朗為會稽太守時曾得到王充的《論衡》，此書在中土未有傳者，王朗后來回到許昌時，“時人稱其才進。”王肅可能讀過《論衡》，該書極力批駁讖緯神學，認為《尚書》、《周禮》、《左傳》等經典“皆世儒之實書”。所以，王肅很可能曾受揚雄、王充的影響，又喜好賈馬之學，遂形成具有義理色彩的經學，即王肅經學。

王肅以經學正宗的身份批判鄭玄經學并信心十足的聲稱：“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孔）猛得斯論（《孔子家語》）已，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圣人實事之論。”

二

《隋書·經籍志》曰：“后漢陳元、鄭眾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并為之注。”朱伯崑先生補充說：“鄭玄解經雖屬古文經學的傳統，但又精通今文經學，而且以注緯書而聞名。荀爽雖不大講陰陽災變，但亦主卦氣說。繼承費氏易學的傳統，排斥京房易學影響的是曹魏時期的王肅。”

王肅的《周易注》已經具有了明顯的排除章句、注重義理的風格。《易·坤卦》卦辭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王肅注曰：“西南陰類故得朋，東北陽類故喪朋。”（《漢上易叢說》引）張惠言釋曰：“陰陽類者，《說卦》之方。東與北，乾坎艮震陽卦；西與南，巽離坤兌，陰卦也”。

《易·損卦》上九爻辭曰：“弗損，益之，無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無家。”王肅注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不損，益之，非無咎也，為下所益，故無咎。據五應三，三陰上附，外內相應，上下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矣，剛陽居上，群下共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則萬方一軌，故無家也。”（《周易集解》引）

王肅易學的義理性特點較之鄭玄易學而言更具哲學和政治意味。而這種特點自劉歆以來已初露端倪。王充曾經說過：“劉子政（向）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桓譚也說：“劉子政（向）、子駿（歆）、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漢書·楚元王傳》曰：“初，《左氏傳》多古學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劉歆不僅重視《左傳》，還以《易傳》比附《春秋》：“經元一以為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于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于四時雖亡事、必書日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劉歆一系的經學家之推重《周易》，是為了用《周易》的文字來證明《左氏春秋》的可靠性。東漢魏晉的經學家在注釋《左氏春秋》之余，往往要注《周易》與《論語》。”

將《周易》經傳和《春秋》經傳（左傳）相聯系的傳統在劉歆一系學者中未曾中斷。需要強調的是：這種聯系是導致義理易學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所述，劉歆治《左傳》引傳解經而轉相發明。其中引傳解經的結果是產生《左傳》的章句，轉相發明的結果是產生《左傳》的條例。三國時期的易學注重義理、輕視象數的趨勢是受到《左傳》條例影響的結果。《春秋左氏學》的條例日益增多而擴充到古文易學，從而使后者全面條例化或義理化。作為純粹義理派哲學家的王弼撰《周易略例》這一史實應該是發人深省的。

《易傳》是以義理性為主要特征的哲學著作。以《易傳》詮釋《周易》經文以及將《左傳》條例的移殖入易學使人們對《周易》的研究逐漸義理化。在前述王肅的《周易注》中可以看到王肅不講災變、互體、吉兇等象數易學內容而以義理為主，以“《彖》、《象》二傳，特別是《彖》解經文，以取義為主。王肅解易，亦主取義說，當不排斥取象，其取象只限于本卦上下二體，并以傳文中的取象說解釋之，又不同于漢易中的取象說。”此一特點在王弼身上也十分明顯：

《易·損卦》上九爻辭曰：“弗損，益之，無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無家。”王肅注曰：

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不損，益之，非無咎也，為下所益，故無咎。據五應三，三陰上附，外內相應，上下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矣，剛陽居上，群下共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則萬方一軌，故無家也。（《周易集解》）

王弼注曰：

處損之終，上無所奉，損終反益。剛德不損，乃反益之而不憂于咎，用正而吉。不制于柔，剛德遂長，故曰弗損，益之，無咎，貞吉，利有攸往也，居上乘柔，處損之極，尚夫剛德，為物所歸，故曰得臣，得臣則天下為一，故無家也。（《十三經注疏》）

筆者案：王肅以爻位說和取義說釋之，王弼則采用了王肅的注釋。

另一方面，現實生活中對于天人關系的關注更加劇了義理化易學的發展。對于天人關系的關注是易學的傳統，劉歆在《三統歷》中坦言：“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余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為數”。劉歆的言論實際上已經透露出義理化的氣息，此一思想為后學所沿用。

作為王肅易學另一重要思想來源的揚雄也十分重視天人問題：“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妻之道。”

王肅繼承了上述思想。他在《易·系辭注》中解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一句時沿用了馬融、鄭玄之注而謂“象”為“日月星”、“形”為“山川群物”。如果參照《孔子家語》的言論，我們將會發現王肅的注釋頗有深意。《孔子家語·大婚解第四》載：“哀公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王肅在注同篇“百姓之象也”時釋曰：“言百姓之所法而行。”由此可知，天所成之“象”是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的天道；地所成之“形”是山川群物自然而成之地道；百姓之象是人所法而行之人道。

在回答天道究竟為何的問題時，王肅與揚雄、王充的觀點是一致的。揚雄曰：“或問天。曰：吾子天與，見無為之為矣。或問：雕刻眾形者，非天與？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力而給諸。”王充在論天道無為、萬物自生時也采用了與揚雄相似的方法。王肅在《孔子家語》中借孔子之口闡述了自己的天道觀：“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由此看來，王肅“天道無為”的思想是十分明確的。聯系到他解釋“百姓之象”的“百姓之所法而行”的議論，我們有理由確信王肅經學在政治領域的傾向性。

前文已經說過，義理性易學興盛的原因之一是人們對重構天人關系理論的需求，實際上，它受到重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政治需要。

王肅所生活的漢魏時期是“大姓名士處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曹魏政權是一種貴族政權，西晉王朝則是以皇室司馬氏為首的門閥貴族的聯合統治”。在貴族政權統治時期，只有反映貴族集團根本利益的思想體系才會受到統治者的支持。正是在此背景下，王肅易學得到長足發展。而這又與經學中長期爭論的“世卿制”問題有很大關系。

這場爭論的焦點之一集中在春秋三傳尤其是《左傳》和《公羊傳》上。一派以《公羊傳》為依據，另一派則以《左傳》為圭臬。他們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世卿制”問題，即卿大夫的“世位”和“世祿”是否合理的問題。根據《詩經·大雅·文王疏》及《魏書·禮志》所引許慎《五經異義》佚文：“公羊、谷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傳說，卿大夫皆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世族。”為了理解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對比一下今古文經學所引經典分別是如何記載的：

一派立論的根據是《公羊傳》隱公三年條。《公羊傳》曰：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何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左傳》曰：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薧；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該派學者在反駁《左傳》對此事的記載時謂其改經文之“尹氏”為“君氏”而強為之說。

另一派立論的根據是《左傳》隱公八年條。《左傳》曰：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士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世族，邑以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公羊傳》曰：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此派學者以《左傳》所載“官有世功，則有世族”為根據來論證世卿制度的合理性。

以《左傳》和以《公羊傳》為依據的兩派經學圍繞世卿制問題展開的激烈斗爭從一定程度上說反映了兩派經學的政治傾向。這一政治傾向的差別導致以《左傳》為依據的擁護世卿制的經學在魏晉時期的發展。王肅經學繼承了該派經學的學術傳統和政治傾向，此點在其易學思想中也得到了反映。

王肅在《周易·震卦》卦辭“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的注中說：“有靈而尊者莫若于天，有靈而貴者莫若于王；有聲而威者莫若于雷，有政而嚴者莫若于侯。是以天子當乾，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匕鬯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處則諸侯執其政，出則長子掌其祀。”如果把這段文字與《孔子家語·大婚解》中“無為而物成是天道，已成而明之是天道”聯系起來，我們不難推演出“天子當乾而無為，諸侯用震而有為”的主張，而“處則諸侯執其政”則說得再明確不過了。

王肅在《周易·睽卦·彖傳》“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的注中說：“高卑雖異，同育萬物。”他似乎在強調天地雖然高卑懸殊，在“位”的層面是不同的；然而它們同育萬物，在“用”的層面卻是相同的。所以，才有“睽之時用大矣哉”的贊嘆。若將他解釋震卦的言論與此卦相參照，似乎可以得出“天地之位睽而其用同，君臣之位睽而其用同。故君無為而臣有為，雖位睽而吉”的結論。

從上舉兩例來看，王肅的思想與支持世卿制、主張“官有世功，則有世族”的經學的政治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這一政治思想順應了論證門閥士族的合法性、鞏固貴族政權統治基礎的時代要求。就經學而言，王肅經學在魏晉時期盛極一時，這與其政治傾向性是密切相關的。

三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曰：“自漢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問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以扇，或信或疑。”四庫館臣對王肅經學作用的提及是平實的。作為一個經學家，王肅的學術活動不僅使人們懷疑鄭玄經學的權威性，更影響了王弼、何晏等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朱伯崑先生列舉事例說明王弼易學受王肅易學的影響；我們從何晏的《論語集解》中也可以發現許多采用王肅之說的地方；鐘會受王肅的影響曾撰《易無互體論》。張惠言說：王弼注《易》，祖述肅說，特去其比附彖象者。由此而論，則由首稱仲子（宋衷），再傳子雍（王肅），終有輔嗣（王弼），可謂一脈相傳者也。

應該強調的是，王肅畢竟是一個經學家，其學術核心是禮學而非易學。根據史料的記載，在王肅所注之經中，以三禮注數量最多，他在《孔子家語注》中也同樣以禮學為重心。正由于此，王肅雖然提出了天道無為、諸侯用震的主張，卻并沒有加以系統化。這個任務將由擺脫了經學桎梏的玄學家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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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張惠言.易義別錄［M］.無求備齋易經集成［Z］.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4］王肅.孔子家語注［M］.北京:世界書局，1935.

［5］皮錫瑞.經學歷史［M］.北京:中華書局，1959.

［6］朱伯崑.易學哲學史［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

［7］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