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胡繩晚年論發展馬克思主義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科學技術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理論來源，不僅有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學說，而且也包含著來自各門自然科學理論成果的啟迪。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十分重視自然科學研究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馬克思精通數學，并在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深入鉆研與此有關的化學、農業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學科。他晚年對用化學合成法制造細胞的試驗很感興趣，并高度重視電在各方面的應用。恩格斯對自然科學領域的各個學科有淵博而精細的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就是建立在科學技術的基礎上的。而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生都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革命實踐的新發展，不斷修正自己的個別論點和闡述。科學技術的每一個重大進步，都有力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

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突飛猛進。20世紀40年代以后，原子能、電子計算機、自動化、宇宙航行、衛星技術、電子信息技術、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學技術的發展，開辟了許多新的生產領域，為生產力的飛躍創造了廣泛的可能性，使人類社會生活發生了重大變革。鄧小平高瞻遠矚地分析了科技發展的這一新特點，鮮明地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這一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學說，揭示了科學技術對生產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位的變革作用。胡繩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無論宏觀世界還是微觀世界，無論無機世界還是生命現象，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認識并不是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世界觀，而恰好是為這種世界觀提供了更有力的證據。利用人類對自然界認識的新成果來豐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應該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注：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頁。)

胡繩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在推進社會生產力迅猛發展和為馬克思主義提供新證據的同時，為人類社會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比如，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教育、就業、通訊、產業結構、資源、生態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出現了一些新的不利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問題；科學技術發展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窮人和富人之間差距越來越大的矛盾。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勞動生產方式，也必然會對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影響，使其原有的內涵解釋不了新的現實，比如經典的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就解答不了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腦力勞動者的階級屬性問題；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是否創造財富和價值問題；資本、經營管理能否創造社會財富和價值問題；工人不再是無產者等等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如果還停留在蒸汽機時代、停留在電氣化時代，就不可能對這些問題作出有說服力的解答。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就必須表現在它能夠容納科學技術革命所創造的巨大成就，并深刻闡釋它的社會意義；表現在它能夠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始終把科學技術作為自己的自然資源，特別重視科學觀念的變革對自身發展的影響和作用。

所以，胡繩說：“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如何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對于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都不能不發生巨大的影響。也就是說，考慮這兩個問題不能不顧到科學技術正在迅猛發展的歷史條件。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如果先進的科學技術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壟斷，那就談不到社會主義的勝利。”(注：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頁。)科學技術的發展，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前提；發展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階級、階級斗爭問題的新觀點

階級和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政治現象。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者觀察和分析階級社會政治現象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內對外政策，對資本主義國家中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系，我們都應當進行階級分析，以便透過種種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對于當前國際范圍內存在的諸多矛盾和斗爭，對于我國現階段存在的仍然屬于階級斗爭性質的社會矛盾問題，也必須進行階級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經歷了一場新的革命，使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有了較大的發展，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生活發生了新的變化，從而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關系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這主要表現在：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工人”在工人中的比重加大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工人”相對減少了，在有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白領工人”數量甚至超過“藍領工人”；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有了較大提高，生活有了較大改善；一部分工人購買了股票，成為“股東”，可以拿到股息；資本主義企業實行資本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分離，一些專家學者受聘出任經理、董事長，成為企業的管理者；工人階級的思想政治狀況和馬克思恩格斯時代也大為不同。如何看待這種新形勢下的階級狀況?胡繩的新觀點是：這些情況表明，“過去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成為一方是廣大的無產階級，一方是極少量的資產階級，現在看來，情況并非如此。在這兩個階級之外，還有好多中間階級”(注：鄭惠：《胡繩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頁。)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隨著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事業的發展，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所有制結構上以及經營管理上的新變化，社會出現了新的不同的階層。客觀的社會階層結構新變化，遠遠超出了以往“兩個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一個階層(知識分子階層)”的解釋框架。就城市來說，社會分化中出現的各類管理者群體、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群體，各類辦事員群體，各類自雇傭者群體等，就很難把它們說成是“管理者階級”、“專業技術人員階級”、“辦事員階級”、“自雇傭者階級”。同理，這些社會群體，也很難用“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來加以劃分。甚至于工人群體，私人企業主群體單純用“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來加以劃分，現在也有困難。如果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從事實出發，不是與時俱進，而是拘泥于原來的解釋框架，硬要客觀的動態的階層結構適應于主觀的靜止的理論解釋框架，那就無異于削足適履。這樣就會在理論上離實際越來越遠，喪失生命力，談不上提出較有說服力的理論解釋；在實踐上則無法對社會決策過程產生應有的影響，也無法對推進社會的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進程起到應有的作用。

有鑒于此，胡繩提出：“要改變過去那種把階級和階級斗爭簡單化、公式化的觀點和做法，要根據較之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的歷史情況、現實情況，對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進行新的研究，作出新的論斷。對當代世界總的形勢和各個國家形勢的分析，都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但不能停留在原來的認識水平上。”(注：鄭惠：《胡繩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頁。)階級關系、階級斗爭的新變化，“說明需要新的理論、新的論證，也就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注：鄭惠：《胡繩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頁。)。

三、關于新時代革命形式的新觀點

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在這樣的時代，還有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有，與馬克思主義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有什么不同?這是當代馬克思主義面臨的一個大問題。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如果資本主義制度能夠永存，不再變革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就在根本上站不住了。

胡繩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會過時，就因為資本主義終將為社會主義所代替，資本主義和各種前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終將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這仍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長遠的趨勢。不過向這種趨勢發展的道路是山重水復、迂回曲折的，絕不會像過去人們所想的那么簡單。”(注：鄭惠：《胡繩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頁。)比如，恩格斯曾經這樣說：“到1898年我們可能取得政權。如果這種情況沒有發生，舊的資產階級社會還可以繼續存在一段時間，直到外來的沖擊使這座腐朽的大廈倒塌為止。這樣一個腐朽陳舊的建筑物，當它實際上已經過期之后，如果風平浪靜，也還可以支撐數十年。”(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頁。)但是，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來，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猛烈發展并沒有加速資產階級社會大廈的倒塌，倒是似乎為資產階級統治者提供了修補這座大廈的材料，以至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戰后比較平穩地發展了數十年。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所沒有預料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或許要比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料想的要復雜得多。

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搞暴力革命還行不行?胡繩認為，這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他列舉了兩個例子。一是南非民族斗爭方式。南非的曼德拉曾主張過暴力革命。但是在獄中的十幾年，他一直在考慮用什么方式取得民族斗爭的勝利。經過深思熟慮，他出獄后放棄武裝斗爭，選擇了非暴力的斗爭道路，用和平談判解決了問題。“當然那里還不是搞社會主義，但按照我們過去的老觀點，仍會認為這種做法是嚴重的倒退。實際結果是他當了總統，在消除民族隔離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注：鄭惠：《胡繩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頁。)。二是中國香港回歸模式。鄧小平從維護祖國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尊重歷史和現實，以偉大政治家、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提出“一國兩制”的創造性構想，為我們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指明了正確道路。我們按照這個構想，通過外交談判成功地解決了香港回歸問題，從而也為國際社會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歷史遺留問題與國際爭端提供了新的范例。“我們用和平談判方式同英國解決了香港回歸問題，也是因為形勢變了，中國已成為社會主義大國，而大英帝國已經衰落。這種方式應當說也是很有創造性的”(注：鄭惠：《胡繩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頁。)。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也許還不能排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毫無疑義的是，非暴力革命的手段可能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不過，胡繩同時又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絕不表明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變不動，不表明“資本主義萬歲”，而且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在世界范圍內進一步大發展，人類所面臨的許多巨大的矛盾或問題，例如世界性的環境保護問題、問題、反恐問題、洗錢問題、人口問題等等，都不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框內所能解決的。“資本主義雖然還會有發展，但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將始終不得解決。因此，我認為，還得有社會主義革命，只不過革命的形式會是多種多樣的”(注：鄭惠：《胡繩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頁。)。

胡繩總結說，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革命形式的多樣性的出現說明，“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作出的‘或者戰爭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戰爭’的預言，至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并沒有現實性。也許由此可見，或者和平過渡，或者武裝斗爭，這種兩分法是過于簡單，歷史也不會機械地重復已有的經驗”(注：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頁。)。“研究這些事實，并據以展望社會主義社會的前途，人們將能夠給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庫增添新的觀點”(注：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頁。)。這是胡繩先生晚年很有創新的一個見解。

四、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科學和建設的科學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剛創立之時，是以社會主義革命學說立世的。20世紀20年代，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使人們開始面對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制度，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對于這些新出現的問題，胡繩指出：“在馬克思主義武庫中不可能有現成的答案。恩格斯在為《資本論》第一卷寫的書評中說：馬克思‘關于社會變革后將會怎樣，他只是最一般地談到’。當然也只能這樣。因為當時現實生活還沒有提出這樣的問題，還沒有提供可以進行科學研究的實際材料。”(注：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頁。)顯而易見，在胡繩看來，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尚只是革命的科學，還不是建設的科學；換言之，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經典馬克思主義中，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據許多學者考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連“社會主義建設”的概念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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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繩在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科學和建設的科學的統一這個論點上的貢獻，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他對革命的科學和建設的科學的關系作出了獨創的和令人折服的新釋。胡繩先生指出：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從革命的科學，發展為不但是革命的科學而且是建設的科學，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在全世界遠沒有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還將遇見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的科學仍然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更是任重而道遠，馬克思主義作為建設的科學更要發展。就社會主義要建設區別于以往一切社會的嶄新社會而言，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也是革命的科學。但是這兩者又有區別。因為革命的任務和建設的任務不同，革命的經驗不能簡單地運用于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主要依靠新的經驗建立起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會的問題，而不是如何推翻舊社會的問題，因此它的內容絕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學”(注：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頁。)。說得明白一點，革命與建設的區別就在于：“治理一個國家和發動一場革命是性質不同的事。在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中處于被壓迫地位的政黨，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執政的政黨，對于社會所負責任極為不同，也是很明顯的事。革命是在社會動亂中發生，建設則要求社會安定，在這兩種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階級斗爭的作用及其具體形式，當然大不相同。馬克思主義從來重視以往的社會歷史經驗的研究，但是從建設的角度研究歷史經驗，和從革命的角度進行這種研究相比，會有許多原來不注意的內容需要注意。”(注：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頁。)

第二，胡繩把蘇東社會主義事業的失敗看作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建設學說的契機。列寧為了闡明理論的重要性經常引用普列漢諾夫的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注：《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頁。)把這句話改造一下，我們也可以說，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而且是成熟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就不會有成功的社會主義建設。胡繩正是用這種觀點，來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種種問題。對社會主義在蘇聯和東歐瓦解的問題，胡繩看到的不僅僅是低潮和挫折，他說：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主義事業在蘇聯和東歐國家中的瓦解，是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敗。這個失敗證明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遠沒有成熟”(注：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頁。)。這種分析是催人深省的。胡繩還說：“在建設的領域內，馬克思主義者需要擺脫妨礙人們實事求是的種種思想桎梏，總結已有經驗，開創新的局面。所以這個失敗很可能是先進的人們對于如何建設新世界的認識出現一個飛躍的契機。”(注：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頁。)對于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科學，成功的實踐和經驗有意義，失敗的實踐和經驗也有意義，在某種程度上說，或許會更有意義。

第三，胡繩指出，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學說在中國條件下的出色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想，已在世界范圍內的廣大領域成為現實，但是胡繩認為有兩個現象必須引起注意。其一是社會主義首先誕生在資本主義欠發達或者很不發達的國家；其二是社會主義制度在一些國家建立之后沒有長期保持。(注：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頁。)這兩個現象都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沒有想到的。這兩個現象不是為否定馬克思主義提供了論據，正好說明要根據歷史發生的變化來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

在論述這兩個歷史現象時，胡繩對馬克思提出的俄國農村公社有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作了有新意的論述。胡繩指出：馬克思這里指出的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就是指，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不經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頁。)，也就是，不經過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但是，按照馬克思當時關于這個問題的論述，這種國家如果不經過一些過渡階段，不能保證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極高度發展，不能享受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徑直走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和成熟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注：鄭惠：《胡繩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頁。)。

現在，世界上國家那么多，國情千差萬別。資本主義欠發達，仍背著前資本主義的許多負擔的國家，無論就國家的數目和人口數計，都在世界上占多數。“是否它們都必須經過‘卡夫丁峽谷’，如何才能既不經過這個痛苦的‘峽谷’，而又能享受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一切積極成果，這實在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注：鄭惠：《胡繩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頁。)。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事業的失敗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都證實了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與馬克思這個重要觀點有著密切聯系的。比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必須經過的“一些過渡階段”；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本質論，其核心是要通過改革和開放，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僵化的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體制，以“保證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極高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則是要求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積累起來的有利于社會化大生產、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一切市場經濟的經驗，利用過來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享受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最要緊的方法。這個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用新的思想、觀點，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正是依靠這個理論的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國際國內的風浪中安若泰山。“實踐證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建設學說在中國條件下的巨大發展”(注：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頁。)。

五、評議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慨：近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人也多了。與過去相比，我們的理論水平確實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落后。他說：“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和革命的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論的階段。”(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頁。)

今天，我們仍存在著這樣的問題，仍面臨著這樣的任務。對于我國理論界發展馬克思主義所作的努力，胡繩給予了積極的肯定。不過，他又實事求是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之處。1994年，他說：“在20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們略微回顧一下這些發展和變化，可能會感到馬克思主義已有的發展還不能和現實生活相適應，因而感到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每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應該擔負起的責任。”(注：胡繩：《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頁。)2000年7月-8月，在他生命的征程即將結束之時，他還不無憂慮地說：“現代科學技術、經濟和社會發展很快，相對來說，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發展滯后，由此造成在社會發展中不斷出現許多新的問題，難以及時判斷和認識，更談不上超前預測了。”(注：魏久明：《胡繩最后日子的片斷思緒》，《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2期，70頁。)

胡繩晚年對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精深闡述，為理論工作者更好地完成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重任，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意義。

首先，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批判地吸收世界最新的一切優秀理論成果。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原則。一段時間以來，理論界有一種淡化馬克思主義的傾向，不僅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且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地位和學術貢獻。這種傾向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需要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的。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和發展的思想體系；它從不滿足現狀，主張批判地吸收人類文明所創造的一切優秀成果，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進行理論的發展與完善。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應當像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樣及時地吸收、消化各種新理論和新方法。近幾十年來，世界上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興起了許多新流派、新理論和新方法，還出現了若干交叉學科，對于它們的“合理內核”，我們都應予以利用，而決不可采取輕視、甚至排斥的態度。

其次，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建立在正確回答時代課題的基礎上。人類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每個時代都有需要本時代解決的重大課題。馬克思主義從誕生之日起，就向世人展示了它善于準確把握時代課題的科學本色。在自由資本主義瘋狂擴張的時代，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在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時代，列寧提出了一國首先建成社會主義的學說；在以“戰爭與革命”為主題的時代背景下，在落后的東方大國找到了發動工農群眾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鄧小平開創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在世界形勢繼續發生重大的變化、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的新格局開始出現的新世紀新階段，科學地回答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一重大歷史課題。理論工作者要做到與時俱進，就要有敏銳地把握時代課題的理論的能力，不能正確把握時代課題的理論則必然被淘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被拋棄，就是在一個需要建設的時代，錯把“革命”當作主題的反面例證。那種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其實是一種背離。理論工作者應該牢記這樣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