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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論述了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和影響。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傳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與西方的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與當時西方的社會環境相契合，同時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

[關鍵詞]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傳播；影響。

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儒家思想的核心為“仁”“義”“禮”“忠”

“孝”“知”。它歷經孔孟哲學、西漢獨尊儒術、宋朝程朱理學的發展過程。當明末清初利瑪竇、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播基督教時，他們一方面把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觀念引入了中國，同時也把儒家思想帶回了西方。儒家思想的傳播對啟蒙時期的西方社會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儒家思想傳入西方的背景條件。

儒家思想主觀上并不具有基督教的普世性質，但它卻通過基督教傳教士的書信、著作和譯作傳到了西方。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傳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與西方的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與當時西方的社會環境相契合，同時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

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倫理道德與古希臘哲學中的倫理思想有共通之處。無論是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還是亞里士多德的“至善即幸福”都反映了古希臘哲學對道德倫理的重視。蘇格拉底的哲學集中表現在“認識你自己”，主張建立人的哲學，發揮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認為人的幸福與否取決于靈魂的好壞。蘇格拉底的倫理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學說相似，孔子因而被尊稱為“中國的蘇格拉底”。古希臘的倫理道德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追求和擁有倫理道德成為許多人的理想。這種對倫理道德的重視同樣體現在基督教文化中。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都體現了對言行舉止進行規范的道德標準。“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①“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儒家的道德標準推崇強烈的自律意識，即自己希望實現的目標也要幫助別人實現，而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不要強加給別人。而基督教特別是新教同樣重視對言行準則的規范。其教義強調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儉節約，通過今世的善功來彰顯上帝的恩澤、進而成為上帝的選民最終獲得拯救。儒家思想的精髓“仁”與基督教文化的核心“愛”也有一定共通之處。“仁”的核心就是“愛”。

仁愛就是要關愛別人，從愛自己的家人推及到愛自己的朋友、左鄰右舍。孔子關于“仁”的說法在《論語》中有較多論述。“仁者愛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也”；“克己復禮為仁”。基督教則提倡在神愛的基礎上的博愛。在愛上帝的前提下，人們要愛自己的親人、朋友、甚至于愛自己的敵人。

“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不認識神……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親愛的兄弟們，神既然是這么愛我們，我們也應當彼此相愛。”[1]（P.275-276）與此同時，儒家思想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為啟蒙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歐洲當時處于封建君主專政和宗教神學統治時期，一些有識之士和思想家從儒家學說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來解決時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張和理想。儒家思想的傳入客觀上適應了當時歐洲社會反對封建世襲特權、倡導民眾的自由和權力，呼喚資產階級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為啟蒙運動的到來和開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

二、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和影響。

16世紀末至18世紀歐洲出現了大量介紹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譯作。作者和譯者大都是在中國傳教的傳教士。這些著作和譯作的出版一方面是為了使歐洲更好地了解中國及其文化，滿足西方人對異域文化的好奇與探究之心，另一方面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國人的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從而更好地傳播基督教教義。

根據傳教士利瑪竇的日記整理編撰成的《利瑪竇中國札記》向西方呈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和民族，同時對中國的儒教、佛教、道教都有評述。

利瑪竇意識到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起到的思想統治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因此他推崇儒教、稱頌孔子，把儒教稱為文人的宗教：“凡做學問有了名氣的人或從事學問研究的人，沒有一個是再信任別的教派的”。[2]（P.101）利瑪竇對儒教的了解、介紹主觀上是為了以一種中國信眾更能接受的方式來傳播基督教，客觀上卻對儒教的傳播和推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耶穌會士基爾歇所著的《中國圖說》一書也提及了中國的儒釋道三教。西班牙的多明我會傳教士閔明我的《中華帝國縱覽》的第三部分提及了孔子的政治和道德格言，第四部分輯錄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朱熹等歷代先哲的言論。萊布尼茨和伏爾泰等著名思想家都曾閱讀過此書，認為這本書對了解中國大有幫助。1687年，柏應理的《中國圣賢孔子》在巴黎出版。作為全面向歐洲介紹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獻，此書一經問世便受到廣泛的關注，其拉丁文本被翻譯成法文和英文。這本書包括了對孔子及其學說的介紹，也包括《大學》《中庸》和《論語》的譯文。《中國圣賢孔子》是歐洲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讀物，萊布尼茨和孟德思鳩都曾閱讀過此書。1709至1713年耶穌會士衛方濟整理出版了《中國典籍六種》，收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

《小學》的拉丁文譯文，從而首次將四書完整地介紹給歐洲讀者，使歐洲讀者對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②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尤其在知識分子、思想家和哲學家中引起了不同凡響。這種影響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其一，倫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與西方的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倫理道德的許多方面契合相通，并起到了有益的補充作用。因此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受到了眾多西方人士的稱頌。其二，政治體制方面，表現為對以儒家學說作為思想基礎的政治體制的頌揚。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治理國家，維護社會的和諧。更重要的是，以父權為基礎的專制政體保障了社會的長治久安。其三，對民主政治的促進作用。儒家反對世襲制度，提倡任人唯賢，唯才是舉。同時儒家思想的“民貴君輕”把“民”置于學說中心。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主應有君主的樣子，實行德政、以德服人。這一主張與資產階級追求平等和權力的民主政治學說相兼容。

作為歐洲研究中國名氣最大的學者萊布尼茨認為中國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中國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欽佩的）公共道德，并與哲學理論尤其自然神學相貫通”[3]（P.72）“在實用哲學方面，也就是說，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適用于現實生活和凡人的政治方面，他們肯定超過我們，盡管承認這一點令人臉紅”[4]（P.69-70）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曾贊頌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中國人生活在一種最完善、最實用的道德之下，在世界的這部分地區，任何人都不具有這種道德”。[5]（P.496）對儒家思想談論和贊頌最多的當屬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伏爾泰以他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和美化被稱之為“歐洲的孔子”。他宣稱，“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6]（P.369）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并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6]（P.369）伏爾泰根據中國元劇《趙氏孤兒》改編成的《中國孤兒》中，征服者成吉思汗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被征服者所折服，最終放下了屠刀。這個結局正是孔子道德情操的最好詮釋。

以儒家學說為思想基礎的中國政治體制得到眾多啟蒙思想家的推崇。伏爾泰認為中國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國家。他渴望穩定、和諧的理想社會，期盼仁慈開明的君主，并以中國的長治久安來論證中國體制的優良。在伏爾泰眼中，中國的政治體制最合乎理性，是因為它建立在父權社會的基礎上。”兒女孝敬父母是國家的基礎。在中國，父權從來沒有削弱……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闊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7]（P.216）在啟蒙運動大潮中產生的”重農學派“理論也得益于中國的儒家思想。學派創始人魁奈主張農業為一國之本。中國的歷代帝王都重視農業，而這一傳統正源于孔子的儒家學說。在他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中，魁奈贊揚了中國的專制制度。他認為中國的專制制度是”合法“的專制主義，符合自然法、是自然秩序的體現。在魁奈眼中，中國的諫議制度和監察機構可以有效地限制皇帝的權利，因而是值得效仿的專制主義。

三、儒家學說對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有促進作用。

”學而優則仕“的中國科舉制度和用人制度得到了頌揚。這一人才選拔制度強調依靠品德、學識和才干而不是憑借出身和門第選拔人才，與西方尊重個人價值、提倡民眾的權力和平等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魁奈也曾提及中國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在中國沒有世襲貴族，一個人的功績與才能是他可能獲取顯貴地位的唯一標準……兒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求學上，以此作為獲取功名的唯一途徑“。[8]（P.44）對中國用人制度的頌揚揭示了當時的歐洲社會對封建貴族世襲制度的不滿和抗議，反映了個人通過自身努力實現自我價值的理想和愿望。同時儒家的”民貴君輕“”民為邦本“思想成為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來源。啟蒙運動和隨后的法國大革命都體現了反對專制特權、爭取民眾權利和自由的精神。

盡管啟蒙思想家并未去過中國，但他們通過傳教士的著作和譯作了解了儒家思想，并對這種異域思想大為贊賞。對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贊美反映了接受者基于自己的背景和需求所做的理解、加工和有選擇性的接受。首先，對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贊美反映了啟蒙思想家對穩定、和諧、開明的理想社會的向往。他們認為儒家提倡的道德思想不僅與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在許多方面契合相通，而且有助于維持人際關系的和諧和社會的安定。以道德為基礎的”禮“規范了上下有別、尊卑有序的倫理秩序，規范了每個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處事準則，由此避免了沖突和紛爭。儒家倡導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治理國家，從而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其次，儒家思想反映了當時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17、18世紀孔子及其學說在歐洲風靡一時。在許多啟蒙思想家眼中，孔子不僅教導人們如何做人，也教導人們如何治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成為許多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世襲專政的重要思想武器。啟蒙思想家驚喜地在儒家思想中發現了與自己的想法相契合的學說與理念。儒家反對世襲制度的思想與啟蒙時期反對封建專政和宗教神權，爭取權利和自由的訴求和主張不謀而合。儒家思想的傳入客觀上適應了西方社會反對特權政治、倡導民眾的自由和權力，呼喚資產階級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為啟蒙運動的到來和開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和源泉。1945年，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出版了《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對中國儒學在17—18世紀給予西方的影響做出了如下闡述。”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9]（P.5）結束語。

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屬于兩種不同的思想和文化體系，但它們在很多方面存在著共通之處。二者都是對人類的生命價值和世界的終極意義進行思考和探索的領域。雙方都互有可借鑒之處。儒家思想的許多理念能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解決西方文化的危機。因此它在西方的傳播不僅具有歷史價值更具有現當代意義。

注釋：

①本文所有關于孔子的引述都出自張燕嬰譯注的《論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②有關”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參閱了徐明龍著的《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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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顧立雅。孔子與中國之道[M].高專誠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