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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才對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構建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文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為對象，分析哲學社會科學高端人才的分布及特征。研究發現，高端人才呈現出正高、博士學歷基本是必要條件，男性占絕對優勢，年齡集中在40～59歲之間，三分之一有學科交叉的教育背景，五分之二有國內外高校工作變化經歷等群體特征；同時，地域和高校方面呈現出整體分布相對均衡但人數不均衡的狀況。作者在此建議加強學科交叉融合，搭建校內外交流平臺，堅持全過程分類指導培育和對相對落后區域和高校的精準扶持。

關鍵詞：高端人才；特征；哲學社會科學；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2016年5月17日，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面對新形勢新要求，需要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加倍努力，不斷在解決影響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上取得明顯進展。2017年，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要求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為了實現這些戰略目標，更好地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的作用，人才隊伍的支撐至關重要，尤其是高端人才，他們具有旺盛的創造力和示范引領作用，高端人才的建設是人才隊伍建設質量的關鍵。同時，我們也看到近年高校間的人才爭奪越來越激烈，尤其是在“雙一流”建設背景下，引進高端人才成為各高校取得競爭優勢的“捷徑”[1]。盡管教育部等國家部門已經出臺了多項政策，但高端人才依舊成為各大高校爭奪的對象。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人才流動方面，主要研究高端人才如何流動、流動邏輯、資源配置、科研產出、成長路徑等內容，從高端人才特征視角開展的研究相對較少。從高端人才的特征出發進行研究，一方面，可以準確識別高端人才，為人才的合理精準引進提供參考，另一方面，通過對人才特征尤其是其成長特征進行總結，可以為發現、培養、助推高端人才發展提供參考，從而促使哲學社會科學人才百花齊放的盛況早日形成。目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已有幾個公認的人才群體，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是現階段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層次最高、資助力度最大、權威性最強的國家級基金資助項目，致力于推出具有重大學術創新價值的標志性研究成果和具有實踐指導意義以及決策參考價值的重大成果，首席專家也無疑是所在領域的權威或是后起之秀。本文選取2020年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的338位首席專家為樣本數據開展研究，通過網上公開檢索首席專家的簡歷，提取所需信息進行計量分析，輔助運用社會網絡分析等方法，研究哲學社會科學高端人才的特征分布情況，描繪出當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高端人才的“群畫像”“自畫像”，為人才培養提供決策參考。

1文獻綜述

目前，已有很多學者圍繞高端人才建設開展了深入研究，主要通過“定量研究”“履歷分析”“文本-內容分析”“空間分析”幾類研究思路[2]。主要的關注點是高端人才隊伍規模的影響因素、人才流動原因以及培養體制機制等方面。影響因素方面，姜華等（2018）[3]研究了高校高端人才隊伍建設成效影響因素，認為高校水平是直接影響人才隊伍的最主要因素；劉軍等（2017）[4]發現經濟發展水平、子女教育條件、醫療條件、研發投入水平和事業平臺建設五個影響因素對人才集聚有正向促進作用，而環境污染對人才集聚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人才流動方面，黃海剛等（2018）[5]基于國家“杰青”數據，認為我國高端人才并不存在過度流動問題，但存在區域和機構間的不均衡；李顏如（2019）[6]對高校人才流動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開展了研究，認為績效評價可以優化人才資源配置的效率，要從教育、社會和經濟維度設計指標體系，形成全面、科學、客觀的評價績效，其中人才流動潛力績效指標是指標體系的重要部分。黃潔（2020）[7]研究了哲學社會科學高端人才培養體制機制，認為這是個系統工程，要完善選拔評價機制、建立長效激勵機制和營造良好的人才成長環境。針對哲學社會科學高端人才特征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祝維龍等（2021）[8]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為樣本，分析了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高端人才分布及流動的特點，認為分布具有“中心—外圍”的特征，流動仍以經濟驅動為主,組織聲望的驅動作用減弱。回顧現有研究，雖然在人才建設方面有很多學者開展了研究，但是針對哲學社會科學高端人才特征和規律的研究還比較少，值得開展深入探索。

2哲學社會科學高端人才分布及特征

2.1人才的地域和校際分布

2.1.1地域分布從區域分布來看，此次樣本中的學者分布于全國28個省份的47座城市。其中占比較高的城市依次為北京（21.3%）、上海（13.9%）、南京（7.1%）、武漢（6.2%）、廣州（5.6%）、杭州（5.6%）和成都（3.6%）等。由此可以看出，第一，整體來看，學者覆蓋了大陸大部分的省級單位，均衡性總體較好；第二，從城市來看，依然呈現出聚集現象，尤其以北京和上海最為明顯，兩地的學者在全國占比高達35.2%，這表明人才的規模依然與聚集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薪酬及其他待遇、平臺和環境、當地社會保障條件等密切相關。2.1.2單位分布樣本學者分布在131家單位。其中一流大學32所（169位），一流學科52個（88位），普通本科院校31所（61位），研究機構13個（17位），其他單位3家（3位）。可以看出，首席專家數量最多的單位依次為一流大學、一流學科、普通本科、研究機構和其他。從機構分布看，幾類機構均有首席專家，相對均衡；從機構人數分布來看，集中在高水平院校，一流大學人數最多。

2.2人才特征

2.2.1基本特征338位學者中，男性占比為82.84%，具有絕對性別優勢。從教育部的統計來看，中國高校專任教師中女教師所占比例從1999年的尚不足38%，上升到2015年的48.62%，再到2018年的50.32%，占比已經突破半數，其中本科院校女性專任教師占專任教師總數的比重也達到了48.26%。馬如冰（2016）[9]考察了“211”高校社會學在職教授中的性別差異，在納入數據庫的351名教授中，女教授占比為21.65%。而從這些占比來看，女性學者承擔重大課題的比重相對偏低。年齡方面，檢索到331位學者的信息，各年齡段人數呈正態分布，依次為70歲以上（4.8%）、60～69歲（16.6%）、50～59歲（39.3%）、40～49歲（35.3%）、40歲以下（3.9%）。在哲學社科領域，40～59歲這個年齡段的學者，度過了科研摸索期，年齡、知識、閱歷、經驗、聲望等都有了一定的積累，是最具科研活力的階段，他們在學術上容易獲得快速、迅猛發展。但這并不說明高端人才都集中在這個年齡段，本文采用的是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作為樣本數據，而年長的學者由于個人精力、體力以及對該項目的需求度等因素，可能選擇不申報，或者有的學者不符合申報條件。2.2.2高等教育經歷高等教育階段是研究人員豐富知識體系和提升科研水平的最重要階段[10]。對樣本學者的高等教育經歷（本科、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進行分析發現，其中，91.4%的學者博士畢業；29.3%的學者有博士后經歷；45.3%的學者有海外教育、博士后、訪學或工作經歷。同時，60.7%的專家接受不同階段高等教育的學校有所變化，從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南開大學等高等院校流動過的專家較多。以上這些高校均為傳統文科強校，經歷長期的積淀，學校綜合實力較強，有領先的師資力量、教學水平，以及濃厚的學術氛圍。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隨著學歷的提升，專家們轉向文科強校繼續深造的趨勢較為明顯。2.2.3學科背景33.1%的學者有學科交叉的教育背景，在這些重要課題的研究上，學科交叉的優勢日益明顯。學科交叉呈現出一定的特征和規律，這些既由學科的學緣關系屬性所決定，也有由問題導向帶來的自然多學科延伸。比如其中文文交叉最多，隨后是法學與哲學、政治學、歷史學等交叉；歷史學與政治、考古、語言類學科交叉；中文、傳播等學科交叉。同時也存在一定比例的文理交叉、文工交叉和文醫交叉等，比如數學、統計、計算機、醫學、農學等學科與經管類的交叉較多，顯示了經管涉及的問題面比較廣，超越了經管自身的知識范圍。當然，也有極個別純理工科出身的學者，顯示了軟課題硬做的可能性。2.2.4流動分析對學者在國內高校工作流動的軌跡進行分析，發現41.4%的學者有國內外高校工作軌跡的變化。從年齡段來看，各年齡段有工作軌跡變化的比例無明顯規律。從國內流動來看，學者們多流向上海、北京、廣東等地。

3結論與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總結出2020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呈現出如下群體特征：正高、博士學歷基本是必要條件；男性占絕對優勢；學者年齡集中在40～59之間；三分之一的學者有學科交叉的教育背景；五分之二的學者有國內外高校工作變化經歷的特征。同時，地域和高校方面已經呈現整體分布相對均衡但人數上不均衡的狀況（集中在高水平機構）。從這些數據可知，我國哲學社科的人才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很多人才都有學科交叉的背景，同時經過“雙一流”建設，區域、學校百花齊放的格局已經初步形成。當然，通過這些分析，我們依然發現存在的一些短板，比如機構、城市聚集度較高，女性學者比重相對偏低等。高校不僅是培養專業人才的搖籃，也是研究發展新技術的園地，在哲學社會科學越來越重要的背景下，為了既從整體上保障哲學學科人才的高地，進一步長板做長，更要有針對性地補短板、強弱項，實現哲學社科人才在區域、高校、性別等方面更加百花齊放，提出如下對策建議：第一，加強學科交叉融合。通過對學科背景的研究，發現三分之一的學者有學科交叉背景，還有極少數純理工科出身的學者也拿到了重大項目。學科交叉不僅是學術思想的交融，也是不同思維方式的交叉。面對復雜的學術問題，僅從一種視角進行研究已經體現出了一定的局限性，跨學科思維方式可以幫助學者形成更全面、更完整的認識。在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驅動下，多學科交叉匯聚與多技術跨界融合將成為常態，并不斷催生新學科前沿、新科技領域和新創新形態。第二，搭建校內外交流平臺。通過對學歷背景的分析，可以發現學者們要么本身就在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實力較強的高校學習，要么就是隨著學歷的提升，傾向于進入實力更強的學校流動繼續深造，這說明平臺、人脈等的積累對于豐富學術經歷、開拓實驗、提升個人能力有著重要作用。學者們不斷進行學術積累，提升自身科研能力，高水平的學術經歷以及學術人脈的積累也是必不可少的。積極搭建校內外交流平臺，助力學者成長。在校外，與科研實力強的機構、團隊、其他學者開展學術交流，為本校學者提供更多去高水平機構訪學交流的機會等；在校內，可以通過老帶新、傳幫帶的方式幫助學者成長。第三，堅持全過程分類指導培育。人才的成長需要時間，需要一個漫長的階段，要根據其所處的不同階段如探索和適應期、發展和穩定階段、瓶頸期停滯階段等分類指導、培育。例如探索期和適應期的新人，需要得到更多基礎及常規的指導和幫助，對于處在瓶頸期的學者，他們需要得到更多觀念方面的幫助等。同時，要進一步關心女性人才隊伍的建設。第四，對相對落后區域及高校的精準扶持。一方面，對其優勢領域精準扶持；另一方面，對其具有地方特色的冷門絕學進行精準扶持。通過樣本數據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等學科中具地方特色的方向亦是哲學社會科學中的重要部分，是構建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也面臨學科隊伍不完善、后繼乏人等問題。想要對相對落后區域和高校做好精準扶持，就要先做好頂層設計和規劃，從科學規劃、協調機制、制度體系、保障機制等方面全方位入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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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繁翀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