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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國需求結構中投資率偏高、消費率較低，經濟整體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經濟發展缺乏后勁。如何促進有效需求快速增長，化解消費需求增長的制度性“瓶頸”，確保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增長是值得研究的現實問題。本文通過對我國內需不足的特征進行分析，深入剖析了抑制消費需求增長的瓶頸因素，對如何擴大內需提出了簡要的參考意見和思路。

[關鍵詞]消費需求不足；成因；對策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著嚴重的內需不足的問題，這是此次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經濟疲軟、大量企業尤其是外貿型企業倒閉的根源。在我國內需的基本構成中，投資需求的長期主導性導致消費需求成為經濟發展與增長的附屬物。事實上，投資拉動是特殊歷史時期為防止經濟非正常減速而采取的政府強制行為，不反映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在我國，投資卻分別扮演了二重角色，即經濟繁榮時期的“助燃劑”和經濟衰退時期的“興奮劑”，居民消費對生產供給的拉動作用不斷走向邊緣化。西方發達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要維持經濟體的正常與繁榮，內需就不能讓位于外需，居民消費需求就不能讓位于投資需求。

一、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主要特征

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呈現出明顯的背離特征：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而消費增長速度卻遠遠低于經濟增長速度；銀行中積累的居民儲蓄已經高達21萬億元，但同時內需嚴重不足；物價在低位徘徊。大多數民眾則不斷感嘆生活負擔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艱辛。目前，我國內需不足，就是發生在這些因素所構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呈現出某些獨有特征：

1經濟高速增長，物價卻長期低迷。在2000年之前開始實施的一系列治理通貨緊縮的措施，終于在2000年收到效果，這一年經濟增長速度突破“七上八下”的僵局，開始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但作為宏觀經濟景氣指標之一的物價卻回升乏力，長期處在低迷狀態。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盡管說法不一，但從大的方面來看不外兩條：一是從供給的角度看，我國從1998年以來絕大多數制造業部門生產能力嚴重過剩；二是從需求的角度看，則是需求明顯不足。城鎮消費需求增長乏力及農村市場啟而不動，即收入增長緩慢造成物價低迷。比如，2005年，我國GDP在實現9.9％的增長時，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5萬元，實際增長為9.6％，雖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個百分點，但仍低于經濟增長水平。農民的收入情況就更不樂觀。2005年，雖然我國糧食總產量比上年增產146億公斤，達到4840億公斤，增長3.1％，但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255元，實際增長了6.2％，不僅遠低于GDP增長水平，其增幅還比上年回落了0.6個百分點。2005年之后，上述狀況不僅沒有得到改善，而且隨著收入與GDP之間剪刀差的擴大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2物價低水平背景下，百姓卻深感生活負擔沉重。按照一般的原理，物價低迷雖然就經濟本身來說反映了緊縮的一個層面。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卻可以享受到物價低迷帶來的好處，這就是生活負擔的減輕，因為低迷的物價意味著人們可以為同樣的消費品支付更少的貨幣。但實際上，在最近幾年中，人們卻沒有這樣的感覺，在物價低迷的時候，很多人感覺到了生活負擔的沉重。這是因為幾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大宗消費品價格呈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增長，比如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統計數據表明，在我國市場物價連續下降的同時，壟斷或弱競爭性行業的價格卻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漲。

3生活入不敷出，居民卻呈現高儲蓄率。盡管21萬億元的儲蓄相對于13億人口的平均儲蓄額并不多，但這并不能否定我國經濟生活中高儲蓄現象的存在。1991年到2008年，我國居民儲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從國際比較來看，根據世界銀行1994年統計，當時世界上國民總儲蓄率超過40％的只有新加坡，我國國民總儲蓄率當年高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我國儲蓄率為28.8％，刷新了過去有記載以來的最高記錄。因而有學者認為，在我國存在一種“超儲蓄”，即儲蓄增量不僅來自于居民增收，還來自居民減少當期消費和投資。盡管東亞國家和地區都曾出現高儲蓄的現象，但應該看到我國高儲蓄現象形成的獨特原因，特別是要看到這種高儲蓄率是與生活入不敷出的沉重感并存的。從表面的邏輯看，既然生活負擔沉重就應當更多花錢來減少儲蓄，或者說有較多的儲蓄就會減輕生活的負擔，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這兩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種合力。

4家庭一方面高儲蓄，另一方面卻高舉債。與高儲蓄現象形成鮮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開始出現的居民高負債現象。根據中國社科院的一項統計，北京、上海兩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體負債率已經高于歐美家庭。具體來說，上海、北京兩地居民的整體家庭債務比例已經分別達到155％和122％，青島、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債務比例也平均達到了90％左右。而在美國這樣的高收入國家，個人平均負債比例則只有115％。對于這組數據，我們至少要注意到兩點：一是如果將居民的債務考慮進去，目前的高儲蓄現象將會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種“消費疲軟”與“消費過度”并存的現象；二是儲蓄和負債的主體可能存在很大程度的不重疊。二、導致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制度性因素

上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曾一度面臨短缺經濟的困擾，十幾年后卻出現了嚴重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問題。促成這個轉變發生的，主要是制度性因素，正是這些制度性因素從根本上制約了國內需求的有效提高。

1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增長緩慢，實際收入水平呈現逐年下降趨勢。我們剔除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因素，提取近27年的數據加以對比說明。

上表說明，我國長期以來居民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不斷下降，從1981年的16.76％降到2007年的11.32％。而財政收入增長過快，自1995年到2007年，財政收入占GDP比例提高了1倍。2006年我國稅收收入就超過了日本。稅負高，國有壟斷企業及外資企業擠壓吸納70％就業人口的民營中小企業，直接壓制了工資收入的增長。與此同時，房價、學費、醫療費用大幅上漲，嚴重擠壓了居民消費支出。2007年我國商品房銷售收入2.96萬億元，而我國2007年職工工資收入總額才2.82萬億元。西方的分配率都在50％以上，我國與發展中國家30％以上的分配率相比也是最低的。

此外，限制甚至禁止糧食出口政策，導致我國糧價遠遠低于國際市場價格，雖然大大限制了EPI的上漲，但犧牲了農民利益，限制了農民收入的提高，使農村消費能力長期不足。農民收入總額和收入增幅遠低于城鎮居民，而農村CPI漲幅又長期高于城市。

2城鄉二元分割體制，拖累了城市化進程，使農村人口被甩在消費市場之外。我國內部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持續不振，顯然不是源于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體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重大失衡。農民工——步入了工業化進程的廉價農村勞動力，用雙手創造了巨大供給卻不能融入城市化作為市民去消費，因而產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約1.5億離鄉不離土的農民工及其家屬所離散出來的若干萬億元需求缺口，過去主要是通過外部需求來彌補的。本來，一個發展中國家存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并不奇怪。問題在于我國計劃經濟建立和遺留下來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即隔離的戶籍福利制度，強化和僵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阻滯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農民逐漸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為城市居民的過渡，從而在農民成為產業大軍的同時，鎖閉了這個經濟起飛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而我們知道，農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實質和現代化的主要標志。

從統計上看，我國的城鎮人口比例在改革開放30年中已經有了很大增長，即從1978年的約18％到今天的約45％，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加。這個比例雖然仍低于全球平均50％的城鎮人口比例，但相對于我國經濟發展階段來說似乎并不算太大。按照其他國家現代化發展的一般進程，我國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發展的高峰階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到達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勢頭才會逐步放緩。這意味著每年都會有1000多萬農民進入城市，今后30年內將還有5億左右農民進入城市定居。但是，在我國城鄉二元隔離體制下，目前已經進入城鎮的約1.5億農民工的絕大多數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為離鄉不離土的農民工游離在城鎮生活邊緣。他們不但不能將其贍養的父母移入城鎮，甚至子女也多數作為留守兒童遺放在鄉村。按能夠享受城鎮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戶籍人口計算，我國的真實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的最大失衡，應當是今后調整經濟結構、擴大消費需求的核心所在。

城鄉隔離二元經濟體制導致我國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1)直接嚴重阻礙了內需增長。本來農民大量和源源不斷地進入非農產業，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的配置效率和勞動生產率，成為供給和經濟爆發性持續增長的源泉。相應的，農民市民化和其贍養人口的城鎮化提供了內需增長的強勁動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動的平衡發展態勢。但我國1.5億農民工及其贍養人口的實際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鎮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攏，這種低端收入的提高會大部分轉化為消費需求，我們就根本不必憂慮貿易順差形成的約2萬億元人民幣外需缺口的萎縮。農民工在提供巨大的廉價勞動力的同時，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這是我們不得不依賴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2)農民工及其家屬不能市民化，也進一步扭曲了產業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削弱了企業競爭力，使低端產品過剩，而滿足國內外高端消費的產品嚴重缺失。由于農民工絕大部分是在第二產業就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企業基本上不考慮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勞動力再生產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訓費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賴和滿足于對中青年勞動資源的近乎掠奪性開發和使用。廉價勞動力在一個長時期內近乎無限地供給，阻礙了企業和產業的技術提升與升級換代。工業化初期的成本優勢沒有隨著城市化發展、人力資本的相應提高而逐步轉變為技術優勢和品牌、渠道優勢。同時，由于農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勞動就業極大依賴于制造業和建筑業的行業景氣度。第三產業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而后者本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吸收勞動就業的主要領域。失業率的上升加劇消費需求的緊縮程度。(3)造成了資源的逆向配置。由于農民工不能市民化，農民工的儲蓄基本上是匯回原籍鄉村，贍養父母子女以及在鄉村建房置業，以備失業還鄉。這樣，在億萬農民已經、正在和必將逐步離開的地方在不斷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們已經就業和還會不斷進入的城鎮卻無房可居，導致了高端和大宗商品消費的地區結構性失衡。同時，1億多農民工及其后續者離鄉不離土、離家不移家，影響了農村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和規模經營，阻礙了減少農民、富裕農村的現代化進程。(4)導致城市化建設的畸形發展。由于城市發展并不考慮已經就業的農民及其家屬，我國的城市化建設出現了圍繞少數城市居民自我循環的高端化趨勢。大樓大街大廣場大住宅的發展脫離了我國的土地等資源稟賦和人均實際負擔能力。由于農民工及其家屬并未真正離土從而放棄鄉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國家為保基本農田紅線不得不嚴格控制城市化和工業化對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進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價和房地產價格。這樣導致在高房價面前，不僅農民工望洋興嘆，就連城市中下層居民也望而卻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門檻越壘越高，龐大而分割的消費需求被排斥在城市化進程之外。(5)農民工及其家屬不能逐步融入城鎮，還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和倫理道德問題，給啟動內需帶來了政策制定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增加了政策制定的成本。由于農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們中的相當部分在長期的城鎮生活后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再返回鄉村生活。他們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離，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鄉文明交錯的沖擊和夾縫中長大，教育環境差，有巨大的身份認同危機。這個人數不斷增加的龐大社會階層長期處在流動的困惑和焦慮狀態，是社會和諧穩定的最大隱患。

三、擴大消費需求的對策和思路

從根本上解決消費需求問題，就必須以增加民眾收入、擴大保障范圍為中心，進行城市化戰略的創新型設計，要盡快建立完整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大力啟動廣大的農村消費市場。

(一)增加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如前所述，我國城鄉統算的全體居民收入平均增長速度一直低于經濟增長速度，并遠遠小于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必須從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入手。

1建立健全職工工資增長與宏觀經濟增長保持大體同步的機制。結合部門特點和行業特性，建立健全不同部門、行業和地區職工工資增長與經濟增長保持大體同步的機制。合理確定并不斷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切實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問題，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制度。

2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快推進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進一步規范和拓寬稅基，合理調整稅率和級距，降低工薪階層個人所得稅負水平。各地政府應根據本地物價及工資水平，確定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標準，并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

3加大對“三農”的財政支持力度，促進農民增收。繼續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扶持力度，增加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在當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持續上漲和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漲幅持續高于城鎮的情況下，大幅度增加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健全糧食風險基金政策，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

4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擴大城鄉低保范圍，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和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障、優撫對象生活補助標準等，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切實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同時，要建立健全對低收入群體的長效補貼機制，完善補貼制度、補貼標準、補貼經費來源、補貼時間和補貼對象，把補貼制度長期化、規范化，使低收入群體能夠共同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二)對城市化進行創新型制度設計，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長期消費需求問題。我國今后30年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過去30年成果的基礎上，能否抓住經濟社會發展的主線，分步廢除對進城農民的身份歧視，進行制度創新，從而開啟另一個30年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平衡發展的樞紐。這個樞紐，就是農民工市民制的機制設計和創新，它將同前30年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一樣，啟動和激發連鎖式的制度變遷和社會演變，成為推動下一個30年經濟社會發展的引擎。因此，應當從現在起，就立即著手規劃和全面啟動農民工市民制國家行動計劃或綱要。

1確立全局性的國家城市化戰略。一是考慮城市布局和發展階段戰略，在大中小城市、東中西部幾個層面上避免城市的無序發展。二是建立城市化的國家標準，制定城市建設和管理的總體規劃原則，如致力于解決城市環境保護、城市綠地少、水土流失嚴重、大氣污染嚴重、水環境質量差等問題。這些是為了使中國城市化良性發展，為消費增長奠定基礎。

2將消費因素加入區域城市發展戰略中，創建相關政績指標。地方政府作為城市化的主要推動者，應該逐漸把消費問題納入城市發展規劃中。這就要求重新考慮當前的城市發展戰略，不僅考慮到投資的增長、城市面貌的改善、工業布局的優化，而且要考慮城市化應有的消費增長指標，避免對居民消費造成過多的擠出效應。

3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應注重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城鄉經濟一體化。促使更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從而擺脫傳統的農村消費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費方式轉變。

4財政引領公共支出，努力改善消費環境。目前，我國政府的財力與福利性支出比重嚴重不符。在居民消費的關鍵領域，往往出現“政府缺位”，而造成公共產品與勞務的缺乏，影響消費的增加和升級。因此，政府有必要適當壓縮投資性支出，控制購買性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用，而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提供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和勞務。一方面為居民消費創造“硬件”環境，即指為城市居民消費規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優化而創造更好的空間與對象。所謂創造更好的購物空間，就是通過對商業設施分布、構造、環境、配套等的綜合考慮，使得居民的潛在消費意愿能被充分發掘，這就涉及到政府直接的投融資活動，及其對民間商業投融資活動的引導和調整。另一方面創造“軟件”環境，如安排社會保障等轉移性支出。

(三)健全社會保障等體系，改善居民消費預期。進一步突出公共財政特征，重點推進完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教育等制度。一是改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支持全面建立和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救助制度體系，深化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加快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設。二是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擴大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加大城鄉醫療救助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社區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三是保障優先發展教育。確保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增長幅度繼續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落實和完善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制度，完善貧困家庭學生資助體系。

(四)大力啟動農民消費，把擴大農村消費作為擴大消費的一個重點。要努力提高農民收入，讓農村市場盡快活躍起來。要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契機，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業和農村投入力度，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充分用足用好國家惠農政策；要充分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政府要指導農民擴大養殖、園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綠色食品的生產，努力增加農民收入，針對農產品市場供大于求，農民增產不增收的問題，農業發展要以優化品種、提高質量、增加經濟效益為中心，大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提高農產品加工水平和效益，完善農業產業化經營；同時，統籌城鄉發展，特別要統籌城鄉就業，逐步建立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化農民為市民、加速人口城市化來有效擴大農村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