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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國際服務外包，消化產業轉型成本

按照牛津大學賽義德管理學院經濟專家MariSako(2005)的說法，盡管服務外包是一個企業戰略管理問題，但是，它顯然是與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聯系在一起的。就國內經濟活動而言，它的指向是深化國內的勞動分工，并由此通過增加海外直接投資和貿易，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商業存在(commercialpresence)，推進離岸外包；或者通過增強國內供應商與國際供應商之間的資源匹配性，誘導間接的國際貿易，推進國際服務外包，最終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能否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保持高度敏感性，以及面對世界經濟的諸多變化總能迅速而成功地做出調整，有效地化解產業轉型成本。經濟增長過程必須有效地克服產業轉型成本，這些成本包括：

一是預付進入新產業所需要的設備、要素組織和協調、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而發生的前置成本，以及消化停留在原產業中無法在新產業中發揮作用的設備、技術等沉淀成本。如果沉淀成本轉化為前置成本的比例越高，那么產業轉型就越順利。二是產業轉型的機會成本，在特定經濟增長模式主導下，進入一個產業就意味著蒙受未進入另一種產業的機會成本，但是在大國經濟模式中，由于大國擴大某類產品的供應，往往會降低這種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從而陷入“報酬遞減的詛咒”(decliningreturn’scurse)，因而大國產業布局往往呈現出均一特點，不同區域的產業也可能驚人地雷同。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產業選擇和進入的機會成本就會轉變成為產業轉型的沉淀成本。三是產業轉型的社會成本，這些成本涉及到文化和價值觀念、社會偏好以及信任等因素，由于產業轉型必定造成一定范圍的裁員，從而導致社會生活水平和貨幣工資水平的變化，以及在職人員需要承擔一定的學習成本。降低社會成本對產業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影響，其必要條件是增加政府補貼，但是，充分條件卻是一定時期整個社會必須具有“長痛不如短痛”的社會價值觀念，以抵消唱衰經濟增長和轉型的社會壓力和怨言。

發包—接包關系可以有效地重塑接包方企業的組織結構，使得企業消化因為產業轉型所承擔的沉淀成本，利用當地的比較優勢、培訓本地的勞動者技能，將自身納入國際性生產網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開拓本地市場。與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加工貿易不同的是，發包—接包關系并不影響雙方各自的定位，無法改變發包方的最終產出，雙方也不形成產業組織類型中的水平一體化和垂直一體化關系，更不存在相互之間的股權關系，它不是產業間的分工，而是基于產品的分工。鑒于服務本身的特殊性，特別是服務的有形性和無形性、服務供給與消費的不可分離性以及服務的不可庫存性和產出質量的不確定性和缺乏標準化等方面的特性，使得服務消費與服務供給之間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對稱性，服務外包相比于制造外包而言，更需要借助于中介機構的參與，從而使產業轉型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學習成本等，可以通過發包方和接包方共同承擔，實現雙方共贏。

依據國際收支賬戶和WTO服務貿易總協定對服務貿易的定義，盧鋒(2007)認為，一國企業與具有非居民身份的外國企業發生外包交易屬于國際服務外包，外商直接投資建立企業作為東道國(thehostcountry)居民與外國非居民企業發生外包交易屬于國際服務外包，某些具有同一國家居民身份企業之間的FATS(ForeignAffiliatesTradeinServices)活動也具有國際服務外包性質。考慮到WTO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要求，外商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的商業存在以及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的區分，國際服務外包顯然超越了產品分工，而導致了區域經濟分工的效果。這一效果增強了不同地區之間要素的互補性，可以實現不同區域之間比較優勢的組合，有助于消化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型社會成本，從經濟發展戰略的角度看，它可以使得一個地區具有內生的“秋千效應”(seesaweffect)。

二、發展國際服務外包，應對“人口紅利”衰減

不同國家的人力資本稟賦存在差異，人力成本套利是國際服務外包發展的基本動因。人力成本是服務過程的主要投入，由于不同國家不同類型人力資源的相對價格和相對供給存在差異，對于發包方而言，將服務過程細分并將其不同環節外包到人力成本相對較低的不同國家中完成，能夠賺取比較優勢效益。這就是實踐中發包方大多是相對工資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而接包方則大多是相對工資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原因。例如，在美國，呼叫中心的普通崗位每小時工資20美元，而在印度每小時才1美元，美國將呼叫中心外包到印度，能夠極大地降低服務成本。同時，接包國從事服務外包的崗位屬于本國典型的高收入工作，勞動者素質中包含較高人力資本，能夠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國際服務外包帶來的工作崗位轉移和流動，影響著全球勞動力市場，引發就業格局的全球性調整。盡管表面上，國際服務外包導致發包國就業崗位的流失，但是實證研究卻得出相反的結論。Hanson、Mataloni和Slaughter(2003)對美國的實證檢驗發現，國際服務外包中發包國和接包國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勞動力替代關系。Amiti和Wei(2005a)對英國的實證檢驗發現，部門水平上的就業增長并非與國際服務外包呈負相關。Amiti和Wei(2005b)對美國的實證檢驗發現，國際服務外包對發包國就業的消極影響是非常小的。Mankiw和Swagel(2006)也發現，國際服務業外包對失業的影響非常小。但是，對于接包國而言，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可以快速地帶來就業機會。江小涓(2006)認為，由于國際服務外包合約是人力資本市場合約與勞務活動企業市場合約的統一，這種合約形式為接包國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相比制造外包而言，服務外包就業吸納彈性更大，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吸納更多的就業。此外，由于服務外包具有信息通信技術承載度高、附加值大等特點，吸納高素質勞動力的能力更強，這對于緩解當前中國面臨的大學生就業壓力的意義重大。過去30年，中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承接國際制造業轉移、加速工業化的進程中，已經發展成為世界制造中心，帶動了全社會就業規模的擴大。面對當前全球金融危機下嚴峻的經濟形勢，轉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和加速經濟結構調整，擴大勞動力需求已經刻不容緩。外包并不是新生事物，上世紀50年代，它就廣泛存在于農業、建筑業、制造業、金融業、物流業以及公共服務等領域，只不過隨著全球經濟向服務業的轉型和信息通信技術革命的深入發展，發包—接包的對象從物品或貨物(goods)轉向服務或勞務(service)，發包—接包的關系從在岸向離岸方向發展。被稱為“下一次經濟革命”(nexteconomicrevolution)的國際服務外包，正日益成為結構轉型和擴大就業的關注點。

一、發展國際服務外包，消化產業轉型成本

按照牛津大學賽義德管理學院經濟專家MariSako(2005)的說法，盡管服務外包是一個企業戰略管理問題，但是，它顯然是與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聯系在一起的。就國內經濟活動而言，它的指向是深化國內的勞動分工，并由此通過增加海外直接投資和貿易，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商業存在(commercialpresence)，推進離岸外包；或者通過增強國內供應商與國際供應商之間的資源匹配性，誘導間接的國際貿易，推進國際服務外包，最終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能否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保持高度敏感性，以及面對世界經濟的諸多變化總能迅速而成功地做出調整，有效地化解產業轉型成本。經濟增長過程必須有效地克服產業轉型成本，這些成本包括：

一是預付進入新產業所需要的設備、要素組織和協調、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而發生的前置成本，以及消化停留在原產業中無法在新產業中發揮作用的設備、技術等沉淀成本。如果沉淀成本轉化為前置成本的比例越高，那么產業轉型就越順利。二是產業轉型的機會成本，在特定經濟增長模式主導下，進入一個產業就意味著蒙受未進入另一種產業的機會成本，但是在大國經濟模式中，由于大國擴大某類產品的供應，往往會降低這種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從而陷入“報酬遞減的詛咒”(decliningreturn''''scurse)，因而大國產業布局往往呈現出均一特點，不同區域的產業也可能驚人地雷同。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產業選擇和進入的機會成本就會轉變成為產業轉型的沉淀成本。三是產業轉型的社會成本，這些成本涉及到文化和價值觀念、社會偏好以及信任等因素，由于產業轉型必定造成一定范圍的裁員，從而導致社會生活水平和貨幣工資水平的變化，以及在職人員需要承擔一定的學習成本。降低社會成本對產業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影響，其必要條件是增加政府補貼，但是，充分條件卻是一定時期整個社會必須具有“長痛不如短痛”的社會價值觀念，以抵消唱衰經濟增長和轉型的社會壓力和怨言。

發包—接包關系可以有效地重塑接包方企業的組織結構，使得企業消化因為產業轉型所承擔的沉淀成本，利用當地的比較優勢、培訓本地的勞動者技能，將自身納入國際性生產網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開拓本地市場。與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加工貿易不同的是，發包—接包關系并不影響雙方各自的定位，無法改變發包方的最終產出，雙方也不形成產業組織類型中的水平一體化和垂直一體化關系，更不存在相互之間的股權關系，它不是產業間的分工，而是基于產品的分工。鑒于服務本身的特殊性，特別是服務的有形性和無形性、服務供給與消費的不可分離性以及服務的不可庫存性和產出質量的不確定性和缺乏標準化等方面的特性，使得服務消費與服務供給之間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對稱性，服務外包相比于制造外包而言，更需要借助于中介機構的參與，從而使產業轉型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學習成本等，可以通過發包方和接包方共同承擔，實現雙方共贏。

依據國際收支賬戶和WTO服務貿易總協定對服務貿易的定義，盧鋒(2007)認為，一國企業與具有非居民身份的外國企業發生外包交易屬于國際服務外包，外商直接投資建立企業作為東道國(thehostcountry)居民與外國非居民企業發生外包交易屬于國際服務外包，某些具有同一國家居民身份企業之間的FATS(ForeignAffiliatesTradeinServices)活動也具有國際服務外包性質。考慮到WTO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要求，外商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的商業存在以及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的區分，國際服務外包顯然超越了產品分工，而導致了區域經濟分工的效果。這一效果增強了不同地區之間要素的互補性，可以實現不同區域之間比較優勢的組合，有助于消化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型社會成本，從經濟發展戰略的角度看，它可以使得一個地區具有內生的“秋千效應”(seesaweffect)。

二、發展國際服務外包，應對“人口紅利”衰減

不同國家的人力資本稟賦存在差異，人力成本套利是國際服務外包發展的基本動因。人力成本是服務過程的主要投入，由于不同國家不同類型人力資源的相對價格和相對供給存在差異，對于發包方而言，將服務過程細分并將其不同環節外包到人力成本相對較低的不同國家中完成，能夠賺取比較優勢效益。這就是實踐中發包方大多是相對工資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而接包方則大多是相對工資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原因。例如，在美國，呼叫中心的普通崗位每小時工資20美元，而在印度每小時才1美元，美國將呼叫中心外包到印度，能夠極大地降低服務成本。同時，接包國從事服務外包的崗位屬于本國典型的高收入工作，勞動者素質中包含較高人力資本，能夠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國際服務外包帶來的工作崗位轉移和流動，影響著全球勞動力市場，引發就業格局的全球性調整。盡管表面上，國際服務外包導致發包國就業崗位的流失，但是實證研究卻得出相反的結論。Hanson、Mataloni和Slaughter(2003)對美國的實證檢驗發現，國際服務外包中發包國和接包國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勞動力替代關系。Amiti和Wei(2005a)對英國的實證檢驗發現，部門水平上的就業增長并非與國際服務外包呈負相關。Amiti和Wei(2005b)對美國的實證檢驗發現，國際服務外包對發包國就業的消極影響是非常小的。Mankiw和Swagel(2006)也發現，國際服務業外包對失業的影響非常小。但是，對于接包國而言，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可以快速地帶來就業機會。江小涓(2006)認為，由于國際服務外包合約是人力資本市場合約與勞務活動企業市場合約的統一，這種合約形式為接包國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相比制造外包而言，服務外包就業吸納彈性更大，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吸納更多的就業。此外，由于服務外包具有信息通信技術承載度高、附加值大等特點，吸納高素質勞動力的能力更強，這對于緩解當前中國面臨的大學生就業壓力的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