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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本文從經典經濟學家斯密的人的利已本性出發研究了市場經濟之所以優越的根本原因，提出了個人利已理性乃人的本性的思想，并說明個人理性是使市場經濟較之于其它經濟更為優越的最根本的原因。文章還以對x效率理論的評論為例提出了對個人理性的任何限制都是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觀點。文章通過對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密斯的實驗經濟學相關結論的介紹，進一步明確個人理性作為一般情況，在科學研究上并不能被拒絕的結論。文章最后提出回歸個人理性對于建立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和以誠信為基礎的市場交易都是有益的。

關鍵詞：個人理性模糊陷阱經濟實驗

一、引子

建立并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建設的目標模式。根據一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論述，之所以要如此是因為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比有明顯的優勢：市場經濟通過價格的作用可使資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從而使資源的配置達到最優狀態；市場經濟通過價格的作用可使微觀經濟組織不斷改進勞動生產率或改善服務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比具有明顯的劣勢：計劃經濟通過國家計劃使經濟活動沉淀在一種固化狀態從而使經濟運行韁化,資源的配置處于一種靜止的非優狀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計劃經濟用一個單位或個人的決策代替了所有單位和個人的決策,這樣的決策如果有可能與經濟運行可能的最佳狀態相同的話，其可能性或者說概率也只能是零；計劃經濟由于使一切固化從而在根本上消除了微觀經濟組織改進勞動生產率和提高服務質量的積極性。所以我們要選擇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然而，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優越的深層次的原因或者根本原因是什么？筆者認為，到目前為止，市場經濟之所以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優的經濟運行方式是因為她最符合人的本性：利已理性。是因為“利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成為了“利他”的合理前提。正如斯密所言,個體生產者只想達到自己的目標,“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象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1]

二、利已理性作為個人本性的探索

為什么利已理性是人的本性呢？讓我們從人與非人動物的活動的差異中進行抽象。人的活動是有目的的，那么，從根本上看人的活動目的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問人需要什么？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對此進行了總結，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在1943年發表的《人類動機的理論》一書中以三個基本假設為起點歸納出需求的五個層次。這三個假設分別是：第一，人要生存就會有需要，而他的未被滿足的需要能夠影響他的行為，滿足了的需要不能充當激勵工具。第二，人的需要按重要性和層次排成一定的次序，從基本的生理所需到復雜的自我實現的需要由低到高依次排序。第三，當人的某一級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滿足后，才會追求高一級的需要，如此上升，成為推動其繼續努力的內在動力。根據這三個假設，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其重要程度和發生順序，劃分為五個層次：第一層為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第二層為安全的需要；第三層為情感的需要（用現時語言表述就是人們對親情、愛情和友情這三情的需要）；第四層為尊重的需要包括自我尊重和受別人尊重兩個方面。第五個層次是最高層次的需要即自我實現的需要。[2]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高層次的需要對人越來越重要。許多管理學家為了企業管理的需要對人性進行了許多有啟發意義的探討，除了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以外，還有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等。但是，由于其研究的目的是為了針對人的本性制定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激勵手段（不管這些理論對人的本性的具體假設有何不同，但在為了使企業管理更為有效時，要在管理中充分體現人性，要有利于人的發展，因為只有有利于個人的需要的實現的管理才有可能是有效的管理。這實際上暗含著人是利已的信念：怎樣才有利于企業自己的發展呢？只有在滿足他人需要的前提下才更有利于自己。），所以并沒有從人的本性的表象抽象出人之所以成其為人的獨特理性性質。為了嘗試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筆者在馬斯洛需求層次論的啟發下根據人與非人動物的異同將人的需要重新分為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人作為動物的需求，這主要有生存的需求和對性的需求。第二個方面是人作為感情（親情、愛情和友情）的動物的需求；第三個方面是人作為社會的人的需求（自尊與他尊；自我實現等）。這三個方面的需求并不是絕緣分開的，而事實上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這也是人不同于動物的一個顯著特征。但還不是根本特征。根本特征是：人能夠在當時所處的條件下，使自己在這三個方面的需求相互配合，從而最大化自己的福利。個人如何最大化自己的福利呢？這首先取決于他的資源，而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天賦資源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的勞動力，如果他是自由的。因此，人權就是他最為基本的產權。他自己的勞動力既是他需求的終極來源，也是他需求的基本局限：因為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和單一的，而他的需求是多樣的，為了盡可能多地滿足他的多樣化的需求，他自然而然地選擇了交換，因為交換而且只有交換能提高交換雙方的福利。可見，人的利已行為是完全理性的：在分散決策體制下利已利人。對此，經濟學大師同時也是思想大師的斯密在《國富論》的第二章《論分工的原由》中已有論述：人類的利已利人的傾向（在斯密哪里是指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的傾向。筆者，在這里把其引伸為利已利人）為人類所共有，亦為人類所特有，在其他各種動物中是找不到的。其他各種動物，似乎都不知道這種或其他任何一種協約。兩只獵犬同逐一兔，有時也象是一種協同動作。它們把兔逐向對手的方向，或在對手把兔逐到它那邊時，加以攔截。不過。這種協同動作，只是在某一特定時刻，它們的欲望對于同一對象的偶然的一致，而并不是契約的結果。我們從未見過甲乙兩犬公平審慎地交換骨頭。也從未見過一種動物，以姿勢或自然呼聲，向其他動物示意說：這為我有，那為你有，我愿意以此易彼。一個動物，如果想由一個人或其他動物取得某物，除博得授與者的歡心外，不能有別種說服手段。小犬要得食，就向母犬百般獻媚；家狗要得食，就作出種種嬌態，來喚起食桌上主人的注意。我們人類，對于同胞，有時也采取這種手段。如果他沒有別的適當方法，叫同胞滿足他的意愿，他會以種種卑劣阿諛的行為，博取對方的厚意。不過這種辦法，只能偶一為之，想應用到一切場合，卻為時間所不許。一個人盡畢生之力，亦難博得幾個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會中，隨時有取得多數人的協作和援助的必要。別的動物，一達到壯年期，幾乎全都能夠獨立，自然狀態下，不需要其他動物的援助。但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方法取得的。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斯密接著說：由于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通過契約、交換和買賣取得的，所以當初產生分工的也正是人類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例如，在狩獵或游牧民族中，有個善于制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矢，與他人交換家畜或獸肉，結果他發覺，與其親自到野外捕獵，倒不如與獵人交換，因為交換所得卻比較多。為他自身的利益打算，他只好以制造弓矢為主要業務，于是他便成為一種武器制造者。另有一個人，因長于建造小茅房或移動房屋的框架和屋頂，往往被人請去造屋，得家畜獸肉為酬，于是他終于發覺，完全獻身于這一工作對自己有利，因而就成為一個房屋建筑者。同樣，第三個人成為鐵匠或銅匠，第四個人成為硝皮者或制革者。這樣一來，人人都一定能夠把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勞動生產物的剩余部分，換得自己所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余部分。這就鼓勵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種特定業務，使他們在各自的業務上，磨煉和發揮各自的天賦資質或才能。[3]斯密在這里的論述至少說明了三個問題：第一，人類只有人類生而是理性的；第二，人類的理性就是人們的利已目標與行為；第三，分工的原由是以利已為目標的人類理性。從這里可引申出一個推論：在分散決策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利已行為的結果就是增進了整個社會的福利。

斯密所提出的這些問題成為了以后許多有社會責任感的經濟學者和思想家研究和論證的無可替代的重大課題。經濟活動中的個人理性成為了一個基本的前提和出發點，也就是說個人的利已理性成為了經濟學家特別是自由主義的或者確切地說是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的信念。筆者也相信：具有人類屬性的個人所特有的利已動機理性乃是人性的本原。利用這樣一個前提可以解釋經濟活動乃至人類活動的絕大部分，具有相當強的解釋力。

當代經濟學分析方法中博弈論已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之所以被新古典主義所吸納是因為博弈論的基本假設也是個人理性，而且博弈論把個人理性的信念提升到了極點。其理性的信念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博弈的參與人是理性的；第二，博弈的參與人知道其它參與人是理性的；第三，博弈的參與人知道其它參與人知道自己是理性的。運用博弈論方法所得到的一切結論都是在這種理性的前提之下運用歸納法和演繹法而得到的，可以說博弈論本質上就是理性的推論，正是這種理性的推論使得其應用范圍極其廣泛，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

當代對利已理性的研究與運用相當成功的學者（也許他們自己并不如此認為）當首推在人文科學領域名聲顯赫的“芝加哥學派”。米爾頓·弗里德曼、西奧多·舒爾茨、羅納德·科斯都是這個學派的杰出代表。他們都相信個人理性是經濟分析的基本前提。正是因為這個前提符合人的本性，所以構建在個人理性基礎上的經濟分析方法不僅可適用于經濟分析，而且可適用于任何人文科學領域中對人的行為的分析，“芝加哥學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加里·貝克爾就是以個人理性為基礎用“經濟分析”方法研究“非經濟問題”而著稱于世的。他的《人力資本》和《家庭論》已被奉為經濟學中的經典。與芝加哥學派的其它人物一樣，貝克爾堅持“經濟人”（個人理性）的信念，用利已理性解釋人類行為。堅信市場機制能夠比其它人為的組織更好地解決大多數經濟和社會問題。由于貝克爾深刻地理解了人的利已理性，所以使他把這種理性的分析引入到社會學、人口學、教育學、法學以及社會生物學成為可能，并使這些人文學科的研究統一在利已理性的基礎之上，從而為這些人文學科的科學化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誠然，在現實的人類活動中，不乏非理性的例子，但是社會的自然選擇將會使非理性主體淘汰，經濟學大師張五常曾經用如下的例子清楚地說明了這一思想：話說有一群人，每個都是白癡，對世事茫然不解。經濟學者卻假設他們每個人明智地爭取最大的利益。事實上，這些人都是白癡，所以這個經濟假設顯然是錯了。這些白癡聽說汽油站很好玩，于是每個人都開辦油站了。因為是白癡，他們之中有些把油站建在荒山之上，有些建在密林之中，也有些建在海上的。沒有公路汽車經過，油站怎可以生存呢？但他們當中有幾個同樣的白癡，卻糊里糊涂地把汽油站建在公路旁。過不了多久，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只有在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癡能生存。事實上，他們是不知自己所為的。經濟學者假設他們懂得怎樣爭取最大利益，顯然是錯了的，但留存下來的油站，卻剛剛與爭取最大利益的假設不謀而合。假設白癡懂得怎樣爭取利益雖然是錯了，但卻準確地推測了白癡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為，這些行為于是就被解釋了。說他們不知所為，所以油站不會建在最有利可圖的地方，是謬論。[4]貝克爾也指出，即使是非理性主體也會因機會的變化往往被迫做出理性的反應。[5]三、個人理性無需限定

盡管否認個人理性的論點已不能被人接受，但無論是在學術研究上還是在政治經濟活動中，總有理論家或活動家對人的理性進行限定。如西蒙的有限理性的假定、哈維•萊賓斯坦在x效率理論中提出的有選擇的理性等等。筆者以目前較為熱門的x效率理論中的有選擇的理性為例，說明對個人理性的限定不僅沒有必要，而且還是十分有害的。

在主流經濟學中，效率的概念是配置效率。與配置效率相對立，哈維•萊賓斯坦于1966年提出了x效率[6]。X效率是一種與組織和動機有關的效率，這種效率往往與組織的結構和處于組織中的人的被激勵程度有關，它屬于一種非配置效率，由于當時人們也許包括該效率的提出者對這種效率的性質尚不明了，還是個未知數，故稱為x效率。

x效率理論認為：第一，真實的廠商行為與新古典理論所說的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行為不符，第二，廠商并不是按邊際分析的原理經營的；第三，組織和行為因素對企業的效率起著有很大的影響。

為了尋求對x效率理論的支持，萊賓斯坦從“理論”上說明了x低效率存在的原因：第一，勞動合同的不完整。在勞動合同中，只能規定雇員的工作時間和報酬標準，無法事先規定雇員的努力水平。如果要規定其努力水平，雇主就必須具備超常的知識和能力，掌握大量的信息，付出高昂的監督成本，這是很難做到的，即使能做到，也是不可取的。第二，生產函數不是完全確定或已知的。生產函數表示出投入與它們的最大產出之間的關系，但是生產過程并不一定象生產函數那樣確定，而是總帶有某種試驗因素。廠商在實際生產過程中，花費既定投入通常得到許多不同的產出率，而不是最大的產出率。表示投入產出關系的曲線通常是一條粗帶子，而不是一條細線。第三，管理投入并不是通過市場交易得到的，也不是所有的購買者都能夠平等地獲得的。管理是廠商生產中的一個重要的要素，通過管理人員市場，管理要素被結合到企業。這里交易的是管理人員的使用權，而不是管理投入本身。第四，廠商可能彼此仿效而不是競爭。這樣，就會產生：第一，勞動者的努力水平是不可完全觀測的，只有勞動者自己知道，這就產生了監督與激勵問題；第二，在相同投入下，產出會在一個不完全確定的范圍內變動，從而出現生產函數的隨機性問題；第三，管理人員的使用與管理投入不同所引起的對管理人員的激勵問題，第四，不同企業管理者的合謀問題。

為了給x效率理論找到一個任何一種科學理論都必須具有的邏輯起點，x效率理論賦予了經濟行為主體的雙重人格：“超我功能”即理性的自我和“本我功能”。終于，x效率理論找到了其邏輯起點：經濟活動中的人是具有“有選擇的理性”的人，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人”也不是“有限理性的人”。顯而易見，這樣邏輯起點是模糊的，從而也是難以被證偽。

X效率理論運用了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方法，在研究了理性、壓力與工作績效的關系的基礎上得出了所謂的必然的邏輯結論：為了達到既定x效率水平，對不同人格傾向的個人應該施加不同強度的外在力量。

X效率理論還運用了博弈論的方法和其它必要的方法分析和研究了諸如人與人的關系，集體理性與個人理性，制度安排等對x效率的影響。并進行了經驗上的實證分析，儼然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但是，如果我們稍加思索不難發現，從邏輯起點到邏輯結論；從概念到命題；從形式到內容，x效率理論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首先，x效率理論否認廠商的最大化行為假說：雖然在由所有者自己管理的小企業里，利潤決定著企業的主要甚至全部決策。然而在大企業里，作日常決策的經理是難以被所有者所監控的，因此，經理在經營企業上往往能在某種程度上偏離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他們可能會更多地考慮其他目標而較少考慮利潤最大化，如追求個人收入的最大化，內部人利益的最大化等。但是。經理追求利潤最大化以外的其它目標的自由度是有限的。如果他們一味追求這些目標，股東或董事會就可以撤換他們而由新的管理層來接管。無論如何，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不大可能幸存。企業要在競爭性行業中生存下去，就得將長遠利潤最大化作為他們的首選目標。以一種假說為基礎建立的理論如果能解釋經濟，并且有被證偽的可能性而沒有被證偽，則這種理論包括其假說就是合理的。而不能解釋經濟的理論和不能被證偽的理論它一定只是空洞的。所以x效率理論對最大化原則的否定是不對的，是謬論。由于邊際原則是最大化原則的邏輯演繹，自然x效率理論對邊際原則的否定也是不對的，也是謬論。是對目標行為與現象表征的混淆。

X效率理論對所謂x低效率的原因的分析不能對經濟現象的解釋有任何作用。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得到映證。一方面，用勞動合同的不完整，生產函數不是完全，管理投入非市場性等描述是非常模糊的，什么樣的合同是完整的呢？什么樣的生產函數是完全的呢？為什么管理投入具有非市場性呢？這些問題是無法回答的，因為它們都是模糊不清的問題，所以無法回答。高斯寫道：“模糊不清的思想，是永遠不能清楚證明是錯了的。”是的，概念或分析模糊不清，不可能清楚地錯，所以也不可能清楚地被事實推翻了。X效率理論就是要從模糊中找論據，因為只有這樣其理論才不可能被證偽。而這頗能迷惑一些人，但不能迷惑經濟學學者，所以x效率理論永遠都是非主流，根本就不能進入經濟學的殿堂。其實，勞動合同的完整與否永遠都是相對的，雇員在勞動的努力程度方面是可以被監控的，現代信息經濟學告訴我們，即使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委托人也可以和人之間建立一個有效的合約，這沒有多大困難，試問，有誰看到雇員不努力是一種普遍現象呢？既然不是普遍現象，那么，建筑在這個假設及其它一些假設基礎之上的理論又有多大的解釋力呢？從生產函數來看，根據定義，生產函數所表示的是投入與其最大產出的關系，既然定義所說的產出是最大產出，那么，它不是唯一的，難道還有兩個或更多的最大嗎？如果產出不是最大的產出，而是一個產出帶的話，這個產出帶有多寬？這豈不是否定了生產本身，而陷入到生產的不可知論中了嗎？從管理投入來看，對管理人員的使用權的運用，不是管理投入那是什么？從不同廠商來看，仿效本就是一種競爭，怎么能把這二者對立起來呢？

X效率理論也有一個基本假定，其假定是經濟活動中的人是具有“有選擇的理性”的人，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人”也不是“有限理性的人”。這個假定完全使人進入云霧中了。有選擇的理性是萊賓斯坦在考察個人心理和行為的過程提出的。萊賓斯坦認為，個人具有兩種傾向。一方面，個人像他們自己所喜歡的那樣行動；另一方面，個人又像他自己因為這個假定認為應該的那樣行動。個人必須在這兩種傾向之間進行折衷和妥協。令人不解的是，x效率理論運用了它所反對邊際原則考察了個人的有選擇的理性行動與他或她所面臨的內部和外部壓力之間的聯系，從而使自己的理論在模糊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也使自己的理論變得“高深莫測”，不能被證偽。

X效率理論是模糊的前提、模糊的問題和模糊的結論的大雜燴，是邊際方法、博弈論方法和主觀想象的大雜燴。從經濟學的意義上看，x效率理論的用處就是它沒有解釋能力。而其“有選擇的理性”則為那些想要踐踏他人民主權益的個人或組織（對于這些個人或組織而言，在適當的制度條件下，踐踏他人民主權益也是他的理性選擇，而這時被踐踏者接受踐踏也是理性選擇，因為如果他反抗將會損失更大）埋下了理論禍根。

所以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個人理性無需修飾，理性就是理性，無所謂有限理性、有選擇理性或其它。四、個人理性的必然要求

在進行了以上的分析后，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本文開始所提出的問題了。市場經濟之所以比計劃經濟有效根本原因是市場經濟最符合人的本性，符合個人理性，因為當每一個個體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時也最大化了整個社會的福利。這樣的結論已由福利經濟學的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給予了證明。福利經濟學的第一定理是說完全競爭市場經濟的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優的，而福利經濟學的第二定理則指出給定一個帕累托最優配置，完全競爭市場能在一定的初始條件下達到它。[7]所謂帕累托最優是指一種社會經濟狀態如果在不減少其它人的效用的情況下，生產和分配的重新組織，不可能增加某個人或更多人的效用。福利經濟學的第一和第二定理完備地證明了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優越性。但有人說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概括的是完全競爭市場機制的特性，而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的特性，如果某個市場參與者具有一定的市場勢力，福利經濟定理的結論就無法得到證明，從而福利經濟定理的結論就不再適用。對此，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第一，福利經濟定理為人們在規范市場經濟的規則時提供了一個參照系，當某個市場主體的市場勢力太大的時候，應作為違規處理，如西方國家的反壟斷法。第二，理論上不能證明在除了壟斷以外的其它非完全競爭市場是帕累托最優的，但同時也不能證明它們的均衡狀態不是帕累托最優的。我們不能從數學的邏輯中進行論證，只能說明我們的邏輯還不完善或者沒法完善，但不能據此而得出什么結論，正如我們不能證明某人無罪的時候，我們不能說他有罪。第三，市場機制或者說個人理性導向的機制是否可達到最優，從經濟學方法發展的前沿來看，是可以通過實驗來檢驗的。

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與法學教授維爾農·史密斯用試驗來解釋市場是如何自發地形成的。古典經濟學家們用邏輯的方法論證了：競爭性的市場過程會產生較好的福利結果（在某種理想情況下，甚至能實現福利最大化）。史密斯的任務就是發展種種實驗技術，用以補充對現場觀察的經驗解釋。史密斯曾經是個社會黨人，那時的他相信，一個好社會就是一小群明智的人作出大多數社會、經濟和政治決策的社會。現在的史密斯則稱自己為自由至上主義者，也就是古典自由主義者。關于自己的信念，史密斯2002年5月接受美國《理性雜志》采訪時說，在他看來，自由至上主義者承認：所有的組織都存在信息高度分散的難題，而要得到良好的結果，組織這種信息的最好辦法就是分散化的機制，只要個人可以自由地收集信息、并進行他或她自己的權衡，就能獲得最好的結果。他說，不管對于政治還是經濟甚至是社會交往，這一點都正確無疑。最好的體制就是個人自由最大化的體制，不是個人要接受他人約束的體制。史密斯思想轉變的經歷，跟他現在的同事詹姆斯·布坎南相同。布坎南早年也具有激進思想，后來在芝加哥大學跟從芝加哥學派大師弗蘭克·奈特6個星期之后，發生了急劇的轉變。

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史密斯曾上過愛德華·張伯倫的課，這位教授著有《壟斷競爭理論》一書，是現代微觀經濟學發展史上一本重要著作。他開了一門課程，旨在證明，在現實生活中，競爭不可能正常發揮作用，總是要受到種種因素的阻礙。這種對自由市場的批評，相當合乎當時的史密斯的口味。不過，史密斯不是盲從者。事情相當富有戲劇性。1955年秋天，史密斯在Purdue大學教授經濟學原理。一天晚上，他突然醒來，想到了張伯論的理論。他琢磨：如果你想證明市場不能正常運轉，那你應該做更多的事來證明，而不是像張伯倫那樣一棍子打倒。他想，應當看看紐約證券交易所是如何進行交易的，因為如果這個世界上還存在競爭性市場的話，交易所肯定算一個。他找到一本論述股票市場的書，里面論述了交易如何進行的全部細節。第二年春天，他在自己的課堂上做了自己的第一個實驗，大約只持續了6分鐘。實驗對象是他班上的22名自然科學和工程學學生。他并沒有向學生們提供真正的交易物品，而只是發給他們一些黃、白兩色卡片，持白卡片的學生是賣方，持黃卡片的學生是買家。史密斯告訴他們，想象一下自己正在掙錢，這里所謂的利潤是“主觀的”，也就是說，如果你是買家，則利潤就是買進的價格與你自己對該物品的主觀價值評估之間的差價，如果你是賣家，就是成本和你賣出的價格間的差價。最后，就在這樣簡單的市場上，形成了一個競爭性均衡狀態。他又重復了這個實驗，最后得到同樣的結果。顯然與正統理論不相符合，史密斯納悶，是不是自己搞錯了？當時——以及直到現在，比如薩繆爾森——的教科書中所講的一般均衡狀態，必須具備苛刻的條件：具有數量足夠多（最好是無數）的市場參與者，每個參與者都具備全部信息，透過不斷地交易才能形成均衡價格。而在這個實驗中，學生們并不掌握完備信息，但竟然也實現了均衡，怎么可能這樣呢？他又跟更多的學生進行這項實驗。隨后史密斯本人及他人進行了數以百計、甚至上千次實驗，史密斯證明了，即使市場參與者只有有限的信息，即只掌握關于他本人“具體時間和地點的環境的信息”，即使參與者人數不多，實驗對象也能夠迅速創造出一個競爭性均衡。這就是說在分散決策機制下，個人理性能很快導致帕累托最優狀態[8]。

史密斯做的大量實驗，還深刻地揭示了制度的重要性。市場交易是人的利已本性在經濟上的表現。史密斯引用亞當·斯密的話說，人類具有買賣、物物交換和交易的天性。史密斯的實驗證明了，隨便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就可能形成市場。即使在計劃經濟國家，政府禁止市場存在的地方，仍然存在著非法市場，比如幾十年前所謂的“資本主義尾巴”。市場是自發形成的，且在相應的制度約束下，能夠實現交易各方福利最大化。但市場效率之高低，從根本上取決于交易制度。史密斯總結自己進行的大量實驗時寫道：“數據和分析有力地表明，制度之所以造成[觀察結果的]差異，是因為規則（法律環境）能造成差異，而規則之所以能造成差異，是因為它們能影響個人激勵。”他又說，“不可能設想存在著一種沒有制度而又可以維持的經濟。制度確定產權規則，而只有借助這種規則，經濟活動主體才能在環境蘊涵的界限和機會之內交往或交換、轉讓商品。”“實驗經濟學得出一個有堅實依據的結論：制度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為規則至關重要；而規則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為激勵至關重要”。通過大量的實驗，史密斯得出的一個關于制度的基本結論就是：一種基于個人理性的制度安排是有效的，而一種基于組織或少數精英的制度設計則是無效的。

而計劃經濟實際上是一種基于少數精英的制度安排從而是無效的。之所以無效是因為計劃經濟以某一個人或某一組織的決策代替其它個人或組織的決策，不符合個人理性。因為每一個個人對自己最需什么？只有他自己清楚而任何其它個人或組織都不能準確地知道，也就是說，只有自己才能在資源、環境和社會約束的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計劃經濟以某一個人或某一組織的決策代替其它個人或組織的決策也許有可能碰巧與個人最優化決策的結果相同。但是這種巧合的概率毫無疑問為零。既然概率為零，所以在大量實驗中就不出現有效的精英導向經濟（計劃經濟）也就不足為怪。

由于個人理性的基本內含是以每一個個人都是理性的，所以正如博弈論所分析的一樣，任何個人或組織在進行經濟活動比如市場上的商品交換、資金融通時一定要以經濟活動的其它參與者同自己一樣是理性的作為自己行動的出發點。這樣的經濟活動的結果必定是雙贏或多贏的結果。如果個人理性的信念深入人心的話，一個有序的、互利的、誠信的、繁榮的經濟社會就會到來。參考文獻

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81

2、張五常，《經濟解釋》

3、加里·S·貝克爾著，王業宇，陳琪譯《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

4、秋風《用實驗為市場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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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cFadden,D.”ConditionalLogitAnalysisofQualitativeChoiceBehavior,”inP.Zarembka,ed.,FrontiersinEconometrics.NewYork:AcademicPress,1973.

8、李慶華，《數理經濟學》·中國石化出版社·2000年9月。

9、楊堅爭，《當代西方經濟管理》·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6月。

10、劉小怡，《中華博士文庫X效率的一般理論》，武漢出版社，1998。

[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81。

[2]楊堅爭《當代西方經濟管理》p.220·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6月。

[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81。

[4]張五常《經濟解釋》。

[5]加里·S·貝克爾著，王業宇，陳琪譯《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

[6]關于X效率理論的詳細論述可參考：劉小怡，《中華博士文庫X效率的一般理論》，武漢出版社，1998。

[7]李慶華《數理經濟學》p.139-141·中國石化出版社·2000年9月。

[8]秋風《用實驗為市場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