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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業文明以來，人類不僅積累了龐大的物質財富，更為重要的是掌握了日益精進的認識、改造、駕馭、奴役自然的技術與能力，在此基礎上，顯見的結果是由此而伴生的人類蔑視自然的野心及欲望，正在不受任何約束地膨脹。對于仍然徘徊在自由王國之外的人類來說，這種無知的欲望加上強大的技術力量將招致災難性后果。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卡遜的環境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已經將這一后果昭示于全體人類面前，這一警世之作的全部意義集中于它啟迪了人們對自身行為的反思，這一反思催生了可持續發展觀的孕育及發展。從一開始，可持續發展觀就把生態與經濟的關系作為中心問題加以研究，這在其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理論學說中逐一得以呈現。

一、羅馬俱樂部的經濟零增長論

成立于1968年的羅馬俱樂部以研究“世界性的問題”而聞名于世，以麻省理工學院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為首的研究小組于1972年公布了第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引起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關注。

《報告》考察了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等五個方面的發展趨勢，指出世界經濟與人口的指數增長必然會遭遇一個“極限”，“我們可以有信心說，在現有系統沒有重大變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業的增長，最遲在下一個世紀內一定會停止。”隨之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全面的衰退和崩潰。與《寂靜的春天》不同的是，《報告》雖得出了令人悲觀的結論，但卻拒絕放任悲劇性前景的降臨，“無論如何，我們的態度是一種很嚴肅的憂慮，而不是絕望的恐懼。”對此，《報告》提出了維持“全球均衡狀態”的設想，以此作為應對危機的根本思路，其核心觀點是“工廠資本和人口在規模上不變。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資本的投資率等于折舊率。所有投入和產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資和折舊保持最小。”他們認為只要“自覺控制增長，促使增長結束”就會實現“更好的”結果，即“可以維持，沒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潰；可以滿足全體人民的基本物質需要”。

《報告》主張經濟零增長，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發展與進步的拋棄與否定，“在均衡狀態中，需要不變的量只有人口和資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資源，或不產生嚴重的環境退化的人類活動，可以無限地繼續增長。”為避免可能發生的誤解與偏見，《報告》在總結部分進一步闡明這一原則性認識：“我們毫不含糊地支持這種論點，給世界人口和經濟增長強加上一個制動器，而絕不是導致凍結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現狀。”

“這份報告的悲觀主義結論，已經而且無疑將繼續是一個爭論的問題。”正如《報告》所預言的那樣，經濟零增長論一經提出就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對它的主要非議集中于《報告》把經濟與生態的關系簡單對立起來，宣揚一種抑此揚彼的機械主義論調，無疑是過于消極、片面的。顯然，《報告》所主張的經濟零增長論并非是解決經濟與生態矛盾的一劑良方，而只是在現有技術、理論學說、社會政治框架、國際合作體系等都存有不足與缺陷的前提下，為完成“一場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而贏得時間。來源于/

《報告》在可持續發展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它引導人們理智地透析出生態問題的本質即經濟與生態關系的矛盾。這份報告，盡管“僅僅是第一步”，但卻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開創性的第一步，正如波托馬克協會主席威廉?瓦特在《報告》前言中所說：“我們希望，《增長的極限》會在所有社會中博得批判性的注意，并激發爭論。我們希望，它將鼓勵每一個讀者思考增長與進步的等同關系及其結果。而且，我們希望，它會導致一切領域里有思想的先生們和女士們明白：如果我們要維護這個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孩子們居住的星球，現在就需要一致行動。”從這一意義上說，《報告》更像是一份劃時代的“行動宣言”，啟迪人們在解析生態與經濟關系的世界性難題上不斷尋求理論與實踐上的答案。

二、戴利的穩態經濟論

美國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E·戴利(HermanE.Daly)1971年出版了《走向穩態的經濟學》，開始提出穩態經濟學概念。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一書，進一步全面系統地論述穩態經濟論，被視為“對于每一個關心可持續發展的人必讀的著作”，他本人也被譽為“對傳統經濟學發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導者”。

戴利認為經濟子系統是被生態母系統包圍的，二者之間不斷進行物質與能量的交換。由于人類活動(尤其是經濟活動)的加劇，使得經濟子系統的空間區域日益膨脹，逐漸壓縮生態系統，乃至有擴展至生態邊界、導致生態系統崩潰的危險，即由“空的世界”日益走向“滿的世界”，這是人類目前面臨著的生態危機的實質。為緩解這一危機，消除生態問題，就需要對經濟系統的擴張施加一定的約束和限制，為此戴利提出了“穩態經濟”——在必要時應該不惜放棄短期經濟增長和資源消耗以維持整個社會長期生存和穩定的一種經濟，也就是說，“經濟流量的恒定水平必須是生態可持續的，能在長久的未來保持人類生活在一個足以有優越生活的標準的或人均資源使用水平。”

穩態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確定經濟規模。戴利認為“宏觀環境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設計出一個與裝載線相類似的制度，用以確定重量即經濟的絕對規模，使經濟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沒。”提出要用“經濟的裝載線”——這種“目前還未存在的政策手段”來限制經濟產量的規模，確保生態安全。戴利還提出了最大規模與最佳規模的區別，并且把最佳規模與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使其對可持續發展的分析具有了全新的意義，“可持續發展是經濟規模增長沒有超越生物環境承載能力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整個理念就是經濟子系統的增長規模絕對不能超出生態系統可以永久持續或支撐的容納范圍。”來源于/

穩態經濟論所主張的可持續發展不同于丹尼斯在《增長的極限》中所提出的對于經濟增長所施加的簡單的、粗暴的甚至是危險的方法，這就是“用質量性改進(發展)的經濟范式來代替數量性擴展(增長)的經濟范式作為未來進步的道路。”因此，穩態經濟論成功地將人們對于經濟與生態關系的關注，由過去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追求轉移到對經濟發展質量的追求上來，這符合經濟與社會現實發展的需求，在對經濟與生態關系的研究上邁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穩態經濟論在處理經濟與生態關系上的基本策略是對經濟增長實施一定程度的自覺的約束與限制，這與《增長的極限》的基本主張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此，穩態經濟論只能是立論于經濟與生態關系矛盾對立基礎上的改進方案，而對于經濟與生態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尤其是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的認識明顯不足，這注定了穩態經濟論只能限于理論研究層面，而很難應用于具體實踐活動。三、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

20世紀末一批環境經濟學家，包括卡蒙納(Commoner，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Dasgupta，Maler，1994)等人在分析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關系時，經過大量實證研究得出結論，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惡化程度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達到一定嚴重程度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善，環境狀態隨經濟發展水平呈“倒U型”態勢，這是一種類似庫茲尼茨(Kuznets)曲線的動態關系，因此稱為環境庫茲尼茨曲線。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似乎印證了這樣一種客觀聯系，即在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人類的經濟活動規模不大，生產方式自發地遵循生態規律，因而經濟活動對于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并不危機自然界的生態修復功能；但工業革命以來，由于技術進步速度加快，經濟活動對自然生態資源的消耗開始超出資源更新與生態修復能力；進入后工業化時代，知識經濟成為主流經濟形式，環境保護與治理的制度、技術、意識取得長足進步，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實現良性互動。環境庫茲尼茨曲線的存在，表明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將出現一定程度的環境惡化，并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經濟增長將有助于環境的改善。

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論證了生態與經濟的復雜關系，即在一定條件下的對立關系可以成功轉向為統一關系，實現共生共進的良性互動。這為進一步改變經濟增長模式，通過經濟發展的積極的能動作用，實現經濟與生態共同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為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創新開辟了一條新道路。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的提出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史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在對經濟與生態關系的處理上，不再是對經濟活動的單純的約束與限制，而轉向積極有效地引導與規范，使經濟發展成為促進環境質量改善的有效手段。

然而，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作為可持續發展思想史上的一個階段性理論成果，仍然有其難以克服的理論缺陷與不足。首先，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實踐為例，顯然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普遍性。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環境成本已通過不公正的國際分工和貿易體系轉嫁到發展中國家。如果發展中國家遵循并且按照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所指明的所謂的“發展規律”進行經濟活動，通過追求高速度來實現經濟發展階段的跨越，那勢必會削弱其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結果可能是不僅不能成功實現發達狀態，相反卻會出現生態與經濟的同步衰退與崩潰。其次，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只是一個實證性研究的成果，只是注意到了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客觀聯系，但卻沒能給這種聯系以內在邏輯自洽的理論解析，也就是說它不可能對經濟與生態關系如何實現共同發展給出明確的回答。最后。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在處理經濟與生態關系問題，實質上是一種不作為的消極態度。它認為只要人們自覺遵循經濟與生態關系變動的發展規律，通過經濟發展由低級階段上升到高級階段，生態與經濟關系會自動進入一個良性互動狀態，這一認識的根本性危險在于它放任了生態危機可能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就會爆發，造成不可逆轉的后果，從而危及人類的整體性生存。

四、協同發展觀

1986年由德國科學家赫爾曼·哈肯(HermannHaken)撰寫的《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秘密》一書出版，“協同”一詞成為被各門學科廣泛引用的重要概念。哈肯的協同觀主要集中于對事物結構的自組織特性——由無序到有序的認識上，這對傳統的物理學認識發起了挑戰。哈肯協同學的研究目標是“在千差萬別的各科學領域中確定系統自組織賴以進行的自然規律”，在此意義上，他把協同學定義為“一門在普遍規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組織的集體行為的科學”。哈肯的協同學對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發展與演化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按照事物的協同發展規律判斷，經濟與生態是完全可以由對立走向統一，由沖突走向協同，實現良性互動的。

與前三種理論學說相比，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觀尚未形成系統、完善的理論形態，也并未得到世界各國廣泛一致的認可，其基本觀點與認識僅僅折射于各種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具體實踐活動。目前依據世界各國對可持續發展的整體認知水平，可以將它們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包括芬蘭、瑞典、挪威、德國、新西蘭等少數發達國家，它們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經濟、社會以及生態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第二層次包括大部分工業化國家和少數準工業化國家，它們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在環境保護的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第三層次包括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它們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注意環境保護。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第一層次的認知水平才真正反映了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觀的本質要求。

在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方面，歐洲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的認識與實踐走在了世界前列。例如芬蘭把可持續發展規定為具有可操作性的三個領域：生態可持續性(包括而且與經濟可持續性緊密相關)、社會可持續性、文化可持續性；瑞典強調要從片面地保護環境轉入同兼顧資源、環境、經濟、社會諸方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德國則以經濟、社會和生態三位一體協調發展作為可持續發展模式。歐洲國家對于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實踐的探索是積極的，但遠未達到理論認識的澄明狀態。從熊彼特前分析觀點②的角度，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的預設目標，或者說，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至少應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1)經濟與生態關系由對立狀態轉向統一狀態，互為對方發展的條件。(2)經濟活動在生態資源成為其限制性因素之后，通過適應能力的提高，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必然伴生一定的生態效益(至少以不損害生態和環境為底線)。(3)經濟活動并不會因附加伴生生態效益的義務與責任而導致成本大幅度提高，最終扼殺經濟活力。經濟活動在全新的成本一效益機制的約束與激勵下，成功地培育起與條件變化相適應的可持續發展能力。(4)極有可能的是，整個社會對經濟活動的需求會以有一個根本性轉變作為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社會對經濟活動績效的評價決不是目前的指標體系，而是通過全新的指標體系傳達更明確的社會需求。

總結：經濟與生態的關系是可持續發展觀的中心問題，對此西方學者給予了持續關注，并且形成了多種影響深遠的理論學說，分別有羅馬俱樂部的經濟零增長論、戴利的穩態經濟論、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和協同發展觀，對經濟與生態關系的總體認識由對立走向統一，由沖突走向協同。從一定意義上說，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觀更接近于可持續發展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