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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經濟學兩淮鹽業經濟揚州鹽商本土化

摘要:經濟學雖成為當代中國顯學,但理論建樹同西方比起來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經濟學理論研究尤顯薄弱,這同作為文化大國的中國很不相稱。以揚州為中心的兩淮鹽業有其輝煌的歷史,尤其在18世紀,兩淮鹽稅收入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P4,它同時孕育出揚州書院、揚州八怪、揚州學派、揚州園林等世界級文化品牌,這些文化品牌又鑄造了揚州鹽商的人文精神,推動了鹽業經濟的增長。對這些文化與經濟的奇跡進行認真研究,探尋經濟與文化的內在聯系,將有利于建設中國特色文化經濟學體系。

經濟學雖然成為當代中國各門學科中的顯學,但其理論建樹同西方比起來還有很大差距,文化經濟學理論尤顯單薄。縱有論者,也往往作為產業經濟學的一個很不重要的分支,或作為制度經濟學研究的若干例證。此狀況對于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大國,是很不相稱的。中共十六大號召“發展文化產業”、“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其后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文化產業理論,這就把建設文化經濟學理論的任務嚴肅地擺在理論工作者面前。任何經濟理論都是對經濟規律的概括和總結,外來再好的理論也得同本土實際相結合,接受本土實踐的檢驗,才能全面反映經濟規律,成為對發展本土經濟有用的東西。立足本土,探尋規律,借鑒國外,進行理論概括,當是建設文化經濟學的正道。文化經濟學的建設將有助于經濟學總體理論體系的建設。以揚州為中心的江淮鹽業經濟綿亙2000余年,代有奇跡出現,甚至領導全國商業革命,創造輝煌的商業文化。若以此為切入口,探尋總結,很可能會得到若干啟迪。

一、動關國計的千古產業自春秋管仲“一總鹽鐵”,我國歷朝歷代直至今日皆長期實行鹽業專營專賣制度。其間雖有幾度爭論,小有反復,但大體上還是堅持下來。漢、唐、宋、元、明、清的江淮地區乃是最重要的鹽產區,而其中心城市揚州則是鹽業重鎮。公元前2世紀,吳王劉濞在廣陵開海煮鹽,開山煉銅,從而使揚州第一次走向繁榮,成為文景之治下盛世經濟的最亮點(至于如何評價七國之亂,則可另行探討)。唐初揚州鹽業再次成為貞觀之治下的一個亮點。安史之亂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漕路不通,奸吏中飽,鹽業經濟下滑,國家財政窘迫。朝廷屢有詔令懲治腐敗,希冀堵塞漏洞,拓展財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財家劉晏來到揚州調研后采取三項改革措施:(一)疏浚運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頭防腐。(三)設置常平,加強調控。劉晏發現,在原來食鹽的官購、官運、官銷體制中,有關官員若從中貪污,國家很難對其督察。與其懲辦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將此體制改為官購、商運、商銷,從而在制度上對官員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時國家設立常平倉,由常平糧擴至常平鹽,再擴至常平“萬物”,調節各地余缺,防止大賈操縱市場。十余年間,鹽稅收入從原來的40萬緡增加到600萬緡,增幅達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負擔的前提下,通過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成為經濟史上佳話。宋代在江淮地區設淮南東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兩淮合設一轉運衙門管理鹽務。名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屬江蘇東臺市)鹽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鹽政,修筑捍海堰(今稱范公堤),從而開慶歷新政之先河。其后歐陽修更是著名的揚州“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財三術:通漕運、盡地力、權商賈。

揚州人筑范公祠、歐陽祠紀念兩位先賢,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紀,歐陽祠及歐陽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立在蜀岡中峰之上,成為揚州重要的人文景點。清代兩淮有30個鹽場,所產之鹽集中到揚州,行銷蘇、皖、贛、湘、鄂、豫六省,皆富饒地區。揚州位于長江、運河交匯點上,清廷設兩淮巡鹽御史衙門和兩淮鹽運使司衙門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員開府。據《兩淮鹽法志》,乾隆間兩淮每年食鹽吞吐量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為300～400斤)。在食鹽產地每引值銀0164兩,加上課稅和費用,共值1188兩,運至內地可賣10余兩銀。如是,兩淮鹽商每年可賺銀1500萬兩以上,上交鹽稅600萬兩以上,占全國鹽課60%左右。當時全國地丁收入約2600萬兩,最盛時3300萬兩,鹽課數約占1P2,揚州數百戶鹽商上繳的鹽稅則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26%,故“兩淮歲課當天下租庸之半,損益盈虛,動關國計”(陳去病《五石脂》),成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經濟支柱。揚州鹽商的私人財產亦很龐大,堪稱富可敵國。鹽商大戶主要有陜幫、晉幫、徽幫,并在清代組成新的揚幫(又稱淮幫、兩淮幫、揚州幫)。今有姓名可考者,約二三百人。當時有“八大鹽商”、“八小鹽商”之謂,大鹽商之首則稱之為“總商”。“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鄭、黃、許諸氏,揚州莫不有之”(陳去病《五石脂》)。另有朝鮮人安三隨貢使入京,充權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孫安岐到揚州業鹽,“富甲天下”,“聲勢赫奕”。(《清稗類鈔•農商類》)安徽祁門馬曰、馬曰璐兄弟,積資千萬,儒雅好文,聲望遍及東南。歙縣江村縉紳大族江氏在揚州稱雄數世。江演“擔囊至揚州”,“以鹽莢起家”。(《橙陽散志》卷3《人物》)其孫江春(1720～1789)乃“總商”之最顯赫者,領袖兩淮鹽業近半個世紀。他練達精明,才略過人,六次迎駕,“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縣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實力,驚嘆:“鹽商之財力偉哉!”(《清朝野史大觀》卷11)其時

“揚州鹽商豪侈甲天下,百萬以下者謂之小商”(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國庫總資產為7800余萬兩白銀,兩淮鹽商的總資產,亦達7000～8000萬兩。(汪喜孫《從政錄》卷2《姚司馬德政由敘》)

事實上,17～18世紀的中國已發生了一場以兩淮鹽業經濟為代表的商業革命,而這次商業革命與西方世界的商業革命幾乎是同步的。西方“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威廉•配第(1623～1687)已敏銳地看出,工業利潤比農業利潤多得多,商業利潤比工業利潤多得多。揚州鹽商所獲利潤超過當時世界上任何一個財團,所占市場份額的比例至今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城市的行業可與之相比。兩淮鹽商創造的輝煌和積累的經驗還為西方經濟的發展和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建設作出了貢獻。20世紀30年代,西方世界發生空前經濟危機,美國農業部長華萊士為了尋找擺脫困境的出路,便向中國取經。他吸取劉晏改革鹽運提出的常平制度,提交國會立法,從而為美國經濟復蘇立了大功,被選為副總統。他還把“常平”翻譯為“ever2normal”,至今“ever2normal”一詞仍常在美國經濟法規中出現。英國亞當•斯密完成其代表作《國富論》初稿,乃在1773年,相當于中國乾隆三十八年。他曾拜訪過被稱為歐洲孔夫子的德國經濟學家魁奈,也曾拜訪過法國大僚杜爾格。拜訪杜爾格時,杜爾格正接見兩個中國使者。斯密從他們那兒了解到許多有關中國的情況,因而在《國富論》中多處提到中國經濟,尤其欣賞中國先賢的自由放任學說和經濟的市場調節功效。斯密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后來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來源。

二、鹽業經濟與文化事業清代鹽業經濟發展到最高峰,支撐國家財政,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團。他們通過建書院、筑園林、貯圖書、行善舉等方式支持士人讀書,通過組戲班、開詩局、收字畫、辦文會等方式開辟文化市場。吳、皖、浙諸派巨子皆得其惠,揚州八怪、揚州學派更因之而異軍突起,樹幟藝林學苑。同時,兩淮鹽商自身也創造了別具特色的商業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見解和價值取向影響士人的學術研究與文藝創作,創造出清代學術文化的輝煌。膠州高鳳翰、上杭華、淮陰邊壽民、寧波陳撰、錢塘金農、寧化黃慎、興化鄭板橋等人到揚州賣畫,揚州鹽商則成了他們最大的買主,從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場,鄭板橋等人則成為畫壇一支異軍崛起于揚州,被后世稱之為揚州八怪。鹽商又延請藝術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藝術家為他們設計出精美的園林。揚州鹽商又興辦書院,給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總體文化素質,造就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者。舊時書院是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場所。一般情況下,掌院由地方政府聘任,經費由地方財政撥付。揚州書院在管理體制和經費來源上異于他地:“皆隸于鹽官,藉其財賦之余以為養育人才之地,故餼廩之給視他郡為優”(李斗《揚州畫舫錄》卷5)。安定、敬亭、維揚、廣陵、虹橋及儀征樂儀等書院,生員經費亦很優厚,除正項開支由鹽政撥付外,鹽商個人亦時有資助。如馬秋玉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書院,筑講堂5間、號社64間。汪應庚于乾隆元年(1736)捐資5萬金重修學舍,并以113萬金購學田,歲入歸學宮。江春也“加意于書院、養老院、育嬰堂諸事,每發一言,畫一本,群商拱手稱諾而已”(李斗《揚州畫舫錄》卷1)。

由于經費充足,待遇優厚,知名學者紛紛前來講學。王步青、姚鼐、厲鶚、趙翼、杭世駿、全祖望、蔣士銓、王喬林等人先后任各書院掌院。名師執教,高徒輩出。生徒助學經費豐厚,更為其他書院所莫及。據《兩淮鹽法志》載,“在院諸生分正課、附課、隨課。正課歲給膏火銀三十六兩,附課歲給膏火銀十二兩。”當時府學教官俸銀僅31兩多,書院獎學之舉確實給有志之士提供了難得機遇。興化貧士顧九苞入安定書院,專攻《毛詩》、《三禮》,成為揚州學派起首人物。九苞的表侄任大椿亦入安定書院,業滿后考中進士,任禮部郎中、監察御使,協修《四庫全書》。江都汪中生于“酷貧”之家,后入安定書院,與掌院杭世駿論學,得其褒獎,終博通《書》、《禮》、《春秋》、《爾雅》,成一大家。江都焦循本極貧寒,亦入書院,終淹通于易學、歷算、聲訓、詩文、戲劇,有“通儒”之譽。“海內無匹”的文字學家王念孫和經學家劉臺拱等人亦出于安定、梅花二書院。“安定、梅花兩書院,四方來肄業者甚多,故能文通藝之士萃于兩院者極盛”。任、顧、汪、焦、王、劉皆為揚州學派重要成員,阮元更成為一代儒宗、揚州學派集大成者。其他著名學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孫星衍、王應馨等皆曾于諸書院就讀。

揚州鹽商對書院教育事業的投入,結出豐碩的成果,至今被人們所稱道。此外國家每有重大軍事行動,或大災大賑,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慶,鹽商就捐輸報效,乾隆間捐輸額高達3826.6萬兩。其中江春助修河、賑災以及朝廷在臺灣設防軍費等七項捐輸即達1120萬兩。鹽商對文化事業的支持,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此看作經濟對文化的賞賜,或經濟的額外負擔。清初揚州城里充滿秦音歙語,陜商、晉商、徽商鼎足而三。康熙以后,陜退晉轉,徽商幾乎獨占揚州市場。這當中有很復雜的原因,但徽商重文可能是個重要因素。其時商人在經濟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內功上支持商人,強化商人的競爭能力。揚州書院為鹽商子弟培養出一批經世致用之才,有的成為儒商,有的步入仕途。揚州八怪的書畫創作、疊石造山,美化了鹽商的居住環境,提高了他們的文化品位、社會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鄭板橋在窮困潦倒之時得大鹽商馬秋玉資助,從而在揚州立足。

他看到工商業者的社會作用,便大膽提出改變“士農工商”的社會成員排列順序,說:“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為四民之末”。(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載《鄭板橋集•家書》)后來他到山東做官,出告示保護各煙行商人的合法權益。阮元遍校群經,任兩廣總督時積極發展對外貿易,開啟洋務之先河。高宗看到他的才學,曾高興地贊嘆“不意八旬外又得一人”。焦循研究南北商務物資流通,提出在鎮江、揚州間“架一浮橋”。他們的學說,在理論上支持和扶持了鹽業經濟的發展。

三、奇異的對聯式悲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贊嘆中國經濟文化的輝煌,同時作為旁觀者也看到中國千年以來變化無多,積弊已深。西方商業革命伴隨文藝復興很快引入工業革命,而中國商業革命卻沒有引出同樣的結果。當兩淮鹽業經濟發展到巔峰時,西方工業革命已經展開。富極一時的鹽商們幾乎沒有一個意識到,西方與他們的差距正急劇縮小,并迅速形成對比。首富江春突然敗落,被籍沒家產,償還欠款。嘉道間揚州能運銷四五萬引的鹽商只剩十余家,銷鹽量不及乾隆時的十分之一,總資產也只有五六百萬兩。道咸間繼續下滑,只有十余家能運二三萬引,幾乎失去了銷售市場。兩淮鹽業的衰敗,標志著清室一大財政支柱傾倒。鹽業經濟下滑,書院財源無以為繼。書院的山長們更沒有意識到西方的現代式大學已崛起。揚州八怪以敢于創新、敢于突破傳統著稱,打破了正宗畫家“四王吳惲”的一統天下,占領了文化市場,成為文化市場的獲勝者。可他們在獲勝之時卻沒有看到,西方古典寫實的技法已傳入中國。意大利畫家郎士寧、捷克畫家艾啟蒙、德國畫家賀清泰等人都已進入中國宮廷,直接為康雍乾三代皇帝及后妃們作畫。他們依西方透視解剖之法,同時吸取中國工筆畫之長,畫人物肖像、花木山水、飛禽走獸,呈現嶄新的風貌。可中國畫家卻沒有看到自己的市場已遭西風侵襲,更沒有取彼之長以充實自己、保護自己的措施。揚州學派博通諸科,系統整理傳統文化,探微勾玄,弘揚精華,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光輝的一章。可他們沒有看到西方人已換一個角度總結歷史,探索規律,試圖構建通向未來的理論。于是悲劇出現了:中國的位置同西方的位置奇跡般地互換了。公務員之家

馬克思在談到中國社會轉型時說:“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1](p.716)兩淮鹽業經濟和揚州文化的盛與衰不正是最典型的“奇異的對聯式悲歌”嗎?正因為其典型,為我們研究文化經濟的盛衰規律提供了最好的參照物。四、仍須在本土找出路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2](p.186)西方經濟學理論是在研究彼時彼地經濟規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亞當•斯密審視了西歐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繼承和發揚了威廉•配第以及布阿吉爾貝爾、約翰•洛克、達德利•洛思、大衛•休謨、斯圖亞特等人的成果,從而建立自己的體系。到大衛•李嘉圖則宣告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

從此斯密、李嘉圖的學說成為西方經濟學界的主流思想。華盛頓大學教授諾思本為計量經濟史學派的一個學者。他在研究17～18世紀美國海洋運輸時發現既有的模型不能滿意地解釋經濟效益的增長,于是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說明同樣的經濟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結構中對經濟會產生不同甚至相反效果,從而創造了制度變遷理論,成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理論建樹成了美國政府新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對克林頓時期美國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并深深影響著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經濟史學界和經濟理論界。兩淮鹽業經濟在公元前就有驚世的起點,在8世紀、11世紀產生過輝煌業績,17～18世紀發展到頂峰,19世紀出現“奇異的悲歌”。它在世界經濟發展長河中的典型意義絕不亞于18世紀的美國海洋經濟。這當中許多歷史問題和理論問題值得探討。例如:鹽業經濟上升時,與文化的內在聯系如何?當其衰弱后,它所曾支持的文化事業為何還能繼續發展?乾隆南巡,宣布“每引加斤”(實際是在稅收總額不變的前提下增加鹽商的銷售量),這對其他商品的價格又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可否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用函數進行表示?對其解讀,尋其規律,無疑有助于文化經濟學理論的建立。鹽業文化的積淀已不是鹽行業的專利。從其中抽象出來的理論將會對整個經濟界、文化界有所啟益,對我們的總體經濟建設有所啟益。

如果我們以研究揚州鹽業文化為契機,建立文化經濟學的理論,其意義不會亞于諾思的制度經濟學理論。那么,文化經濟學應以什么作為研究對象呢?我認為,至少應含有以下幾方面內容:第一,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經濟運行,其中包括文化事業的戰略管理、經濟成本、經濟效益和文化產業的組織理論、經營業態、市場開拓、績效指標等等。第二,文化市場的開拓、建設及文化產品、文化服務的接受者研究。第三,文化理念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文化對經濟結構、經濟政策、經濟產業的影響及文化對經濟作用的機理

。第四,文化與經濟的互動關系,包括互動的內在機制、環境條件、滯后效應、組織協調等等。應在對歷史規律的總結中,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探尋經濟與文化的內在聯系,在物質生產領域探尋其文化力量,在精神生產領域考量其物質成本和物質效益。可見,文化經濟學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廣闊的外延。搞清這些問題,揭示其中規律,無疑有助于新時期的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啟迪我們確立科學的發展觀,進一步搞好經濟、文化的協調發展。經濟與文化的關系,決不是簡單地用“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幾個字就能概括的。鹽業經濟對學術文化的支撐,學術文化對鹽業經濟的哺育,許多內在規律尚需我們探討。不妨穿越時空隧道,以18世紀揚州鹽商文化為支撐點,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化經濟現象,進行理論概括。

相對于物質資源配置研究而言,目前國內理論界對這四個層面的研究還是比較薄弱的。研究文化經濟應盡量吸取人文科學(尤其是文藝學)和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的現有成果,但文化經濟學并不是文化學與經濟學的簡單糅合。就學科分類而言,它仍從屬于經濟學。我們要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文化這一特殊產品的生產、流通、消費與接受,研究物質生產的文化支撐。立足本土,其意義決不止在本土,而在全世界。正如西方經濟學家總結西方經濟規律抽象出來的理論可能對西方和東方都適用,東方經濟學家總結東方經濟規律抽象出來的理論也可能既對東方適用,也對西方適用。當然,所有理論都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并在實踐中不斷修正與充實。文化經濟學理論的構建,將為當代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文化產業的發展和文化發展戰略決策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2]馬克思,恩格斯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