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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領導同志多次指出,要正確看待當前經濟形勢,充分認識做好當前經濟工作的重要性,密切關注和認真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努力化解經濟增長中的主要矛盾,為“十一五”我國經濟又快又好地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為此,必須加強對經濟增長中的主要矛盾和若干重大關系問題的研究。

一、經濟增長與總量過剩的矛盾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的“增長困境”,這就是在高增長低通脹的基礎上,出現既增長又過剩的局面。

一方面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加快我國現代化的進程,必須保持經濟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這是現階段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必須保持經濟又快又好的發展,才能為體制創新和社會進步創造條件,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

但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又面臨總量過剩的風險,社會生產的主要領域同時存在生產能力過剩的問題,使得經濟越是快速增長,總供給能力越增強,總量過剩趨勢越明顯,由總量過剩累積的問題越突出。與以往情況不同的是,以往的局部過剩,現在則表現為全面過剩;以往的生產能力過剩,現在則表現為總量過剩;以往的短期現象,現在則表現為一種長期持續的現象。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總量過剩問題愈演愈烈,并且呈進一步加劇的趨勢。

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越居世界第六位,制造業總量已居世界第四位,其中172類產品的產量躍居世界第一。今年以來,雖然經過宏觀調控的有效調整,但總量過剩趨勢卻有增無減,據商務部最新調查分析報告顯示,下半年全國600種主要消費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72種,占28.7%;供過于求商品428種,占71.3%,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供過于求商品增加11種,所占比重上升1.8個百分點。

同時,由于近幾年部分行業生產能力迅速擴張,在需求趨緩的情況下,供大于求的矛盾開始顯現。水泥、電解鋁生產能力過剩的問題已經顯現,電解鋁行業125戶生產企業中已經有39戶停產,55戶凈虧損,水泥行業上半年實現利潤下降77%。鋼鐵行業根據上半年粗鋼產量計算,我國今年鋼產量將突破3億噸,達到3.32億噸,比上年增加5900萬噸左右,產大于需已成必然。盡管如此,下半年還有新的生產能力投產,這無疑會使產能過剩的問題雪上加霜。此外,還有汽車、平板玻璃、化纖甚至包括電力、煤炭等行業也隱含著這種風險。

中國經濟增長的深層次問題是總量過剩問題,由此將導致的通貨緊縮將是未來幾年我國面對的主要問題。特別是隨著我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程度加深,國際市場需求變化和價格波動,對我國產業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在產業整體缺少國際競爭力的情況下,這種不利影響將使我國產業發展長期處于被動地位。

分析其原因,一是長期形成的結構不合理在新一輪增長周期被再度強化。就產業結構而言,第二產業過快增長的局面并沒有改變,相反表現出加快增長的勢頭。其中制造業更是一枝獨秀,生產能力過剩集中在制造業得以加強。二是結構轉換遲緩,新的生產能力大量增加,舊的生產能力沒有得到及時淘汰,形成新舊生產能力的疊加。三是重復性投資加劇,越是相對過剩領域越是投資競爭的熱點,在市場開放的背景下,外資和民間資本表現出更大的投資沖動,進一步加劇了在這些行業和領域的過剩現象。

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堅定不移地落實科學發展觀,切實把工作的著力點放在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深化體制改革、促進協調發展上。

二、消費結構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滯后的矛盾

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000美元,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消費結構整體升級并呈多樣性變化。但由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相對滯后,結構性不適應的矛盾凸顯,并有進一步擴大成社會性矛盾的趨勢。

首先從消費來看,隨著我國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升級速度加快。據國家統計局對全國54500戶城鎮居民家庭抽樣調查資料顯示,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374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1.6%,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9.5%,比去年同期增長0.8個百分點。人均消費支出3865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0.9%,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8.9%,比去年同期增長0.2個百分點。收入的增長推動消費躍上一個新的臺階,社會消費結構將向著發展型、享受型升級,汽車、住房等成為家庭消費的熱點。居民的吃、穿、用、住消費向優質、高檔化邁進,花錢買健康、買知識、買時間、買時尚、買新鮮成為居民新的消費觀念和追求。從今年上半年的消費支出結構來看,增長在前幾項的分別是:交通支出增長30.9%、衣著類支出增長15.9%、醫療保健類支出增長15.3%、商品和服務類支出增長15.1%、居住類支出增長9.0%。同時,需求越來越向個性化、多樣性發展。

有學者研究認為,目前中國中產階級以GDP兩倍的速度增長,奢侈品消費者已占中國總人口的13%。權威觀點認為,中國每年新增2000萬具有中等消費水平的人。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從1999年的15%上升到2003年的19%,預計到2020年,這個數字將有望達到40%左右。需求總水平的提高,特別是需求的多樣性增長與現有結構水平的差距,形成了這一階段的供給與需求的主要矛盾。

其次,從經濟結構調整來看,近年來雖然我們在經濟結構調整上明顯加大了力度,但是經濟結構的這種調整主要還是“適應性調整”,也就是適應于市場競爭的要求,對經濟結構中的明顯不合理部分進行調整,以使經濟結構與市場經濟發展保持大體上相適應。包括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也主要是用新產品代替老產品、用新技術和新工藝代替老設備和工藝。因此,經濟結構調整缺乏與消費結構升級的對應性,或者說還沒有按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積極調整經濟結構,經濟結構調整明顯滯后于需求多樣化增長,這樣就形成一個需求與增長的落差,適應于需求增長的產業與產品供給不足,而原有結構下的產能和產品大量過剩,造成新形勢下的短缺與過剩并存,供給與需求不對稱增長,加劇了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性矛盾。

結構問題仍是當前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一方面世界性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在加速,一些發達國家通過發展新技術、新產業,轉移過時技術和產業,進行產業、技術的整體置換,實現了結構升級。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結構整體水平不高,并且還在不斷地重復落后。低水平重復建設比比皆是,嚴重影響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由于我們過多地承接了發達國家產業和技術轉移,事實上是在不斷地復制落后,這同樣會影響我們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進程。同時,在我國開放過程中,很多產業在大量引進外資的同時,也犧牲了自主品牌和失去自主創新能力。加上我國產業規模結構不合理,產業集中化程度比較低,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等,使得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競爭力被嚴重弱化。

三、“高成長”與“高成本”的矛盾

我國經濟發展同時進入“高成長期”和“高成本期”。一方面我國經濟仍處在經濟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經濟仍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的比較優勢遞減,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增加,發展的總成本進一步推升。這是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新矛盾。

從經濟成長趨勢來看,決定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因素非但沒有減弱,而且得到進一步強化。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經濟增長前景分析”做出的結論,“十一五”期間以及2010-2020年,我國經濟仍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其中“十一五”期間經濟增長速度年均增長8%左右。這一時期經濟快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仍然是資本的快速積累,其貢獻率進一步增強。此外,由于城市化、人力資本投資、經濟體制改革以及技術創新等因素,進一步支持經濟的快速增長。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深化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進一步解決了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有利于促進經濟加快發展的各項政策的出臺和落實,將推動全社會的投資發展熱潮;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新的發展環境。這些因素決定了我國經濟會繼續保持增長的勢頭。

但是,也必須看到,受國際國內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總體成本在上升,發展的約束條件進一步強化。

一是比較優勢遞減,生產要素價格低廉將不再成為優勢。發展中國家在增長的初始階段,主要依賴于勞動力廉價優勢和其他生產要素價格的較低價格水平,由此支撐了這一階段的高增長。但是,現代產業發展已經從大規模生產轉向大規模定制,而現代企業競爭也從成本和價格轉向核心競爭力。競爭的實質不在于短期的利潤最大化,而在于企業的價值最大化并形成持續競爭優勢。因此,生產要素價格低廉只能成為一個參考因素,而不是決定因素。事實上,從中國經濟發展來看,低工資優勢已經開始轉化。雖然目前中國勞動力成本在國際比較中仍比較低,如在美國每小時工資約16美元,在墨西哥約4美元,中國約0.50美元。但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快,東盟一些國家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程度提高,其中勞動力成本優勢明顯,比我們更具競爭力。如果聯系到生產率來看,情況就更加不同。但是考慮到生產率因素,創造同樣多的制造業增加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只是中國的1.3倍。日本,這兩個數字是29.9和1.2;韓國分別是12.9和0.8,勞動力成本反而比中國還低20%。

所以,當人均GDP越過一千美元以后,隨著收入和福利因素的增加,在比較優勢遞減的同時,經濟增長的成本也在上升,其中占較大比重的是勞動力成本。近年來,在我國GDP構成中,勞動報酬約占到一半,2003年這一比重為49.6%。2003年在我國出現的“民工荒”,導致企業缺工的直接原因就是工資低、待遇差。據廣東省工會部門對全省12個城市的調查,民工月工資在800元以下的占總調查人數的48.2%,1200元以下的占78.7%,而同期廣東全省在職職工月平均收入為1675元。民工對提高工資的訴求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事實。說明低工資時代已經過去,這一比較優勢至少是在一些發達地區開始逆轉。

二是經濟增長越來越受到能源資源等因素的制約。經濟增長對能源資源的嚴重依賴,使得這種增長越來越接近資源和環境約束的邊界。去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資源緊缺的矛盾十分突出,給社會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帶來一定的影響,引發了一定的社會矛盾。我國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大量消耗能源資源來實現的,20世紀后20年,我國用能源消費翻一番支持了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經濟增長中的95%的能源和85%原材料來自于礦物資源,除煤炭及少數小宗礦產資源外,絕大多數資源的人均擁有量,都明顯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從而需要大量進口。據預測分析,我國主要礦產品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呈快速提高的趨勢,而且有些品種從自給自足到凈進口。以2000年的基礎數據為準,預測2010年和2020年主要礦產品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分別為:石油從31%增長到41%、58%;鐵從33%增長到34%、52%;錳從16%增長到31%、38%;銅從48%增長到72%、82%;鉛和鋅從自給分別增長為45%、52%和53%和69%。按目前的增長消耗預測,我國的能源資源將難以為繼。以石油為例,據上海社會科學院的一份能源報告稱,中國剩余可采儲量為23.8億噸,以目前的產能計算,14年后出現石油枯竭局面。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最新估計,如果一切照舊,到2020年,石油外部依賴率將達到75%,而這個數在1995年僅為7.6%。據劍橋能源研究協會的數據顯示,中國去年占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40%。

此外,土地資源和水資源銳減,已經嚴重影響到經濟發展。我國水資源總量2.8萬億立方米,人均水資源量2200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我國缺水總量約為300億-400億立方米,全國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嚴重缺水。我國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只有1.41畝,并且耕地后備資源十分緊缺。目前,我國水土流失面積356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37%。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地方用地粗放、浪費,已經造成嚴重后果,土地承載壓力空前突出。我國東部一些省份在率先開放的同時也付出了昂貴的資源代價。如浙江省從1979年到2003年,耕地面積減少了726萬畝,相當于2003年全省實有耕地面積的30.4%。森林面積由1995年的639.7萬公頃下降到2001年的554萬公頃。2003年全省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達231.68億元,占GDP的2.5%。

為此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動整個社會真正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由過去主要靠增加投入、擴大投資規模,生產要素利用效率低,資源和環境的代價大,經濟整體素質不高,競爭力不強的粗放式增長,轉變為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低代價增長。要以優化資源利用方式為核心,以提高資源生產率和降低廢棄物排放為目標,推動技術創新,建立節約機制,形成中國特色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堅持把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提高產品的質量和企業的經濟效益,提高市場競爭力。

四、擴大內需與增加外需的矛盾

內需是經濟發展的根本之策,外需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擴大內需和增加外需對經濟發展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和我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程度進一步加強的背景下,我們既要十分重視外需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努力增加外部需求,推動經濟快速成長。更要重視擴大內需,形成經濟的自主增長機制,保證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從我國經濟的成長過程來看,經濟發展已經形成對內需和外需的雙重依賴,在進一步發展過程中面臨矛盾抉擇:一方面擴大內需減少外需,經濟增速就會放緩;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外需抑制內需,經濟發展就失去內在動力。如何協調好擴大內需與增加外需的關系,是經濟發展新階段必須認真解決的主要矛盾之一。

首先,從擴大內需來看,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的立足點,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戰略方針。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不可能把發展的基點放在外需上,尤其是在當前世界經濟復雜多變,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擴大內需具有突出的戰略意義,關系到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關系到國家經濟安全。因此,我們必須把擴大內需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走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道路,促進經濟又快又好地發展。當前,內需不足仍是經濟增長的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消費率長期偏低。

統計表明,2002年至2005年一季度,人均消費性支出的實際增速分別是11.4%、8.4%、7.9%和7.2%,消費性支出增幅持續下降。今年上半年我國消費雖然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29610億元,同比增長13.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0%,增速快于同期1.8個百分點,預計今年有望突破6萬億元。但與此相對照的是消費率仍偏低。

一是城鄉居民消費增長速度長期落后于GDP增速。按當年價格計算,1990-2003年我國GDP年均增長15.3%,同期全社會居民消費總量年均增長13.8%,低于GDP增長1.5個百分點。按人均居民消費不變價格計算,1990-2003年我國人均GDP年均增長8.2%,同期城鎮居民消費年均增長6.6%,農村居民消費年均增長5.6%,分別比人均GDP增長低1.6個和2.6個百分點。

二是在最終消費構成中,居民消費明顯偏低。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消費率(政府和家庭消費)在78%左右,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最終消費率在80%以上。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也接近80%,而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僅在60%左右(2002年為58.4%)。國際經驗表明,在人均GDP達1000美元左右時,其居民消費一般在60%左右。但2003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僅為43.4%。

三是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份額持續大幅度下降,從2000年的73%下降到2001年的48%、2002年的40%、2003年的38%。

其次,從增加外需來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我國市場開放度進一步提高,創造了更有利于吸引外資的環境,外資增速和增幅都有明顯的提高。近年來我國引進外資一直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統計數字顯示,到目前中國已經吸引海外投資累計達5700億美元。同時,外需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加突出,我國經濟對外需的依賴程度明顯增強。在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率9.5%中,按支出法口徑計算(現價口徑),其中有5.7個百分點是外需拉動的。在肯定外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外資帶來的關聯性影響:

一是加劇經濟的外資化傾向。我國利用外資占GDP的比重已超過40%,大大高于其他亞洲國家,日本僅占1.1%。在進出口中,外資企業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55.48%,明顯高于其他外向型國家,馬來西亞為45%、新加坡為38%、墨西哥為31%、韓國為15%。我國經濟中的外資比重逐步上升,甚至在一些領域外資已形成優勢,這對于我們擴大內需和加強國民經濟的控制力都帶來不利影響。

二是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據WTO和IMF的數據測算,2003年世界外貿依存度(全球進出口總額與經濟總量的比率)為45%。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由2003年的60%上升到2004年的70%,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5個百分點左右。分析我國的外貿依存度有這樣幾個明顯的特點:第一,持續走高。從1970年的5.0%到2004年的70%持續上升。而美日等發達國家,基本上變動不大,美國從1978年的14.9%,到20世紀80至90年代基本上維持在15%—18%的水平;日本則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下。第二,變化幅度大。美國1978—2002年間,外貿依存度變化幅度在7個百分點左右,日本在12個百分點左右。同期中國變化在40個百分點左右,如果算上2004年則達到61個百分點。第三,加工貿易比重大。到2004年,加工貿易在進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占到了47.6%。第四,制造業比重大。在GDP結構中,我國第三產業比重偏低,大體上在33%,美國已經超過75%。有專家預測,在今后5到15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仍會在現有水平上有所提高,如果不考慮外匯變化因素,到2010年將會達到80%以上。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融入世界經濟的程度在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加強,受世界經濟影響的風險進一步加大。我國有些地區還遠遠超出這個比率,如蘇州市近年來經濟增長70%以上來自于外商直接投資的貢獻,外資企業的出口額占全市出口總額的80%以上,地方政府對外資的財稅需求依賴性日益加深,2002年全市外資依存度高達144.8%。

三是所謂“打工經濟”的形成。有資料表明,中國本土制造業在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從42.1%跌落到26.5%。去年我國出口177億件服裝,平均每件服裝的價格僅為3.51美元,出口60億雙鞋,平均每雙鞋的價格不到2.5美元。這種低價值出口一方面比較典型地反映了“打工經濟”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使我們在支付了大量能源和資源成本的同時,卻使價值大量轉移。據摩根土丹利公司的調查,自中國1978年改革以來,美國消費者因購買中國廉價產品而節省下來的金錢高達1000億美元。1998-2003年,僅童裝一項,美國年輕父母就因購買中國貨而節省了4億美元。另據日本海關統計,近10年來中國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合計約4486萬箱,每箱5000雙,總計約2243億雙。根據中國林業專家計算,為生產這些筷子,而毀滅的山林面積占中國的國土面積的20%以上。值得關注的一個事實是,日本國土面積的森林覆蓋率達到65%,而我國的覆蓋率僅有14%。

四是外需增長的結果起到了拉動別國市場的作用。據日本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的財務決算報告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給日本企業帶來無數發展商機,并使其獲得巨額利潤。日本生產聚乙稀的廠家已經連續十年虧損,2002年,由于中國發展導致對原材料需求增長,日本向中國出口聚乙稀達70多萬噸,為整個行業扭虧為盈做出貢獻。2003年1月12日英國《金融時報》刊登題為“中國經濟發展有助于吸收日本過剩的生產能力”的文章,指出“中國的巨大需求有助于吸收日本過剩的生產能力,其中包括鋼鐵、造紙、玻璃、水泥、電子、機械零件和其他促進中國投資和建設繁榮的產業。由于中國的需求吸引了日本過剩的生產能力并恢復了其定價權,因此服務業,特別是航運業,也獲益頗豐。”從2002年以來日本對中國出口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占日本出口增加額的67.6%,對中國出口甚至被稱為“中國特需”。日本自己也承認“對華貿易支撐著日本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恢復,這個形勢越來越明顯”。韓國對華出口2003年劇增47.8%,占其總出口額的18.1%,中國還占據韓國貿易收支順差的88.1%對此,一方面我們要客觀面對外資已長入我國經濟的現實,仍然要堅持擴大開放,繼續進行招商引資,發揮外資對我國經濟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要優化外資結構,促使外資流向重點發展領域,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使經濟增長從外需主導型轉向內需主導型,進一步提高內需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

五、“數量增長”與“價值增長”的矛盾

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從數量增長轉向價值增長,經濟增長從注重速度和數量為主,轉變為注重質量和效益。我國經濟增長正面臨著這一轉變,所以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客觀上存在“增量”與“增值”的雙重選擇。沒有一定增量為基礎,發展中的問題就難以解決,價值增長也就無從談起;但是單純數量型增長,不僅導致價值流失,而且增長也將難以為繼。在特定條件下,注重數量增長就會淡化價值增長,相反強調價值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也會犧牲數量增長。我們面臨如何正確處理經濟增長中的數量與質量、速度與效益的關系問題。

必須認識到,增量是基礎和條件,增值是根本和關鍵,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在增長中實現的,一定規模的增長是轉變增長方式的基礎和條件。只有在一定的增量基礎上才能實現增值的目標。同樣,只有實現增值才能使增量成為有效的量。當前,重中之重的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使經濟增長由粗放型轉向質量效益型,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我國的經濟增長長期處在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狀況。據推算,中國每創造一美元產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國“粗放式”的經濟增長已到極限,近年來,我國鋼、鐵、有色金屬、水泥等主要原材料增速加快,其增速遠遠超過GDP增速,并且消耗彈性系數(原材料增速與GDP增速之比)正呈擴大趨勢,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所消耗的原材料逐漸增多。從1990年至2001年,中國石油消費量增長100%,天然氣增長92%、鋼增長143%、銅增長189%、鋁增長380%、鋅增長311%,十種有色金屬增長276%。2003年,中國消耗了占全球消耗總量21.4%的氧化鋁、34.6%的鐵礦石、18.8%的電解鋁、26.7%的鋼鐵、48.3%的水泥。靠消耗如此巨量的原材料來支撐經濟增長,將是難以持續的。不僅如此,這種情況有增無減,中國每多創造一美元的年產值,需要4美元以上的投資,而在20世紀80年代,多創造1美元的年產值需要2-3美元。更為突出的是,我國增長所消耗的資源和能源相當部分需要依賴于進口來解決。目前,我國石油采收率平均為28%,發達國家的采收率可達35%以上。我國金屬礦山采選回收率平均比國際水平低10%-20%,礦山平均資源綜合利用率僅為30%-35%。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的環境危機每年會消耗國內生產總值的8%至12%。

以這種粗放增長為代價,我國經濟的總體規模進一步擴大,但是價值提升卻比較緩慢。據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報告顯示,我國的經濟質量的國際差距十分明顯。2002年中國人均GNP960美元,高收入國家平均為26490美元,相差26倍;中國全員勞動生產率為1646美元,高收入國家平均為55355美元,相差32倍;中國農業生產率為506美元,高收入國家平均為23798美元,相差46倍。

還有一個突出問題是,GDP與GNP的水平差距有明顯拉大的趨勢,雖然GDP增長速度較快、規模較大,但是由于在GDP構成中,超過一半以上是外資企業貢獻的,對我們來講這部分只是名義上的,并不可能真實地轉化為國民財富。在很多情況下,是跨國公司在我國境內借地生財,匯走的是真金白銀,留給我們的卻是GDP。這一點在我國引進外資較多的地區已經有所顯現,如蘇州市人均GDP增長較快,但是人均收入卻沒有同步增長。同樣的事實是,日本的一研究機構在分析在華日資企業的價值構成時,中國以各種廉價要素投入占到不足20%的份額,而超過80%的價值被跨國公司所占有。

經濟發展必須保證一定的數量和速度,這是任何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但是,經濟發展不能只重數量而不顧質量,只要速度而不講效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從過去那種單純追求速度、盲目擴大數量的發展轉變到數量和質量、速度和效益相統一的發展方式上來,要把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到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上,在提高質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經濟快速發展。

六、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

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拉大問題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也是進一步改革發展必須認真解決的突出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進入“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顯期”,有關發展與差距的矛盾更加突出,并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這一矛盾解決得好,經濟社會就會平穩發展,否則就會引起經濟波動和社會不穩定。因此,當前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要把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放在突出位置,重點是要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到全體人民。

改革以來,由于我們在經濟發展中采取的是差異性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區和企業率先發展,形成了較為明顯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由于政策調整沒有及時跟上或沒有真正到位,經濟發展的水平差距硬化為一種格局,并形成明顯的社會差距。一部分地區、企業和群體處在發展的優勢地位,而使另一部分地區、企業和群體處在明顯的弱勢地位。經濟發展的成果不能惠及到社會各個方面,不同的階層在經濟增長中所獲得的收益明顯不同,往往是條件越優越獲益就越大,從而進一步拉開了已有的差距。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3年城鎮居民占總體20%的最高收入組與占總體20%最低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擴大到5.3:1,其中差距最明顯的是江蘇省,其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已高達10.7倍,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統計數字,占總人口20%的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內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用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來看,中國目前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5,達到收入分配差距可以容忍的上限。

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拉大實質上反映的是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問題,這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而要長期解決的問題。一方面我國正處在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矛盾始終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社會生產不能滿足這種需要之間的矛盾,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樣就必須保證有效率的增長;另一方面,由于長期效率優先的結果,造成發展中的諸多不協調問題,加劇了結構性矛盾。所以,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就是要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不以犧牲公平來實現效率,也不能以犧牲效率來保證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經濟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把公平放在第一位。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力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問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創造既有利于生產力特別是先進生產力發展,又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的分配體制和機制。

七、傾斜式發展與均衡發展的矛盾

我國改革開放成功經驗之一就是正確地實施了傾斜式發展戰略,集中各種優勢,促使一部分地區、一部分產業率先發展。沒有這種傾斜,改革開放就不會順利地推進,就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果。傾斜式發展戰略是發展中國家在其經濟起飛階段通常都采取的發展模式。實踐證明,這條路徑對于發展中國家實施追趕戰略是比較可行的。

在資金和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只有重點地投入才能滾動發展。過去,在平均主義的支配下,為了追求均衡發展,采取投資均分的方式,把有限的資源分散到各個領域,結果不僅沒有實現均衡發展,反而卻導致整體落后。改革開放以來,改變了過去分散投資的思路,通過重點投資實現了重點發展,推動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這種傾斜式發展基本上適應了改革開放的階段性需求,也就是說,在體制轉軌過程中,對舊體制的改革只能通過重點突破,才能尋求整體推進;同樣,開放也只能分步推進,逐步擴展。顯然,這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過程是相一致的。

但是,由于長期傾斜式發展,使本已存在的地區間、產業間發展不平衡有所擴大。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必須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通過“五個統籌”,實現科學發展和我國經濟的全面振興,加快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并且從中國現代化建設總體格局上把握,要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繼續實施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和東部率先現代化。積極推動中東西部地區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共同發展。

然而,需要說明的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不是整齊劃一式的等齊發展。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進程來看,我們仍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更加需要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上有新的突破,從而帶動其它方面的發展,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不能因為強調全面、協調,而不加區別、不分重點、不切實際地平行推進,這同樣是違背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科學發展觀重在發展,關鍵是科學,而科學的本質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從中國特色這一最大的國情實際出發,來謀發展,搞建設,這才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理性選擇。而不能因為強調全面、協調發展就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同樣會損害經濟的健康發展。

八、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的矛盾

我國正處在加速工業化和產業技術升級的重要階段,一方面我們要進一步加大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力度,推動結構調整與優化;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此作為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中心環節,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的國家創新體系。這是當前發展中我們面臨的雙重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上了一條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的捷徑,從1999年到2003年,我國引進國外技術裝備總額達到752億美元,推動了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提高了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當前,我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成長階段,產業結構面臨整體升級的任務。毫無疑問,我們仍然要更加擴大開放,有效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特別是大量利用全球技術資源,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這方面,我們必須堅定不移。現在經濟全球化促使技術資源的全球配置的空間進一步擴大,為我們利用國際技術資源提供了難得的條件,我們要利用好這一機會,在更深層次上引進技術,利用巨大的國內市場優勢,揚棄“市場換技術戰略”,推行“以競爭換技術戰略”,著眼于互利雙贏、競爭合作,進一步加強國際間的技術交流與合作。

但是,我們也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在大量利用國外技術資源的同時,國內企業的創新能力并沒有相應提高,雖然我國產業結構的總體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主要表現在:

;一是對外技術依存度較高。我國在關鍵技術上的自給率低,對外技術依存度在50%以上,而發達國家在30%以下,美國和日本在5%左右。高科技含量的關鍵裝備基本上依賴進口。近年來,我國每年形成固定資產的上萬億設備投資中,60%以上是“引進”的。

二是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不足。目前,我國每花1元錢引進技術,只用0.07元進行消化吸收和技術創新。而工業化成長時期的日本、韓國,是花1元錢引進技術,花5到8元進行消化吸收和技術創新。

三是在專利技術與國際標準上明顯落后。據瑞士管理學院調查,每萬人產出專利,中國為10.8件,日本為1737件,德國為1534件,超出中國150倍以上,韓國超過中國50倍,印度超出中國40倍。在國際標準方面中國為數不多,而歐盟擁有的技術標準達10多萬個,德國的工業標準約有1.5萬種,日本1994年就有8184個工業標準和397個農產品標準。

四是基礎研究費用不足。我國基礎研究費用長期偏低,使得自主創新缺少應有的經費支持和發展后勁。美國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總額增加很快,年均增長10%以上,1956年高達24.01%,投入額從1956年的4.6億美元上升到1965年的26.64億美元。進入90年代,支持進一步增大,2000年美國基礎研究經費已經占美國總研發經費的18%。日本則在12%-17%之間。德國在20%左右。法國1999年達到24.1%。我國1995年的這一比例是5.18%,2002年為5.73%,7年間增長不足1%。

因此,從總體上看,我國雖然經濟保持快速增長,但科技創新能力嚴重不足。據科技部提供的數據,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在49個主要國家中,位居第28位,處于中等偏下水平。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全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重大戰略選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促進產業升級的基礎和前提,現代企業競爭是說到底是企業競爭力的較量,決定企業競爭能力最根本的是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沒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企業競爭力就失去了內涵和載體,企業就會在競爭中處于被動地位。近年來,我們在大量引進外資的同時,也失去很多自主發展的機會,在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的條件下,我們的競爭和發展只能處于弱勢地位。所以,我們發展大企業大集團、提升企業競爭能力,必須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九、“引進來”與“走出去”的矛盾

我國開放經濟的發展面臨如何處理好“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關系問題。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引進來的”的水平,引進資金、技術、人才,都要把著眼點放在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上。另一方面,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到境外投資辦廠,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進一步拓展發展空間,增強發展后勁。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外向型經濟長期粗放增長,低水平加工、低價格出口、低效益增長,加上地方政府對外資的長期偏好,千方百計擴大出口和招商引資,外資、外企在財稅、土地等方面享受一系列超國民待遇,致使外資的市場占領、資金擠出效應放大,產業聯動、技術溢出縮小,嚴重擬制了我國企業的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甚至對外資形成一定程度的依賴,進一步加劇了我國能源和土地資源的日益緊缺。

當前,中國開放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我們既堅持全面開放,也要注重全方位“走出去”,只有實現“引進來”與“走出去”的良性互動,才能從根本上提升開放經濟的水平。完整的開放戰略不等于簡單地“引進來”,還要積極地“走出去”,形成國際間的互動和交流,增強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水平。最近一個時期,歐美等國家針對中國紡織品出口的貿易“特保”行動,一方面反映國際經貿關系的復雜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國出口產品結構性問題。在這方面,我們的確存在一個思路調整的問題,就是要轉變對外經貿增長方式,由追求數量到追求質量,優化出口結構,提升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更重要的是要加大企業走出去力度,鼓勵國內企業到境外設廠,從境內出口轉向從境外出口,從而合理規避各種貿易保護性措施。

隨著中央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央企業境外單位資產總額已經達到6299億元。目前,中央境外企業所屬二級以上境外子企業達693戶,中央企業境外單位資產總額6299億元,凈資產2870億元,所有者權益2264億元,職工人數21萬人。但是,在我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由于企業間的協調機制并不完善,不規范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們對外經貿的談判能力。這種不規范競爭既存在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也存在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這種惡性競爭不僅直接損害企業的各自利益,而且也破壞了競爭的秩序和規則,影響到我國企業的整體形象。已經引起一些國家抵制和排斥我國企業的競爭。因為這種不規范競爭雖然可以從中獲利,但對競爭秩序的破壞最終要殃及到所有參與競爭的主體,而為了重建競爭秩序所要支付的成本可能會更大。因此,在實施走出去戰略過程中,一定要加強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協調,尤其是國有企業間的協調。在爭取海外合作合同的時候,要加強政府的協調和引導,對于一些重大項目的海外競標,應當由國家確定參與投標單位,盡量避免中國企業之間競價相爭。

為此,要解決體制性與機制性障礙,在現行體制條件下,政府部門協調功能還比較弱,既存在制度設計上的缺失,也存在機制運行上經驗與操作思路的不足。一方面沒有相應的機構和人員來保證;另一方面,對于跨國競爭認識不足,在有效利用國際規則,積極競爭和有效保護上,缺乏經驗和戰略。加上企業之間競爭行為的偏差、行業自律組織不完善、相關法律人才缺乏等等,增加了我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因此,要加快改革,完善體制與機制,為建立我國企業走出去創造體制和機制環境。

十、高增長與低就業的矛盾

改革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舉世矚目,26年間,經濟以平均9.4%的速度增長。但是,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就業增長卻比較緩慢,其中國有單位就業非但沒有增長,反而逐年減少。從今年上半年的情況看,雖然總體就業規模有所增加,但國有單位和集體單位就業人數繼續減少,國有單位就業人員6638.8萬人,減少168.8萬人,集體單位就業人員867.1萬人,減少103.8萬人。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在改革初期,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會帶動約0.4%的就業增長,但到了2000年,這一拉動作用降低到只有0.1%。2003年以后這種狀況進一步持續。使得經濟發展中的就業矛盾日漸突出,并已經成為社會性問題。

我國已經到了加速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階段,未來幾年人口總量仍將保持增長態勢,勞動就業壓力越來越大。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中,我國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總規模估計可達1.6億到1.8億,平均每年轉移量在1493萬到1662萬人,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人口流動的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今后幾年城鎮需要就業人數仍將保持在2400萬人以上,而在現有經濟結構下,每年只能供給1200個崗位年度崗位缺口1200萬個左右。2004年全國約有4000萬失地農民,其中“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那些失地農民,已經成為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社會群體。2004年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畢業生、城鎮退伍轉業軍人、“農轉非”勞動力合計1080萬人,約占城鎮勞動力供給總量的45%。

面對如此嚴峻的就業壓力,要進一步促進經濟轉型,堅持就業優先的原則,把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緊密結合起來,加快經濟發展,提高就業能力。同時,要轉變就業觀念,拓寬就業門路,完善就業體系、營造就業環境,不斷提高全社會的就業水平,通過積極就業推動經濟發展,通過經濟發展進一步擴大就業,形成經濟增長與合理就業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