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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用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彰顯重要，傳統主流經濟學對此已有諸多分析，“經濟人”假設是其分析的基石。但現實經濟活動中，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狀態。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分析信用問題，是一個新的嘗試，能使信用問題的研究更趨完善和全面。這里運用確定性效應、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從眾行為的原理，對信用的有限理性行為進行了分析，并據此從三個層面提出了信用問題治理思路。

【關鍵詞】信用；確定性效應；分離效應；從眾行為。

信用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市場經濟可以說是信用經濟。信用的好壞是衡量、制約或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針對信用的經濟學分析，傳統主流經濟學已有諸多的闡述，筆者在此首次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對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遇到的信用問題進行詮釋。

一、信用問題概攬

在日常經濟活動中，我們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別人信譽差，希望有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使得社會交往和經濟交易活動能在一個有序、安全的氛圍中進行，但對自己這一方是否會遵守約定、恪守信用，卻并不嚴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時就預留了不守信的伏筆。也就是說，在社會交往和經濟交易活動中，人們均希望別人守信、社會誠信，而惟獨自己可以不完全誠信。當大多數人都是這種思維時，整個社會信用狀況差也就成為一種自然的普遍現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統計的數據顯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單”的個人及企業近七萬，其中，自然人占兩萬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業有三萬九千兩百七十五戶，這些個人及企業，因為失信，被鎖進“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系統”，他們將為各自的欺詐、哄瞞等失信行為付出沉重代價。在全國各地，因失信而導致的經濟糾紛，甚至惡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區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嚴重阻礙區域經濟的發展，如汕頭經濟特區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視經濟活動中的契約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國稅部門開出的增值稅發票可信度低，而被國家稅務總局通報不能作為出口退稅之用，致使汕頭特區1000多家外向性企業不得不外遷，嚴重影響了汕頭經濟發展。

信用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彰顯重要，傳統主流經濟學對此已有諸多的分析，“經濟人”假設是傳統經濟學的基石，其核心內容是：人是“理性經濟人”，“經濟人”的目標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揭示了市場利益原則，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經濟動機分析之外，使“經濟人”成為純理性的人，忽視非理性因素在經濟主體行為中的作用，“經濟人”的一切行為都圍繞著市場利益原則，并以此作為行為(包括信用行為)的動機。信用是商品貨幣交換關系的一個經濟范疇，信用行為作為“經濟人”的市場行為，其出發點是利益預期，利益成為信用行為的經濟杠桿，“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則取決于他對贏利的預期。”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信用問題，特別是行為主體優選守信還是失信行為，從理論上歸納為以下幾種解釋：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為主體（個人、企業和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約，關鍵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給他帶來的成本收益預期，當經濟主體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則優選守信，反之，則失信；當經濟主體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懲處的成本），則優選失信，反之，則寧愿守信。如醫療行業中，正規大型醫療機構中的少數醫務人員做“醫托”，把來就診的病人介紹到私人機構就診，從中提取回扣，這種現象一經發現，在西方國家則是吊銷醫療執業資格而永不能從事醫療職業，失信成本遠大于收益；但在中國則是通過一番教育或罰款懲處后，仍繼續原醫療職業，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機會在以后的繼續失信中彌補失信成本。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懲處方式，導致行為主體選擇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為取向。二是信用行為的“劣幣驅逐良幣”（又稱二手車市場或檸檬市場）現象。“劣幣驅逐良幣”是經濟學上“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結果，在這種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人們采取“舍優取劣”的行為取向以保證經濟交易時收益最大化、損失最小化。在實際經濟交易時，假設有甲、乙兩方，盡管雙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種美德，若雙方守信都會帶來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對稱而不知對方會采取守信還是失信的行為取向，為防止對方失信并規避己方守信可能帶來的損失，而采取失信的行為取向是己方的較優選擇；假如甲方決定采用失信行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則損失；若失信程度與甲方一致，則雙方各不沾對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則甲方損失。此后，甲方再與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則會以失信行為為優選。市場交易的結果是失信行為獲得較大收益，守信行為遭受損失，其導向是守信者逐漸減少，失信者逐漸增多，失信者逐漸把守信者驅逐出市場。三是信用行為的重復博弈減少。交易主體的重復博弈是誘導人們采取守信行為的有效機制之一，重復博弈機制在相對封閉的農耕自然經濟社會是誠信維護的最有效機制；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特別是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建設過程中，人們的經濟活動范圍擴大、交

易對象眾多，交易主體之間重復博弈次數減少，甚至由重復博弈向一次博弈演變，在信用體系尚未完善之前，優選失信行為是相對“明智”之舉。

二、信用問題的行為經濟學詮釋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取向的解釋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但現實經濟活動中，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狀態。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信用問題是一種新的嘗試，能使信用問題的研究更趨完善和全面。

1、確定性效應。

行為經濟學中的前景理論認為，人們是厭惡風險的，與可能的結果相比，人們更青睞于確定的結果，既便可能的結果有更好的預期價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獲得300元和100％概率獲得150元之間選擇，前景理論認為人們會選擇后者；又如，納稅人在分項扣除和標準扣除之間選擇時，預期效益理論認為人們會選擇節稅最多的結果，而前景理論認為，在風險與安全之間，納稅人更應選擇后者，盡管兩種都節稅，但與標準扣除相比，分項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確定，故更有可能選擇標準扣稅。對信用問題的分析，也存在確定性效應。交易主體在交易過程中是優選守信還是失信行為，關鍵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選擇哪一方，假如當選擇守信時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選擇失信時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時，該交易主體會傾向于選擇失信行為，因為守信時有30％被蒙騙的可能性；當選擇守信時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選擇失信時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時，該交易主體會傾向于選擇守信行為，因為失信者有30％被懲罰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推定，假如一個國家的社會信用制度規范、簡明、易于操作，且對失信行為的社會懲罰嚴厲，威懾作用強大，守信或失信的風險和收益易于辨析，使守信者的收益確定性大于其風險，使失信者的風險確定性大于其收益，這樣，就促使交易主體優選守信行為取向；反之，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信用制度不健全、不規范、繁瑣、難以操作，且對守信行為的保護性差，對失信行為的懲罰不力，守信或失信的風險和收益難以辨析，使守信者的風險確定性大于其收益，使失信者的收益確定性大于其風險，甚至守信也會面臨一定風險，且失信的風險小，在這種扭曲的情形下，交易主體就會優選失信行為取向。

2、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人們在最終決策時依賴于信息顯示，盡管這些信息對決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們對信息處理的方法是多樣化的，這可能導致其偏好與選擇的不一致，即產生所謂的分離效應。如拋硬幣就表明了分離效應對決策的影響：在第一次拋硬幣打賭的結果出來以后，問所有參賭的人是否愿意再賭一次，大部分的回答是“第二次賭取決于是否贏了第一次賭”，盡管第一次賭的輸贏與第二次賭的實際結果的影響不大；若第一次賭贏了，大多數人愿意再賭一把，否則，大都不愿再賭。

當期的風險態度和決策受前期決策實際結果的影響，前期盈利增強人們的風險偏好，以平滑當期的損失；前期損失會加劇以后損失的痛苦，人們的風險厭惡會增強。如果失信者在前期的收益經常大于成本，會助長其失信偏好，不斷重復失信行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為違規者造假獲得的收益遠大于違規成本，利潤頗豐，且每次違規后所受到的處罰很輕，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職業造假違規的專業人士。股市中因不誠信而造假的觸目驚心的案件，在初期只是小規模的造假失信行為，但因屢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勵，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數額巨大、情節嚴重的造假案例；相反，若伸手必捉、嚴懲不怠，失信者就會被強化為風險厭惡者，失信行為就會受到抑制，守信行為就會受到弘揚。

3、從眾行為。

不守信用的從眾行為源于行為主體的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從內因看，行為經濟學由心理角度分析得出，人們在模棱兩可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往往受到身邊因素的影響，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從眾行為。我們可用下面的例子來具體說明。有兩家飯館相互緊挨著，每個顧客都要從中選擇一家來就餐。第一位顧客選擇在哪家就餐是完全根據他自己的意愿，而下一位顧客除了按他自己的喜好來做決定之外，還可能受第一個顧客的影響，如果前兩個顧客的選擇相同，則第三個人看到其中一家飯館有兩個人在用餐，而另外一家卻沒有顧客，也可能會選擇人多的飯館。最終的結果是，很可能所有的顧客都會選擇同一家飯館就餐。但是實際上，選中的那家飯館很可能是差的。上述理論可用來分析信用問題，失信者通過觀察別人的信用選擇行為，或通過不合理的推理認為他人選擇失信行為而獲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懲處的代價低于失信所獲得的收益，即使被懲處，大多只是被要求彌補對方成本或罰點款了事，個人受到制裁甚少，這樣，無形中誘發和刺激了消費者個人或企業管理者們產生了“法不責眾”、“跟風無過”的心理，這種從眾心理所導致的行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簡單復制和添加，而是不斷總結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嚴重。人總是處于一定社會經濟活動之中的，周圍環境對自身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從眾心理在很多人的腦海中根深蒂固。根據行為經濟學家的觀點，人的行為不僅僅受到自私心理的支配，而且受到社會價值觀的制約。價值觀是用以指導人們行為的心理傾向系統，是浸透于個性之中支配人的行為、態度、觀點、信念、理想的內心尺度。市場經濟下，經營環境日益復雜，各種誘惑隨之產生，相應地，一些丑陋現象也相伴而生。一部分人以個人的利益為核心，直接或間接不守信用而欺騙另一方交易者。

從外因看，產生這種從眾行為的外部原因在于對失信者的懲罰力度太小。行為經濟學家指出，人們作決策、作判斷時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違法必定要受到懲罰。如果在完全理性的情況下，人們不會選擇觸犯法律。失信者之所以“以身試法”，在于他們覺得失信帶來的收益可能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正是這種僥幸心理的存在，使得交易主體在作決策判斷時，不會是完全理性的。正如一個小偷在他第一次行竊“成功”后，發現獲得的“收益”遠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嘗到甜頭后膽子會越來越大，罪行也會越來越嚴重。同理，當交易一方發現不守信用帶來的收益遠大于失信行為暴露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非完全理性的一方交易者會為了收益而放棄誠信操守。另外，監督成本過高，違規成本、訴訟收益太低，這就誘致眾多行為人選擇失信，失信案例層出不窮，社會信用普遍較差。三、基于行為經濟學的信用問題治理

信用問題治理是國內外理論界和實務界不斷探索并力求予以解決的課題，構建合理的信用制度是解決信用問題的主題。筆者根據以上對信用問題的行為經濟學分析，從三個層面提出信用問題治理思路。

1、第一層面是根據確定性效應，構建規范、簡明、易于操作的信用體系，交易主體易于辨析守信或失信的風險和收益，把自己規范在自覺守信行為層面。按照前景理論中的確定性效應，人們面臨“獲得”，傾向于“風險規避”，所以，應創造條件，增加人們面臨“獲得”的概率。為使守信的“獲得”概率增加，可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建立社會征信機制，使人們易于獲得全社會的行為主體的信用信息，降低單一行為主體之間的信用信息獲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盡量使社會征信機制和信用交換機制在規范的基礎上簡單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導盡量多的大眾在社會經濟交往過程中，盡量通過正式規范信用體系渠道獲取各行為主體的信用信息，減少通過非正式渠道獲取信用信息，如通過親朋好友打聽或道聽途說。

2、第二層面是根據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使交易主體之間一對一的失信行為演變為失信者與整個社會的信用對抗，通過與整個社會的信用對抗機制把失信者的失信行為強化為守信行為，使介于失信后至法律懲罰之間的灰色地帶的失信行為得以遞減。培育發達的信用信息交換和擴散機制，是這種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能夠中斷的關鍵，也就是在征信制度基礎上，生產出可以交換的市場能夠接受的信用產品，同時建立規范的信用產品交易市場。這樣，一旦某一交易行為主體不守信用，其失信行為很快通過信用信息交換和擴散機制，也即通過信用產品在信用交易市場上交換并擴散出去，導致失信者對交易另一方的失信行為轉化為對整個社會的失信行為，失信者將會喪失與社會中任一交易主體之間的交易機會，作為他不守信用的代價，這種代價會伴隨他較長時間甚至一生，其懲罰和威懾作用是很顯著的。這樣就能中斷失信者的這種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3、第三層面是根據從眾行為特性，完善失信行為的法律機制，強化失信行為的法律懲罰力度，弱化失信行為的示范作用，使失信的跟隨者攝于法律的嚴懲，而由失信行為取向轉變為守信行為取向。行為經濟學家們研究發現，在非理性的情況下，人們面臨“獲得”，傾向于“風險規避”，故處罰比獎勵對人的“刺激”更大。根據該理論，讓失信者徹底放棄僥幸心理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大懲罰力度，讓違法者們意識到不守信用必將付出沉重代價。為此，一是要加快我國的法制建設，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強化執業監管，加大懲罰力度，以解決行業中的“劣幣驅逐良幣”問題。二是要加強執法機關隊伍的建設，提高執法人員的素質，促使他們在工作中做到“執法必嚴”，對違反法律的失信行為，要嚴肅處理，決不能姑息遷就。

目前國內加快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步伐，如上海、北京、深圳的個人征信系統運行，浙江、江蘇、湖北等省市的區域信用體系構建等，隨著信用制度的完善，失信所獲收益的成功率逐漸變得更為不確定，客觀上強化了交易主體守信收益的穩定性，引致社會交往、經濟交易中個人、企業守信行為趨于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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