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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廣義發展經濟學：理論構建；發展與改革

[論文摘要]廣義發經濟學是現展經濟學的宏觀拓展，它擴充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也包括發達國家的發展問題：它擴大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僅研究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更重要的是，將整個人類社會協調發展問題納入研究范圍，廣義發展論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這三個因素是如何內生作用于經濟發展過程的。

1廣義發展論的定義及其涵義

廣義發展論是運用多學科分析方法，以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是相對于僅以發展中國家和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狹義發展經濟學而言的。廣義發展論及其核心理論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階段發展經濟學的綜合發展理論框架的雛形。

一般來說，人們將所有國家按照發展程度區分為發達和不發達國家、較發達和欠發達國家，考慮到持續變化的過程，將不發達和欠發達國家稱為發展中國家，較發達和發達國家稱為發達國家。與發展經濟學一貫只將發展中國家作為其研究對象不同，廣義發展論的研究范圍包括不同發展程度的所有國家。之所以這樣界定廣義發展論的研究范圍主要有兩個原因：

(1)發展不只是工業化，不單是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發達國家也還有繼續發展的問題。具體來說，發展中國家通常面臨增長和發展的雙重任務(其中的最不發達國家面臨啟動、增長和發展的三重任務)，而發達國家在實現了經濟增長后，除了要解決經濟增長中遺留的社會問題，還直接面臨著如何繼續發展的問題。因此，可以說，所有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發達與不發達只是相對而言，發展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永恒的主題。

(2)自發展經濟學誕生以來，盡管許多發展經濟學家企圖找到適合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理論，但這些理論都無法概括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的差異，迄今為止建立經濟發展理論的努力尚未獲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論模式的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經濟學放棄了對一般理論的探討轉向“類型學”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經濟發展理論的研究轉向強調對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作分組或國別的研究，企圖使發展經濟學再具活力。國別研究雖然是一般經濟發展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但以國情特殊而否定一般發展理論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國別研究畢竟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一般性理論，發展經濟學始終未從總體上揭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更談不上揭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本質過程和一般規律，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陷。

因此，發展經濟學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國別研究，因為只有在對各種類型的發展中國家做了系統深入研究之后，才能從中提煉出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要回歸到發展經濟學的主旨上來，要以探討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本質過程和一般規律為己任。這樣，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就必須包括所有的國家。

這個意義上是廣義的。

2廣義發展論的理論結構

2.1發展一般問題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帶來了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加速全球化的進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國經濟相互滲透的程度加深了，人們所關注的僅僅是各自國家的經濟發展，更加關注世界經濟總體發展狀況。而現有的狹義發展經濟學只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缺乏對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經回答不了現實提出的新問題，因此，發展經濟學必須開辟一個宏觀的研究領域—廣義發展論，專門研究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關系，使人們對經濟發展過程的本質有個總的概念。

廣義發展論將文化、制度和政策視為發展的內生因素。即在發展過程中，政策對發展起著最直接的作用，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進行的，制度安排決定了政策偏好，最終決定了經濟發展收益的歸屬，從而制度也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則對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變遷起著推動作用，因而，文化是發展的又一重要變量。那么，可以把發展簡單地表示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數：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內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內生化”，認為文化是影響經濟發展因素中產生最深刻的內生因素。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Rose.B)認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個民族(種族)在歷史長河中逐步積淀而形成的，其形成過程可以歸納為：遠古的生活環境所形成的行為偏好一長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種標準—標準逐漸被群體所認同一最終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說文化因素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深刻的內生因素，是因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隱蔽性和超越性，所謂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經形成就具有很強的穩定性，除非當經濟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革，文化模式才會出現明顯的變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會長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傳統；所謂隱蔽性，是指文化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深厚的、滲透到大眾生活中的無意識的層面，較之經濟、政治結構具有更大的韌性，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所謂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層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價值取向。它是大眾所認同的價值觀和道德倫理標準，它不僅改變個人的發展，而且改變整個民族的發展進程。一種文化的價值觀是否鼓勵獲取財富的經濟行為、對個人財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財富，更確切地說，是否把財富用于生產性的投資，都對經濟發展起著抑制或促進作用；2、商業進取精神。這是發展商品經濟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對財富的向往(對財富的向往程度取決于財富所帶來的邊際滿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動性和冒險精神。其中，冒險精神指的是愿意改變個人的職業，這意味著可能背井離鄉，但發展往往需要這樣的流動；當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經濟發展，而是通過影響制度層面間接地決定經濟發展，它起作用的載體是“文化經濟人”。經濟學從人性的角度將經濟行為主體定義為“經濟人”，但事實上，一切行為主體及其執行經濟行為都是在特定的社會人文環境下進行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人”實際上應是“文化經濟人”。

3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應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決定廣義發展論是否具有社會功用的關鍵，這個模式的意義不僅在于闡釋了文化、制度和政策這三者相互作用的機理，主要在于它在現實中的可操作性、可運用性。我用“誘導發展”這個概念來表示模式的操作過程。簡單地說，“誘導發展”就是對模式地逆向運作，有兩種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變遷－文化整合－文化變遷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變觀念－文化變遷。第一種運作方式是通過政策選擇推動制度變遷，從而追使傳統(上接第35頁)文化、觀念發生變化，從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促進經濟發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層面，而是通過制度這一中間層，因此是漸進式變遷；第二種運作方式是政策選擇直接作用于經濟行為主體，由于經濟行為主體使文化發生作用的載體，其思想觀念的變化最終將導致文化變遷卜克因素，從而利于經濟發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載體，使文化遭到直接，劇烈的沖擊，因而是突發式的變遷。這兩種運作方式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政策選擇首先作用的層面。對于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來說，使用第一種誘導發展方式較好，因為這樣可以避免文化層面直接遭受沖擊，以漸進的方式進行變革可以減小變革成本。而對子歷史并不悠長的國家，直接使文化發生變遷，一不僅加速了變革進程，而且也使變革以較小的成本進行，因此，第二種誘導發展方式更適合。

4廣義發展論的意義

廣義發展論是就發展經濟學學科建設而提出的，它重新回答了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為何陷入危機和發展理論為何在國內外學界的理論研究中處于低潮這兩個問題，是針對發展經濟學存在的理論缺陷和現實對發展理論研究的要求而提出的一個研究發展問題的新思路。

廣義發展論亦是經濟學的重要延伸。在發展中國家，需要用比傳統經濟學更廣闊的視野來考察經濟問題，也就是說，必須在一個相互聯系的全球社會系統內進行分析，這個社會系統是指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因素之間相互依賴的關系。其中，非經濟因素包括：對生活、工作和權利的態度；公開的和隱蔽的官僚政治及行政機構；親屬關系和宗教類型；文化傳統；土地占有制度：政治機構的權利及完善程度；大眾參與發展決策、活動的程度；經濟社會等級森嚴程度。在國際層面上，還必須考慮全球經濟運行的組織和規則是如何制定的、被誰所控制，以及哪些人從中獲利。這些非經濟變量內生于經濟系統中，決定國內和國際總的發展進程。廣義發展論正是注重了對非經濟因素的研究，從文化、制度和政策三者的相互關系中，揭示了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本質過程，超出了單純經濟學的范圍，所以說，廣義發展論是經濟學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