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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經濟形勢，后改革時代，發展趨勢，宏觀走向

論文摘要：本文分析中國現階段經濟形勢，形成了五個基本判斷：從國際經濟發展形勢看，“后危機時代”即將過去；從中國經濟發展態勢看，總體處于健康發展期；從改革進程看，中國進入了“后改革時代”；從經濟發展階段看，中國處在“雙重并存”階段；從區域發展看，中國仍處于非平衡時期。未來，中國在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發展拉力、經濟發展環境、經濟發展重點和經濟發展熱點等五方面會出現一系列新的變化。

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在未來一段時間以及更長遠的“后改革時代”，中國經濟能否繼續保持高速發展態勢？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質量怎樣，總體上是健康的、良性循環的，還是如一些學者所說是不健康的、惡性循環的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怎樣，前景是較為光明充滿希望，還是充斥著不確定性和矛盾？這些不僅是決策者需要應對的核心難題，也是經濟學家要厘清的關鍵問題，更是切乎社會公眾實際利益的熱點話題。

一、對現階段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

基于現階段經濟形勢的分析，得出以下五個基本判斷：

（一）從國際經濟發展形勢看.“后危機時代”即將過去

世界主要國家現已基本渡過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復蘇勢頭還將持續，并不會出現部分機構與經濟學家預測的情況：金融危機還將繼續導致世界經濟深度運行，或者出現“二次探底”甚至是新一輪的衰退（張宇燕、田豐，2010）。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以七國集團為代表的發達國家2010年GDP增長率大都恢復至或接近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2006、2007兩年的水平。金磚四國中只有俄羅斯，七國集團中只有意大利、英國、法國復蘇較慢（表1、表2）。

（二）從中國經濟發展態勢看，總體處于健康發展期

經濟健康發展的標準是“長期平穩較快”。具體來說，應從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結構與經濟拉動三方面進行考量。

1.經濟保持了長期較快發展，增長速度合理

經濟發展速度可以從GDP、財政收支、消費、投資與對外貿易、城鄉居民收入與城鎮失業率等方面進行考察。第一，GDP增速長期在高位穩定。中國GDP從2000年的99214.6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億元，11年間增長了301.13%.年均增長率達到9.88%。這樣的增長速度不僅遠遠好于世界經濟的同期表現，也好于或接近高增長地區在歷史上的最佳表現。同時，經濟波動幅度也較小，峰（2007年）谷（2000年）差為4.6個百分點，經濟增長高位收斂趨勢顯現。第二，財政收支均保持了較快增長。2000～2009年，中央財政收入從13395.23億元增加至68518.3億元，財政支出從15886.5億元增加至76299.93億元，10年間分別增長了411.52%和380.29%。

資料來源：2007－2009年數據來自李羽中（2010）；2010年數據來自公開資料整理。

中國經濟能在較長時間保持這樣的高速增長是合理的，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第一，中國增長能量釋放的時間應當與受壓抑的時間成正比。從對世界經濟史的考察中可以發現，中國并非面臨著“大國崛起”的問題，而是如何“復興”或“恢復”的問題。1700年中國GDP占世界GDP的25%，鴉片戰爭爆發前的1820年，這一比重上升至32.9%。但是經歷了百年的殖民、戰亂與社會動蕩后，到了1949年，這一比重降到5%，1978年再降到4.9%。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2009年這一比重上升至8%。而按照安格斯，麥迪森（2008）的計算，中國經濟將在2030年恢復在歷史上的地位，GDP將占到世界GDP的25%.而一些經濟學家與機構則預測，到2040年這一比重將達到40%（福格爾，2009）。第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與中國人致富的欲望存在巨大矛盾。2009年世界182個國家和地區按人均GDP排名，中國位居第100位，不僅低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還低于同為轉型國家的俄羅斯、白俄羅斯，甚至低于秘魯、阿爾巴尼亞等發展中國家（見表4）。

2.經濟結構不斷優化，但問題仍舊突出

近些年來，中國經濟結構逐步優化。第一，三次產業結構逐漸優化。改革開放32年來，中國第一產業比重穩步下降，第二產業保持穩定，第三產業持續上升。三次產業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28.2%、47.9%和23.9%轉變為2010年的10.18%、46.86%和42.96%。第二，城鄉結構日趨合理。2000年以來，城鎮人口比重從36.22%上升至2009年的46.59%：而農村人口比重則相應從63.78%下降至53.41%，城鎮化率不斷提高。

同時應看到，經濟結構調整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問題仍舊比較突出。第一，產業結構方面，與世界主要國家相比，中國第三產業比重相對偏低。2010年中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為42.96%，低于美國的78.90%、日本的72%、英國的72.80%、法國的65.50%和印度的54%。第二，城鄉結構方面，與世界主要國家相比，中國城鎮化率依然偏低。2007年中國城鎮化率為46.59%，低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英國的90%、澳大利亞的88.9%、美國的85%、法國的77.6%、德國的73.7%、日本的66.6%，也低于俄羅斯（72.8%）、巴西（86%）等，僅高于印度的29.8%。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計算整理。

3.國民經濟三大拉力分布合理

第一，資本和消費對經濟拉動巨大是合理的。中國資本形成和最終消費兩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一直保持在較高位置，進入2000年以后，資本形成的拉動作用逐漸超過了最終消費的拉動作用。之所以說合理，原因在于中國公共投資（公共消費）歷史欠賬太多，發展滯后，所以現在中國總體上仍然處于投資拉動階段。同時個人消費并不滯后，只是消費結構不合理，物質消費比重較高，精神文化消費比重偏低，這導致了最終消費對經濟的貢獻近幾年略低于資本形成的貢獻。第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變化劇烈是合理的。進出口本身就會受到國際市場的外部擾動而發生劇烈波動，此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力在2009、2010年出現了負值，分別為-3.9和-0.6個百分點（見圖一）。

（三）從改革進程看，我國進入了“后改革時代”

將中國過去32年的改革時期稱為“前改革時代”，將未來的改革時期稱為“后改革時代”。進入后改革時代，中國的改革要實現四個轉變：

第一，改革的主題由“發展”轉變為“和諧”。在前改革時代，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落后，人們生活困難，當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經濟發展成為我國的主旋律，在這一階段“發展是硬道理”。在后改革時代，中國經濟和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與提高，但其他問題的解決卻相對滯后，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不協調的局面。因此，在這一階段“和諧是硬道理”。

圖一：1978－2010年中國國民經濟三大需求對GDP的拉力

注：2010年數據為2010年1～3季度數據。

資料來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網站數據及公開數據整理。

第二，改革的性質由對生產關系的調整轉變為對生產力結構的調整。在前改革時代，我國的主要矛盾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不適應產生的矛盾，因此改革的性質是生產關系的自我調整與完善。在后改革時代，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滯后和經濟結構不合理，改革的性質也變為對生產力構成要素結構的創新，包括觀念創新、文化創新、管理創新、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生產流程創新、產品創新、經營模式創新、企業家創新及企業組織創新等。通過企業“知識創新一技術創新一產業創新”三位一體創新體系的建立，促進我國生產力結構的優化升級。

第三，改革的任務由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的“分離化”轉變為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的“一體化”?！胺蛛x化”是指在前改革時代，有能力的人從一般人群中分離出來，由此出現了富人與窮人的分離；擁有特殊資源的地區從一般地區中分離出來，通過政策先富起來，由此產生了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分離；城市利用自身優勢先富起來，由此加劇了中國本就存在的“二元結構”。

二、中國經濟發展未來發展趨勢預測

基于上述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從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發展拉力、經濟發展環境、經濟發展重點、經濟發展熱點等五個方面對中國未來發展趨勢進行預測。

（一）從經濟發展速度看，我國仍然會保持較快發展速度

1.導致經濟高速發展的因素依然存在

第一，經濟條件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國地域廣闊。中國有廣闊的內陸地區和尚未開發的海洋區域，這意味著發展余地很大。二是中國人口眾多。截至2009年底，中國人口達13.3474億人，占世界總人口67.5036億人的19.77%，人口過多雖然會導致各種人均指標偏低，但龐大的人口規模意味著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另外“龐大的人口規模以及有利的人口結構為勞動力形成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高帆，2010）。三是中國發展層次低。一個國家由低到高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般要經歷“從無到有一從少到多一從量到質”三個階段。中國現在處在從少到多和從量到質的轉變階段。從以上三方面來看，中國的高速發展可以保持一段時間。

第二，市場機制方面的因素：經濟人最大化。中國32年改革開放發生的最大變化以及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逐步喚起了人們對財富合法追逐的熱情，拓寬了獲得財富的渠道，完善了對已獲得財富進行保護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簡而言之就是順應了市場經濟中“經濟人最大化”的基本假設。而中國的改革進程遠沒有結束，對經濟人最大化的認識還會進一步加深，每個個人和企業的致富欲望還遠未被滿足，保護私人財富的各種制度框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這些市場機制方面的因素都會促使中國在較長時間內保持快速發展。

第三，政治體制方面的因素：中國由上到下層層發包、層層考核的行政管理體制導致了地方政府官員有強大的晉升激勵和錦標競賽熱情。而各項總量經濟指標因為最易統計、最能減少分歧和相對公平，而被作為考核政績的標準。從政治體制方面來說，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將持續一段時間。

2.“后改革時代”新因素的加入拓展了新的發展空間

第一，由規模到結構的轉變。前改革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內涵與外延表現為數量規模的擴張和外延的擴大，而后改革時代則應轉變為“數量規模合理、內涵擴大為主”（簡新華、李延東，2010）。而內涵擴大的關鍵就在于結構的調整，將經濟拉動結構從投資一出口主導轉變為內部需求（特別是國內居民需求）主導；將產業結構從傳統制造業主導轉變為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協同主導；將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從依靠粗放式的要素密集投入轉變為依靠集約式的技術和制度創新投入。

第二，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中的農村規模經營與農村城鎮化的推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作為“后改革時代的關鍵”，其中，農村規模經營與農村城鎮化的推進為中國拓展了新的發展空間。一方面，由于農村各種生產要素過渡分散，導致現代農業生產方式、農村商貿流通體系和農村土地流轉制度都難以建立。所以必須整合各種分散的生產要素，推動農村人力、土地兩大資本再配置，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經營。另一方面，中國“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基本結束，后改革時代面臨的問題是在農村如何實現城鎮化，在城市如何使流動的“農民工”變為固定的“城市人”。

第三，公共消費的拓展。“后改革時代”中國經濟的另一個拓展空間是民生事業、民生工程等公共消費領域。中國公共消費十分滯后，一方面表現為在基本交通、基本醫療、基本教育和基本住房等一系列帶有公共產品性質的領域存在過度市場化的問題：另一方面表現為高層次的、特殊性的公共消費產品供給較少，在疑難疾病治療、特護機構、職業學校等領域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要改變這種滯后局面，關鍵要解決體制與認識問題：公共消費到底是公益性行業還是經營性行業.應該由政府壟斷公共資源還是讓民間資本進入。

（二）從經濟發展拉力看.投資拉動仍然是重要手段之一

從消費角度看，消費時代的到來，即消費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拉力有其先決條件－－國民收入的大面積提升，而這一條件的成立又要求“三個提高”：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基本結束，以提高國民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重；產業完成由傳統制造業向現代農業、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的轉型，以提高廣大人民的收入；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勞動、資本、土地、能源等傳統要素轉變為依靠技術與制度等新型要素，以提高一國在全球分配中的份額。顯而易見，這三個提高在中國都未實現。同時，中國物質消費在數量上并不滯后，只是質量和層次有待提高，而要實現這種提高，進一步形成以高層次的精神消費拉動為主的格局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急于強調向消費拉動轉型是不合時宜的。

（三）從經濟發展環境看，平均利潤率形成的外部條件趨好

平均利潤率的形成主要面臨以下三方面障礙：一是資本等要素無法實現自由流動，價格機制無法發揮配置要素與資源的作用。二是現階段“暴利”與“微利”交替并存，產業發展中羊群效應過于明顯。當某一產業利潤率高時，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企業紛紛進入，項目紛紛啟動，導致產能迅速過剩，在很短時間內該行業就由暴利行業變成了微利行業。三是一些壟斷部門打著支持改革之名，行阻礙進一步改革之實。現階段出現了一些促成平均利潤率形成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新36條”的出臺。2010年5月，國務院公布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13號，簡稱“新36條”），其中明確鼓勵民營經濟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商貿流通、國防科技工業”等6大領域、18個具體行業，尤其鼓勵民營經濟重組聯合國有企業并參與國企改革，要求全社會為民間投資創造良好環境。民間資本更多的參與進入為平均利潤率的形成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外部條件，同時還能推動中國發展方式的轉型和包容性增長的實現。

第二，對壟斷部門的改革。對壟斷部門進行改革，為平均利潤率形成創造條件有三個要旨：一要澄清“民進國退”與“國進民退”的本質。資產、資源流向配置效率更高，更具規模經濟效應的主體理所應當，而過分追究這一主體的所有制屬性意義不大，無論是壟斷部門，還是民間資本，誰認清形勢越早誰越占主動，而“國”和“民”的聯合乃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所以雙方的正確選擇都應是主動與對方聯合，在互相借勢發展中實現共贏。二要實現壟斷部門的產權多元化。

（四）從經濟發展重點看，將會出現一些新的重點領域

第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開篇即指出，“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本唧w來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見實效，促進經濟增長實現“三個轉變”：一是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同時，還應處理好五對關系：一是在發展與穩定之間，注重穩定；二是在速度與效率之間，注重效率；三是在數量與質量之間，注重質量；四是在近期利益與與長期利益之間，注重長期利益；五是在局部效益與全局效益之間，注重全局效益。

第二，協調區域發展。最近的研究表明，從1990年開始，中國區域間經濟增長分化趨勢明顯：一方面，全國范圍內的β一絕對收斂趨勢已不復存在；另一方面，傳統的東、中、西三大區域相繼分化成了具有不同收斂特征的“收斂俱樂部”，同時這種收斂速度在降低，收斂的半生命周期也在延長（潘文卿，2010）。面對區域經濟差距逐漸擴大的事實，應從以下三方面上下功夫：一是針對不同區域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實行差別化政策；二是完善不同區域的總體發展戰略，其中重點是區域內城市、產業發展的布局和規劃：三是在區域內發揮大城市的滲透、輻射、帶動作用，進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第三.統籌城鄉發展?！敖y籌城鄉”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路和戰略舉措，無論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還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是建立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基礎之上的，都要服務于這一戰略思路和舉措。具體來說，統籌城鄉要做到以下十方面統籌：一是統籌城鄉建設規劃，二是統籌城鄉市場體系，三是統籌城鄉產業布局，四是統籌城鄉經濟主體，五是統籌城鄉公共服務，六是統籌城鄉基礎設施。

（五）從經濟發展熱點看，將會出現一些新的熱點地區和產業

1.熱點地區

第一，中西部與東北地區。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獲得了國家傾斜性的政策支持，有我國內陸唯一的國家級“開發開放新區”－－重慶兩江新區：有4類6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07年6月設立的成都和重慶“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07年12月設立的“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國家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0年4月設立的“沈陽經濟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0年12月設立的“山西省國家資源型經濟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占國家批復的9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2/3。

第二，中國二三線城市。一方面，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已經受到如人口飽和、交通擁堵等問題的制約，發展余地和空間已經不大。另一方面，中國大量的二線、三線，乃至四線城市的發展空間還很大，它們在避免向國際化都市邁進過程中出現“人口爆炸”、“堵城”、“偽城鎮化”等問題的基礎上，可以有選擇地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可以發展與自身資源稟賦和要素優勢相匹配的特色產業。從這一正一反兩方面來講，二三線城市是中國經濟新一輪發展的熱點區域。

第三，既適合生存又適合產業發展的農村地區。在這些地區應采取以下四個“三位一體”模式：一是采取“縣城一大鎮一大村（社區）”三位一體的農村城鎮化模式；從長期看，采取“縣城一社區”的城鄉一體化模式。二是采取“鎮辦小學一縣辦初中一市辦高中”三位一體的教育資源布局模式，提高城鎮教育質量，實現城鄉共享教育資源。三是采取“1/3的人員外出務工、1/3的人員在縣城就業、1/3人員在村鎮務農”三位一體的人員居住布局與勞動力轉移模式，從而從根本上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

2.熱點產業

第一，戰略性新興產業。2010年10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指出未來中國應著力發展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其中高端裝備制造業是基礎，其他六個產業要發展，要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都離不開裝備制造業。比如新能源產業中風能的發展關鍵在于高性能風機的生產，而新能源汽車產業本身就是高端裝備制造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還要注意以下四方面：一要注意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是密切結合、相互銜接的，不能離開中國已有的產業基礎完全另搞一套；二要注意培育相應的生產性服務業，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疏通渠道，搭建平臺：三要注意在各大區域，各個國家級“試驗區”、“經濟區”，各省之間進行協調，依據當地資源、市場和原先產業優勢有針對性、有選擇地發展；四要制定嚴格的“市場準入”標準，肪止各地一哄而上盲目發展。

第二，現代能源化工與綜合交通運輸產業。之所以說現代能源化工是熱點產業，是因為能源化工幾乎是全部工業、建筑業和制造業的上游和前向產業，中國是工業大國、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建筑業第一大國，又是世界能源生產和消費第二大國（僅次于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