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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個體戶作為中國社會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和改革開放時期對中國市場的培育、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初中期到現在，個體戶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本文針對這種現象對縣的個體戶進行實證研究，研究表明縣政府的權力經營讓個體戶不堪重負，他們的經營受到了負面影響；與此同時，縣惡劣的市場環境也是使個體戶利潤空間縮小的關鍵性因素之一。過分依賴財政收入的政府和不利的市場環境導致了個體戶的衰落。

關鍵詞：個體戶；政策環境；市場環境

個體戶作為中國社會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和改革開放時期對中國市場的培育、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初中期到現在，個體戶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歷史和現實的情況證明，政府和市場是影響中國個體戶興盛與衰落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對個體戶發展變遷的分析和研究也必須沿著政府政策和市場環境兩條主線進行下去，這樣才能把握住研究的核心。為了彌補社會學界對個體戶經驗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湘中縣為例，通過個案分析從社會學的角度對個體戶近二十年的發展變遷進行系統的實證研究，試圖從制度和市場的雙重角度出發來對縣個體戶的變遷進行研究分析，以了解影響個體戶經營的深層次原因。

一、政府權力經營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階段，經濟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心和核心任務，各級政府開始把經濟發展作為核心工作目標，其中，GDP的增加則成為考核地方政府部門、官員業績的核心標準。這種體制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在某些方面束縛了政府的手腳，暗中轉移了政府的部分工作職能，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政府職能范圍的不恰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1．政府部門的尷尬處境與權力經營由于財政計劃過高、“分稅制”分紅和稅種、費用種類過多等財政體制方面的一些問題，縣政府不斷地在公益部門和營利部門的尷尬處境中矛盾著，但為了部門利益又不得不想法設法地積極尋找“稅源”以完成財政計劃，政府的工作職能也因此而悄然地發生著變化。迫于政績考核的需要，也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虛報的GDP值增長→財政任務加重→地方稅收任務加重→第二年虛報GDP值繼續攀高→財政任務更為繁重→地方稅收任務更為加劇→第三年虛報GDP值再攀高→……在縣政府下達的必須完成年度財政計劃的行政命令的壓力下，各部門深知完成任務并非易事。但任務是“死”的，各職能部門既不能偷、也不能搶，就只能是各施其法、各顯神通了。作為政府部門，也許缺錢、缺人，但唯一不缺的就是“權力”，有權好辦事。只要能“經營”權力，就能利用權力生財，維持部門生存，保障部門利益。

比如，2003年《新交通法》的頒布本意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公共交通安全，嚴懲違法、違章行為，從而達到減少交通事故發生的目的。由于超載是引發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且超載行為屢禁不止，因此《新交通法》加大了對超載行為的懲罰力度，目的是希望以此來對超載行為有所約束。然而，在縣，對超載的嚴懲卻成了交警部門抓收入、抓效益的良方。他們運用對超載的處罰權來增加部門收入、完成或超額完成年度財政計劃。這樣一來，處罰超載以維護公共安全的目的被扭曲。被訪談的6名司機向筆者反映，他們因超載被罰款后從未被強制原地卸貨，而是可以載著超載的貨物繼續行使。并且據他們講，憑著罰款單通常可以“安全”超載1個月，在這1個月內只要出示本月已經被罰過的罰款單，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再罰。事實上，超載處罰單在縣已成為車主花錢買的“包月免罪金牌”。只是能否真正包月還得看運氣，如果哪天碰上“嚴打”或者“運動”等“倒霉事”了，就算帶上“免罪金牌”也照樣被罰。實際上，目前縣對超載的處罰并未起到預想中的維護公共安全的作用，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交警部門創利、創收的手段。對超載的處罰除了讓縣個體車主損失錢財、給職能部門創收外，難以起到教育與監督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不僅誤導個體車主，而且使干群矛盾激化。

政府部門“經營”權力也使得個體車主、個體汽車修理行的負擔加重。在訪談中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尤其在最近幾年，稅費每年的增長幅度較大，在年營業額中的比例持續攀升，讓他們不堪重負，有些老板因此不得不退出汽車修理行業。并且，在調查中筆者了解到，有時候縣政府在完不成年度財政任務的情況下，個體戶還必須繳納“預收稅”（即今年繳納明年上半年的稅，先支付后開店）以填補政府的財政空缺。過重的稅費與不合理的收費給個體汽車修理行的經營帶來了負面影響，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他們的經營積極性，而且還阻礙了他們擴大再投資的行為。

2．政府官員的權力經營政府官員作為掌控權力的主體，完全有能力將權力資源變形為市場競爭者所亟需的社會網絡資源，只要準確地掌握了權力信息，競爭者便擁有了重要的社會資本。對縣的調查了解到，政府某些官員為了獲得私利，也在運用權力資源進行官商勾結，從中獲得私有財產。

一是中飽私囊。政府職能部門的不少基層執法人員存在著收費、罰款不開票的現象。這一方面是由于權力在基層執法人員手中的靈活度太大，如他們可以決定收費和罰款的具體金額的多少，只要不超出核定范圍即可。由于我國核定的收費和罰款的范圍跨度太大，有些項目甚至有幾十元到幾千元的跨度，這樣一來，就給基層執法人員提供了權力經營的方便，收費與罰款的主觀性與不規范性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積極有效的監督機制。這就是說基層執法人員到底收費、罰款與否，開票與否，收費、罰款的具體金額究竟是多少等問題很難查證，人為操作的可能性太大，沒有積極有效的制度和規范來約束與監督。這樣一來，個體戶的錢被收上去了，但錢是否能全部進入縣財政卻是無法保障的。

收費與罰款的金額進入了公共賬目還是中飽私囊了，無從查證。這樣的運行體制很難保證官員的公正不阿、秉公執法，反而會滋長腐敗之風。

二是將權力變形為社會網絡資源。

隨著市場轉型的深化，縣的個體汽車修理行如雨后春筍遍地開花，彼此之間的競爭也日趨激烈。1992年，為了更好地規范個體汽車修理行市場，國家有關部門將修理行劃分為一類維修企業、二類維修企業與三類維修企業，劃分標準是根據修理行規模大小、技工人數的多少、檢驗人員的數量等指標進行歸類。縣也根據此標準將該縣的個體維修企業進行了劃分。由于該縣的生產力欠發達，該縣并沒有一類維修企業，只有二、三類的個體維修企業，但并沒有完全符合標準的二類維修企業。這樣，在縣，個體汽車修理行一旦被評上二類維修企業就意味著可以享受某些特殊資源與特殊利益。為了能被評上二類維修企業，縣個體汽車修理行想方設法地“找關系”、“拉關系”，通過親戚、朋友、老鄉等關系去與相關政府部門官員“建立網絡關系”和“維持網絡關系”。許多政府部門官員則利用他們擁有的權力資源，并將其轉化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因為只要他們開開金口、打個招呼，就能給個體汽車修理行解決許多頭疼的事情，而官員也會因此得到回報，如禮金、回扣、禮品、名牌煙酒等。就這樣，縣某些官員玩弄著權力經營的游戲，樂此不疲。

二、市場環境的影響縣經濟的整體衰退和個體車主、個體汽車修理行的供大于求所引起的市場競爭加劇是縣惡化市場環境的兩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他們的存在導致了個體汽車修理行階層的向下流動和個體車主在夾縫中求生存的艱難處境。

1．市場環境惡化導致個體汽車修理行階層向下流動改革開放初期至80年代末，縣個體汽車修理行階層曾經是風光無限，但90年代以后生意愈作愈艱難，利潤空間不斷縮小。惡劣的市場環境導致縣個體汽車修理行的從業者向下流動，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行業優勢消失殆盡，經濟地位下降。個體汽車修理行的經濟收益與勞動付出之間的比例在不斷下降。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C談到：現在一個月能搞2、3個大修就很不錯了，而且因為開的店多了，大修本來是要收700、800元的，但是大家都把價格壓的很低，400元就給修。90年代中期以前，1年總是能存個1萬塊錢，現在根本存不到錢。同時，相比較而言，其他行業的經濟收益與勞動付出的比值在不斷上升，甚至是那些在技術要求、勞動投入、資金投入等方面比修理行業要求低的行業，其經濟收益與勞動付出的比值也逐漸與修理行業持平甚至更高一些。

第二，個體汽車修理行從業者社會地位下降，生活水平降低。調查發現，縣個體汽車修理行從業者不僅經濟地位下降，社會地位也在下降。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D談到：以前還說修理工還有門技術，能賺錢，別人還瞧得起。現在修理工是最下賤、最讓人瞧不起的職業，可能就比挖煤的好一些。并且，無論是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還是個體車主（“外人”），都對汽車修理目前的職業地位的評價較低，而且雙方有一個共同點便是他們對汽車修理行業過去的社會地位評價較高。可以看出，汽車修理行業的社會地位是下降的。不僅如此，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評價也甚低。盡管事實并非如此，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他們有極大的不滿與失落情緒，這種落差讓他們難以接受。

第三，個體汽車修理行吸收社會剩余勞動力的功能逐漸弱化。在改革開放初期到90年代初，縣個體汽車修理行頗具行業優勢，想學徒的人趨之若鶩，還得想方設法地托親戚關系、朋友關系才有機會進入。由于個體汽車修理行需要的徒弟數量較多，吸收剩余勞動力的功能也是比較強大的。然而，近年來，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現在徒弟難招，數量少，勞動力的缺乏成為他們在經營中遇到的困難之一。這主要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第一，個體戶的行業優勢喪失，利潤空間越來越小。第二，計劃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實是學徒人數減少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隨著市場轉型的深化，中國市場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從而給社會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多樣的就職選擇，許多青壯年勞力被輸出到廣東、北京等大城市打工，月凈收入不比一般的縣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低。可以看出，隨著市場轉型的深化，中國市場的職業種類呈多樣化趨勢，人們的就業選擇面也不斷拓寬，汽車修理在縣失去了以往的行業、利潤與聲望優勢，成為了冷門職業，個體汽車修理行吸收社會剩余勞動力的功能不斷弱化。

2．個體車主在夾縫中求生存在同一市場環境下生存的個體車主也面臨著類似的境況。上世紀80年代，正是縣個體車主從零散的個體發展到社會群體的一個起點時期。那時候的個體車主雖然表面上看來是“開車的”，但實則是“擁有社會稀缺資源的”、“富裕的”、“令人羨慕的”職業。由于當時社會物質缺乏、物流不便捷、交通運輸落后，擁有汽車的個體車主們甚至有與政府部門進行互換資源的可能性。然而，時過境遷，個體車主已失去了以往的行業優勢，收入逐年下降，職業地位逐步向下流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以往支持個體車主形成與發展的外在結構性因素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市場壓力與制度壓力像兩塊巨大的夾板將個體車主夾在夾縫之中。

第一，制度的壓力與市場的壓力讓個體車主左右為難。

2003年10月審議通過的《新交通法》，主要是突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以保護交通參與者人身安全和切身利益為出發點，同時也明確了政府各部門的職責。然而，縣的個體車主卻為《新交通法》的實施而傷透腦筋，尤其是新法規中對超載懲罰力度的加大，讓縣個體車主難以承受。但他們又迫于市場競爭的壓力而不得不違反法律、法規，冒著生命危險與被罰款的風險，開著超過荷載量100％、甚至1000％的貨車早出晚歸，企圖逃離制度的網絡。制度的壓力與市場的壓力讓縣個體車主在夾縫中喘不過氣來，遵守制度還是維持生存的兩難選擇讓個體車主處于矛盾之中，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矛盾之一：超載還是不超？按《新交通法》的規定，超載是違法的，然而，現實卻是市場給出的運輸價格僅夠成本（油費、汽車維修費、養路費、稅費等）開支，幾乎無利可圖。在筆者的調查中，無論是個體汽車修理行老板還是個體車主均反映：不超載就無法生存，就算超載了，一般的個體車主一月也只有凈利1000元左右。這個凈利是冒著生命危險所賺來的。任何一個車主都明白超載會引發安全事故，他們因超載而喪命的朋友不在少數，但是他們卻不得不為了生存而鋌而走險。在第一個矛盾中，他們選擇了超載。

矛盾之二：買報廢車、組裝車還是二手車、新車？報廢車、組裝車帶來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嚴重威脅車主的生命安全，引發交通安全事故。為了維護公共安全，近年來政府著力打擊報廢車、組裝車市場，而且對于非法販賣報廢車的違法個人和組織采取非常嚴厲的懲罰措施，輕者罰款、重則坐牢。然而，報廢車卻屢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市場剛性需求的存在。對于大部分不富裕的縣個體車主來說，盡管開報廢車、組裝車是很不安全的，但是很合算。第一，報廢車便宜，對于手頭上只能拿出1、2萬元的車主來說，這是比較合適的；第二，買報廢車易于收回成本，因為開貨車本來就得冒較大的風險，花4－8萬元去買輛二手車是否能收回成本是很難預料的，尤其是在縣經濟萎靡與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第三，報廢車萬一被政府沒收了，如果積極疏通關系，一般還是能把車要回來。因此，對報廢車的剛性需求和部分政府官員的以權謀私導致了根除“黑車”的可能性比較渺茫。在第二個矛盾中，個體車主選擇了違規購買報廢車與組裝車。

矛盾之二：按規定對汽車進行安全檢查還是渾水摸魚？為了保障交通安全，《新交通法》規定汽車每個季度都必須在二類維修企業作一次二保檢修，檢修合格后方能拿到由二類維修企業出具的二保單，4張二保單決定了汽車是否有參加年檢的資格。然而，在縣，由于交通部門對二保單的管理存有紕漏，這便為個體車主提供了渾水摸魚的可乘之機。

實則，二保單作為汽車檢修的合格證應該是由公共部門來統一頒發，而不能由營利性的維修企業來提供。就如同企業的營業執照、合格證書一樣應該由政府職能部門進行審核后頒發，否則，就會像縣的二保單一樣成為市場流通的交換物，非但沒有起到應有的價值，反而會攪亂公共秩序、阻礙職能部門的管理。正是由于二保單的市場可流通性，縣個體車主抓住這個漏洞，盡量地節省成本，部分具有安全意識的個體車主會堅持每個季度在三類維修企業作一次二保，然后在二類維修企業購買二保單，還有部分個體車主干脆省去了檢修的步驟，直接購買二保單以應付檢查。在第三個矛盾中，他們選擇了渾水摸魚。

第二，個體車主在市場與制度的矛盾中尋求平衡。在對市場壓力與制度壓力的選擇上，個體車主只能服從市場，求得生存，然而，制度規章的存在對他們的結構性約束是不容忽視的。如何在這一對矛盾中尋求一個平衡點是他們極力追求的目標。

在具體做法上，縣個體車主每天在政府部門上班前、下班后的時間段內工作，也就是早上6點之前，晚上8點以后。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白天貨車一般都是在修理店修車、補胎或是停放在自家門前，個體車主則在玩牌、睡覺、喝酒。一到晚上，大家便乘著夜色開車出門裝貨，直到深夜，早上如果起得夠早，在清晨4點鐘左右，你就可以看到呼嘯而過的超載大貨車在馬路上疾馳。個體車主們就是這樣在市場壓力與制度壓力的矛盾中尋求平衡點的。他們既不可能完全不顧及規章制度的約束，白天也出門運輸賺錢；也不可能完全遵循規章制度辦事，那樣他們就難以生存，他們試圖逃離出制度的天羅地網，尋求制度網絡所覆蓋不到的時空地帶與空白點，頑強“抵抗”日趨嚴峻的市場壓力與制度壓力。

然而，作為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地對縣個體車主的行為睜只眼閉只眼，他們每個月會偶爾在非正常上班時間段內（早6點前、晚8點后）在某條私人車經常路過的街道堵車。

由于時間是不確定的，不少個體車主也因此落入了法網。但李莉＞＞＞政府與市場：個體戶興衰的生存影響因素46是一旦有個體車主得知了內部消息，馬上就會向其他個體車主奔走相告，讓他們當天不要出去裝貨，有“險情”。盡管個體車主們迫于市場壓力彼此間的競爭比較劇烈，然而，在對“外”方面他們卻是異常團結的。他們就像是抗戰時期的游擊隊，左打一槍、右放一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個體車主們面對市場競爭與政府制度的雙重壓力“在排斥中團結、在團結中排斥”。

三、結論與討論

第一，政府權力經營和惡劣市場環境的合力對縣個體車主、個體汽車修理行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政府的權力經營導致他們的稅費加重、罰款過多，加上不定期的“關系費用”支出使他們的經營成本不斷“攀升”，不堪重負；而市場環境的惡化則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經營，造成了利潤空間的縮小。政府權力經營和惡劣市場環境合力下的個體戶面臨著成本不斷上升、市場競爭不斷升級的境況，利潤在下滑，他們在遭遇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困境。

第二，越是貧困的地區，個體戶的發展就越艱難。一方面，越是貧窮落后的地區，政府財政收入就越多地依賴于稅收、費收，政府壓給經營者的稅費負擔就越重，經營者無法承受壓力自然落荒而逃，這反過來不利于該地區的脫貧。另一方面，越是貧苦地區，市場就越缺乏活力，如何調動市場活力在中國主要是依靠政府，當政府把精力大部分投入到如何加稅的心思中，就鮮有精力去思考如何搞活經濟、搞活市場了，貧困地區便更難摘掉貧困的帽子。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縣工業一垮，政府的財政收入就開始告急，如何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是政府日思夜想的問題，要收入就只能找個體戶要，但個體戶財力有限，那就只能多設置費用、多罰款來進行創收。然而，政府創收了，個體戶就垮了，個體戶作為私營企業的過渡階段發展不起來，縣私營企業隊伍自然難以壯大，繼而會反過來影響縣經濟的發展。而與此同時，與縣同屬一個地級市的Y縣，其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以商業為主，Y縣政府采取著截然不同的做法――積極減免個體戶、私營企業的稅費，鼓勵經營、鼓勵投資，Y縣個體戶發展蓬勃，形勢一片大好。這便提出了一些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貧困地區的政府該如何擺脫對稅費的依賴，真正將搞活市場作為其工作的核心？政府應該如何真正給個體戶創造發展的空間和環境，讓他們的創業活力來帶動市場和地方經濟的發展？第三，個體戶的衰退是市場競爭的必然還是人為地“監管過嚴”，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如果是前者，這意味著個體戶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現階段個體戶“縮水”現象便是他們走向消亡的過渡階段；但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著政府對個體戶的“監管”不但沒有起到積極有效的作用，反而阻礙了個體戶的發展，逆市場潮流而行。本文認為，縣個體戶的衰落是市場競爭和政府“監管過嚴”共同作用的結果。很明顯，某些行業的個體戶由于資本少、投資小、技術含量低，沒有能力加入到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來，易遭市場淘汰，隨著市場轉型的深入，不少行業的個體戶被市場的洪流所湮沒。但是，大部分集中在第三產業的個體戶卻依然為市場所需，其中有些甚至還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得更為緊俏。事實上，在中國尚未完全開發的西部地區，個體戶有著廣袤的發展空間，因此，個體戶的“縮水”只能部分歸因于市場，還有相當部分原因則應歸咎到政府的“監管過嚴”。“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沉重的稅費負擔、缺位的創業服務等，是抑制創業活力的關鍵因素，勢必會影響個體戶的發展壯大，因此政府對個體戶的影響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王石川，2006）。

新的歷史時刻給個體戶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制度和市場要求。弱小無助、主要由來自社會底層人群構成、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積極扶持和良好市場環境才能生存的個體戶能否適應新時代的要求？政府應該對個體戶放任自流還是重新扶持？個體戶將來的路在何方？他們能否度過這艱難的時刻？這一切也許需要時間來回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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