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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新經濟增長理論深入地分析了經濟增長現象,把更多因素考慮到經濟增長中,并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經濟增長的機制。其中,制度因素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產權制度變遷決定了經濟增長。本文以廣東為例,探討產權制度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關鍵詞:產權制度;經濟增長;廣東;因素

我國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的進程,開展了一系列經濟制度改革,雖然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模式,決定了我國要素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短期性和多變性,但也為經濟增長實施了一場“制度實驗”。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和這場“制度實驗”的前沿地區,近30年來工業經濟高速增長,與產權制度的變遷緊密相連。

一、廣東經濟增長基本現狀

本文依據1949～2008年的廣東省工業生產總值及其增長率的數據,如圖1,圖2所示。(圖1、圖2)

從圖1與圖2中我們可以知道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廣東工業經濟增長的大致軌跡。主要有以下兩個特征:第一,建國以來,工業總產值基本保持上升趨勢,除個別年份經濟增長率為負。廣東的工業總產值已經從1949年的7.58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73,290.47億元,增長的數量驚人;第二,我國實施改革開放后,廣東省工業經濟增長的速度加快,特別是從1992年開始,工業經濟增長速度更加迅猛;經濟增長的波動性不斷變小。通過計算,1950～1978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13.48%,增長率的標準差為17.57%;1979～2008年平均增長率為22.42%,增長率的標準差為11.22%。對比可知,改革開放后,廣東省工業經濟實現了更快更平穩的增長。

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可能是多種多樣的,本文認為改革開放前后的制度差異是一個重要因素。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生產、投資都是按照國家計劃實施的。由于不同時期的計劃會帶來不同的投資水平,進而導致產出的不同。經濟計劃的不平衡性,帶來較大的經濟波動。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前的制度環境也不好。政治局面不是很穩定,各種合理的政策不能順利實施。這樣經濟增長的整體速度就較慢,并且波動性較大。

二、廣東經濟增長因素探析

改革開放后,廣東省工業經濟增長的速度明顯加快,并且經濟的波動性下降。經濟增速的提高在實踐中要歸功于因改革而改善了各種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

(一)需求的擴張。計劃經濟時期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忽視了輕工業的發展,以致輕工業產品供不應求。為了達到供給平衡,實行了全面的價格控制和配給制,其后果是消費受到了抑制。改革以后,經濟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消費需求不再被抑制,全面的價格管制逐漸被取消,導致了消費的快速增長。由圖3中可知,改革開放后廣東省消費以及人均消費增長迅速,如此快速的增長給廣東省的工業經濟增長帶來了強大的動力。(圖3)

(二)勞動力配置的市場化。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一系列就業體制改革之后,勞動力不再統一由政府分配,而是越來越多地由市場機制配置。如果把簽署勞動合同看作是勞資雙方的自由約定,是市場配置機制的一種體現形式,1982年深圳經濟特區就開始在新招工人中實行勞動合同制,而后逐步在全省推行。截至1988年底,全民所有制單位有10.5%的職工實行了勞動合同制。1987年4月,廣東第一個勞務市場——廣州越秀區勞務市場開業,接著,全省開展了形式多樣的勞務交流活動,把市場機制引入了勞動就業領域,創造了勞資雙方互相選擇的渠道。可見改革開放后,廣東省勞動力配置逐漸市場化。計劃經濟時期幾乎不存在勞動力的流動,改革以來廣東省勞動力的流動性也顯著增強,20世紀八十年代在廣東省打工的外省民工已高達400多萬人。

(三)融資渠道的擴大。計劃經濟時期,包括融資在內的所有經濟活動都是通過政府計劃組織的,生產所需資金和資本主要是通過預算內投資的形式投入的。因而,融資渠道和企業融資能力極為有限。改革以后,除了預算內投資外,銀行貸款、證券融資、外資引入等多種融資渠道被開辟,預算內投資所起的作用則越來越小,其他融資渠道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從圖4可以看出,廣東省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中,預算內資金所占比重逐年降低,利用外資、自籌及其他方式引入的資金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融資渠道的擴大為廣東省的工業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資本基礎。(圖4)

(四)技術引進和技術投資的加強。改革開放使得技術引進成為可能,外資企業在投資的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技術。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廣東對外技術合作一直采取以引進技術為主的方針,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接受香港約5萬家傳統產業的技術、設備轉移,到九十年代初又一輪引進產業結構調整所需的技術和設備外,還大量引進了消費品(電視、冰箱、洗衣機等)生產技術和生產線。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國際產業、技術轉移的新趨勢,跨國公司成為世界資源配置的主力,網絡模式、整個產業鏈轉移成為主要方式,產業結構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轉向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的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廣東再一次形成技術引進的高潮。進入21世紀后,隨著廣東產業結構再一次調整,實行適度重化的方針,以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為重點,又興起一輪引進技術和裝備的高潮,其標志就是汽車和石化產業。工業企業通過大力引進、吸收發達地區的技術,以低廉的成本獲取技術的進步,成為廣東經濟增長的驅動力。

三、廣東省經濟增長與產權制度變遷關聯性分析

改革開放后,廣東省工業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并且經濟波動性下降。究其原因,制度因素起著重要作用。但制度變遷和工業經濟增長之間是否真的存在一種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深入論證。從圖5可知,廣東省改革以來的經濟增長周期與上文劃分的改革階段正好對應。

1、隨著1976年“”的結束,政府工作的重點轉向了國民經濟的建設上,市場經濟因素的引進,四個經濟特區的發展,使得廣東省工業經濟快速復蘇。工業總產值增長率開始不斷上漲,1981年以13.78%的增長速度達到了第一個周期的峰值。

2、自1984年以來,第二輪的改革逐漸達到高潮,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發展的肯定,構成了廣東省工業經濟發展的動力。“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出和建設,價格雙軌制的采納和國有企業引入廠長承包責任制,都對工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這一輪改革導致了第二個經濟周期的高漲,1985年以23.38%的速度達到了第二個周期的峰值。(圖5)

3、第三次經濟的上升是第三輪的改革驅動的,這些改革措施包括:提出了建設“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機制,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廣東省對新的國有企業制度模式的積極探索,給予國有企業更大的自主權,《憲法》允許在一定程度內發展私營經濟及鼓勵外商投資。由于廣東省毗鄰港澳的地理優勢,并且廣東省抓住時機大膽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設備進行經濟建設,先是發展投資少、見效快、效益高、風險小的企業,與香港、澳門形成“前店后廠”的經濟關系,然后再積極引導外商,這一次改革使得廣東工業經濟增長速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速度(50.17%),攀上了第三次經濟周期的頂峰。

4、2000年開始了第五輪改革浪潮,非公有制經濟蓬勃發展,“入世”帶來的新商機,新型工業化的發展目標,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推動廣東工業經濟增速走向高峰,2003年以25.64%的速度和2004年以25.82%的速度達到了第五次經濟周期的頂峰。但是,可以明顯地看出,進入21世紀后,廣東省工業經濟增速開始放緩。

如果將廣東省的工業經濟增速與全國進行對比可以看到,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廣東省的工業經濟增長速度基本上都快于全國的工業經濟增速。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廣東工業經濟增長速度還比全國低3.2個百分點,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廣東省的工業經濟在此后迅猛發展。在20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多數年份里廣東的工業經濟增長都快于全國,僅在1985年、1994年和1995年這三年里低于全國的工業經濟增長速度。但是在2000年之后,廣東省的工業經濟增長放緩,漸漸落后于全國的工業經濟增長速度。本文認為,產業結構升級不到位、國有企業改革進入瓶頸階段、非國有經濟的歧視性行業限制和不公正的高門檻都是制約廣東省工業經濟發展的因素。

四、結論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制度的變化是區域經濟增長的決定性要素之一,尤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轉型國家的經濟增長有極強的解釋力。本文通過對廣東省工業經濟增長的分析,支持了上述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改革促進了廣東省工業經濟增長、新價格機制的形成、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這都是改革帶給廣東省新的生機。開放帶來了新市場、新的融資渠道,新技術的引進和技術投資的增加,成為廣東省工業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進一步對廣東省工業經濟周期和改革周期的比較可以看出,在產權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中存在一種關聯,并且得到了實證分析的支持。

主要參考文獻:

[1]柴華.從經濟增長模型的演變看制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5.6.

[2]代琳.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基于開封市數據的實證檢驗.2008.

[3]郭路.中國經濟增長的制度分析與實證研究[J].經濟經緯,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