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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前十年，世界經濟處于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呈現“新、變、亂”特征，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多極化進程加速推進，全球發展不平衡加劇。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將呈“亂、變、新”趨勢，“亂”于金融危機后遺癥治理，“變”于國際力量格局，“新”于全球治理機構。大危機潛藏大風險，推動大變革，孕育大機遇。

解讀1

世界經濟發展態勢生變

國際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陷入二戰后最嚴重的“大衰退”，經濟全球化則使所有經濟體均未能獨善其身。未來全球發展很難不受危機后遺癥纏繞，但世界經濟不會重蹈“大蕭條”覆轍，原因是新興市場正成為一股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新生力量。

一、世界經濟復蘇速度之快超預期

在世界經濟史上，“大蕭條”非常罕見，迄今只發生過兩次，分別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發通貨緊縮并導致而后20年發展停滯，后者造成全球產能大量過剩，失業異常嚴重，經濟持續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誤出現“第二次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自第一次大蕭條以來的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作一統計，表明在過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經濟年均增長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達5%。其用意在于給世人提供一個信息，免于大蕭條后的世界經濟前景應該是曲折多變的，但全球經濟復蘇仍能持續。

上世紀80年代初，拉美爆發債務危機，而后10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年均減緩一個百分點，拉美經濟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擺脫“拉美陷阱”的陰影。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而后經濟一蹶不振，整個90年代與本世紀前十年景氣持續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發展軌跡。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經濟雖然結構調整難度大，但經濟復蘇速度之快超出國際機構預期。原因何在？關鍵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長引擎已經多元，力量格局趨于多極，呈現“西方不亮東方亮”態勢。

據IMF估計，2010年世界經濟增長5%，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分別增長3%和7.1%。這一增速遠遠高于IMF早前預期(2009年10月，IMF預測為3.3%，2010年6月調到4.2%，2010年10月再調高至4.8%)。全球經濟復蘇明顯好于預期，主要原因是本輪世界經濟復蘇由新興經濟牽引，而且東西方合作空前緊密，“同舟共濟”應對危機，特別是主要國家領導人具有極強的洞察力與決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遠比之前高明。IMF估計，2010年全球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規模即可恢復到危機前水平，達到61.963萬億美元（2008年為61.187萬億美元），國際貿易將于2011年恢復到危機前水平，進出口商品總額將達35.967萬億美元（2008年為35.586萬億美元），全球直接投資（FDI）回復到歷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達到19790億美元）需要2-3年，估計在2012-2013年。IMF預測，2011年世界經濟將增長4.4%，2012-2015年將年均增長4.6%，其增速幾乎恢復到危機前水平。

上述現象從一側面說明，當今全球經濟確實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經濟基礎不但量變加劇而且質變加速，觀察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需要用新思維與新理念，才能號準未來全球經濟發展脈絡。因為，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正進入表面強勁、實際脆弱、不確定性上升的風險發展期。

二、新興經濟體以V型強勁復蘇

本輪世界經濟復蘇主要靠新興市場拉動，全球所有發展中地區經濟增速均好于預期。據IMF統計，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危機前5年世界經濟增長的70%來自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世界銀行近期估計，近3年全球需求增長的一半將來自發展中國家，其高勞動生產率與人口增長，將使GDP年均增長率高于6%。特別是亞洲發展中經濟體首次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且主要靠內需拉動。IMF估計，未來五年（2011－2015年）全球經濟將再現8－6－4－2發展格局，即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將年均增長8%、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將年增6%、世界經濟將年增4%、發達國家將年增2%，亞洲整體經濟依然鶴立雞群。

受危機沖擊后，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強勁，主要支撐因素有：其一，新興市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遠未結束，工業化與城市化依然是其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內動力；其二，經濟全球化進程未因金融危機而中斷，區域經濟一體化繼續深化，全球化與區域化將是新興市場保持經濟強勁增長的外部動力，且與世界經濟形成良性互動關系；其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將維持較高且合理價位，使非洲、中東、獨聯體、拉美等資源出口國外部收支持續改善，使內部發展環境相對寬松；其四，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財富效應日益凸顯，中產階級消費群將迅速壯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機而加強，新興市場的決策層駕馭和管理危機能力增強。其具備上述發展優勢，且發展方式加速轉型，有潛力保持經濟較快發展，由此加大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三、新興大國成為全球經濟重要引擎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的最大特點是，新興經濟體先后進入穩定快速增長期，所有地區、絕大多數國家經濟同步擴張，為歷史所罕見，尤其是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大國成為世界經濟的領頭羊。其經濟先后崛起，在增強自身實力同時，改寫著世界經濟發展藍圖。即使面對二戰后最嚴重的金融經濟危機，IMF仍對“后危機”世界經濟前景持相對樂觀態度，認為危機后全球產出將能恢復到4%以上的增長，依據主要源自對新興大國經濟的信心，認為在中國、印度等帶領下，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仍將保持較好增長態勢。

事實上，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已離不開新興大國，它們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據IMF統計，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最近五年世界經濟增長的70%來自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其中“金磚四國”占一半強，尤其是中國與印度名副其實地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以危機前的2007年為例，據IMF按PPP匯率計算，中、印、俄、巴西與石油出口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美、歐元區和日本不足20%；按市場匯率計算，前者超過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經濟全軍覆沒，僅澳大利亞因礦產資源出口及價格回升之惠，GDP增長0.8%，其余發達國家均為負增長，平均降幅達3.4%。新興經濟體則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唯一“起搏器”。OECD報告認為，非OECD國家經濟率先復蘇，特別是亞洲經濟引領世界走出衰退，帶領全球制造業恢復增長，使世界經濟觸底反彈。

后危機時代，“金磚國家”尤其是中國、印度經濟增長依然強勁。IMF估計，2010年中國、印度和巴西GDP分別增長10.3%、9.7%和7.5%，即使受危機嚴重沖擊的俄羅斯經濟亦增長3.7%。2011年“金磚國家”經濟增速將有所放緩，但中國和印度經濟仍可增長9.6%和8.4%，仍是全球增長最快的。IMF樂觀預測，未來五年中、印經濟將分別年均增長9.5%和8.2%，俄羅斯和巴西經濟將年均增長4%以上。期間，美國經濟增勢仍好于日本和德國，將年均增長2.7%，日、德經濟只能維持1.7%左右的增長。

四、發達國家深陷危機“后遺癥”陷阱

后危機時代，全球面臨的最大風險是，發達國家如何擺脫危機“后遺癥”。這些國家經濟遭遇金融危機沉重打擊，結構調整難度大于上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前者需制造業轉型，后者涉及經濟命脈——金融業改革、結構調整與發展模式轉型，且需要更長時間。其實質是生財之道與生活方式轉型，將提高融資成本，影響勞動生產率上升，降低財富效應，抑制居民消費，減緩發展勢頭。OECD據此認為，金融危機將永久性減緩發達國家的潛在產出水平。后危機時代，發達國家經濟復蘇普遍呈現“三高三低”現象，即高失業、高赤字、高債務與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將制約其經濟持續發展。

一是“無就業”復蘇。后危機時代，發達國家普遍面臨周期性與結構性失業難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估計，2010年其成員國的失業人口比危機前（2007年）增2100萬，失業率升至8.3%，美國、歐元區和日本分別達到9.7%、9.9%和5.1%。估計，近中期發達國家就業形勢很難明顯好轉，完全恢復到危機前水平需要3-5年時間。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悲觀預測，到2019年美國的失業率才能恢復到危機前水平。2010年3月，美國《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個新的無就業時代如何改變美國》的文章，認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國的失業率只會略有下降，要使失業率回到危機前的5%，就業崗位缺口達1000萬個。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斷進入就業市場，僅為不使缺口擴大，美國每年需要創造150萬個就業機會。周期性與結構性疊加，又以結構性為重，發達國家無就業復蘇現象將持續很長時間，由此導致經濟發展呈低消費與低增長態勢。

二是資產重組與去杠桿化。危機使西方銀行資產與家庭財富嚴重縮水，修復資產負債表要很長時間，無疑將影響私人消費與投資。IMF預測，全球銀行需減記2.2億美元，已累計減記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億美元的有毒資產待處理。據OECD統計，房價與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凈資產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機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計縮水14.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時GDP規模（14.266萬億美元）。如此龐大的財富損失，迫使居民儲蓄與消費行為發生巨大變化。OECD估計，修復資產負債表將使美私人儲蓄率提高3個百分點，歐元區提高1.5個百分點，日本提高1個百分點。

三是財政赤字與債臺高筑。危機使發達國家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攀升至二戰以來最高，已經處于不可持續狀態。OECD估計，2010年其成員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將升至8.3%，比危機前高出7個百分點。高財政赤字影響美國經濟增長0.9個百分點，影響歐元區與日本經濟增長各0.8個百分點。后危機時代，西方債務危機是全球面臨的最大風險。歐洲債務已被危機化，日本債務正內部化，美國債務將國際化。據統計，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債務總額突破36萬億美元，2011年將達到40萬億美元。與歷史不同，當前世界主要債務國多為發達國家。OECD預測，2011年其成員國平均債務將超GDP規模。若不采取措施削減支出、提高稅收、改革勞動力市場、提高競爭力，西方債務困局將拖至2025年。IMF認為，發達國家債務高峰期尚未到來，最困難應在2011－2018年，若能削減政府開支達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復到60%以下。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更悲觀，認為主要工業國（日、德、英）將深受債務之困直至2084年。可見，未來20-30年西方國家將深陷債務危機不能自拔。這無疑將影響其經濟持續發展，新興市場持有的債權安全風險將上升。我們面臨的風險不僅來自債務國償債能力減弱，更緣其償債意愿下降。因為其貨幣可兌換，只要央行增發鈔票，使債務貨幣化，并借助通脹或貨幣貶值，即可達到稀釋債務目的。

解讀2

國際力量格局加速調整

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三組力量——“舊與新”(美歐日與新興經濟體)、七國集團(G7)與“金磚國家”(BRICS)、三大經濟板塊(北美、西歐、亞洲)加劇重組，重心由西向東轉移，暴露出上層建筑（全球治理）與經濟基礎（世界經濟結構）嚴重脫節。

一、格局演進呈“北降南升”態勢

近10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發生巨大變化，出現“一個世界，兩種速度”現象，即發達經濟低增長，新興經濟體高發展，導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現前所未有變化。后危機時代，這種“一個世界，兩種速度”的發展勢頭將持續，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更明顯，使全球力量重心由發達經濟向新興經濟加速轉移。

從經濟規模看，上世紀80－90年代，西方國家在世界經濟中占絕對優勢，且比重持續上升。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發展出現有利于新興經濟體跡象。據IMF統計，按市場匯率計算，2000－2009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的比例累計增加10.1個百分點至33.6%，發達國家降為66.4%；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占全球產出的比例增加9.3個百分點，由40.7%升至50%，發達國家則由59.3%降到50%。IMF預測，2010-2015年，無論按市場匯率還是PPP匯率計算，發達國家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均呈下降趨勢，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別減少5.7個和3.5個百分點。到2020年，即便按市場匯率計算，國際經濟版圖都將出現新興經濟與發達經濟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場上，新興市場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個百分點。另外，新興市場經濟快速發展，中產階層人口猛增，未來，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步伐加快，新興市場的商品消費占國際市場比重將持續上升。特別是，新興市場的跨國公司數量劇增，且國際競爭力提升，進軍全球500強的企業明顯增加，尤其是危機前幾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新興市場企業的競爭優勢開始顯現。

從板塊經濟看，三大地區經濟——北美、歐洲、亞洲之間出現結構性調整，亞洲整體性崛起最明顯，是導致21世紀國際力量格局嬗變的關鍵因素。有識之士據此預言，21世紀將是“亞洲世紀”（歷史上，16－19世紀是歐洲世紀，20世紀為美國世紀）。21世紀能否真正成為亞洲世紀暫難斷言，但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亞洲經濟作為整體將持續發展，應是不爭的預期。從發展趨勢看，未來十余年亞洲經濟將是世界經濟中增長最快的地區。據OECD預測，2007－2030年，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實際GDP將年均增長5.5%，明顯高于北美的2.1%、歐洲的1.5%。根據IMF以名義GDP計算，2010－2015年亞洲、北美和歐盟的名義GDP將分別年均增長8.3%、4.6%和2.9%；GDP規模將分別達到233190.8億美元、216187.7億美元和194820.8億美元；到2015年，亞洲、北美和歐盟分別占世界經濟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別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亞洲經濟規模將于2014年超過北美，成為全球最大的地區板塊經濟。

從大國發展看，全球十大經濟體排列將發生巨大變化，新興大國將整體性量增位升，發達經濟則量減位降。根據IMF數據估計，到2015年“金磚四國”均將進入全球前10大經濟體，依次排列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預測，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經濟體名次將重新洗牌，分別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華永道的預測正確，那么屆時新興大國將在全球前10大經濟體中占半壁江山，發達經濟只有美國和日本能進入前5強。由此可見，未來20年將是國際經濟版圖嬗變的關鍵期。

二、全球發展不平衡加劇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發展嚴重失衡，新興經濟體成為國際資本的凈流出國，美國則變成全球最大的資本凈流入國。上世紀60年代與80年代，世界曾發生過兩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體系內，經常項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國，順差方為日本和西歐國家。第一次以美元放棄與黃金掛鉤，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第二次通過簽訂“廣場協議”，讓美元兌日元、馬克等主要貨幣貶值，后又簽訂“盧浮宮協議”，以制止美元過度貶值，而后間接誘發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這一切都在西方體系即G7機制內調整解決。但在當前全球發展失衡中，經常項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國，順差方則既有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更以中國等東亞經濟體和中東等石油輸出國為多。也就是說，本輪全球失衡包括體制內和體制外，且以體制外為甚。這是美國匆忙啟動G20機制，又草草讓其升級并替代G7，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首要平臺的真實用意。

一是新興市場經常項目順差不斷增加。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市場參與國際貿易能力明顯增強，尤其是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使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積累起大量經常項目順差和外匯儲備，總債務率下降，對外支付能力提高。據IMF估計，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經常項目順差由2000年的929億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億美元，因受危機影響2009年降至3391億美元，但后危機時代順差將再次增加，到2015年將增至7638億美元。其中以亞洲和中東為主，尤其是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經常項目順差將由2010年2732億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億美元。故此，美國十分清楚，沒有新興經濟體參與，本輪全球發展失衡根本無法解決，而失衡無序的世界經濟將直接威脅西方經濟恢復。

二是新興市場外匯儲備逐年飆增。即使受危機沖擊，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依然由2008年的49614億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億美元(中國占43.6%，為23992億美元)，比2000年(為8025億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長26.3%。IMF估計，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將呈持續增長趨勢，2010-2011年分別增到61944億美元和67763億美元。鑒于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其外匯儲備只能以購買國債等方式投資于美國等富裕國家。這種資本逆向流動現象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機爆發前5年。據聯合國統計，由發展中國家流向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資本由2000年的1950億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億美元，轉型經濟體則由515億美元增到1530億美元。從發展態勢看，只要經濟全球化趨勢不被逆轉，新興市場經濟仍保持良好發展勢頭，后危機時代全球資本逆向流動趨勢不可能改變，尤其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均面臨嚴重的主權債務問題，更需要新興市場資本流入，以解債臺高筑之困。

三是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據美國財政部統計，截至2008年6月，美國長期債務規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萬億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萬億美元，年均增長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別高達15.8%和15.3%。進入21世紀以來，海外持有的美國債券規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長期債券為例，海外債權人持有的長期債券由2000年3月的3.558萬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萬億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債券8580億美元，其海外總債務高達103220億美元)，占美國長期債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實上，美國經濟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糧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虛擬經濟，關鍵是發展模式，錯在宏觀經濟政策。但奧巴馬政府錯誤認為，由于中國等新興市場“操縱貨幣”，使美國企業失去出口競爭優勢，故此出臺“全國出口計劃”，強壓人民幣等東亞貨幣升值，推動產品出口，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重振美國經濟。這是在G7機制內不能完成，必須由中國等新興大國參與。

解讀3

國際經濟秩序醞釀變遷

全球金融危機加劇國際力量格局演變，加速國際經濟關系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為重塑國際經濟秩序提供契機。

一、二十國集團成為全球治理主平臺

歷史上，每一場跨越國界的經濟大動蕩往往會撼動世界經濟基礎，導致舊體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機使柏林墻倒塌后美國霸權不受挑戰的單極世界不復存在，一個多極世界體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實上，此次金融危機已經成為國際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變遷的催化劑，推動國際經濟關系重心由大西洋兩岸向太平洋兩岸、由西方向東方、由歐洲向亞洲轉移。理念上，危機打破了人們對西方體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獨大，非西方國家開始尋找符合本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實踐中，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已經開啟，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謀求更多話語權與影響力，以保護自身利益。結果將使滯后的全球治理機制與劇變中的國際力量格局更加協調。

同時，金融危機為全球提供觀察國際經濟規則與秩序變遷的新視角，建章立制候選創造新契機。因為，危機迫使美國等發達國家意識到，應對全球化下的金融經濟危機，西方體系已力不從心，必須借助東方力量。改革國際金融體系、讓渡部分話語權、尋求新興大國支持，成為發達國家應對危機的無奈但明智選擇。G20領導人峰會倉促上馬，并匆匆替代G8成為全球經濟合作主要平臺，正是這一選擇的現實反映。G20機制化為重塑國際經濟新秩序提供巨大機遇，其對多極世界的形成影響深遠。

G20機制化事實上等于向世界宣告，發達國家正為發展中國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長達60多年的“配角”標簽，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在IMF、世界銀行等的地位將不可逆轉地向有利于新興國家轉移。這從去年世界銀行和IMF先后降低發達國家所占份額，增加新興國家份額中可見一斑，以此相對削弱發達國家影響力，同時增加新興市場的話語權。在全球金融體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及應對氣候變化等重大議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G20機制成為商討全球經貿合作的主平臺，標志著中印等新興大國將在世界金融經濟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另外，作為地位、身份和影響力的象征，G7長達30多年的“霸業”步入歷史終結期。可以預見，G7過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構，雖然始于金融經濟危機，最終不會僅限于國際金融經濟，其職能將不斷擴大，影響范圍日益拓展。

G20機制化為重塑國際經濟秩序提供巨大機遇與動力。一是顛覆傳統理論。G20峰會機制化已經打亂西方發展經濟學有關“中心－外圍”理論。在G20機制內，以BRICS國家為代表的“外圍”國家與以G7為核心的“中心”國家開始平起平坐地（起碼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國家集團內（G7內）商討的全球性問題。二是瓦解西方體系。G20機制取代G7，說明全球治理體系（上層建筑）必須隨世界經濟結構（世界經濟基礎）嬗變而調整，開始由發達國家獨霸向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平分秋色轉變，“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戰美國霸權。一方面，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實力呈階段性衰落，美元地位顯現趨勢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構內，美國仍是核心國家，主導地位短期難動搖，但霸氣開始收斂，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為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本質上是對美國金融體系的改革，尤其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將最終觸及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權地位。四是認可中國和平崛起。G20機制化從另一側面表明，以美為首的西方體系開始接納中國，認可中國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經濟發展這一事實。同時，美歐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話語權，讓我承擔更多國際責任，讓我在其設計的體系內崛起。五是開啟國際新秩序構建。全球治理由G7過渡到G20，本身說明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啟。它雖然始于金融經濟危機，但終將產生政治與安全影響。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處于絕對壟斷地位。自上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逐漸形成以美元為主導、馬克（后為歐元）、日元和英鎊等貨幣為補充的“一極多元”貨幣體系，但美元的絕對壟斷地位不變。危機對國際貨幣體系沖擊不小，美元霸權地位受到多方質疑。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認為“危機的爆發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易受損性和系統風險”。文章建議“建立一種由國際機構管理的超主權主導貨幣，將有助于創造和控制全球資金流動”。聯合國金融體系改革專家委員會主席約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樣觀點。他認為，“目前以美元為基礎的體系存在重大缺陷，我們需要一種全球性的儲備貨幣。”俄羅斯等新興國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種全球貨幣。在2010年5月的“金磚四國”領導人會議上，四國提出將探討以本幣進行貿易結算問題。雖然美元的主導貨幣地位在短期內無法撼動，但從長期看各國會加快外匯儲備結構調整，從而威脅美元的國際地位。德國前財長施泰因布呂克認為，美國最終將失去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超級大國地位，國際金融體系將朝多極化方向發展，美元、歐元、人民幣和日元等將共同成為穩定而重要的貨幣，國際貨幣體系趨向多極化。今年的G20東道國法國總統薩科奇已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開的戛納峰會議題之一，建議創建一種“以多種國際貨幣為基礎的”金融體系。毫無疑問，后危機時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勢在必行。

三、國際經濟體系醞釀轉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國際體系先后經歷過兩次大轉型。第一次發生在16世紀初葉至19世紀末期，歷時4個世紀。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體系的體系轉變為整體發展的全球體系；第二次發生于20世紀初至2000年，歷時約100年。國際體系轉型的基本特點是，英國主導的全球國際體系朝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轉型，即由所謂“英國治下的和平”向“美國治下的和平”轉型。

當前，國際體系正進入第三次轉型階段。如果說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開啟國際體系第三次轉型的發動機，那么當前金融危機則是加速國際體系第三次轉型的催化劑。與前兩次不同的是，21世紀國際體系轉型是在西方國家整體力量與影響相對下滑，非西方國家力量與影響相對上升背景下發生。轉型的結果應該是，東西方力量與影響加速向相對均衡方向調整，西方國家主導國際體系的連續性可能因此被中斷。

我們不能指望一種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會因本輪金融危機而赫然建立。在多變、多元、多極世界中，國際經濟秩序與經貿合作機制正步入一種多層次并存、功能性細分的時期。任何一種新機制的誕生，并不意味著另一舊機制注定要退出歷史舞臺。也就是說，一種更多邊機制的出現，不需要匆忙整合現有各類合作機制，“新”與“舊”需要和平共處，互補有無，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均衡發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需要認識到，國際體系轉型是一個漫長、曲折、動蕩過程，本次轉型也不例外。期間，東方與西方之間、西方與東方內部之間，矛盾與沖突將不斷，博弈將異常激烈。因為，這一切將發生于體制內與體制外，但時間可能短于前兩次。估計，到“金磚四國”經濟真正崛起時（估計于2030－2050年期間），東西方共治的國際體系將基本建成。G20應是現階段由西方轉向東西方共治平穩過渡的最佳途徑。

總而言之，變化中的世界往往給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更多有所作為的機會與拓展空間，而且新興經濟體尚處于加速起飛階段，可謂千載難逢。特別是，亞洲經濟的整體崛起，使21世紀成為亞洲世紀的可能性增大，而國際經濟體系變遷有助于中國和平發展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