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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原因

1921年后，蘇俄由“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轉變為以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為核心的“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轉變的直接原因是為了渡過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從1918年春到1920年底，連續三年的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革命戰爭，蘇維埃政權面臨被顛覆的危險。蘇俄面對內憂外患，實行了以余糧收集制為核心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集中全國的人、財、物力，擊敗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贏得了國內戰爭的勝利。“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特殊的時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戰爭使國民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加之1920年的欠收，飼料缺乏，牲畜死亡，經濟的蕭條導致廣大工人農民生活異常艱苦。從1920年底到1921年初，蘇俄農民的不滿情緒日益明顯，工人的不滿情緒也在滋長，工農聯盟面臨分裂。針對當時的情況，以列寧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斷的戰略轉變，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轉向“新經濟政策”。

這一政策轉變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經濟文化落后的國情。俄國十月革命創立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面對的一個艱難課題。列寧深刻的認識到在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生產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資本主義尤其是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的國家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俄國向社會主義過度必須采取遷回的方式。列寧和俄共基于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對蘇俄國情的正確把握，列寧和俄共提出有別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新經濟政策”。

二、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內容

第一，在農業方面，用固定的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農民在納稅后，可以自由處置余糧。糧食稅的稅額比余糧收集制所征收的糧食少得多，這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刺激了播種面積的擴大。糧食稅的實施，肯定了小農這種經濟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勵小農獨立經營，從而最終實現了工人與農民的鞏同聯盟。

第二，在工業方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由全面沒收私人資本轉為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廠礦企業仍歸國有，由國家經營，中小企業和國家暫時無力興辦的企業，允許本國和外國的資本家經營，采取租讓制、小業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國家組織代購代銷幾種形式。還允許部分地恢復小型私人企業。同時，列寧在國營經濟的組織管理和領導體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業問題成為領導整個國營經濟的實際問題，即“采用商業原則”改造國營經濟。具體方法有：企業實行經濟核算、改變勞動報酬形式、國民經濟產品從直接分配改為商品流轉。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場、商品貨幣關系發展商業和自由貿易，由最初實行的產品交換轉為允許自由貿易，實行按勞分配。

三、新經濟政策的現實意義

第一，新經濟政策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新經濟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從蘇俄的實際出發提出來的，它有效地指導了蘇俄的社會主義建設，但其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卻不僅僅局限于蘇俄國，而是對所有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二，正確認識國情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提。這是新經濟政策給我們的一個重大啟迪。列寧領導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正是基于對當時國情的正確認識。在對國情的認識上，我國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我們對國情都沒有認識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其結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貧窮。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對國情的認識逐漸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正確判斷，十五大概括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對國情的認識更加深刻。我國的國情就是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是基于這種對國情的正確認識，我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第三，鞏固的工農聯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保證。在落后國家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正確處理工農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我國目前農業人口仍占總人口的80％，農業基礎還比較薄弱，只有重視農業的發展，處理好工農關系，保障農民利益，才能保證社會穩定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基礎也是工農聯盟。城鄉和諧發展，工農共同富裕，是鞏固政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在改革與發展中，必須保障農民的利益，增加農民的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實現城鄉之間、工農業之間的協調發展。因此，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必須更進一步重視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

第四，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之所以失敗，就在于這一政策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利益。“新經濟政策”改余糧收集制為糧食稅制，這極大地滿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因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得蘇維埃政權同人民群眾的緊張關系得到了極大地改善，使得蘇維埃政權更加鞏固。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其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利益能否實現及實現程度的大小直接關系到其參與社會建設的積極性的高低，影響到其創造性的發揮。當前，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深化，我國原來的利益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利益階層多樣化、利益主體多元化。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呈現差距拉大的趨勢，農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等，所有這些，必然會使人民群眾內部的利益矛盾趨于復雜和激化，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要妥善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