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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危機警示了東亞各國加強區域性的經濟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風險的必要性，區域性的貨幣危機需要區域性的貨幣合作來防范已成為共識。同時加強貨幣金融合作本身在區域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形勢下也是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必然要求。

一、東亞貨幣合作的理論分析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是由蒙代爾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為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該理論最初關注的是成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問題，蒙代爾、麥金農、彼得凱南、伊格拉姆分別提出了確定最優貨幣區的單一標準：生產要素的流動性、經濟開放程度、低級產品的多樣化和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隨著實踐進程的發展，單一標準的理論已不能滿足實踐的需要，于是，后來的經濟學家將該理論作了發展，克魯格曼對參與的成本和效益作了模型解釋，博弈論者則提出了俱樂部理論，這些進展使該理論的研究重點轉移到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員國會損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會喪失巨額的鑄幣稅收入，同時要支付較高的貨幣轉換成本，會使其財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牽連，進而會影響到其國內經濟的平衡性和穩定性。而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效益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減少交易成本，降低匯率風險。單一貨幣區建立后，區域內貨幣交易被取消，這將節免貨幣兌換的成本，可以節約大量人力財力，有助于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且貨幣交易的取消還能避免短期國際資本的沖擊，因為單一貨幣會使最優貨幣區內的貨幣規模巨增，致使投機者無力制造差價實現套利。二是減少外匯儲備成本，節約外匯儲備。三是貨幣一體化可以有效地降低各成員國的通貨膨脹率和通貨預期，穩定成員國國內的宏觀經濟環境。四是貨幣一體化還將擴大各成員國的國際影響力，并且為各成員國接下來的深層次政治合作打造平臺。

二、東亞貨幣合作的條件分析

從長遠看來，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各國間貿易、投資、金融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再由于受國際趨勢的影響，東亞地區構建單一貨幣區是勢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而言，需要分析東亞貨幣合作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按照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構建單一貨幣區的成員國應當符合的內部條件有：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高；各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趨同；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強；各國政策的協調一致性強；所建貨幣區內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目前的現狀看來，在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方面，東盟、亞洲四小龍和日_本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占GDP的比重在逐步上升，加入WTO后更加明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了，對匯率波動就會敏感，東盟和亞洲四小龍更是如此，這將促使各成員國就匯率產生共同的需求，它們需要進行貨幣合作，實行匯率聯動；在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方面，東亞各成員國之間相互投資和貿易往來占該區域投資貿易總額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這也為它們進行貨幣合作提供了現實的經濟基礎；在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性方面，東亞各成員國參差不齊，人均GDP高低不一，經濟發展水平大相迥異，這與最優貨幣區理論建立單一貨幣區所要求的條件差距較大；在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資本跨國流動性由于受種種因素影響，譬如歷史、文化、宗教等顯得較弱，其中的人力價格因素進而導致物價因素也差異較大；就資本而言，像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較低，金融管制較嚴，在資本的可自由兌換方面尚未完全放開；在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一致性方面，就金融體制而言，東亞各國大都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制這點是相似的，但各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卻會增加實施共同盯住籃子貨幣乃至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操作難度，自然會增加推行統一貨幣政策的難度；在所建貨幣區內是否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方面，東亞的新加坡、韓國雖富，但由于國家小，總國力規模尚不夠強。日本具備成為核心國的條件，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東亞大多數國家對其持不信任態度，而且近十多年來日本經濟一直低迷，顯然它并不適合擔當這一角色。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綜合國力顯著提高，人民幣也已經成為周邊國家的主要結算貨幣，但是由于總體經濟規模還不夠大，目前也不適合成為核心國，所以東亞尚沒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外部條件看，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東亞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要求大國之間進行有效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好地發揮作用，從而為東亞的貨幣合作提供良好的國際環境。可是，時至今日，美國、歐盟、日本為了爭奪國際貨幣的壟斷地位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想達成一致還任重道遠。

綜上所述，就目前而言，東亞地區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條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區域的單一貨幣區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包括中國大陸、港澳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目前的條件已趨向成熟，而人民幣貨幣區的建立也會為最終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奠定堅實的基礎和提供寶貴的經驗。同樣，東盟10國也可以嘗試成立類似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

三、東亞貨幣合作的機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臺：擴大東亞貨幣互換。2000年5月6日在泰國舉行的東盟10+3財長會議上，就東亞地區加強財政和金融的合作問題達成了“清邁協議”，其中涉及多項金融合作的內容，最主要的是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一國貨幣在陷入流動性危機的時候在不需要擔保品的情況下就可以本幣購買對方國家的可兌換貨幣，待渡過危機后，再按協議條件，在約定的未來某一時刻，按照購買時所使用的匯率，用已購買的可兌換貨幣購回本幣。貨幣互換是獲得緊急融資的有效途徑，它有助于成員國提高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清邁協議是東亞貨幣合作的一次實質性進展，但只是屬于危機解救機構，要加強東亞貨幣合作就應該在此基礎上繼續加大貨幣互換，由雙邊擴展到多邊；而又因為東亞國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體制也不乏相似之處，彼此之間相互了解各自的國情，在經濟金融貿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儲蓄率、較高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等特點，在如上所說的擴大了的東亞貨幣互換的基礎上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也是有可能的。當然，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國和歐盟的博弈。

打造第二平臺：建立東亞匯率聯合浮動機制。東亞國家已具有建立匯率聯動機制的經濟條件和技術條件。在經濟上，東亞國家彼此之間具有較高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以及較高的外匯儲備，這都為匯率聯動機制的建立提供了經濟基礎。在技術上，大多數東亞國家采取的仍是或相當于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建立東亞匯率聯動機制不需要對匯率制度進行根本變革，轉換成本相應的就小。同時，根據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所建貨幣區的規模越小，其經濟發展的一致性就越強，貨幣一體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發展成為單一貨幣區。因此，在東亞貨幣合作的過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體的分步走思路進行匯率安排，先選擇次區域，建設次區域單一貨幣區。就目前看，可以選出兩個：東盟10國和大中國經濟圈(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乃至臺灣省)。首先使各個次區域內保持匯率政策的總體協調，建立盯住共同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即在各自次區域范圍內選擇共同的貨幣籃子目標，確定中心匯率，并進行波幅限制，進而建立起次區域范圍內的匯率聯動機制。而后，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次區域間聯合，從而將匯率聯動機制擴展到整個東亞地區。

打造第三平臺：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伴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彼此間的利益攸關度越來越高，東亞作為不可分割的一個經濟體，建立單一貨幣區是早晚的事。當然，這需要各國拿出巨大的勇氣，克服多種困難，包括意識形態和歷史問題，其中，加強政治對話和合作尤為重要。

四、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對策

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貨幣一體化需要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貨幣區成員國之間貨幣可自由兌換；二是資本可自由流動；三是匯率可自由浮動。而根據“蒙代爾三角”學說，資本的自由流動，匯率的自由浮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三者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二者，這就意味著，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要有所作為，需要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但是這涉及到一個國家的主權，作為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復雜國情的世界政治經濟大國，就目前而言，這是不能做到的，這也構成了中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一大困難。然而，伴隨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中國參與東亞區域貨幣合作是勢在必行的，中國要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必須進行有效的政策調整。這包括：(1)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切實加強貨幣籃子的選擇，合理確定各自比重；(2)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改革國內的各類金融機構，廣泛培育市場，努力加強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建設；(3)尤為緊迫的是，雖然我國已經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但是，我國要進行區域貨幣合作就應當同樣逐步放開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4)加強我國企業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現代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倡導自主創新，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積極倡導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大企業對外投資，有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5)積極倡導和通力合作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6)加強政府間對話，強化政府間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金融監管等政策的協調；(7)加強匯率聯動機制建設，首先要領導建立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

綜上所述，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東亞各國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日趨緊密，在東亞區域進行貨幣合作勢在必行。作為世界政治經濟大國，我們要果斷參與其中，有效調整各種政策，在確保國內經濟穩定的基礎上，通力加強與各成員國的合作，努力承擔起在東亞貨幣合作進程中的歷史重任，從而在這個互惠共贏的歷史機遇中全面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