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學下的社會革命模型綜述

時間:2022-03-18 03: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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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學下的社會革命模型綜述

摘要:本文從世界經濟學視角下,整理了目前集體行動下對社會革命的相關研究。社會革命主要面臨兩類風險,包括集體行動合作失敗風險以及后革命狀態的社會動蕩風險。全局博弈是最為主流的分析框架。私人信息精度的提高將削弱多重均衡的可能性。當考慮后革命狀態的社會動蕩風險時,不同類型的行為人具有不同的選擇傾向。

關鍵詞:世界經濟學;集體行動;全局博弈;社會革命

經濟學角度下,大規模的社會革命從經濟學的角度測量是一件具有風險的事情。作為一種集體行動,風險涉及兩方面:一方面是合作失敗帶來的風險;另一方面是合作成功,但是后革命狀態未必更好。集體行動不能達成的風險來自于對他人行動不能完全推測。具體來說,人們的回報不僅僅取決于自身的行動選擇,還與別人的行動選擇和某一基本變量有關。該變量不能被任何人準確知道,但都擁有對該變量的個人認知,或者稱作個人信念。在大規模社會革命的情景下,這一基本變量可以理解成對革命前社會狀態總體的衡量指標。一個人的理性行為取決于自己對于該基本變量的個人信念,自己認為的別人對于該基本變量的個人信念,自己認為的別人對于自己對該基本變量的個人信念,如此循環繼續(MorrisandShin,2001)。簡單來說就是人們做出與大多數人一致的選擇才是理性的選擇。對于社會革命成功后風險的研究相對較少。然而,事實上后革命狀態的社會往往充斥著巨大的不穩定性(ChenandSuen,2014)。歷史上看有大量的例子顯示大規模的政治行動改變了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走上一條更好的發展路徑。同時,也有眾多反面例子,國家在革命之后陷入長久的動蕩不安。于是從個人角度看,需要評估兩件事情:一是革命后國家整體狀況的提升或下降,二是由于個人參與革命而在革命成功后額外獲得的回報。以上兩類研究最大的區別是對個人回報的不同假設。對于集體行動不能達成的風險研究假設所有參與者在革命成功后會獲得同樣的一個固定的回報。而對社會革命成功后風險的研究則假設革命成功的回報并不是確定的,并且不同類型的參與者往往獲得不同的回報。

一、基于經濟學角度下,基本研究框架——全局博弈

對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參與者的回報與他人的選擇有關的情形,早期Harsanyi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Harsanyi,1967)首先提出高階信念這一概念,即自己對他人對自己的認知的認知。然而分析無窮高階信念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需要建立一個針對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在模型的設定中包含了對于高階信念的設定,但在數學上又容易處理。全局博弈最早是由Carlssonr和vanDamme(1993)提出,假設行為人:行為人不能完全觀測到博弈回報,但各自可以觀測到一個帶有噪聲的關于收益的信號(私人信息),但是關于噪聲信號的分布是常識并且每個人都會觀測到一個相同的公共信息,這樣行為人就可以通過私人信息與公共信息相結合來推斷其他人所持有的信念。全局博弈的具體模型設定如下:存在兩種可能的結果:維持現狀和通過革現狀被改變。假設人口總量為1,行為人i∈[0,1]。表示行為人i所采取的行動,當=1表示行為人選擇參與推翻現狀的行動,=0表示選擇不參與推翻現狀的行動。選擇不參與的回報是0;如果最終現狀被改變選擇參與行動的回報為1-c,否則為-c。為一狀態標準,可看成現狀的維持力或經濟基本值;A表示選擇采取行動的人數(A=∫di)。僅當時(足夠多的行為人采取攻擊行動),現狀被改變,稱革命成功。另一方面,每個行為人均會觀測到一個關于的私人信息,=+,~N(0,)。除此之外,每個人還會觀測到一個公共信息y=+,~N(0,)。Morris和Shin(2004)已經證明,在上述博弈中,僅當時,存在唯一的均衡(,x*)。當時,現狀將被改變;并且觀測到x≤x*的行為人,選擇參與推翻現狀的行動。Morris和Shin的結論表明當私人信息的精度相對于公共信息的精度足夠高的時候,行為人將更加依賴于私人信息推斷別人的信念,而分散的私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均衡的單一性。全局博弈的分析框架除了可以用于分析政治變革相關問題,另外一重要領域是研究貨幣危機問題。Angeletos和Werning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基于全局博弈的貨幣危機模型。該模型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行為人根據私人信息和資產價格做出資產需求選擇,通過加總個人的資產需求得到資產出清價格,資產出清價格成為內生形成的公共信息。在第二階段,行為人根據私人信息和資產出清價格決定是否對當前的貨幣體系做出攻擊(attack)。作者發當私人信息的精度足夠高的時候,存在多種均衡。這是由于在該模型中公共信息的精度是內生的,私人信息精度的提高帶來公共信息精度的提高,所以帶來多重均衡。

二、從經濟角度分析,集體行動能否達成的革命模型

在研究政治變革相關的情形時,利用全局博弈的分析框架,對于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進行不同的假設,可以得出非常豐富的與集體行動能否達成相關的結論。EthanBuenoDe(2010)提出一個帶有革命先鋒者的模型。其設定與全局博弈的設定基本一致。不一樣的地方只有三點:1.并不接受到一個簡單的外生公共信息,但是是共識;2.普通行為人的回報并不一致;3.除了普通行為人,還有一類行為人稱作革命先鋒者,先鋒者并不會獲得私人信息,但是會選擇進行某一程度的暴力事件,暴力事件成為公共信息影響普通行為人的選擇。V表示暴力事件的等級,則,t為先鋒者付出的努力程度。當現狀被改變,先鋒者的回報為1-C(t);當現狀得以維持時,先鋒者的回報為-C(t)。C(t)嚴格單調遞增。作者利用該模型闡釋了革命先鋒者如何影響和改變了革命行動的結果。本質上說先鋒者組織的暴力事件作為公共信息影響著普通行為人的選擇,高級別的暴力事件讓普通行為人相信現狀更容易被改變。

三、世界經濟角度下,關注革命成功后風險的革命模型

Chen和Suen(2014)構建了一個關注革命成功后風險的模型,用來解釋不同階層的人群對于參與改變現狀行動有不同的傾向。有實證數據顯示,中產階級更加熱衷參與改變現狀的行動。Chen和Suen構建的模型如下:表示當前的執政狀態,服從正太分布,但并不可以被直接觀測到。但是每個行為人都會接受到一個私人信號。與全局博弈類似,當選擇“攻擊”的人數A超過某一固定值T的時候,現狀被改變。與全局博弈不同的是,作者假設行為人可以分成兩類。一類被稱作樂觀者,他們認為服從正太分布,一類被稱作悲觀者,他們認為服從正太分布,并且。革命成功后,行為人有一定的可能性開始新的生活,其生活狀態假定為。革命成功后,參與者開始新生活的概率大于未參與者開始新生活的概率。運用以上模型,作者解釋為何中產階級更加愿意參加改變現狀的活動。一是因為中產階級的私人信息使得他們更傾向樂觀主義的觀點,從而認為改變現狀后可以有更高的回報。二是相對貧困的人群更容易低估革命作為集體行動達成的可能性,從而也降低了他們參與行動的意愿。然而上面的模型并沒有考慮公共信息的影響,事實上在社會常態中是充滿著各種公共信息的,既有內生的也有外生的。

四、總結

本文從世界經濟角度下,對目前從全局博弈角度構建的革命模型進行了粗略梳理。不難發現全局博弈是一個非常好的角度來研究革命。當前的研究利用全局博弈的研究框架,已經發展了豐富的理論解釋革命過程中常常出現各類特征。包括革命先鋒者制造的各類暴力行動的作用和革命先鋒者行為選擇的解釋,以及社會中不同階層對于參與改變現狀的活動的不同熱情??傊植┺慕o了我們很好的角度去理解革命。

作者:劉雨辰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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