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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肺炎疫情嚴重危及人類的生命安全，對生產生活、國際貿易、公共衛生、國際交往等領域造成極大的破壞。我國區域經濟遭受這次疫情的嚴重沖擊，湖北省經濟社會發展受疫情影響最大，服務業占比較高、產業鏈較為發達或外貿規模較大的省份受疫情影響更為明顯，疫情也增大了貧困地區如期脫貧的難度。疫情對我國區域經濟未來發展影響既有機遇，又存在重大的挑戰。中央和地方政府應積極采取應對策略，才能化危為機，克服疫情，盡快恢復經濟社會發展秩序。

關鍵詞:肺炎;區域經濟;湖北省;外貿大省;脫貧攻堅

全球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圍內快速蔓延，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目前，世界各國政策制定者正面臨著疫情防控與恢復經濟的兩難抉擇［1］。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其他國家經貿往來非常密切，即使在國內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情況下仍然面對著“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較大壓力。并且，我國出現了短期性的經濟衰退，2020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速度較去年同期下降了6．8%。在國內外極為不利的形勢下，我國區域經濟遭受全球肺炎疫情的嚴重沖擊，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省份今年第一季度都出現了經濟負增長，絕大多數行業企業因疫情沖擊而業務收入明顯下降，中小微企業受影響較大。但疫情并不會改變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也不會嚴重影響到就業［2］，疫情過后經濟復蘇與各地經濟韌性具有高度的相關性，發達地區經濟往往恢復得更快一些［3］。同時，這次疫情也是對我國區域產業轉型升級的一次嚴峻考驗。祝坤福等學者初步判斷，疫情無疑將加快我國產業鏈外移的風險［4］，不過有學者對此表示質疑［5］。不過，反過頭來看，疫情雖是人類目前正在面對的一次重大危機，但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爆發期，疫情可能將成為我國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契機［6］。隨著疫情從應急防控轉為常態化防控，我國各地經濟運行將逐步恢復，但受外部環境的影響，不同省份或行業恢復狀況則會出現冷熱不均的特點。從防控效果看，我國肺炎疫情防控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力量、中國精神和中國速度，并彰顯了制度優勢。當然，肺炎疫情還在國外肆虐蔓延，外部環境的不確定風險增大，對我國區域經濟的沖擊和影響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將對今年高質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和全面決勝脫貧攻堅戰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時果斷采取應對策略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比較緊迫的。

一、全球肺炎疫情發展的特點

在科學家們看來，病毒與SARS、MERS相比，具有更強的傳染性，更多的傳播途徑，更大范圍的易感人群，因而，控制疫情的難度較大、付出代價更高。而這次肺炎疫情之所以能夠這么大范圍的擴散蔓延，與各國防控力度不一、不同步、不銜接是緊密相關的。從具體的事實看，現階段，全球肺炎疫情發展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點:第一，疫情擴散速度快、影響范圍廣。諸多的研究成果表明，病毒具有非常強的傳播力，并隨著全球人口流動而迅速蔓延開來。在疫情流行的早期，美國、日本、法國等國政府就采取了取消或減少本國公民到中國旅行的措施，但并沒有對跨國人口流動進行追蹤。而研究表明，流動人口追蹤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采用臉書的朋友圈構建的社會網絡指數也能夠較好預測到疫情的趨勢［7］。正是許多國家對世界衛生組織(WHO)多次的警告重視不夠，才使得病毒在全球范圍內大流行。紐約這個全球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如今卻成了全球疫情的“重災區”，城市公共衛生體系在疫情中顯得不堪一擊，非常脆弱。這次肺炎疫情已經被學者視為繼1918年“大流感”之后人類面臨最大的疾病挑戰。第二，疫情再次爆發的風險非常高。由于各國政府和居民對病毒的認知和應對策略存在顯著的差異，許多國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無視世界衛生組織的警告，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情況下重啟經濟，放松限制措施，這些做法增加了疫情再度爆發的風險。由于防控疫情與重啟經濟之間關系不容易平衡，加之，人類對病毒的認知比較有限，抗病毒的特效藥和疫苗還沒有誕生，所以，各國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重啟工作可能出現“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惡性循環。第三，疫情倒逼相關領域的科技進步。每一次人類遭受重大災難的時刻往往是科技創新的爆發之時，這是一種基于解決問題導向的倒逼式創新。在這次疫情快速蔓延的時候，還是有不少的科技企業在抗擊疫情中找到了新的增長點，特別是互聯網、生物科技等行業企業利用自身的專業優勢在抗疫中大顯身手，進而催生出了居家辦公、無接觸配送等新興業態，以及帶動了與肺炎相關的就診、防護、康護、疫苗等業態發展。而且，在這次疫情的沖擊下，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盡快實施“+互聯網”才是應對和最終擺脫危機的有力“法寶”。第四，疫情重創了全球的公共衛生體系。在這次疫情中，許多國家都存在“一罩難求”“一床難求”的現象，并不同程度陷入了公共衛生危機。不能及時進行救治和缺少必要醫療防護物資導致了更多的患者貽誤了最佳救治時間，也讓很多的醫護人員不幸感染了病毒。世界衛生組織在這次疫情中充分發揮了國際協調、援助、信息共享等作用，但仍然無法挽回許多患者的生命。這次疫情不僅讓許多國家清醒認識到加強防疫物資儲備的極端重要性，還讓它們意識到國際合作抗疫的重要意義。第五，疫情與政情、輿情的相互疊加加重了全球經濟衰退。面對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無論是像西方高收入國家還是低收入的南亞或非洲國家都顯得猝不及防。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有些國家領導人甚至刻意隱瞞疫情的嚴重性，向公眾發出錯誤的信息;有些國家為了“保經濟”而千方百計捂住疫情，控制輿情，用拖延時間的方式消極應對，從而引發了更加嚴重的經濟衰退。由于此次疫情是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百年一遇的重大災難，所以各國都很難獨善其身，那些消極防疫的國家，不僅傷害了自己，也拖累了其他國家。事實表明，虛假信息誤導公眾，是造成疫情快速蔓延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嚴重干擾了市場正常運行。鑒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全球肺炎疫情已是人類當前正在遭受的一次重大危機，其破壞力之大、持續時間之長、蔓延范圍之廣是歷史上罕見的。疫情給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對我國區域經濟也帶來了全面的沖擊。

二、全球肺炎疫情對我國區域經濟的沖擊

在這次疫情中，我國31個省(市、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有報告肺炎確診病例，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是疫情最嚴重的地區。此次疫情的到來始料未及，對我國區域經濟沖擊既表現為供給側停工停產，又表現為消費需求受到明顯的抑制。現在看來，疫情近期不太可能消退，但應該看到，疫情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影響只是短期的，各地經濟發展活力強、韌勁足、潛力大，疫情結束后有望快速復蘇，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不會改變。并且，從化危為機來講，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充分的政策儲備，能夠及時采取對沖經濟下行的有效措施。初步分析，這次疫情對我國區域經濟的沖擊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第一，湖北省是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受疫情沖擊最大。從武漢“封城”到解封期間，湖北省經濟活動除了保抗疫、保民生之外基本都處于停擺的狀態，絕大多數的企業停工停產。2020年第一季度全省地區生產總值6379.35億元，同比下降了39.2%，是全國下降幅度最大的省份，其中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分別下降了25.3%、48.2%和33.3%，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進出口總額分別較去年同期下降了82.8%、44.9%和20.9%。這次疫情對湖北省工業經濟運行的沖擊很大，汽車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等規模以上工業重點行業增加值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了45.8%、27.8%、45.1%、43.9%和59.9%，并且，這些行業增速下降對上下游產業鏈形成較大的連環沖擊，不少關聯配套的制造業企業近期才逐步復工復產。另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這次疫情嚴重損害了武漢市乃至湖北省的區域形象，明顯惡化了區域營商環境，不利于吸引省內外投資，2020年1－3月全省累計實際利用外資0.22億美元，同比下降了98.61%。①第二，服務業增加值占比高、規模較大的省市經濟增長受到較強的短期沖擊。廣東、浙江、江蘇、北京、上海等地服務業增加值占比較高，外來人口較多，疫情空間分布相對集中，這次疫情嚴重沖擊了這些省市旅游娛樂、交通物流、餐飲住宿、批發零售、商務服務、房地產等服務業。如，上海市今年第一季度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了18.0%、42.4%。但并非所有服務行業都受疫情的沖擊，也有一些新興服務業在疫情期間反而表現出較為強勁的逆勢增長勢頭，如，2020年1－2月全國互聯網和相關服務、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營業收入分別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0.1%、0.17%。［8］另一方面，各地常態化防控也要求居民保持相應的社交距離，不鼓勵人群聚集活動，加之消費者到店消費還有一些顧慮，因而，服務消費仍然受到一定的抑制，許多服務企業還處于間歇式營業狀態，完全恢復經營活動可能要到今年下半年。第三，產業鏈比較發達的省份面臨日益增大的供應鏈風險。廣東、江蘇、河南、湖南、重慶等省市都有一些產業鏈長、跨國或跨省配套的支柱產業，特別是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汽車制造等行業規模較大，但由于全球疫情造成多個國家停工停產，即使在國內，也存在復工復產不均衡、不同步問題，所以這些供應鏈較長的產業受疫情沖擊較大。當前，由于各國復工復產步調不一致，這些省份制造業企業正在承受核心零部件或關鍵原材料供應緊張、訂單減少等壓力，產業鏈要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至少需要半年的時間。第四，外貿大省正在遭遇一場空前的危機。受全球疫情的影響，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福建等省的外貿企業開工時間普遍較往年推遲了10天左右，但當復工復產時企業又遇到了海外疫情沖擊。種種跡象表明，肺炎疫情已導致全球性經濟衰退，全球貿易規模明顯萎縮，海外訂單減少已威脅到我國大量的外貿企業生存，已有一批外貿企業處于停產或間歇性開工狀態。據浙江省統計局的報告顯示，2020年第一季度全省出口額同比下降10.4%，其中加工貿易下降18.8%，59.6%的出口企業接到訂單量低于正常水平。另一方面，許多國家啟動疫情響應機制，限制或禁止中國公民入境，減少到華的航班和海運班次，這些限制措施已經影響到我國各地對外商務活動正常進行。第五，貧困地區決勝脫貧攻堅面臨更大的挑戰。云南、貴州、廣西等省份疫情較輕，但經濟運行受疫情沖擊卻不小。這些省份旅游業、農業等行業受影響較大，旅游景區關閉，農戶種植的農產品滯銷，旅游企業和農戶損失較大。同時，外出務工收入是很多貧困戶收入的主要來源，而這次疫情不僅造成了貧困地區農民工外出務工受阻，還迫使企業減少用工，因而直接影響到了貧困家庭的收入來源。據統計，截至2020年4月10日，外出務工貧困勞動力2353萬人，是疫情發生前的86%。［9］由于疫情持續時間較長，對勞動密集加工業、傳統服務業等行業沖擊較大，這些行業又是吸納貧困勞動力的主要部門，因而，可以初步判斷，這次疫情對中西部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形成較大的挑戰，有些貧困縣可能會出現大面積“因疫返貧”現象。

三、全球肺炎疫情對我國區域經濟影響的前瞻分析

今后一段時間，全球肺炎疫情繼續蔓延將使得我國區域經濟未來發展面臨著更加復雜的外部環境，而辯證地去看待疫情則是當前積極應對危機的理性選擇，只有看清楚“危中有機”，才能準確把握住疫情帶來的有利機遇，也才能有效克服困難挑戰。從既有研究看，這次疫情可能帶來的契機或機遇主要是:第一，倒逼各地區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在疫情的沖擊下，我國絕大多數省份今年第一季度都出現了負增長，經濟下滑無疑加大了地方經濟下行的壓力。為了對沖疫情沖擊，各地政府只有積極采取有效措施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才是盡快實現復蘇、“危中尋機”的根本之策。在實踐中，我國各地政府在支持企業復工復產、幫助中小微企業紓困解難等方面確實采取了靈活應對策略，招數之多、力度之大、范圍之廣是前所未有的。事實表明，通過互聯網賦能可以增加廣大中小微企業生存的希望，也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主攻方向。第二，加速新技術的投資和應用。無疑，新型基礎設施投資是我國各地應對肺炎疫情沖擊的重要抓手，基于信息網絡設施為基礎的5G、人工智能等領域投資將是“十四五”產業發展的“新風口”。在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我國各地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新型基礎設施對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發展和智慧城市建設都是至關重要的。歷史發展經驗表明，對于具體省份而言，基礎設施投入越大、建設越快，投資環境改善越明顯。對于我國這樣人口和經濟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基礎設施存在明顯的外部性，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優勢。從這個視角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是我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引爆點”，也可讓經濟欠發達的省份找到“換道超車”的機會。第三，新興業態快速孕育成長。居家辦公、在線教育、直播銷售、無接觸配送等新興業態在這次疫情中表現搶眼，增速很快，深受市場認可。雖然這些業態在過去一段時間就已經存在，而這次爆發式增長則借助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使其應用如虎添翼，豐富了用戶的體驗，也改變了人們的工作生活和受教育方式。從這些業態的逆勢增長趨勢看，新一代互聯網深度滲透到了其他產業，并顛覆了傳統的消費方式，也改變了人們的工作生活習慣。當然，這些新興業態的興起將使得中心城市更具有發展后勁，更容易占據未來產業發展的高點。然而，疫情可能對經濟產生長期的影響，進而對區域發展產生持久性沖擊。歷史的偶然性事件對區域長期發展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10］，極有可能改變一個國家區域格局的長期走向。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通過對這次疫情的觀察而形成了一個基本判斷: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經濟秩序。［11］毋庸置疑，這種趨勢不僅會加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收縮，還會降低全球生產體系運行效率，必將對我國區域經濟未來發展產生一系列的重大挑戰或困難。第一，全球經濟陷入短期衰退。目前，全球性經濟衰退已經顯現，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受到不同程度沖擊，今年經濟負增長將成為多數國家普遍的現象，這意味著全球市場需求陷入萎縮。我國東部地區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受疫情沖擊深度將更深、時間跨度更長。并且，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因素更多，風險更大，強力的刺激性政策效果可能大打折扣。發達經濟體之間及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相互博弈，無形中增加了全球復蘇的阻力。外部需求疲軟甚至急劇萎縮將沖擊我國各地對外出口，特別是外貿大省受到的影響更大。第二，“逆全球化”借疫興起。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約翰•格雷認為，肺炎疫情標志著全球化鼎盛時代的結束，嚴格的邊境管控將重新成為全球格局的持久特征。［12］疫情后，全球化將出現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挑起“再工業化”和單邊主義戰略。這些國家暗地策劃“去中國化”行動，推動本國企業從中國撤資，將生產基地轉移回國或東南亞國家，以此削弱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優勢。同時，這些國家還可能利用貿易摩擦、外資審查等手段限制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活動。“逆全球化”現象一旦成風，將對我國區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我國相當多的企業對外貿易和投資活動將受到較大的限制，加速“去工業化”將影響我國制造能力。另一方面，在母國政府的干預下，外資企業來華投資的顧慮更多，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的增長勢頭將有所減弱。第三，地區分割現象升溫。疫情之后，全國各地都在加大投資，鼓勵企業復工復產，彌補之前經濟增長的缺口，然而，為了完成經濟增長目標，有些地方政府可能采取一些地方保護主義的政策。如，優先采購本地企業生產的產品，采用定向補助政策鼓勵本地居民購買本地生產的汽車等。又如，為了幫助本地企業平穩渡過危機，有些地方可能采取一些措施限制外地同類品牌產品在本地銷售的做法。顯然，在疫情沖擊下，政府都極力推出政策組合拳來對沖經濟短期急速下滑，但政府性救急資金或政策卻往往是低效、有偏的［13］。第四，社會創傷短期內很難治愈。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是這次國內肺炎疫情的“震中”，患者規模較大，這個群體將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內很難正常融入社會。并且，來自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的人群容易遭受“貼標簽”歧視。更令人擔憂的是，受這次疫情的影響，外來投資者到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的投資意愿明顯下降，外地企業不愿意接納湖北省特別是武漢籍人員就業。因此，肺炎疫情可能對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經濟發展產生持久性的負面影響。

四、應對全球肺炎疫情的策略選擇

當前，全球肺炎疫情對我國區域經濟已經產生了嚴重的沖擊，各地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下滑，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并不多見的現象。為了擺脫危機，盡快恢復經濟，從中央到地方都應積極采取精準有效的應對策略。第一，建立“穩供給、擴內需、保就業、促投資、穩外貿”的聯動機制。為了對沖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中央有關部門應采取減稅降費、緩繳社保費用、精準放貸等措施幫助企業穩崗復工，鼓勵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與員工簽訂短期性的靈活用工協議，引導有關企業試點共享用工模式。各地區應因地制宜制定鼓勵消費政策，通過派送消費券、發放消費補貼、鼓勵按揭消費等政策引導城鄉居民積極消費，加大政府采購等公共消費，把拉動消費作為現階段的一項重要工作。各地要挖掘就業潛力，設立一些公益崗位，吸納失業人員再就業，鼓勵失業人員利用自身特長創業就業。中央有關部門要研究實施針對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行動，在“三支一扶”、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等領域設立特崗，吸納高校畢業生。各地應抓住時機，把老舊小區改造、縣城改造、城際鐵路建設和公共衛生防疫體系作為擴大投資的四個重點領域，通過有效投資來穩供給、擴內需。在穩外貿方面，外貿大省要支持外貿企業轉內銷，鼓勵大型電商企業與外貿企業合作開辟銷售渠道，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往來，開拓新興市場。第二，打造中西部地區新增長極或接續增長點。要依托中西部區域性中心城市、省會城市形成一批具有戰略支撐作用的增長極。在繼續做好規劃統籌、交通一體化、產業布局協調等方面工作的基礎上，更應該因地制宜探索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創新，特別是建立與協同發展相適應的區域治理體系，包括組織機構、統籌協調機制、利益分享機制、責任共擔機制等，同時，中央也要在這些地方優先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設立一些國家重大政策平臺，強化增長極綜合效應發揮。另一方面，中央要支持晉陜豫黃河金三角、宜昌－萬州、蕪湖－馬鞍山－南京、蒙晉冀長城金三角(烏蘭察布－大同－張家口)等省際交流密切、區域功能相對完整、毗鄰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省際交界地區發展，打造一些區域性接續增長點。此外，中央要加快實施沿邊開放戰略，提升內陸口岸發展功能，按照地市級城市規劃標準進行設計和建設，適當超前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因地制宜建設鐵路、支線機場等基礎設施，提高產業和人口集聚力。第三，全力支持湖北省恢復經濟社會發展秩序。中央應加大對湖北省經濟社會發展的金融支持力度，適當增加湖北省今年新增地方債規模，對湖北省疫情防控重點保障企業加大專項再貸款資金投放規模。中央財政優先安排預算內資金保障湖北省公共衛生項目建設，滿足疫情防控需要。引導地方商業銀行在確保不抽貸、不斷貸、不壓貸的基礎上，加大對受疫情嚴重沖擊的行業企業的信貸投放力度。中央有關部門應研究湖北省中小微企業享受為期一年的稅收減免政策，減輕企業的生存壓力。各地應加大查處有關企業針對湖北籍人員就業、居住、出行等領域的歧視性行為，舉一反三。有關部門應組織中央企業和大型民營企業針對湖北省開展就業招聘行動，幫助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失業人員就業，農民工就業等問題。第四，扎實做好常態化防控期間的脫貧攻堅工作。中央要繼續加大對“三區三州”脫貧攻堅的投入力度，各級政府要做實做細有關脫貧工作，確保如期脫貧。地方政府要做好貧困地區農民工外出務工就業工作，與有關地方做好疫情期間用工對接，有序組織貧困地區農民工外出集中赴崗就業，通過外出務工增加貧困家庭收入。各地應研究解決因疫返貧、因疫致貧等問題，按照分類、精準施策要求穩妥幫助貧困家庭增加收入。有關地方應研究疫情沖擊下扶貧車間停產減產、扶貧產業銷售不暢等問題，要引導產業轉產轉型，提高扶貧產業應對風險能力。各地應聯手電商平臺、直播平臺等合作伙伴開展公益性的消費扶貧活動，擴大貧困地區優質農產品和手工藝品的銷售，解決貧困地區優勢產品“賣難”問題。第五，大規模建設新型基礎設施。各地應按照中央的有關部署，堅持因地制宜、適當超前、發展服務產業的原則，加快建設面向未來的城市大腦、數據中心等數字化信息基礎設施，特別是5G、人工智能、物聯網、工業物聯網等支撐新興產業發展的新型基礎設施。中央有關部門要繼續深化投資審批改革，下放項目的審批權限，鼓勵地方政府與互聯網企業、移動運營商等企業合作建設5G應用場景，有針對性向本地企業推廣使用新技術的應用，開發更多新技術產業化應用的結合點，催生一批具有前瞻性、引領性、自主性的科技企業。各地應針對疫情催生出來的居家辦公、在線教育、直播營銷、無接觸配送等新興業態加大支持力度，鼓勵有關企業針對常態化防控需要繼續升級業態，豐富產品種類。第六，加強組織領導。中央應對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應加強對疫情常態化防控期間的經濟運行調度，研究解決全球肺炎疫情對我國區域經濟沖擊的一些突出問題，加大支持湖北省抓防控、穩增長、保民生，支持外貿企業轉型升級，深化脫貧攻堅工作，加大重點領域的投資，靈活高效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打好政策組合拳，防止“脫實向虛”、地方保護主義等現象反彈。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要加強跟蹤分析疫情對各地經濟運行的影響，針對各地疫情形勢制定差別化的支持政策，避免一些省份發生區域性、系統性的經濟風險。

作者:葉振宇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