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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經濟：依然處在政府政策掌控之下

過去幾個季度中國經濟出現了兩個超預期現象：一個是超預期回調。2009年1、2月份的經濟數據回調幅度之大，超出了經濟界大多數人的預期。其中工業增加值、外貿回調幅度尤甚。另一個是超預期反彈。整個一季度GDP增速的反彈，無疑有些超預期地高。構成中國GDP重頭的工業增加值1-2月份的增速僅為3.5％，但整個一季度的GDP增速卻達高達6.1％，這個數據無疑也超出大眾預期，甚至由此引發各方對數據準確性的猜測。因為我們看到，雖然GDP在增長，但工業用電、貨物運輸等“硬指標”卻在下降，兩個價格指數(CPI和PPI)也呈負增長態勢。軟硬經濟指標間的這種變化直到5月份依然持續。因此可以認為，目前經濟形勢依然嚴峻而微妙，還不能盲目樂觀。

世界經濟很糟，中國經濟走勢依然微妙，這兩個事物之間究竟有多大的聯系?是否可以認為，中國經濟的超預期回調及超預期反彈，與世界經濟走勢直接聯系在一起?筆者認為，客觀地來說，中國經濟超預期回調的多半原因，是國內宏觀調控政策促成的，而非金融危機導致的。歷時一年多時間的宏觀調控是非常必要的，是對此前近乎瘋狂的過熱經濟的理智處理。客觀地來分析，2008年三季度之前的中國經濟的確有些過熱，先是樓市繼而是股市近乎瘋狂。其中樓市瘋漲比之醞釀美國“次貸”危機的樓市有過之而無不及。“次貸”危機之前數年內美國大城市房價僅僅漲了一倍多，股市指數也只翻了一番左右。而中國近年一些城市的房價已經長了好多倍，沿海一些城市的房價一年要漲三四倍；股指一年之內從兩千點漲到近七千點，以近乎瘋狂來描述市場一點也不過分。從這一背景來考慮，2007至2008年的中央宏觀調控是非常必要的。調控的主旨原本就在于降低經濟增速，解決導致通貨膨脹的供給瓶頸因素，只是由于趕上了世界經濟衰退，則顯得有些矯枉過正。

客觀地來分析，世界經濟衰退對于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最直接因而關鍵的渠道有三個：其一是對外貿易，由美國進口收縮引發的全球市場萎縮導致了中國外貿的大幅度收縮。其二是價格機制，發達國家市場收縮引發的全球性物價走勢逆轉，一改通貨膨脹為通貨緊縮威脅，對中國的影響則是將輸入式通貨膨脹變成了“輸入式通貨緊縮”威脅。目前兩個價格指數的負增長多半是輸入的，具體說，石油、鋼鐵、礦產等戰略性資源和幾乎所有大宗商品價格的全球性大跌，導致了中國國內工業品和消費品價格的走低。第三個是心理渠道。先是金融海嘯而后是世界經濟衰退，極大地打擊了投資者與消費者信心，悲觀情緒借助互聯網等媒體快速擴散。同樣客觀地來分析，這些渠道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要么是短期的，要么是正負效應兼得。其中價格機制傳遞的效應多半是正面的。具體說，這個機制傳遞的全球性價格走低，恰恰有利于中國治理通貨膨脹威脅。既然輸入式通貨膨脹徹底消除，那么緊縮性宏觀政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重要前提。由此，可將中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180度的大轉彎，既看作對突然降臨的世界經濟衰退的靈敏反應，也可視為對突然逆轉了的原定政策目標的靈活調整。

非常清楚的是，正是經濟宏觀政策180度的逆轉促成了經濟的快速觸底反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整個一季度中國經濟的前傾后揚是合乎邏輯的。中國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基調變化與國內經濟走勢滯后變化之間的密切聯系，表明目前中國經濟依然處在政府政策可控范圍內。從較深層次來看，寬松的貨幣政策加上大力度刺激性的財政政策，至少促成了兩個轉折：一個是貨幣供應量的高速增長。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止2009年5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25.74％，增幅比上年末高出7.92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同比增長18.69％，市場貨幣流通量(M0)同比增長11.24％。這與2008年后半年持續收縮形成鮮明對照。表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依然有效，無須擔心“流動性陷阱”困局。另一個是國內投資需求的再次發熱。反映投資需求增速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額，在2008年第四季度曾跌至25％以下，但進入2009年以來驟然加速，1至5月份增速高達32.9％。與此同時，令經濟界擔心的消費增速下滑勢頭，也開始出現逆轉。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反映消費需求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從2008年全年的21.6％和2009年1月份的18％，降到3－4月份的15％，但在5月份出現觸底回升，增速升至15.2％。似乎預示著消費也開始發力。

對于中國經濟依然處在政府政策掌控之下的判斷，不僅從上述經濟活動波動與宏觀政策之間的聯系上可以得到印證，而且更為重要而深層的原因，則深植于制度內部。客觀地來說，雖然經歷了三十年的市場化制度轉型，但中國市場化轉型迄今遠未完成，政府參與及干預經濟能力依然超強。這種超強能力不僅表現在各級政府對經濟微觀主體活動的控制程度上，而且表現在政府對關鍵資源的控制上。除了占國民產值近三分之一的財政收入外，政府還控制著幾乎所有土地和礦產的供給。這些顯然是中國經濟與美、歐等成熟市場經濟的最大不同之處。既然我們的經濟依然處在政府政策可控范圍之內，那么面對依然嚴峻而微妙的經濟形勢，也就沒有理由驚惶。

二、未來世界經濟：很可能走走停停

當前世界經濟走勢嚴峻而微妙，未來幾年很可能呈w型演進態勢，即經濟低迷與短暫復蘇交替出現。總的態勢是衰退長期化，但期間不排除短暫的復蘇。其中基本的原因是，目前發達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處在兩種彼此沖突因素的較量中：一種是導致衰退長期化的因子，另一種是促使經濟復蘇的因子。

導致經濟衰退長期化的因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個：

其一，金融危機顛覆了原有美國主宰的全球金融體制，重建新的有效體制需要時間。在擬議中新的全球金融體制中，不僅美國需要重新定位，各主要經濟體尤其是中國、俄羅斯這樣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重新定位等議題，都需要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花時間去討價還價，即使像G20二次峰會那樣達成框架上的一致，但具體落實起來也需要時間。

其二，金融危機破壞了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金融業的信心和聲譽，恢復需要時間。對于美國、歐盟等發達經濟實體而言，金融重建不僅涉及到處理掉金融業龐大的不良資產或日“有毒資產”，而且更重要且更為棘手的議題，是恢復金融業的信心和聲譽。這方面最關鍵的一環，要數消除金融危機中暴露的兩類金融欺詐的負面效應了：一類是極個別金融從業者職業道德淪喪而制造的有意欺詐；另一類是金融機構追求短期利益而創造的一些金融創新產品引出的無意欺詐。前者以麥道夫版本的“龐氏騙局”最為典型，后者則以cDO(有擔保的債務憑證)登峰造極。這些有意和無疑的金融欺詐，極大地損害了美國及發達國家金融業的聲譽，敗壞了金融從業者的形象，要重新博得大眾尤其是大眾投資者的信任，顯然需要時間。

其三，金融危機加劇了發達國家大眾消費能力與不動產價格之間的彼此依賴關系，在不動產價格與消費能力之間形成了某種膠著狀態，打破這種僵局更需要時間。

所有這些因素，都預示著衰退可能將長期化。不難設想，像美國這樣高度依賴投資銀行運作的經濟體，單是要恢復投資銀行往昔的輝煌地位就需要一定的時間。然而一個沒有投資銀行運作的資本市場，將很難恢復以往的活力與生機；一個沒有活躍資本市場的發達經濟體，是不可能最終擺脫衰退的。諸如此類的系列因素，無疑將導致衰退長期化。

與此同時，促使發達經濟體觸底復蘇的因素也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兩個：一個是體制性因素。所謂體制性因素，就是發達工業化國家當代制度安排打造的某些反周期因素。具體說，在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內部，存在某種制度安排，發揮著“衰退兜底”效應，足以防止經濟持續下滑，墜入惡性循環的深淵。所有體制安排中，最有效的制度安排當屬健全的社會保障體制和政府干預與市場力量之間的某種平衡。前者由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催生，后者由70年代“滯漲”等沖擊促成。龐大而健全的社保體制，賦予公共財政在宏觀經濟運行中以某種“內在穩定器”的作用，而政府干預與自由市場理念的某種平衡，則打消了微觀經濟主體坐等政府救助的“福利國家效應”。面對嚴重的經濟衰退，財政“內在穩定器”實際上具有某種“兜底效應”。具體說來，衰退導致的失業對大眾消費能力的負面影響是有一個底線的，到一定程度會發生“兜底效應”，不可能無限制地萎縮下去。不斷擴大的社保尤其是失業保險等公共支出，意味著政府無論是否愿意，都須擴大支出，由此賦予公共財政以事實上的“內在穩定器”作用。由于這個“內在穩定器”，發達國家經濟的衰退及其對大眾消費的收縮效應總歸是有底的。

另一個是政策因素，即發達國家政府與央行不斷強化的刺激政策。我們知道，自2008年10月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盟、日本三大經濟實體以及別的發達經濟體都紛紛推出了系列刺激經濟方案。其中美國政府擬議中的支出超過1.6萬億美元，歐盟核心16國擬議支出超過2萬億歐元，日本約6000億美元。加上主要經濟體央行的公開市場活動，正在將近10萬億美元的貨幣注入發達經濟體之內。各國政府與央行的“聯手”，加上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政府的協同干預，正在對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的因素形成某種“合圍”。這兩大因素的合力，將可能促成發達經濟體的復蘇。

上述兩股彼此沖突的動因較量，勢必導致經濟陷于長期衰退與短期復蘇交替的境地。可以預料：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未來相當一段時間(三五年)內，美國、歐洲乃至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很可能呈現走走停停的態勢。

三、世界經濟衰退：正在促成中國經濟深度調整

世界經濟衰退與中國經濟超預期回調，這兩個變故的合力，無疑在促成中國經濟的一次深度調整，調整的內容很多，但最重要的內涵當展現于三個層面：

第一個是企業層面，市場凈化效應機制開始發揮作用，正在產生“裸泳者出局”效應。

“股神”巴非特曾經講過：“只有在退潮的時候你才知道誰在裸泳!”此次中國經濟回調之后，企業層面上我們的確看到了一些“裸泳者”。東莞的一家玩具廠，老板一夜之間帶領境外高管撤離，把六千多“打工者”扔在了馬路上，扔給了地方政府。浙江紹興的一家印染業“龍頭”企業，資金鏈斷裂后地方政府出手相助，又是動員銀行貸款，又是動員關聯企業擔保，打進4.5億元銀行貸款不到一個禮拜，老板夫婦卷款而逃。曾經，這樣的企業老板作為“明星”企業家、行業“風云人物”出現在世人面前，在經濟回調之后原來風光與瀟灑所掩蓋的真實狀態才暴露出來。有調研材料證明，在前幾年股市瘋狂期間，那家“亞洲最大玩具廠”放下主業不去創新，卻將資本抽去炒股、炒銀礦，造成巨虧；而那家“印染業龍頭企業”則到處鋪攤子，陷入債務鏈條不能自拔。經濟危機之風雨首先吹垮的正是這樣的危樓。而其經營者一走了之的應對方式，即使與一般企業家所應有的道德底線亦相去甚遠，更談不上當今流行的企業家與企業的“社會責任”了。

就最近半年多以來中國的現實來看，企業的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小企業困難尤甚。但如若深入調查，則很難認同愈演愈烈的中小企業“倒閉浪潮說”，至少在民營中小企業居多的長三角地區，這一說法很難成立。事實上，世界經濟衰退和中國經濟回調，打斷了許多中小企業在前兩年市場瘋狂時形成的融資依賴路徑，這個路徑最大的特征，就是大多數中小企業將房地產溢價和股市暴漲作為融資乃至虛假利潤的主要源泉。市場的泡沫誘使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加入“裸泳者”隊伍，致使主業生疏，而一遇經濟回調便紛紛陷入困境。世界經濟衰退與中國經濟回調產生的“裸泳者”出局效應，當首指那些主業已經遠遠落伍的企業。而此類企業被淘汰出局，對于資源的最佳配置和產業整體效率的提升都將是有利的。

第二個是產業層面，轉型升級有了硬約束。關于產業升級，從中央到地方，從學界到企業界，各方面呼吁了多年，也推出了不少政策措施，然而迄今未見大的進展。究其原因，一個基本的因素在于缺乏硬的約束條件。又便宜又好的中國貨在國際市場上打遍天下似乎沒有敵手，市場似乎是無限的，粗放式擴張大行其道，企業、行業加上地方政府都在游說中央政府加大退稅力度，以便多多出口，鮮有傾全力于轉型升級者。目前形勢截然不同，世界顯然出現了嚴重衰退，國際市場持續萎縮，加上國內消費檔次的提升，給轉型設置了硬的約束條件。就這個角度來看，世界經濟衰退與中國經濟回調是壞事也是好事，是給中國產業轉型升級設置了約束與壓力。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產業演進史顯示，每一次大的產業升級與轉型，都發生在大的經濟衰退之后。其中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最近一次大規模的產業升級，發生在1980年代，這實際上是對上世紀70年代“滯脹”設置的硬約束條件的一次深度反應。

第三個是政府政策層面，最大的變化體現在宏觀調控政策目標上，由短期抑制通漲變為長期擴大內需。前已提及，美國金融危機促成了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反轉，此前的政策目標定位于抑制或防止通貨膨脹等短期目標，那以后的政策目標越來越瞄準長期目標。

客觀地說，中央政府擴大內需的政策已經展現出三根“支柱”：其一是“民生工程”。具體不少于三大內涵，分別為住房保障工程、覆蓋全民的社保和醫保體制以及教育公平化。其中僅住房保障工程計劃就高達4000億元，占整個刺激計劃支出的10％。至于社保、醫保和教育公平化支出，則多半要超出4萬億計劃預算籃子。總之，民生工程各主要內涵都屬于長期政策與體制建設，長期目標極其明確。其二是基礎設施建設，旨在消除國民經濟發展的一些瓶頸，為下一步增長鋪設“硬件”環境。已經推出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數萬公里的鐵路建設，數萬公里的高等級公路建設，上萬公里的油氣管道鋪設，十多個城市的地鐵建設等等。基礎設施建設規模之大，可謂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所未有。按照國家有關部門公布的計劃推算，2009年當年投在鐵路、公路、港口和機場等交通基礎設施方面的支出，總額高達僅1.8萬億元，比十年增加5800多億元，大大超過歷年水平。基礎設施建設的完成并非一朝一夕，其效用也非當代一代，其長期目標不言而喻。其三是產業振興計劃。已經推出十大產業，加上上海“兩個中心”建設等區域產業振興規劃，規模也很龐大，需要持續多年。

諸此，都意味著中央政府宏觀政策目標定位的長期化。對于我國這樣一個政府干預及參與經濟極深的經濟體來說，中央政府政策的這種大轉折，必將影響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方向尤其是產業與區域重心的變化。這當是不容置疑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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