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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數字經濟驅動產業創新是現代商業模式更迭以及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驅動力。本文構建2012-2019年時間序列的STR模型，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影響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非線性效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驅動效果顯著，存在跨越門檻值后的驅動力非線性特征，且數字產業總產值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具有延展性，產業規模和行業集中度在線性區制內與產業結構高級化之間存在明顯衰減的弱關聯關系；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之間存在結構轉變和速度轉變的非線性特征，數字產業總產值和增加值在閾值附近的轉換速度較快，移動網絡接入流量和國家研發占比在“低-高”區制轉換中未產生“跳躍”式驅動。本文最后提出強化流通產業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強化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發展的深度融合等對策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流通產業;產業結構高級化;非線性效應

2021年3月，《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出：“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壯大經濟發展新引擎”。數字經濟在融合傳統經濟與數字化知識過程中激活了信息這一關鍵性生產要素的創新與賦能，其驅動流通產業轉型升級的本質是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催化和滲透，引導流通產業培育出新的發展生態。在此過程中，數字經濟衍生出的共享經濟和網絡經濟等新型商業模式，從需求側層面進一步倒逼流通產業變革。流通產業的產業鏈供需關系在數字經濟邏輯框架下不斷重構，這既來自數字化場景對流通產業組織分工邊界趨于模糊化的催化帶來產業價值鏈延伸，也來自數字經濟對流通產業組織形態趨于柔性化和協同化的推動帶來產業鏈資源有效配置。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在產業互聯網中的滲透和應用，數字經濟將成為流通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全新內在驅動機制，并在升級改造流通產業數字基礎設施中為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賦能創新。

一、相關研究文獻評述

數字經濟驅動產業結構升級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相關的研究也開始從制造業領域向流通產業領域延伸。本文主要從以下方面梳理文獻：關于理論方面的研究：肖旭和戚聿東（2019）提出數字化為產業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認為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價值維度體現在產業跨界融合、效率提升、競爭模式變革及數字賦能等四個層面。焦勇（2020）認為，數字經濟為制造業轉型提供新思路并賦能制造業轉型，具體表現為從要素驅動到數據驅動、從產品導向到用戶體驗、從產業關聯到企業群落、從競爭合作到互利共生四個維度。盛磊（2020）研究了數字經濟引領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機制和內在邏輯，發現數字經濟中的新基建、信息要素和智能制造等不斷拓展產業新格局。關于實證分析方面的研究：劉靜等（2020）通過構建時間序列的STR模型，發現數據賦能對文化產業創新效率具有“閾值”效應，數據賦能增速趨于零時的非線性轉換明顯。沈運紅、黃桁（2020）運用改進后的熵值法探索其對制造業產業結構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數字基礎建設水平、數字化產業發展水平以及數字技術創新科研水平均能優化制造業產業結構。鄭嘉琳、徐文華（2020）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助推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果和作用機制，發現數字經濟有助于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且數字經濟、產業結構和創新能力的相互匹配和融合共同提升經濟的發展質量。上述文獻對本文研究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關系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然而，現有研究仍存在兩方面的不足：一是研究的領域仍以制造業為重點，涉及生產性服務業領域的研究十分稀缺；二是研究方法大多以定性研究為主，僅有的少部分定量分析也是圍繞產業鏈價值形態或產業組織展開，缺少從產業結構視角的研究。鑒于此，構建STR模型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影響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非線性效應，更為客觀地判斷數字經濟驅動流通產業結構升級的數量特征。一方面，彌補現有文獻在研究目標和研究方法中的不足；另一方面，為推動數字經濟與產業經濟的深度融合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二、數字經濟影響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理論分析

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產業結構合理化共同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流通產業高級化是第三產業結構重心向流通產業的轉移過程，反映了流通產業經濟的發展水平和流通產業結構的發展階段，而產業結構合理化是流通產業結構內部進行生產要素重新配置的過程。我國流通產業體系仍然面臨一些問題與短板，實施技術創新驅動戰略等可構建高質量流通體系（依紹華，2020）。本文認為，數字化經濟是通過信息技術的催化和滲透引導流通產業培育出新的發展生態，是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重要外部催化；而產業結構合理化更多依賴于內生性技術進步形成的生產要素合理配置。基于此，本文從數字經濟衍生的需求側引導和供給側變革兩條基本運行邏輯探討其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催化動力機制：1.需求側引導動力機制。數字經濟加速發展擴大了數字化場景的應用，通過外部市場環境的變化倒逼流通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流通產業涵蓋了交通運輸、批發零售及物流等多個子行業，其流通職能的最終服務對象是產業大循環下的消費場景，而數字經濟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驅動正是基于消費結構變化形成的需求側引導動力機制。數字化場景的應用對消費市場的消費者購物方式及支付方式等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在一個長期過程中通過影響消費體驗和消費習慣，實現商業價值的創新。現階段，數量繁多的品類商品對市場消費帶來了選擇困境，數字化在消費中的場景應用能夠基于大數據技術對商品和消費渠道進行科學匯總，根據消費個體的偏好進行相關屬性商品的匹配，并進一步根據消費歷史數據向消費者進行同偏好商品的關鍵信息傳遞，緩解了傳統零售市場中“填鴨式”銷售策略對市場消費信息的忽視，促進數字化的消費市場結構形成，進而倒逼流通服務的改進。2.供給側變革動力機制。數字經濟在改造和升級流通產業基礎設施中創造了更多的流通服務數字化應用場景，而該部分應用場景從供給側角度實現了流通產業價值鏈增值。一方面，數字化場景通過融合流通產業鏈與數字技術為細分的消費需求提供市場價值再識別的外部環境。數字化場景優化了流通產業鏈中的信息流、資金流和物流的流動效率，通過大數據技術在消費數據庫中的應用優化消費結構，推動并創新更加細分化的市場營銷策略。另一方面，數字化場景在創造消費者個性化和實時需求過程中為多元化的消費需求提供市場價值再創造的動力。多元化的消費渠道產生了天量的交易數據信息和交互數據信息，而諸如消費購買周期及消費者評價等重要消費指標通過數字化場景的模擬，為零售企業提供更加精準且充實的消費形象，形成從需求端到供給側的商品價值共創閉環。在價值共創中，消費者的個性化和實時消費需求能夠更好地被滿足，再加上消費移動終端的普及和便捷的支付，數字化場景的應用從供給側挖掘并維持了消費者的個性化與實時需求。3.非線性傳導機制。數字經濟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非線性傳導機制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數字化場景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波動性特質。一方面，數字經濟的核心是數據。而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過程，本身也是流通產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漸進動態過程，數據在該過程中形成的精確性助力具有長尾特征，即數據在流通產業價值鏈中的錄入、加工和組配是一個復雜的技術過程。數據與產業結構調整不僅僅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產業邊際產出不確定的非線性模式；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實現流通產業價值鏈的增值過程是漸進式過程。數字化場景推動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過程中發揮需求側和供給側的雙重助力，不管是需求側的引導還是供給側的變革都隨之產生了大量的產業價值鏈交易數據。該部分交易數據的進一步解讀繼續向產業鏈下游衍生價值鏈，數字經濟在上述整個過程中的貫通是非線性輸入狀態。因此，導致了流通產業鏈下游生產效用與上游和中游數字經濟成本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三、數字經濟影響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非線性模型構建

（一）模型構建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認為，以大數據、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為核心生產要素的數字稟賦通過引導和創造消費，改善社會對流通服務的需求價值鏈，進而倒逼產業結構重組和創新實現高級化。與此同時，影響產業結構的傳統生產要素，例如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同樣引致出新的數字經濟，并為產業結構的創新賦能。本文借鑒劉靜等（2020）研究思路，構建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間的STR模型，實證檢驗內在驅動的非線性特征。模型設定如下：其中，STAD為流通產業高級化，LA、CA和TE分別表示產業結構高級化影響要素中的勞動力、資本和技術。滓1,0表示數字經濟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線性影響因子，滓2,0表示數字經濟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非線性影響因子，t-i表示時間序列（i=1,2）。G(st;酌,c)為STR模型的轉移函數，用來量化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在不同區制間的轉化效率，其中st為轉換變量，酌為斜率參數，c為位置參數的閾值。

（二）變量與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STAD）。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包含了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兩個過程（左鵬飛等，2020）。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本質是產業結構從低級（勞動密集）向高級（技術和知識密集）的轉變過程，并在轉變中實現初級產品形態向中間品以及最終產品的提高。從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來看，隨著流通產業發展中高技術的滲透以及產業組織合理化程度的提升，企業技術密集度不斷提高帶來的產業附加值增加促進了第三產業結構重心不斷向流通產業轉移，即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過程是流通產業經濟發展更高水平的體現。本文參照姚戰琪（2019）的研究方法，以流通產業在第三產業占比的加權求和表示高級化進程，具體表示為：其中，n表示第三產業包含的門類總數，以統計局的第三產業統計口徑為標準，并將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與批發和零售業進行合并處理。因此，n=14；i和j分別表示流通產業及非流通產業的產值；q(j)表示流通產業在第三產業的比重。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2016）正式定義數字經濟為一種借助信息手段推動經濟結構優化的經濟活動。結合數字經濟的內涵及演變過程，數字經濟是一個復雜的體系概念，不能用單一的統計指標來衡量。從現有相關的研究文獻看（李春發，2020；劉靜等，2020），較為普遍的做法是構建數字經濟系統的指標體系，即選取權威性、完整性和高頻性的相關聯指標對數字經濟發展進行測度分析。基于數字經濟發展基礎和數字經濟發展規模是形成數字經濟的支撐，而數字經濟市場開拓是數字經濟的實現機制，本文將上述層面的指標選取納入統計范疇，借鑒上海科學院信息研究所編撰的《全球數字經濟競爭力發展報告》，從數字經濟發展基礎、數字經濟發展規模和數字經濟市場拓展等三個維度構建實證中的數字經濟體系，具體如表1所示。基于表1的數字經濟中三個一級指標和11個二級指標，進一步進行聚類分析。具體如下：首先，確定數字經濟各二級指標在影響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中的序列；其次，對各序列進行預處理從而獲得不同數列之間的灰色關聯系數；最后，根據計算的關聯系數取值接近1的指標，并進行優劣排序，最終確定賦值最大的重要指標。通過聚類-灰色關聯分析最終確定的指標包括：移動網絡接入流量（MN）、數字產業總產值（DT）、數字產業增加值（DD）和國家研發占比（RT）。本文所采用的數據來源于2012-2019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零售與餐飲連鎖企業統計年鑒》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站以及Wind數據庫。

四、數字經濟影響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實證結果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與非線性檢驗

對移動網絡接入流量（MN）、數字產業總產值（DT）等變量處理后進行單位根檢驗，各變量的ADF單位根檢驗和PP單位根檢驗結果均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均屬于平穩性序列。基于平穩序列的單位根檢驗結果，本文選擇sup-LR方法對構建的數字經濟影響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STR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具體結果見表2。可以看出，各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原假設，即數字經濟對流通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進程產生了非線性的沖擊。根據表2的檢驗結果，本文進一步通過格點搜索法確定STR模型中的參數初始值，即在既定范圍內依據轉移函數殘差平方和最小值原理確定平滑參數酌和位置參數c。計算可得，酌=3.994，c=8.041，其中酌值為非線性轉換速度，c值表示轉換函數在接近閾值8.041時會發生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快速轉換。

（二）STR模型估計

在確定參數初始值酌和c后，將其代入STR模型進行實證估計，最終結果見表3。1.STR模型的線性回歸結果。移動網絡接入流量（MN）和國家研發占比（RT）在當期和滯后期內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微弱，而數字產業總產值（DT）和數字產業增加值（DD）在當期和滯后期內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十分顯著，且具有顯著的線性衰減性，體現在DT和DD檢驗的（t-2）期系數明顯低于（t-1）期系數。總體來看，數字經濟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驅動效果顯著，且存在跨越門檻特征值后的驅動力非線性特征。從流通產業規模（CN）和行業集中度（CR）的檢驗結果看，線性區制下的產業規模和行業集中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存在1.0046和1.2184的驅動效果下，但在滯后期的作用效果快速下降至0.2026和0.4235，衰減十分明顯，即產業規模和行業集中度在線性區制內與產業結構高級化存在正向的弱關聯關系。2.STR模型的非線性回歸結果。———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之間存在結構轉變的非線性特征。根據轉換函數的回歸系數，數字經濟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驅動產生了顯著的非對稱作用，說明數字經濟框架下的生產要素通過社會消費側的引致需求倒逼了流通服務的升級，在產業結構高級化過程中呈現出了結構性差異。———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之間存在速度轉變的非線性特征。從轉換函數的估計系數看，數字產業總產值（DT）和數字產業增加值（DD）在4.1526閾值附近的轉換速度較快。其原因是：數字經濟生產水平和發展潛力從投產到形成流通產業鏈端的價值增值具有短暫的滯后性。數字經濟在滯后期隨著轉換函數接近閾值產生了從低位區制向高位區制的轉換。從移動網絡接入流量（MN）和國家研發占比（RT）與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非線性效應看，該變量在區制轉換中尚未產生較為明顯的“跳躍”式驅動。這主要是因為：移動互聯網接入和國家研發投入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其衍生的數字經濟生產要素已經潛移默化地成為流通產業和流通經濟發展的常態，而數字產業在2015年國務院推出《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后，出現了井噴式的發展和推廣，并在流通產業的產業鏈規模投入中出現了一定的峰值，由此產生的非線性邊際收益導致臨近閾值出現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之間的速度轉變非線性特征。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構建2012-2019年時間序列的STR模型，實證檢驗了數字經濟影響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非線性效應。主要研究結論如下：第一，數字經濟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驅動效果顯著，存在跨越門檻特征值后的驅動力非線性特征。第二，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之間存在結構轉變的非線性特征，數字經濟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驅動產生了顯著的非對稱作用。第三，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之間存在速度轉變的非線性特征。數字產業總產值和增加值在閾值附近的轉換速度較快；移動網絡接入流量和國家研發占比在“低—高”區制轉換中尚未產生“跳躍”式驅動。基于上述實證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對策建議：1.強化流通產業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的深度融合需要發揮數字資源稟賦對流通產業鏈的增值催化，而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是數字經濟對產業發展賦能的基礎。一方面，應圍繞社會大消費的流通服務形成數字化、智能化的互聯網體系，充分發揮數據信息和云計算等數字技術要素的優勢，拓展流通產業鏈的橫向拓寬和縱向拓展；另一方面，重點打造流通產業供應鏈的柔性機制。從數據挖掘、清洗和分析等關鍵領域深入布局存儲、運算和人工智能等硬件設施，為流通產業結構的全面轉型提供裝備和技術支撐。2.強化數字經濟與流通產業發展的深入融合。在數字技術向流通產業的滲透和普及中，應圍繞流通服務功能拓寬流通類企業的思維認知，通過培育龍頭企業形成產業轉型升級中的示范效應，同時這也為流通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奠定了良好的市場環境基礎。此外，應盡快引導流通產業融入國家的工業互聯網工程。數字經濟框架下的工業生產將以智能制造為主，流通產業的融入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因此，流通產業與工業互聯網的融合需要借助國家政策支持，在行業內部借助數字技術優勢明確不同服務主體的升級方向，強化與科研院所的產學研合作，構造具有創新活力并和諧有序的智能流通服務生態系統。3.強化數字經濟在流通產業結構升級需求側與供給側的雙向動力機制。數字經濟基于消費結構變化在需求側對流通產業結構高級化具有引導作用，同時通過創造數字化應用場景從產業價值鏈增值的供給側層面對流通產業高級化具有推動效果。一方面，深度挖掘數字化場景在需求側層面的商業價值，促進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化技術在產業資料大循環中的滲透，重點突破消費領域中存在的信息傳遞孤島瓶頸，通過創造市場需求倒逼流通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創新數字化場景在供給側層面的增值渠道，通過培育數字經濟領軍企業拓展數字技術在流通產業細分領域的市場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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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靜、惠寧、南士敬.數據賦能驅動文化產業創新效率的非線性研究———基于STR模型的實證檢驗[J].經濟與管理研究,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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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姚戰琪.服務業對外開放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J].改革,2019(1).

作者：李媛媛 葉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