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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是中國經濟學界最渴望新理論的時期。思想解放運動已經掃除了大多學術上的禁區，市場化改革也已基本上掃清了政治上的障礙。經濟學研究出現了幾個中心。一些中青年學者與他們的前輩一起加入到了政策咨詢的行列。向政府高層提供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機構勢成競爭。農村改革的成功正期待著人們對它的解釋，鄉鎮企業的崛起又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市場化的主要內容——價格體系的市場化正在艱難中前進，企業改革的目標模式還在辯論之中。經濟學家們在如饑似渴地探求著新的理論資源。就在這時，新制度經濟學與許多其它經濟理論一起，進入了中國。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初次來到中國，應該說是在不經意之間。在我的印象里，第一本涉及到新制度經濟學的中文書，是1985年出版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一個叫作勒帕日的法國人寫的。在其中，新制度經濟學被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一部分，由作者做了簡潔的介紹。1987年，奧利佛·威廉森教授應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講學，系統地闡述了他的“交易費用經濟學”，引起了更大的反響。后來他又于1989年到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的研究所作了演講。大約于1988年，科斯教授的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被翻譯成中文，首次在《中國：發展與改革》雜志上發表。1990年，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科斯的《企業、市場與法律》，后來這本書又以《論生產的制度結構》為名，于1992年出了修訂版。1988年，張五常教授在他的隨筆集《賣桔者言》中，以通暢易懂的語言，使科斯的名字（文中為高斯）超越了經濟學界。他也曾于八十年代末多次來過大陸，宣講產權經濟學。科斯于1990年，諾斯于1993年先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諾斯教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和《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在九十年代初先后被翻譯成中文。同一時期以中文出版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外國文獻還有德姆賽茲的《競爭的經濟、法律和政治維度》，多人的論文集《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等等。經過若干年的沉寂，經濟科學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了《新制度經濟學名著譯叢》。2001年又有張五常教授的兩本著作的中文版，《佃農理論》和《經濟解釋》出版。此外還有兩種新制度經濟學的教科書被翻譯成中文。

更廣義地看，制度經濟學不僅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歷史地看，還有在它之前的所謂舊制度經濟學和后制度經濟學。橫向看，則有公共選擇理論，法與經濟學，“集體行動的邏輯”等相近理論。早在六十年代，一些舊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作品就被介紹到了中國，如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1962），凡伯倫的《有閑階級論》（1964）；后來后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熊彼特和加爾布雷斯，也有著作翻譯成中文，如前者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和《經濟分析史》等；到了八九十年代，公共選擇理論的大師，布坎南的《自由、市場與國家》，《民主過程中的財政》，《同意的計算》等，利益集團理論的先驅，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和《國家興衰探源》，以及“法和經濟學”的著作，等等，也出現了中譯本。

這樣一個翻譯運動并不是說明這個理論趨勢只是外來的，它恰恰說明當時中國內在的理論需求。與翻譯運動并行的，是中國學者對制度經濟學理論的介紹。在八十年代末有影響的學術刊物，如《中青年學者經濟論壇》，《中國：發展與改革》和《經濟研究》中，都出現了一些對這一理論的最初的介紹文章。到了九十年代初，在《經濟研究》和《經濟學動態》中出現了兩個專門的系列，是專門討論制度經濟學問題的。《經濟研究》的系列大概沒有專門的名稱，《經濟學動態》中的則冠名為“新政治經濟學”討論。這時也出現了中國學者專門介紹新制度經濟學的書籍，如張軍的《現代產權經濟學》。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學者越來越多地從介紹轉向評論與批評，再到應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對中國的經濟問題進行分析，在他們的著述中，也包含著越來越多的獨創性。如林毅夫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汪新波的“對企業性質的重新思考”等等。在這前后，又出現了以制度經濟學為主要分析方法的專著，如盛洪的《分工與交易》和張宇燕的《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革》。

在整個九十年代初期，制度經濟學幾成一種理論時尚。尤其是有影響的中青年經濟學者，多與制度經濟學沾邊。1992年，《經濟研究》召開了以制度經濟學為主題的研討會；從1990年到1994年，上海三聯書店一年一度的經濟學研討會多是以制度經濟學為主題的。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公開宣稱，它是以制度經濟學為理論背景的，并開始了對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強調以研究過渡經濟學為已任。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新制度經濟學最初引起的興奮開始消退，中國經濟學界代之以低調但穩健的前進。在這期間，周其仁、汪丁丁和張維迎等人都發表過一些有影響的論文，天則研究所的“中國制度變遷案例研究”也完成了三批，并印刷出版了兩個論文集。天則所還以《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天則論叢）為題出版了一本制度經濟學的論文集。2001年9月，由天則所發起的中國制度經濟學學會（籌備組）又召開了第一次年會。但總體來看，發展的速度低于人們的預期。

二

毫不奇怪，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興起，顯然與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制度變遷的時代有關。首先人們需要理解，為什么計劃經濟是一個效率較低的經濟制度，而市場經濟則有效得多。在這時，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不能馬上給予回答，因為它曾被用來證明計劃經濟的優越性。那些對計劃經濟有所批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支，或者只是強調生產力的重要性，而默認計劃經濟在生產關系上仍是優越的（如，1979）；或者在集權和分權方面做文章（如布魯斯，1984）。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新古典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既定的市場制度條件下的經濟學，它一般不解釋不同經濟制度的優劣。有趣的是，它關于資源配置的理論，有時也能用來為計劃經濟提供依據。例如奧斯卡·蘭格就曾證明，只要（1）中央計劃當局用試錯的方法找出均衡價格；（2）企業經理按照邊際成本等于價格來決定產量；也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這個論證顯然忽略了中央計劃當局本身也是個利益主體和企業經理的動力問題，被實踐證明是不可行的。

在各種理論的競爭中，新制度經濟學的出現，似乎對上述問題給出了簡潔而有力的解釋。針對列寧提出的“整個社會就像一個大工廠”的形象比喻，交易費用理論指出，企業內組織費用作為交易費用的一種，當企業規模超過一定限度時，會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大而增加，在企業組織的邊際費用與市場交易的邊際費用相等的那一點上，就是企業與市場的邊界。如果企業超出這一點繼續擴張，以至擴張到了整個社會，顯然企業的組織費用會遠遠高于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自然會導致經濟效率的下降（盛洪，1994）。在這時，進行市場化改革，即將企業的規模縮小到它與市場的均衡邊界上，無疑會提高社會的經濟效率。新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概念，產權，也似乎有著很強的解釋力。盡管國有產權在概念上可以是明確的，但一個有效的產權還要能在現實中有效行使。并且在所有權和控制權相分離的現代企業中，始終存在著委托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公司治理結構作為這一沖突的解決方案也仍然要承受費用。國有企業將這一問題推向極端。一方面，作為十幾億委托人之一，對每個人來講，對人的監督相當于公共物品，誰也沒有積極性在這方面作過多投入。另一方面，從全國人民這個初始委托人到企業人之間，有著過多的環節，從而有著過長的委托鏈條；每經過一個委托的環節，來自初始委托人的強烈的激勵和監督動力和信息就會部分衰減，以致到了企業這個端頭幾乎喪失殆盡了（張維迎，1995）。因而國有產權形式是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這兩種解釋有著很強的經驗基礎。事實上，二十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就做了兩件事，一是用市場價格機制代替了中央計劃當局的指令；一是用非國有的產權制度替代國有的產權制度：或者是非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之外生長起來，或者是國有企業自身進行產權改革。

關于制度變遷，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變”的問題。對此新古典經濟學更是無能為力。因為它基本上只研究既定制度之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對于制度變遷，由一般均衡理論導出的次優理論強調，要么不變，要么全變，從而更有可能產生出“大爆炸”式的方案。俄羅斯和一些東歐國家“休克療法”的挫折揭示了這一理論存在著重大缺陷。強調“生產關系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事實上是承認制度變遷的。然而雖然馬克思注意到了流通費用的存在，由于沒有將政府的組織費用和企業的管理費用一般化，沒有建立起交易費用概念，不僅誤判了市場制度的效率，而且缺少了分析制度或“生產關系”及其變遷的有效的經濟學工具。更加上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關系中處于對立地位的階級之間的沖突無法調和，“生產關系革命”只能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礎上，其形式是將舊制度打碎，然后再建立起新的來。這種思路顯然不能為和平的漸進改革提供幫助。由于有了交易費用的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就完全不同。不僅作為“制度運轉的費用”，交易費用可以判別制度的效率高低，而且可以用“制度變遷的成本”或“改革成本”來判別不同改革道路的優劣。由于制度經濟學更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所以“改革成本”就多來自改革導致的利益再分配對某些人的損害，以及這些人很自然的對改革的反對。因而，改革方案越是能夠在改變規則時減少損害的人數或受損害的程度，改革成本就越低，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這種理論為中國漸進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解釋，也為進一步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考框架。

歷史地看，制度經濟學雖然作為一種西方學說很晚近才被介紹到中國來，但中國人對“制度”概念并不陌生。更注重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中國人，對人與人的關系尤為關切，從而很早就注意到人與人關系的穩定均衡——制度的意義。《詩經》所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即是講“有人群就必有規則”。吸收夏商文化，開辟中華文化正統的周朝，用“禮”這種特定形態的制度主導社會秩序，禮樂文化成了后來中國制度結構的主要內容。到了孔子，則集周禮之大成，引進理性主義成分，提出了“仁”、“和”、“中”等包含制度均衡的概念，并畢生“克己復禮”。他所著《春秋》提出的政治理想，引出了公羊學傳統，為中國后來政治制度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漢儒實踐了這一政治思想，造就了當時空前的國家。在一千多年后復興了儒學的宋明儒家，也是把他們強調的“天理”、“心性”引伸到了典章制度。朱熹所編《近思錄》專辟了“制度”一章。受儒家思想熏陶了兩千多年的民族，既尊重“祖宗家法”，又強調“其命惟新”。中華文化內涵著對制度的理解。它顯然是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豐沃的土壤。

盡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張很不同于制度經濟學，它實際上是后者的先驅之一。馬克思主義不僅看重生產力，而且強調生產關系；不僅研究生產方式，而且分析交換關系。即它強調在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它關注人與人之間利益沖突的一面。它認為后來形成的制度是解決沖突的結果。例如國家就是階級斗爭的結果，雖然它也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尤其有意思的是，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制是生產關系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雖然導致了對私有產權的否定，但在強調所有權方面與制度經濟學是高度一致的。最后，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互動，以及生產關系的變革來解釋歷史，就是用制度變遷來解釋歷史。在這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以致道格拉斯·諾斯對西方歷史的解釋，至少在前現代部分都與馬恩的解釋極為相仿（對比一下諾斯的《經濟學史中的結構與變遷》（1991）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馬克思和恩格斯，1973，第198~203頁））。由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經濟學界主導了數十年，在學者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和深厚的基礎，因而很容易提供理解和接受制度經濟學的臺階。

最后，盡管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若干缺陷中發展起來的，但正如科斯所說，新制度經濟學就是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經濟學，它的分析方法仍然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在改革開放后，新古典經濟學逐漸進入了我國大學的經濟學系，并在某些地方成為主流理論，從而為新制度經濟學進入中國鋪平道路，并提供了分析方法的基礎。在問題主導下，在各種理論資源的滋養和互動中，制度經濟學崛起了。

三

雖然在現階段，應該承認，我們的學術成就還遠遠比不上美國，然而我堅信，中國深厚的文化資源和幾千年的學術傳統，加上在對經濟學理論最新進展及時吸納基礎上的創新能力，使得中國有可能出現出類拔萃的領先于世界的經濟學家。在這個集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學家的努力。我們大致可以把這個選集的論文分成幾個部分：對美國為主的西方制度經濟學的評論和批評；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對中國經濟問題，尤其是過渡經濟和國有企業問題的討論；以及用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取向對一般經濟問題的討論。

在介紹和轉述的基礎上，中國經濟學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對這一理論的評論和批評。由于篇幅限制，本書只在大量的評論中選擇了一篇正面評價的文章（盛洪與陳郁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制度經濟學發展中的作用”）。在這篇文章里，新制度經濟學運動顯然是一場經濟學的革命。至于批評，中國作者首先注意到了美國經濟學界的批評（見方紹偉的“科斯定理對嗎？”），進而又對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概念和命題提出了疑問并加以討論。如盛洪指出，在零交易費用的假定下，產權概念就是多余的；以及如果產權總是不斷地隨著世代更替而消失和產生，即使在零交易費用下，也并非任意的界定都會通過交易導致資源的最佳配置（見“‘社會成本問題’的問題”）。汪丁丁則發動了更為猛烈的攻擊。他在“從‘交易費用’到博弈均衡”一文中指出，交易費用作為一種成本，應服從于“成本就是機會成本”的定義，但當一般均衡下對制度別無選擇時，就不存在機會成本，也就沒有交易費用。這種對交易費用的否定性結論顯然在動搖新制度經濟學的根基。

中國學者最有理論增量的地方，是運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對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一個比較有成就的方面，就是對國有企業的討論。除了用產權理論和委托-理論解釋國有產權制度為什么缺乏效率以外，作者們還注意將市場價格機制和競爭引入到理論中。如張軍強調自由退出對企業制度的影響。計劃經濟國家中，政府為了“工作權利—過度就業”的目標，以及存在著眼前的“退出成本”，而不能自由退出與企業間的隱含的合約，以懲罰“違約”的企業，是國有企業缺乏效率的重要原因（“社會主義的政府與企業：從‘退出’角度的分析”）。周其仁則指出，對私人產權的否定，最要害地是剝奪了要素所有者自由簽約的權利。不能自由簽約，包括從以前的合約中退出，選擇新的合約的權利，就不可能形成市場，反過來也就不能參照市場價格機制進行決策。盡管在國有企業體系內部，可以設立行政級別來激勵企業家，但與市場制度的激勵相比要遜色得多（“公有制企業的性質”）。

應該說，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更大的用武之地，是對過渡經濟的研究。然而由于已經有很多專集和專著，如林毅夫等人的《中國的奇跡》，盛洪編《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天則所的由張曙光主編的《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第一輯，第二輯），樊綱的《漸進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張軍的《中國過渡經濟導論》，本書不擬收集更多的這方面的論文，除了個別論文，如樊綱的“公共選擇與改革過程”，它的特點是對市場化改革的政治過程進行分析。關于中國經濟學家在這方面成就的綜述，可參看盛洪為《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寫的序和“關于中國市場化改革過渡過程的研究”一文。

應該說，在一般經濟問題的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家有更為精彩的貢獻。例如汪新波“對企業性質的重新思考”，就是用時間要素超越雇主與雇員、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來進一步思考企業的性質。在作者看來，企業中不同要素的主要區別，是時間的區別。即有些要素與企業簽訂長期合約，有些是中期合約，有些則是短期的。簽訂合約期限越長，要素所有者承擔的風險越大，包括承擔短期要素使用不當所造成的損失，越應在企業中處于主導的或權威的地位。因此企業的性質可以被理解為是長期要素雇用短期要素。作為一個特例，資本之所以雇用勞動，是因為相對于勞動來說，資本是長期要素。這篇論文不僅具有以新視角和新因素重構理論的創新意味，而且具有對已有理論的整合功夫。所欠缺的，是作者還缺少經驗積累。可惜的是，在這篇以后，較少受到人們的注意。

在另一篇對企業理論有增量貢獻的論文，周其仁的“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中，作者提出了同樣有創意的、卻大不相同的結論。盡管制度經濟學早已將人力資本納入視野，但更多地是強調其作為一般資產的共性，以便于與其它資產放在一起討論。而周其仁則著重人力資本的自然法性質，即它只能屬于它的自然載體——活生生的個人，即使法律制度將一個人的人力資本的產權賦予另一個人，前者也可以通過“關閉”自己人力資本的對外通道來對抗。當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結合起來才能生產時，對具有特殊性質的人力資本的事后激勵，就要構成合約的主要內容，因而企業就是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殊合約。作者據此認為以往“資本雇用勞動”的教條，是誤將貨幣資本所有者和企業家才能所有者混為一談時的假象。從古至今，真正稀缺的、從而真正起主導作用的是企業家才能。這種強調人力資本的特性、進而重構企業理論的努力無疑具有獨創性，只是這篇論文忽視了可以想見的反駁，而缺少完整性。由于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結合也可以采取市場交易的形式，從短工市場到信件快遞，從財會與法律服務到相當于企業家能力的管理咨詢，人們很難認為企業是將兩者結合起來的唯一形式。這似乎暗示著，還有該文沒有涉及到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更多的時候，中國學者表現出了敏銳的問題意識和上乘的理論悟性，只是或者缺少形式化的努力，或者沒有總體的突破。例如唐壽寧沿著布坎南的思路，提出了市場制度本身也具有立憲性質，即它不僅是一個價格形成機制，更是一個制度形成機制。只是他的這篇論文，“論市場的立憲功能”，表述得過于散文化，沒有對這一命題作嚴格的論證和深入的討論。林毅夫的“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則對論題作了較完整的理論回顧、文獻引證和分析論證。盡管他的結論大多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這一對概念的提出，還是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簡便的分類和分析的維度。雖然在奧爾森的理論中，“利益集團”作為一個負面的概念，引伸出了整個分析框架，但運用利益集團理論進行分析的張宇燕，卻在對中國制度變遷問題時發現，利益集團的存在有時也有正面意義。他在“利益集團與制度非中性”一文中指出，在進入市場的權利被政府壟斷的計劃經濟中，如果出現了一些新興利益集團，通過政治過程“撬動”森嚴壁壘的進入障礙，將競爭引入，會產生市場化的積極結果。他后來依據這一思路考察了聯通公司進入電信業的情況，也將在該文中提出的“賈誼定理”，即創造更多的利益集團是對付利益集團的良方，（與他人合作）作了形式化的闡述。美中不足的是，這一命題在這篇文章中并沒有展開，后來也沒有得到專門的討論。在將科斯傳統和布坎南傳統比較時，盛洪發現它們之間的沖突，即所謂“精英論”與“一致同意原則”的沖突。運用交易費用的概念，他發現偏離一致同意原則的“法官裁決”存在的合理性，并認為強調精英作用的“法官裁決”和遵循一致同意原則的“公共選擇”是相輔相成的（見“法官裁決與公共選擇”）。可惜這篇文章過于簡略，缺少形式化的功夫。

應該說，還有不少有理論增量的論文沒有被收集進來，因為本論文集還具有某種“基礎性”；更有可能的是，它們超出了編者的視野。然而就已經看到的這些論文，我們一方面應該承認，它們與國際水平的經典論文尚有差距；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中國學者們有著巨大的理論潛力，他們正在逼近領先水平。

四

從更大的背景看，中國有著制度經濟學成長的豐沃的土壤。盡管我們說，經濟學是一般的，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經驗積累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缺少中國的經驗，經濟學就缺少一般性；盡管我們也清楚，制度經濟學也只是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支，但如果我們認為制度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問題，我們不僅覆蓋了經濟學的大部分視野，而且對所有的經濟學分析方法持開放態度。

具體而言，能夠滋養制度經濟學的中國資源包括，中國問題，中國文獻和中國歷史。所謂中國問題，不僅包括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政治文化問題，也包括從中國角度提出的問題。比如關于制度變遷的理論，中國經濟學家有著比道格拉斯·諾斯更為優越的條件，因為不僅可以從歷史文獻中了解制度變遷，而且可以身臨其境地觀察制度變遷；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制度變遷的時代，我們正親眼看著猿變成人。中國的市場化道路也呈現出了一些原有理論所不曾想象得到的特征。如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已使人們懷疑“要么不改，要么全改”的次優理論，然而它的理論含義還需人們進一步探索。這一成功也同樣使人們推測，交易也許是比暴力革命更為有效的改革方式。它在制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還等待著人們去挖掘。從更大范圍看，中國的制度變遷應包括近代以來中國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其中包括對中國傳統制度資源的重新理解，和這些資源如何與外來的制度資源結合起來，構成中華民族新的制度結構。談到近代，不能不談中西沖突，也不能不正視由于這種沖突所導致的對問題的不同看法。這種不同的角度，會使西方學者有意無意忽視的一些問題，被中國學者所重視。例如，假如沒有自由遷徙的條件，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并非像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堅信的那樣，會帶來全世界的皆大歡喜。再比如，在研究國際經濟時，西方學者多是暗含地假定國際的政治秩序與一國之內無異，這大概與西方世界在這一秩序中占有優勢有關；而中國學者可能更會敏感地意識到國際政治秩序中的問題。正是這樣一個國際無政府狀態，也許才是制度經濟學家應該全力面對的。

盡管有關制度經濟學的中國的經濟學文獻還是很少的，但在一個較窄的領域中，還是相對豐富的，這就有關中國式改革的過渡經濟學的文獻。除此之外，我所指的中國文獻是對制度有所描述的古典文獻。數千年的歷史，使重視人與人關系的中國人在這方面積累的文獻浩如煙海。從中國最古老的書《尚書》開始，就有了對制度的記載；號稱“三禮”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就對夏、商、周三代的禮樂文化作了大量描繪和評述；怪異的《山海經》被有些作者認為是上古政治制度的記錄，《春秋公羊傳》則是儒家政治制度經典。后人所編《十通》和《五禮通考》都是資料全備的制度史。更有數不清的政府檔案和民間合約資料。當我們研究制度時，這些有關制度的資料極為重要。當科斯為了研究企業制度，用自己的諾獎資金建立了匹茲堡大學契約和企業結構研究中心時，他期待著這些企業合約資料能為研究者提供經驗素材；張五常教授在醞釀他的《佃農理論》時，芝加哥大學圖書館中來自南京的幾張租佃合約幫了大忙（2000，第20~21頁）。因為有關制度的理論要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對制度的評判，也要參照它的社會結果。而要發現其中的邏輯，不僅要有互動的廣泛性，還要有較長的時間跨度。中國的有關制度的文獻，對比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美國，對比從中國獲得的零星片斷來說，無疑豐富得多。

談到中國文獻，中國歷史文獻也包含其中。而這里講的中國歷史，應是指中國歷史的相對于西方的獨特道路。中西歷史發展軌跡在上古時期就有分野，明顯的分道揚鑣，也許是在所謂第一軸心時期，即儒學和基督教誕生的時期。在以后，中國和西方走著大不相同的道路。不應否認，制度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一種，是以西方經驗和西方歷史造就的文化取向為基礎的。這種文化取向潛移默化地塑造了西方經濟學的性格，又被誤認為具有普適的性質。例如，西方經濟學多是假定經濟活動是在較為“純粹”的制度安排，如法律，市場，企業的條件下進行的，這與西方社會不同制度安排間的對立和緊張不無關系。將人類歷史劃分成截然不同的幾個階段，也是西方歷史階段在這一理論中的反映。將中國歷史考慮進來，不僅可以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重述中國歷史，更重要的是，中國歷史不同于西方的特征，會為這個一般理論注入新的因素。例如，“禮”可能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受到關注，并可能沖擊原有的制度概念；區別于對立且互補的希臘-希伯來傳統結構，以儒學為主的渾然一體的制度結構可能啟發人們關于制度結構特征的思考；中國將道德適用于國際關系的傳統，也許會為我們解決今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國際秩序提供某種可行的方案。

當然，處于一個信息革命的時代，中國學者不僅會受益于中國資源，他們必將把全世界的資源視為自己的資源。他們不僅同樣關注西方學者關心的問題，也將會關注以往被忽視的其它文明，如印度和伊斯蘭的資源。善長數學的中國學者，如果再加上對制度的深刻理解，也有可能在用博弈論的方法構造制度理論方面有所建樹。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與其他國籍的學者一起面對著共同的問題，它們包括：（1）制度變遷問題；（2）市場經濟自身的問題，包括外部性問題及其它市場失靈的問題；（3）全球的外部性問題，如全球環境，公海捕魚，南極問題，太空問題等；（4）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問題，即能否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條件下，建立公正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和平解決國家間沖突的問題；（5）政府的起源、性質和演進的問題；（6）道德與宗教問題，即這些無形制度的起源、性質和演進，以及與有形制度間的互動問題；（7）將智力活動納入產權體系和市場體系的制度創新，以及這種活動在市場經濟中的特殊性質；（8）不同文明間的沖突、融合和整合的問題。

目前我們所欠缺的，是金融資源和學術機制。由于缺少金融支持，對制度經濟學的研究相當零落。許多有理論價值的論文，多是發表出來就沒有下文了。而理論的發展，如同美國制度經濟學那樣，正是一篇論文激起了別人的靈感，通過相繼的討論甚至爭論，以及進一步的發揮，才能形成有陣容的理論學派。而在中國，不少有潛力的學者卻因為生計問題分散精力，從而缺少對重要問題的持續攻擊。從學術組織角度看，雖然制度經濟學在中國風靡一時，但還缺少有資金實力的研究機構支持系統的研究。也許，制度經濟學家首先應該解決的，是自己的制度問題。包括融資制度，學術組織，研究綱領和分配機制。隨著中國在經濟上走向繁榮，當有更多的資源通過有效的機制注入到研究中來，我們也許會迎來一個中國制度經濟學與中華學術發展的鼎盛時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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