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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年困難時期是指中國大陸地區(qū)從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于運動和其他政策失誤以及自然災害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饑荒。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黨和國家對經濟困難的政策：進行代食品的宣傳推廣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糧食調運和糧食返銷；調整農業(yè)的政策、提倡節(jié)約。（2）人民政府帶頭安排社員生產自救。最終克服了種種困難，取得了救災的勝利，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留下了教訓。

關鍵詞：三年困難時期；自然災害；救災途徑

1959—1961年，中國經歷了建國后一次嚴重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①在這三年困難時期，有大量人口因饑餓、營養(yǎng)不良或浮腫病而死亡。非正常死亡數(shù)量現(xiàn)在人數(shù)約3000萬多[1]，人口出現(xiàn)了新中國唯一的一次負增長，使中國人口減少了6000萬～8000萬[2]。50年代末任秘書的李銳先生說：“餓死人成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盵3]在如此嚴重的災害面前，中共是如何帶領全國人民，渡過這一難關的？

一、三年困難時期的概況

1959—1961年，國民經濟發(fā)生嚴重的困難，帶來的直接損失是糧食的大幅度減產，造成農村嚴重缺糧。全國糧食減產情況，據(jù)統(tǒng)計，由于一些地區(qū)連續(xù)三年干旱，全國共減產糧食611.5億公斤，其中1959年最嚴重，約損失糧食378億公斤，其中以旱災為主造成的損失約260億公斤[4]。正如1960年10月29日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20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盵5]

在三年困難時期，國民經濟發(fā)生嚴重的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1.人口方面：1959—1961年，這是建國后的一個低谷期。由于中國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探索出現(xiàn)曲折導致國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加之自然災害嚴重，死亡率上升。

2.工業(yè)方面：1958年6月，各地“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等“左”的思想指導下，全國投入大煉鋼鐵運動，壘起排排高爐，鄉(xiāng)鄉(xiāng)煉鐵。為了煉鋼，浪費了不少資源，還影響了農業(yè)生產。

3.農業(yè)方面：農業(yè)生產急劇下降，達到10%以上。1960年的糧食產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1962年的棉花產量降到了1950年的水平，農業(yè)生產大約倒退了十年[6]。

二、渡災的途徑

1959—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大范圍內出現(xiàn)了的現(xiàn)象，在這場災難中，非正常死亡人數(shù)約3245.8萬人[1]。

1.黨和國家對經濟困難的對策

（1）進行代食品宣傳推廣運動

由于糧食嚴重缺乏而在1960年初災區(qū)普遍發(fā)生浮腫病。這年冬天，河南信陽地區(qū)出現(xiàn)了全國最嚴重的大批浮腫病人和非正常死亡。糧食空前緊張，就連較為富庶的江蘇揚州地區(qū)，也到了“天天喝粥，有粥無菜”的境地。泰興縣在1960年5月10日至8月15日的96天里，每人口糧僅82斤[7]。1960年底，東北三省農村人均口糧減至232斤，比1957年減少35.5%[8]。至于豫、皖、川、魯、甘、青、桂、黔等農村部分地區(qū)，則早已是村室無煙。而國家的糧食庫存已到了最低警戒線，1960年7—8月糧食庫存比上年同期減少了100億斤。

日趨嚴重，黨和國家想辦法解決糧食的問題。親自和有關人員一起計算男女老少最低營養(yǎng)需要，指示衛(wèi)生部門研制代食品,作為應付迫在眉睫的糧食危機的一項直接措施[5]。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立即開展大規(guī)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根據(jù)中國科學院的建議，向全國推薦了一批代食品。北京正式向全國發(fā)出號召，要求各級黨委政府、機關、學校，全力開展征集代食品運動。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講話中說，秋收力爭多打糧，無論哪一個省、哪一個縣、哪一個公社，多打糧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野生的），總之，韓信點兵，多多益善[9]。明確提出要“多搞代食品”，這樣，宣傳機構又有了新的工作目標。1960年11月14日的《緊急指示信》決定成立以為組長的中央瓜菜代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標準”的口號。在各省成立“除害滅病”的領導小組，普遍建立“人民生活情報網”，具體落實瓜菜代的任務。

所謂瓜菜代，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糧食作為主食。其實，在饑饉遍地的1960年，廣大農村早已無瓜無果，百姓開始吃樹皮、樹根、野菜、觀音土，所以“瓜菜代”小組的真正任務是動員開發(fā)代食品。如繁殖小球藻，制人造肉，人造蛋白，人造肉丸子，各類植物（蠶豆、豌豆、洋芋等）的橛根，冷樹皮，各種野菜、野芹菜、野池米、毛菇及野生菌類，各種作物枝莖（紅薯秧、豆角皮等），各類野生果實（橡子、栲櫧、芭蕉等）。這么多的代食品中，小球藻得到了中央和各級領導機關的特別重視。小球藻原是一種水面浮生植物，1960年上半年，上海等地最早將其用于豬飼料的食用。小球藻的開發(fā)被認為有助于提高豬飼料的營養(yǎng)成分，可以緩解豬飼料短缺的困難。到1960年7月，全國27個省、市、區(qū)（除西藏外）都已程度不同地開始了小球藻的培養(yǎng)試驗和生產。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對小球藻的推廣起了關鍵性的作用。1960年10月，胡喬木呈書，建議在全國推廣小球藻代替糧食。胡喬木稱，推廣小球藻既可治浮腫病，又能保證不餓死人。將胡喬木的信批轉全黨，要求全面推廣[9]。許多家庭讓孩子每天在餐前喝一兩勺小球藻水液，相信小球藻具有豐富的營養(yǎng)價值。實際上，這只是糧食極度匱乏的年代中人們的一種預期心理。

三年困難時期，中共中央號召全國人民開展代食品運動，作為一項重要的救災渡荒的措施，從精神上緩解了人們對饑餓的作用比填充肚子的作用更大。

（2）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糧食調運和糧食返銷

1959年農業(yè)大減產，從1960年夏天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糧食供應緊張的局面。1960年便有相當普遍地區(qū)因營養(yǎng)不良而發(fā)生浮腫病，有些地區(qū)發(fā)生餓死人的慘劇。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自然受到嚴重挫傷，導致糧食的進一步減產。

為了解決當時嚴重的糧食危機，只能使用國家為數(shù)不多的機動糧和進行地區(qū)間的調撥。和國家領導人在1960年第三季度，根據(jù)糧食部門計算，要從有關省區(qū)調運60.3億斤糧食，去保證京、津、滬、遼出口的需要。為什么必須調出這么多糧食呢？據(jù)糧食部門分析：第一，京津滬遼主要城市第三季度預計銷售42.53億斤，9月末比6月末需要補充周轉糧庫存2.37億斤，共計4.49億斤多，其余37億斤必須依靠外省調入。第二，供應出口的糧食至少需要12.5億斤。第三，青海、西藏需要調入1億斤，省與省之間的季節(jié)調劑和品種調劑需要9.8億斤，共計10.8億斤。這樣大的調撥數(shù)字是歷年所沒有的，再加上當時全國可供糧食周轉的庫存十分緊張，只有300億斤，是統(tǒng)購統(tǒng)銷以來最低的一年[5]。以上只是1960年第三季度的糧食調撥情況，其他三個季度的調撥情況就不用說，調撥工作出現(xiàn)的困難之多。

（3）調整農業(yè)政策

為了扭轉國民經濟的滑坡局面，1961年中央提出的口號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由于農業(yè)上的問題最先暴露出來，調整農業(yè)便成為1961年上半年黨的中心工作。首先，調整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正如陳云所說：“政策問題不解決，農民的積極性發(fā)揮不出來，其他措施再多，農業(yè)生產也上不去?！盵10]右傾的影響下，全國范圍內又重新刮起嚴重挫傷農民積極性的“共產風”，農村化出現(xiàn)超越生產力發(fā)展水平而急于從基本隊有制向基本社有制過渡的問題，在發(fā)展公社一級經濟力量時出現(xiàn)“一平二調”的錯誤在分配問題上出現(xiàn)集體積累過多。社員增收過少等問題，嚴重傷害了農民的積極性。這使中共中央必須制定措施解決問題。1960年秋天，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又稱“十二條”）。這是調整農業(yè)政策以戰(zhàn)勝經濟困難的開端[5]。主持起草的《緊急指示信》，在調整農村所有制結構和實現(xiàn)形式上下了很大的決心。他強調，必須堅決反對徹底糾正“共產風”。必須把當前農村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系列的政策問題，特別是關于所有制方面一系列政策問題，向各級黨組織講清楚?！毒o急指示信》得到廣大農民的普遍擁護，對扭轉當時的農村形勢起了積極作用。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了糧食問題。3月29日，在會議上介紹了糧食的現(xiàn)狀。1960年7月至1961年6月的糧食年度，全國的收購計劃為840億斤，到1961年3月，只收購了744億斤，相差的100億斤靠麥收。在今后的兩個季度，即二、三季度存在80億斤的糧食缺額[5]。

提出“三包三定”，即包產、包購、包銷，定產、定購、定銷。具體辦法是：（1）包產以后，超產部分可以全部歸大隊，但要允許國家買。說：“沒有這一條是不行的，不僅中央有困難，而且地方有困難。在一般地區(qū)我們提出四句話：多產多吃多購；少產少吃照購；災荒少吃少購；重災可以由社、縣、地、市、省調劑，實行救濟免購。有了這四條戰(zhàn)線，才能爭取超產?！盵5]（2）在目前災荒基礎上進行的包產，一般不能“三年不變”，只能一年一變。當然，個別生產穩(wěn)定，歷年豐產的地區(qū)，可以考慮幾年不變，但是只是個別的，由地方上控制。（3）地方在“三定”之后，出現(xiàn)災害，由縣、地管小災，地、省管中災，省和大區(qū)管大災。中共管兩種特大災荒，一是管三個省到四個省的特大災荒，二是如果超過三四個省，就要開會，實行“大平調”。“平調”也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過去刮“共產風”是不對的，但是遇到自然災害以東補西，以豐補歉，東調西調，南調北調，也是不得已，并不是愿意這樣做。強調說：“三定三包”政策“一定要貫徹，否則不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穩(wěn)定農民情緒，增收農業(yè)生產?！?/p>

（4）提倡節(jié)約

為了同嚴重的災荒做斗爭，帶頭節(jié)衣縮食，低標準、瓜菜代，每月20斤糧食。曾有一句話：“紅薯很好吃，我很愛吃?！盵11]這句話對全國人民鼓舞很大。帶頭，中共中央整個領導層都降低了供給標準。在困難的日子里，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他在家里很少吃肉。有一次他聽到河北省反映口糧中的紅薯干的比例大，就帶頭吃薯干和其他雜糧[5]。

為了渡過難關，上海市川沙縣推出旨在提高“出飯率”的“先進燒飯法”，將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飯率”，從2斤提高到2斤8兩。同時，河南省創(chuàng)造出更具特色的“糧食食用增量法”，將原糧煮到六七分熟后，從湯水中撈出，再用水磨將原糧磨成糊狀，把酵母放在面糊中，發(fā)酵后送入蒸籠蒸熟。這樣就以上海市川沙縣和河南省的經驗分別代表了以食米為主的南方和食面為主的北方的兩種不同的節(jié)糧方式。至此，全國各地紛紛開展節(jié)糧運動。

2.組織社員生產自救

全國糧食產量逐漸下降，村民口糧嚴重不足，社員生產自救也起了積極作用。

由于將每個國民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程度，食堂里的師傅們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最開始是采集自然生長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錢兒等，中南海的外墻，種植了不少榆樹。采摘嫩榆錢兒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饅頭大一些。于是，農民們也效仿，解決了一些吃飯的問題。同時，人們還種植一些野菜，比較普遍的是一種俗稱“掃帚菜”的植物，這種野菜枝蔓多而密，把葉子擼出來后，和在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籠屜里蒸熟了就可以吃。這都是在困難時期人們?yōu)榱顺燥栵埾氤鰜淼霓k法。

為了吃飯，為了生存，傳統(tǒng)人們用野菜、草皮、樹葉、蚯蚓，各種作物枝莖及各種野生果實（橡子、栲櫧、芭蕉等）等代食品救災。

三、渡災的效果及經驗教訓

1.中共中央提出調整農業(yè)政策宏觀效果顯著。為了緩解當時存在嚴重的缺糧問題，中共中央提出了調整農業(yè)的政策?！毒o急指示信》是針對農村糾正“共產風”而制定的，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普遍擁護，對扭轉三年困難時期農村形勢起了積極作用。同時中共中央針對糧食問題提出了“三包三定”的政策，解決了經濟困難形勢下缺糧的情況，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也為恢復和發(fā)展農業(yè)生產，擺脫三年經濟困難起了關鍵作用。到1962年底，糧食總產量達到3000億，比上一年增產250億斤，農業(yè)總產值比上年增長6.2%，結束了三年持續(xù)下降的狀況。中共中央制定的措施是正確，符合當時中國的情況。

2.代食品解決糧食問題效果不佳。在中，面對缺糧的問題，開展了代食品運動。農村主要是采集農作物的稈、葉、皮及野生植物；城市主要是小球藻和合成類代食品。但是由于饑餓，各地出現(xiàn)了誤食代食品，導致了許多人營養(yǎng)不良或中毒而死亡。

3.地方政府救荒能力差。1959—1961年各省的糧食返銷量高于常年，說明省級政府積極救荒，大部分死亡率高的省份其返銷糧在加大。同時，由于“大購大銷”造成時間差和政府庫存的有限，并且當時的購銷體制本身不能對糧食的供求情況作出反應，使得某些地區(qū)調入調出頻繁，這樣政府救濟執(zhí)行成本過高。

4.反瞞產私分，導致數(shù)百萬人死亡。為了解決農民吃飯問題，廣東省出現(xiàn)了瞞產私分的現(xiàn)象。但被干部發(fā)現(xiàn)后，領導認為廣東省糧食大豐收，開始反瞞產私分。反瞞產私分與上百萬農民被餓死同步發(fā)生。如四川省原有人口7000萬，三年中，竟有近1000萬人被餓死。其原因是當時四川省領導人奉行“左”傾路線，開展了一場“反瞞產私分”運動，從全省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糧食。在反瞞產私分過程中，撤換了大批堅持實報糧食產量的干部，使糧食征購數(shù)高達近50%。四川省主要領導人竟號召“調出糧食，支援全國”，導致全省大面積餓死人的慘劇。

恩格斯說：“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學習來得快?！盵12]因此，探討總結三年困難時期的經驗教訓，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進行經濟建設，必須不斷加強黨的建設。黨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直接關系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成敗。運動脫離國民經濟的客觀規(guī)律，主觀上制定工農業(yè)生產的指標，不斷地批判所謂右傾保守思想，抓所謂的階級斗爭，大搞群眾運動，以實現(xiàn)不可能達到的工農業(yè)生產的高速度。強調主觀能動性作用，違反客觀經濟規(guī)律，超越生產力發(fā)展的水平，過急地改變生產關系，必然對生產力的破壞。因此，加強黨的建設，堅持正確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堅持決策民主化和方針，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不但速度快且效益高，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

第二，必須正確認識生產力的狀況，采取適應其發(fā)展的生產關系，否則將受到自然規(guī)律和經濟規(guī)律的懲罰。如果不能正確認識初級階段生產力的狀況，推行大大超前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生產關系，必然要損失超過自然災害本身造成的損失。三年困難，就是客觀規(guī)律借自然規(guī)律對我們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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