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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經濟學興起的背景和動機

經濟發展問題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因為人類的生存離不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被馬克思稱作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創立者的亞當·斯密在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就討論了經濟（國民財富）增長的源泉問題，生活在18世紀的斯密把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快慢的原因歸結為分工的發展程度和資本積累的多寡。古典經濟學家都力圖尋找經濟增長的根源，分析經濟變革的長期過程。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問題的興趣一直持續到約翰·穆勒。此后，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把邊際分析引入了經濟學，經濟學家們的興趣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和交換理論，靜態經濟學支配著西方主流經濟思想。20世紀20年代的英國長期慢性蕭條和30年代世界性經濟大蕭條，引發了凱恩斯對資本主義經濟短期波動和長期停滯可能性的分析。從1848年約翰·穆勒出版《政治經濟學原理》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經濟發展問題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差不多被冷落了10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才重新成為西方經濟學討論的主題。

當然，古典經濟學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的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的對象、動機和目的的關注是不同的。古典經濟學家關注的是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問題。因為18世紀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年輕的正在成長的經濟，是一種“發展中的”經濟，古典經濟學家力圖找到國家經濟增長的源泉和一條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通過加快經濟增長來確立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濟上徹底戰勝封建主義。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西方經濟學家關注的是擺脫了殖民統治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簡單地說，古典經濟學家當時關注的是其本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西方經濟學家關注的是他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

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西方經濟學家熱中于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他們是為了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走向發展和富裕之路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來考察發展經濟學興起的背景和動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原本是帝國主義列強為爭奪勢力范圍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發動的戰爭，但是，與帝國主義列強的愿望相反，這場戰爭卻敲響了殖民主義的喪鐘，殖民制度隨著戰爭的結束而土崩瓦解，廣大亞非拉國家紛紛獲得民族獨立。在國家獨立以后，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和政治家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擺脫貧困和落后，如何進行改革和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那么，需要制定什么樣的政策呢？這就需要從經濟理論上做出回答，需要經濟學家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選擇。但是，當時在這些國家盛行的是殖民經濟學。這種經濟學是一種為殖民制度辯護和服務的理論，它力圖開脫殖民體系對不發達經濟所承擔的責任，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落后和貧困歸咎于熱帶氣候條件、人口壓力、資源匱乏或勞動者懶惰。顯然，這種殖民經濟學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需要。

從當時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來看，廣大亞非拉國家的獨立大大縮小了帝國主義的地盤和勢力范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投資場所、產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大大萎縮了；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一些新獨立的國家追隨蘇聯走上了共產主義道路，反資本主義的陣營正在擴大。因此，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自身利益考慮，需要把這些新獨立國家的經濟發展納入自己的“規劃”。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了大規模的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的財政計劃和投資項目，而發展經濟學則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一種經濟理論“援助”。

從表面上看，發展經濟學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和發達國家的需要的一種混合產物。但問題是，這種發展經濟學最初是由發達國家“輸出”到發展中國家的，因此，這就使人們有理由懷疑發展經濟學的產生帶有發達國家的某種目的，寄托著發達國家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的某種愿望。

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杰拉爾德·M·邁耶(GeraldM.Meier)在回顧發展經濟學興起的原因時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人物之所以受到激勵去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有的是因為他們先前的學術興趣，有的是因為有過在過去相關決策活動中的經歷，有的是發自理想主義，有的是因為有基本的好奇心”。[2]（序言，P24）我們認為，如果說這種說法還可以用來描述單個發展經濟學家的研究動機的話，那么這種說法則不能用來說明發展經濟學產生的動機和目的。事實上，邁耶的另一個說法倒是透露了發展經濟學產生的真實動機和目的。他認為：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從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看來，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沒有一點社會進步，就可能陷入共產主義統治的危險，從而投資機會和進入市場與原料來源地的機會將消失。還有，戰后的宣傳強化了平均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趨勢。由于這些，50年代初期出現了從富國得到大規模財政和技術援助的政治基礎。歐洲和北美的許多經濟學家開始改變分析‘不發展’問題的工具。所以，發展經濟學的家譜讀起來就是‘出自政治權術的殖民經濟學’”。[2](P6)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瑞典著名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GunnarMyrdal)是發展經濟學的主要先驅人物之一，他從1957年開始對亞洲一些國家（主要是南亞國家）的貧困和不發達問題進行了長達10年的研究，這項研究的最終成果是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1971年出版了1卷本的縮寫本）。根據繆爾達爾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對欠發達國家進行研究的主要是來自西方富國的文化人類學家，他們是用靜態的語言來描述爾發達國家的人民賴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結構和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對欠發達國家進行研究的主角讓位給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研究欠發達、發展和制定發展計劃的各種動態問題。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西方學者研究工作的轉向呢？繆爾達爾認為，這不是社會科學自動和自發發展的結果，而是巨大的政治變化的結果。具體說來，繆爾達爾把發展經濟學的興起歸結為三個方面的原因：“隨著殖民制度結構的迅速瓦解而來的是欠發達國家本身渴望發展……那些出于自身利益進行思考和行動的人們渴望發展……在冷戰中達到白熱化程度的國際對抗關系已經使得欠發達國家的命運成為發達國家對外政策所關注的問題。”[3](P3-4)繆爾達爾進一步認為，其中第三個原因是發展經濟學產生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就有關西方國家、它們的學者和學術機構來說，顯然上面所說的第三個原因是引起他們對欠發達國家問題感興趣的最重要的原因。”[3](P4)

繆爾達爾認為，西方學者之所以把研究重點轉向欠發達國家的貧困和發展問題，是由于世界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是：殖民制度的崩潰，獨立的國家取代了殖民地；這些新獨立的國家要求通過發展來擺脫貧困和停滯；蘇聯政權日益強大；共產黨政權控制下的領土和人口規模急劇擴大，尤其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出現以及接踵而來的冷戰。因此，在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一方、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為另一方的國際對抗關系中，爭取到欠發達國家或至少讓這些國家保持中立，對西方國家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政治意義。這些欠發達國家“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改革的方向對彼此對立的霸權集團來說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3](P5)正是在這種重大利害關系的驅使下，西方各國政府、組織和資助研究的機構以及社會輿論都迫切要求研究欠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經濟學的產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因為對西方國家來說，這些問題具有越來越大的政治重要性，所以，吵吵鬧鬧地要求研究這些問題是完全有道理的。”[3](P6)這就使得對欠發達國家的研究含有明確的政治目的。“現在對欠發達國家的問題所進行的研究，經常是出于一個國家或一個集團的一時的和狹隘的政治利益或戰略利益，而不是為了普遍和永恒的價值……各種各樣的研究現在都按照這些研究對美國或西方國家的‘安全’做出的貢獻來進行評判。”[3](P6)由于這個原因，西方經濟學家就需要戴上有色眼鏡或過濾鏡來看待和研究欠發達國家的貧困問題，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就難免帶有某種偏向。繆爾達爾客觀地指出：“在對窮國進行經濟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數研究力圖按照西方的政治和軍事利益的觀點——把窮國從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來看待窮國的內部問題。”[3](P6)

二、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

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發展經濟學使用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主要來源于凱恩斯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這是因為，一方面，當時在發展中國家沒有適合自己國情的成熟的經濟學。客觀的情況是，經濟落后的國家不可能產生出發達的經濟學。另一方面，那些對不發達國家進行經濟分析的人大多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通過引進概念、推導原理和提出發展模式創建了發展經濟學。而他們所使用的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不是來自凱恩斯經濟學，就是來自新古典經濟學。

雖然在發展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新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也發表了一些關于經濟發展問題的觀點，加中心—外圍論、依附理論、強調剛性結構的非均衡論等，但從整體上看，主宰發展經濟學的則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認為，發展經濟學家不過是運用貿易工具分析發展中國家問題的主流經濟學家而已。”[1](P2)

發展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為第一階段，70年代和80年代為第二階段，90年代以來為第三階段。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主導發展經濟學的有三種理論：唯資本理論、唯工業化理論和唯計劃化理論。唯資本理論強調啟動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增加資本積累，唯工業化理論主張發展中國家走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唯計劃化理論倡導通過政府實施大規模的發展計劃來戰勝貧困。這三種理論的典型代表有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納克斯的貧困的惡性循環理論和劉易斯的經濟計劃化原理等。除了唯計劃化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當時蘇聯計劃化經驗的影響以外，這三種理論都來源于當時已經成為正統西方經濟學的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經濟學是針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英美等發達國家的長期大量失業和經濟停滯而提出來的。雖然戰后新獨立的欠發達國家也存在大量的失業，但這種失業主要是這些國家長期遭受殖民統治、經濟嚴重不發達的結果，這與英美等國由于總需求不足造成的失業在性質上是不同的。盡管如此，20世紀5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還是用凱恩斯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正如邁耶在20世紀80年代對發展經濟學的發展進行反思時所指出的：“雖然凱恩斯式的失業被否定了，但是50年代經濟發展研究的其他主題，如強調資本職累、工業化和計劃工作，都可以追溯出凱恩斯主義的背景。”[2](P15)

由于照搬凱恩斯理論和發達國家的經驗，這些經濟發展理論在實踐中必然是紛紛碰壁。于是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發展經濟學又回歸到新古典主義的傳統上：批評計劃化，重新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主張消除價格扭曲，實行經濟自由化；主張國有企業私有化；重視國際貿易對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正如邁耶指出的：“發展經濟學內容最大的變革是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生的——這20年的特點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復活。”在這個階段，發展經濟學家們的主流觀點是，“一個窮國之所以窮，現在被認為是起因于政策不適當，好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是好的”。[4]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以科斯、諾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和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在西方經濟學中有了越來越大的聲勢，成為新的、影響較大的學術思潮。發展經濟學家們似乎從這些經濟學思潮中找到了新的分析工具。于是，90年代以來的發展經濟學文獻中有了制度分析、交易費用分析、產權理論、尋租理論、國家理論等內容。

我們看到，發展經濟學從它一開始產生就是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觀察和研究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的。用西方經濟學的工具來研究貧困和發展問題可以說是發展經濟學的一種研究傳統。發展經濟學家們之所以長期堅持這種研究傳統，實際上是認為西方經濟學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其分析工具和一般命題同樣適用于發展中國家。正如繆爾達爾在他的名著《亞洲的戲劇》一書中所指出的：“（西方）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更傾向于得出一般性的命題，然后假定這些命題對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任何文明都有效。”[3](P8)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發展經濟學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它從一開始就帶有發達國家的利益偏向，從維護發達國家的利益出發，并且是用根據發達國家的國情和經驗得出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由于這些原因，發展經濟學家們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時，在為發展中國家設計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時，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政策建議時，很難從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出發，很難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廣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很難看到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性，因而很難看到發展中國家貧困的癥結所在。研究者的立場錯位，再加上把在發達國家產生、而在發達國家也不見得完全有效的經濟學應用到經濟條件、制度背景、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差異很大的發展中國家，失敗自然就不可避免了。有些有遠見的發展經濟學家在發展經濟學發展的早期就預見到了這個結局。繆爾達爾在20世紀60年代就曾經指出：“只要這些理論（西方經濟理論——引者）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南亞欠發達國家——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3](P8-9)繆爾達爾甚至還進一步認為，西方經濟學的許多基本概念也不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中國家基本的社會和經濟結構與發達的西方國家有著根本上的不同，不顧這種差別，盲目套用西方經濟學的名詞概念是有害的。他寫到：“市場與價格、就業與失業、消費與儲蓄、投資與產出這些‘經濟學’術語是從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態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來的，它們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義，并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但是在欠發達國家這樣做顯然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在欠發達國家，人們不能進行這種抽象；實際的分析必須討論態度和制度關系方面的問題，必須考慮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發展后果。”[3](P9)

說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和發達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毫無共同之處，說西方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完全無用，這種看法顯然有些極端。我們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不可能從一套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分析工具開始，不可能（也不能）拋開人類已經積累起來的包括西方經濟學在內的有用的知識成果。問題的關鍵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首先必須從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立場出發，必須從發展中國家的特有國情出發，找出阻礙發展的主要因素；然后運用不同的假設，建立不同的制度關系和變量關系；最后對癥下藥，提出適合一個國家的發展思路和政策建議。我們認為，這種發展經濟學主要應靠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來創立，這些經濟學家必須既精通西方經濟學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又熟悉本國的國情和現實，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經濟學家研究發展問題的動機要和發展中國家的廣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參考文獻】

[1]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桑加亞·拉爾主編.發展經濟學前沿問題[C].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

[2]杰拉爾德·邁耶，達德利·西爾斯編.發展經濟學的先驅[C].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

[3]岡納·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

[4]楊敬年編.西方發展經濟學文獻選讀[C].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