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小議新制度經濟及經濟效率和收入分配關聯的探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第一章緒論

近幾十年來,經濟學領域取得的一項重大進展是,用現代經濟學方法來分析制度安排及其變遷對人的行為和經濟績效的影響。這種試圖說明“制度安排至關重要”的理論體系現在被廣泛稱為“新制度經濟學”（NewIflstltllt10n81EC0floffi1CS）。以科斯（C0850,R0flsldH．）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不僅自身具有很強的理論魁力,而且對促進中國改革過程的理解有著很強的解釋力和指導意義。新制度經濟學從批判新古典理論的非現實性出發,將在新古典經濟學那里被視為給定的或忽視的東西——制度,納入新古典模型的框架,來探討制度安排和權利配置對人們行為和經濟結果的影響。把現實制度下各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和行為選擇作為內生變量納入分析,不僅說明了不同制度安排下的資源配置,而且解釋了達到資源有效配置的行為過程,從而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

本章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紹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這里的新制度經濟學是指以科斯為代表的運用交易費用概念研究制度演變問題的制度經濟學。盡管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和以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都是從制度的角度出發來研究社會的演進及制度的變遷,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新制度經濟學希望從現實制度所賦予的約束條件角度出發來研究人的行為,使“經濟學”成為本來就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它提出經濟發展理論的第四大支柱——制度,并把制度（包括正式的規則和非正式的規則）納入新古典模型的框架,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經濟行為,經濟活動的約束條件,拓展了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基本假定。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與新古典經濟學密不可分。

第二部分是介紹本文的結構與安排。用年代以前,新制度經濟學側重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研究制度對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的影響,分析人口、技術水平、產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和偏好等因素的變化如何給人們提供了新的獲利的機會,進而提供了改變舊制度,創造新制度的動機。一旦創立和利用新的制度安排的預期凈收益大于預期成本,人們就會要求這種制度安排的創新。

上述關于制度變遷的理論認為,制度變遷是一個用效率較高的制度安排來替代效率較低的制度安排,只要簡單地“替代”或“轉變”就夠了,制度變遷的過程是一個常規過程,不需要對其進行系統分析。它在強調不同的制度安排對經濟效率影響的同時,忽視了制度安排對收入分配的影響,這不能不說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不足。產權制度變遷的一些經驗案例表明,促進資源有效使用和經濟增長的制度變遷不是自發地發生,任何一項制度安排與制度變遷內所固有的分配沖突會阻礙或嚴重制約可能采取的制度,即使這一制度安排有重要的效率效應。因此,制度安排的變化不僅與經濟效率有關,而且與收入分配格局密切相關。尤其對一個正在從計劃經濟制度向市場經濟制度轉軌的中國經濟來說,從制度角度對這個制度變遷的過程展開深入的研究,也是中國過渡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課題。

基于上述考慮,本文試圖從制度、經濟效率和收入分配相互關系的角度研究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這種研究基本上是按照先靜態,后動態；先一般,后具體的次序來展開的。為了能夠清楚地把制度、經濟效率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顯示出來,本文各章作如下安排：

第一章首先介紹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判地繼承新古典方法論成果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其次指出了本文的結構與安排。

為了對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展開深入研究,就有必要弄清楚該理論體系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因此,第二章從經濟效率角度一般地考察了制度安排的含義、構成以及制度環境、制度安排與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然而,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中,最基儲最主要的制度安排就是產權制度安排,在交易費用為正的條件下,產權制度安排的界定與分配對資源的配置及使用效率有決定性的作用。為此,在一般地考察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對人們的交易行為及經濟績效產生的不同影響之后,第三章著重研究了產權制度安排對經濟效率的影響。人們設計不同的產權制度或契約安排的本質在于如何使租值消耗或交易費用最校然而產權制度安排通過對資源使用決策權的配置,不僅決定了在一個經濟體系中誰是經濟主體,也規定了社會中的財富分配幾ibecap,G．D,1989）。不同的產權安排所規定的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同對社會需求結構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進而影響資源配置的結果。然而新制度經濟學在重視交易費用為正的條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對資源配置效率影響的同時,忽視了制度安排對收入分配,進而對效率影響的這個中間環節,即假定收入效應為零。

其實制度安排的不同與收入分配格局有著密切的關系。對此問題的深入研究是第四章的主要內容（制度安排與收入分配）。如果說前四章是靜態地考察制度安排、經濟效率與收入分配的關系,那么,第五章、第六章將動態地考察制度安排、效率與收入分配的相互關系即制度變遷、效率與收入分配的相互關系。第五章首先分析了影響制度變遷的市場力量,即人口、技術水平、相對價格和偏好的變化對經濟效率的影響。接著,第六章將放松零收入效應的假定,深入研究在產權制度變遷中,除了市場因素以外,政治家的作用,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力量對比與較量等政治方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對產權制度的變遷起著重要作用。國家統治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產權制度變遷的方向和性質。對于產權變遷的討價還價的結果不僅取決于相關的競爭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力量對比,而且取決于在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財富（收入）分配以及現有的分配規則是否與他們的需要融合。由于產權變遷中存在眾多的競爭團體與潛在的沖突,產權制度的變遷會出現時滯。

最后（第七章）,在前面考察和研究的基礎上,對新制度經濟學在總體上作一概括性的評價并指出它給我們的一點啟示。首先評價它對西方經濟學的貢獻及其局限性；其次在啟示中,把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用于研究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所強調的主題,即制度如何影響收入分配的問題。并嘗試勾勒出一個制度安排如何影響收入分配的理論框架,用這一框架分析解釋馬克思理論中所遇到的問題和中國經濟體制轉軌前后收入分配格局及其變化。

第二章制度安排及其重要性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至關重要,它是決定一個社會經濟績效的最重要的因素。因為人們的交易行為總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進行的。不同的制度結構和組織安排,對人們的交易行為的影響是不同的,從而對于經濟的運行績效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如果一項制度安排能激勵人們將資源和努力更有效地配置于生產性活動,而不是想方設法通過占別人的便宜來增進自己的利益,就能促進經濟增長,一個社會的經濟績效也就較好。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實現經濟增長,那就是因為該社會沒有為經濟方面的創新活動提供激勵,沒有為私人收益確定產權制度的保證。這樣的制度安排將激勵人們把資源和努力配置于非生產性活動,妨礙經濟增長,一個社會的經濟績效也將不佳。

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安排與資源配置效率,有必要很好地理解有關制度安排及其變遷理論的基本概念。

本章首先介紹了經濟學家從研究問題的不同角度對制度安排概念的理解；其次介紹了制度安排的內涵,以及制度安排、制度環境與制度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制度安排是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規則、正式規則及其實施機制構成的。一個社會的制度環境對制度安排起著決定性作用,制度環境給出了形成各種制度安排的約束。而制度安排的不同對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關系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第三章產權制度安排與經濟效率

如果說前面一章是討論一般的制度安排與效率的關系,那么本章具體地討論制度理論當中最基礎的、最主要的制度安排——產權制度安排與效率問題。

以此為目標本章首先闡述了產權的含義、類型。產權是財產主體的一種行為性權利；產權是一組激勵和約束人的行為的權利束,它包括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產權是一組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系。產權可分為私有產權、社團產權、公共產權和國有產權等不同類型。

然后,以“科斯定理”為例分析了不同的產權安排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在交易費用不為零和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不同的產權制度安排對資源配置及使用效率的影響至關重要。在具有競爭性利益的地方,人們簽訂排他性產權制度安排的動機就是為了減少共有產權經營的損失,并從中獲得一份收益。

最后,通過對16一廠世紀法國和西班牙與英國和荷蘭四個國家產權制度安排的更為詳細的歷史考察,進一步驗證了在資源稟賦相同的社會中,產權制度安排的差異性對所觀察到的經濟行為績效的變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有效率的經濟組織（No,thandThomas,1981）。如果一個社會沒有經濟增長,那是因為已有的經濟組織缺乏能刺激個人動機的有效的產權制度安排,也就是沒有為從事經濟創新活動的人提供激勵,從而造成私人收益或成本與社會收益或成本之間的不一致。而有效率的產權制度安排應該是競爭性的或排他性的,為此必須對產權進行明確的界定,只有這樣才能減少不確定性因素,使行為人在與他人交易中形成一個可以合理把握的預期,降低交易費用,推動經濟增長。然而,對資源使用決策權的重新界定會引致收入分配和政治權力的變化,進而會不同程度地影響經濟效率。也就是說,不同的制度安排與收入分配格局有著密切關系。

第四章制度安排與收入分配

把制度因素與收入分配問題聯系起來,并從制度角度去解釋收入的功能性分配始創于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Smith,Adam）和大衛·李嘉圖（Xicardo,David）。

本章第一部分是分析古典經濟學家關于制度因素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在古典經濟學中,收入在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分配是以財產（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的所有權制度為基礎的。土地所有者要索取地租因為他擁有土地的所有權,雇傭工人得到工資因為他擁有勞動力,資本家索取利潤因為他擁有資本的所有權。資本家不僅提供雇傭勞動所需要的資本,而且組織生產和承擔風險。因此他不僅是剩余的受益者,而且也是這個剩余的索取者c這種提供資本與組織生產、承擔風險雙重職能合為一體的古典制度結構影響著收入的分配關系。在這種制度結構下,除了工人以工資形式所拿走的部分之外,在經濟活動中工人的全部年剩余產品,必須按照資本家在生產中使用資本的數量在個別資本家之間進行分配。這個任務是由產品相對價格的變動來完成的。

但是,分配比例的變化會引起相對價格和社會商品價值的變化,這就難以確定工資變動如何影響利潤了。后來斯拉法（Sraffa,P,）對此做出了更深一步的貢獻。在斯拉法的工人僅得到生存工資但整個經濟體系具有剩余的模式中,一旦生存工資的數量給定,利潤率和相對價格也就決定了。價格決定離不開分配條件。如果該分配條件是由制度因素決定的話,那么相對價格本身在某種程度上所傳遞的是這種制度結構的信息。然而,古典經濟學家這種制度影響收入分配的分析傳統,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卻失去了蹤影。

第二部分闡述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新古典學派的收入分配理論與古典學派不同。如果說古典經濟學關心的是所有權結構與分配結構之間的因果關系,而新古典經濟學家更注重的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分配不再家古典經濟學中那樣成為一個獨立的問題,而是從屬于資源配置。在新古典這個理論框架中,古典經濟學關于社會各階級的所有權與相應的各階級收入的分類,被各種生產要素及其服務的價格所取代。當價格機制使資源處于最佳配置狀態時,按照技術和效率原則,收入分配關系也處于合理狀態。也就是說,在要素的初始分配和服務的技術特征給定情況下,收入分配就取決于由供給和需求相互作用所決定的要素價格。制度因素對收入分配的影響被市場供求力量的作用所取代。也就是說,價格機制重要,而制度并不重要。新古典經濟學中價格機制的靈活和完美的作用首先受到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質疑。科斯在這方面做了開拓性工作。

第三部分詳細地分析了科斯在研究法定權利的安排對效率影響的同時,對收入分配問題的忽略。他把財富（或收入）的分配當作一個中間環節,并假定其效應為零。因此,科斯沒有更多地去探討權利安排與財富（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以及收入分配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科斯只是做了一個提示但并未展開分析,并且認為即使法律界定的權利對收入分配有影響,也不會影響需求,因而也不會影響資源配置效率。科斯既假設掉了既定權利安排的收入效應,也不考慮一種權利安排向另一種權利安排變遷所需要的財富積累條件,使得他在注重制度安排影響效率的同時,忽視制度安排特別是權利安排對財富（收入）分配的影響。這種學術傾向直接傳染給其它新制度經濟學家。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在研究產權安排的不同類型及其影響時,更注重產權安排對資源配置的影響而不是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戴維斯和諾斯（970）在研究制度變遷時,把預期凈收益超過預期成本看作是一項制度安排發生變化的動因,而很少分析這個凈收益如何分配以及這種分配是否會影響制度安排本身的變遷。

盡管對收入效應的忽略,可以大大地簡化對經濟組織方面的問題的較為正式的分析,但是這種不考慮收入效應的假定是需要一定的條件的,在許多情況下,決策者實際上所做出的決策取決于他們擁有的財富（收入）。在研究制度安排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時不能繞開收入分配問題。不同的收入分配狀況會改變人們的成本和收益函數,進而會帶來不同的資源配置結果。

第五章制度變遷的一般理論

既然經濟效率與不同的制度安排相關,要提高效率必然要研究制度安排的變遷。如果說前四章是從經濟效率、收入分配的角度靜態地考察制度理論的話,那么從第五章開始將用同樣的角度動態地考察制度變遷的一般理論。

第一部分是一般性地分析制度變遷的動力、內在機制。制度變遷的動力是個人期望在現存制度下獲取最大的潛在的外部利潤。只有當潛在利潤超過預期的成本時,一項新的制度安排才會被創新。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制度與組織之間連續不斷的相互作用,是制度變遷的關鍵之點。

第二部分分析了制度變遷的具體過程以及影響制度變遷的市場因素。制度變遷是對構成制度框架的規則。準則和實施機制的結合所作的邊際調整。

相對價格或偏好的變化,會改變個人在人際互動中的激勵約束條件,會改變個人在現有的制度狀態下的利益分享。當人們發覺改變現有的規則會使自己或他人處境改善時,就會有人投入資源要求對現有的規則重新談判,從而改變舊的規則,形成新的規則。當沒有一個人或組織能夠從對重建規則的資源投入中獲利時,制度就會穩定下來,即形成均衡的制度。但是,由于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的變遷方式不同,所謂均衡的制度只能是一種局部均衡。隨著某些外生因素的變化,如人口增長、產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技術和市場規模的改變,制度安排的某種初始的均衡會受到沖擊,進而會影響資源配置的結果。正因為均衡是局部的,所以制度總是要變遷的。

最后分析了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制度變遷能否成功,或者說制度變遷的路徑取決于兩個因素的制約：一是復雜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場,二是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給人們帶來的報酬遞增。這兩種因素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當制度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了這種有效的自我增強機制時,制度的變遷本身也就標志了人們的收入遞增在廣泛的范圍內發生了,制度的變遷不僅得到了支持和鞏固,而且能在此基礎上一環緊扣一環,沿著良性循環的軌跡發展,即出現所謂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軌跡：相反,當制度不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上述自我增強機制時,制度的變過也就意味著人們的收入不能普遍遞增,制度在現實生Ic活和經濟發展中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制度的變遷就容易朝著無效或不利于產出最大化的方向發展,結果制度的變遷陷入鎮定（Lock－in）的困境。這種制度變遷的性質解釋了時間和歷史因素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作用。

然而把預期凈收益超過預期成本看作制度變遷的動因的比較樂觀的制度變遷理論,卻長期以來一直不能回答這樣問題,即既然有效率的產權制度變遷能夠把資源配置到價值高的地方去使用,促進經濟增長,那么為什么現實生活中還有很多無效率的產權制度安排持續存在呢？人們為什么不選擇有效的產權制度安排明？顯然,制度安排的不僅與經濟效率有關,而且,與收入分配有關,因為任何產權制度的變遷都意味著收入分配的重新安排,都會不同程度地影響經濟效率。因此,為了更好地理解產權安排、產權變遷及與之伴隨的不同的經濟績效水平有必要對產權簽約行為背后涉及收入分配沖突的政治談判的細節的詳細地考察。

第六章產權制度變遷與收入分配

本章將放松零收入效應的假定,進一步深入考察收入分配沖突對產權制度安排變遷的影響,并用經驗案例加以驗證。在產權的調整與變化中,除了相對價格和個人偏好等因素外,政治家的作用,既得利益集團之間政治力量的對比與較量等政治參數在很大程度上對產權制度的變遷起著重要作用,進而會不同程度地影響資源配置效率。

第一部分介紹了國家的起源及國家統治者的偏好。因為法律對產權制度的安排是由政治制度決定的。擁有最高政治決策權的統治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產權制度變遷的方向和性質。因而,不了解國家的特征及國家統治者的偏好,就無法解釋產權制度的穩定與變遷。而不同的產權制度安排又規定了不同的收入分配方案,因此,決定產權制度變遷的國家統治者的私人凈利益必然會對收入分配格局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了有效率的產權制度的選擇。國家的統治者在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所面臨的競爭約束和交易費用約束是造成無效率的產權的關鍵。

第二部分深入考察政治談判與產權制度的變遷。產權制度的變遷既是一個集團內部私人權利索取者之間為采納或改變有關財產使用和配置的集團規則與習慣而進廳的談判過程,又是私人權利索取者、政府官員、政治家和法官之間為實施或改變比較正式的財產法和行政裁定而進行的院外活動和政治協商過程。對于產權變遷的討價還價的政治談判結果不僅取決于相關的競爭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力量對比,而且取決于在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相關財富（收入）分配以及現有的分配規則是否與他們的需要融合。在產權制度變遷的政治談判中,談判各方將以最大化自己在總收益中所占份額來影響最終的產權變遷。每個人都有動機從收入分配格局的改變中獲得盡可能大的份額。但由于產權的排他性,并非所有人的需求都能得到滿足。另外完善的單邊補償支付方案很難設計,也不大可能是政治談判過程的結果,因此,一些當事人可能會看到由于所提出的制度的變化使自己的境況會變差,另一些人也不會獲得理想中的份額。因此在產權的配置和變遷中所出現的這些分配問題將必然成為充滿爭議的動因,也就是說,收入分配沖突對產權制度變12

還有著重要的影響。由于產權變遷中存在眾多的競爭團體與潛在的沖突,產權制度的變遷會出現時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