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國際經濟環境及中國的安全處境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國際政治經濟學視野里的國家安全問題

國家安全就字面來講是國家不存在危險和不受威脅之義。本文認為，伴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關于國家安全問題的研究存在三個發展階段。

1現實主義的傳統安全

國家作為安全主體，“所致力維護的是構成國家的四個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國民生命與財產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運轉，維護這四個要素的安全都是國家權力機構的職能，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安全是政治”[3].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生存與發展首先是確保國家主權的安全，這也是傳統安全觀的核心所在。在二戰結束以后的很長時期里，占據國際關系理論主流的現實主義理論把國家權力作為國家間競爭的核心，研究國家利益與國家權力的關系，為傳統國家安全觀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根據。

2相互依存理論的經濟安全

20世紀70年代以后，世界經濟迅速發展，世界市場的競爭異常激烈，各國經濟往來日益密切，非國家行為體如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增多，經濟一體化、區域化和集團化的趨勢增加。國家的軍事安全、國家權力受到了來自經濟安全的挑戰。圍繞著國家與市場的核心問題，國際關系理論在實證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徑，使得經濟因素在傳統安全中與政治因素一樣具有重要的國際關系層面的戰略意義，非傳統安全觀逐漸形成并發展起來，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傳統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經濟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視。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各國經濟競爭加劇，使經濟安全問題成為國家安全關注的首要問題。

經濟安全觀的提出擴大了國家安全問題的范圍，各國日益重視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的理論依據超越了現實主義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國際貿易、對外投資和貨幣合作等領域為背景探討世界市場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研究的廣泛議題，側重國際經濟相互依存理論的發展。在理論進展中，“復合相互依賴”強調多層次--國際組織、國家、跨國公司、民間團體等--和多領域--經濟、政治、科技、文化領域分析國家間的相互依存關系。

3經濟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政治經濟學關于國內政治的探討表現出了理性主義的一般性特點，把國家這個基本單位進一步分解，行政機構、立法部門、官僚機構、政黨以及利益集團成為分析的基本單位，揭示在不同的國內結構下，不同的國內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選擇的。主要研究兩種關系：一是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二是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的關系[4].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就是研究國際經濟要素影響國家政治層面的問題，即國際力量對于國內政治的影響。經濟安全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經濟運行本身的問題，而是與國家制度、政治體制以及經濟政策密切相關的政治經濟學問題。“重大特別是根本的國家經濟利益被列入到國家經濟安全的研討對象，包括三個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經濟制度、經濟主權受損和經濟危機發生。……”[5]經濟安全觀在某種程度上或可以稱其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國內政治模式的探討成為美國政治制度背景下國內政治過程研究，從而使國內政治形成一個什么樣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義，帶有美國背景的問題意識。“目前，在全球意義上的國際政治學界，美國的國際政治理論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以至于在許多人看來，”真正“的國際政治理論基本上就是美國的理論，美國的理論就是全球性的理論”[6].國內政治被普遍認為是一種國內政治過程，即政策出臺機制，反映國內社會行為體的利益偏好從個體偏好轉變為國家偏好的過程。從形式上看，西方國家國內政治過程表現為通過公民選舉的民主制度形成國家政策，依此邏輯，國內政治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但是實質上，公共選擇分析把政治過程看做是類似于市場的過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著有限理性的問題，國內公民選舉并不能夠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義分析則是“將政治行為鑲嵌進規則的、規范的、預期的與傳統的制度化結構中的一種方式”[7].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美國國內政治模式目標在于如何取舍兩個政黨所代表的利益偏好，進而出臺何種經濟政策。“對于長期凝聚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對于支持美國實力增長的盎格魯？撒克遜的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美國的政治主流仍然堅信不疑。美國的左派和右派、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價值體系，其區別僅在于采取哪種方式和政策予以實現”[8].

在實踐中，在國際力量的壓力之下，某些占有競爭優勢的利益集團的利益偏好通過國內政治過程和結構的改變得以實現。俄羅斯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20世紀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以美國民主政治模式為參照進行政治變革到普京時期主權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羅斯對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經歷了一個國內政治失序的過程。俄羅斯曾經尋求國際動力來促使民主政治轉型，進而推動經濟改革，但是國際力量在拉動俄羅斯進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體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經濟發展問題轉變為政治沖突問題，既打亂了原有的經濟秩序和經濟生產鏈條，又沒有新的市場經濟主體有序運行。尤其是國外資本投資多在金融市場，極少進入生產領域，嚴重地影響了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完善，給俄羅斯社會帶來重大災難。在21世紀初變化著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里，俄羅斯受到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兩方面的壓力，當各國紛紛從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措施中尋求保持國內經濟增長的時候，俄羅斯國內問題暴露出來，那就是“低效的經濟”和“舊有資源出口結構”,嚴重威脅著俄羅斯經濟增長。國際壓力隨著世界市場萎縮而成為俄羅斯國內經濟發展的障礙。俄羅斯以西方民主模式為起點的政治轉型在歷經20年發展演變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經驗教訓，甚至被稱謂“損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羅斯國內依然存在著“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會”.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區域化過程中，經濟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羅斯近期難以在經濟領域發揮主導作用。”[10]可見，當全球化進程把各國相繼帶入世界市場時，國家能否確立與本國經濟結構相適應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

二、國際經濟對于國家安全的影響途徑及國家安全的維護

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看，國際經濟對于國家安全的影響突顯出國際力量對于國內政治的影響。國際力量從一個客觀存在的國際體系中的外生變量演變成內生變量，作用于國內政策選擇過程，成為國家政治決策不可忽視的內生變量。國內政治過程與結構是國際力量影響國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國家應對全球化負面影響的重要環節。那么國際經濟力量如何影響國內政治結構及國家制度安全呢？

1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的途徑

國際力量的界定大體包括三個層面：一是國際體系中的戰爭體系和貿易體系對國內政治發展的影響。二是國際制度、國際規范和國際組織等制度性力量對國內政治的影響，以及國際機制、規范等制度性國際力量對國內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國際服務、商品和資本流動等跨國經濟力量對國內政治過程和政策選擇的影響。

國際力量之所以能夠作用于國內行為體，是因為國際力量通過國內結構這個渠道進入到國內政治過程當中，進而影響到國家政策的選擇與實施。“國內結構涵蓋了政治和社會制度中的組織機構及其運行慣例，結合在法律與慣例中的決策規則與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價值與規范”[2].國家社會內部的利益主體經濟關系制約著從政策決策到政治制度的國內行為，國內政治結構和社會的聯系影響一個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以及一個國家的議事日程。

國際經濟力量的影響深入到國內結構，使國家經濟政策處于應對國際經濟力量和國內社會行為體利益偏好的雙重約束中。由于各國國內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國國內制度對國際力量存在著抵抗，國際力量對于不同國家造成不同的影響，那么，國際力量進入到一個國家的政治過程與結構中，就產生了兩種結果：或者是國際力量塑造國內政治的變遷方向朝趨同方向發展，或者是國際化在一些國家促成政治危機，導致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沖突。美國學者海倫？米爾納和羅伯特？基歐漢分析了世界經濟變化改變國內政治的途徑：創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國際化可能通過強加給自給自足國家日益高昂的機會成本而影響其國內政治。在自給自足經濟國家，隨著效益下降，公眾不滿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響。全球化導致各國國際化發展過程中，盡管各國制度存在內在約束與激勵機制，但是國際化仍然對國內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國際力量影響著經濟變化，從而影響著利益體的關系發生變化，直接影響著國內政治，造成國內政治沖突。因此，無論是短期國內政治對于國際力量的抵制，還是長期國內政治受到國際力量的同化影響理論問題的提出，對于國內政治層面而言，其所面臨著外部沖擊已經構成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戰。

2國家安全的維護考驗經濟政策形成機制與政府政治行為能力

從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到90年代的金融危機，再到21世紀第一個10年還沒有結束時由美國金融危機襲卷而來的全球經濟危機，各國均受到巨大沖擊，這也成為歐美各國探尋應對國際力量變化的國內政治過程的國際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國際經濟危機的連帶性影響，各國政府開始思考本國經濟發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慮已經遠遠超過自由貿易規律的影響。無論國際貿易政策，還是匯率政策，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國內政治的穩定與政策機制的有效性成為迫切需要。國內社會行為體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響著國家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內政治力量不僅僅是干預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國內不同行為體的集合，反映著國內行為體利益關系的變化和社會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深刻地考驗著國家政治行為能力。

“雖然國外有關國家的政府運作機制不盡相同，但都將經濟安全決策列為政府決策的最高層級”[2].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維護對外開放經濟體的國家安全的重要環節在于國內政治過程。在這個環節中，符合社會需求的決策機制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也是經濟順利運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內政治的穩定與發展關鍵在于能夠抵制國際力量的壓力并且能夠利用國際力量發展本國經濟，保障制度安全與經濟安全。

國際政治經濟學關于國內政治的研究啟示我們，國家安全在國際關系領域面臨著新的挑戰。第一，經濟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經濟的相互依賴使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國家安全戰略緊密相關。第二，對于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不僅僅是在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問題領域，更是國家經濟政策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必須考慮的問題，從而經濟安全問題更細化為國家決策機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問題。

三、關于國際經濟與國家安全問題研究的中國意識

伴隨著對中國經濟轉型的探討，中國的政治轉型成為國際政治理論關注的對象，中國經受著進一步政治經濟改革的考驗。為此，深入探討國家決策機制成為國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內容。中國在成功進行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國際力量對于國內政治的沖擊，并且已經利用國際力量促進經濟發展。但是在中國經濟轉軌歷程中，國內社會經濟利益關系發生著變化，如何使政治體制改革適應經濟轉型的需要，政治發展面臨著新的任務，國家安全問題的探討需要深入研究政治發展模式。

中國政治體制面臨的是國內行為體的利益偏好與利益關系發生變動的歷史時期，由于國際力量的滲透作用，國內政治變化內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轉型內容，也包含了對于國際力量的反應，國內政治過程與政治結構將變得更加復雜。今后，認清國際背景，規避風險，應對國際力量的沖擊仍然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務。中國學者必須看清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國家安全觀及國家安全戰略理論體系。

1在國家安全問題研究基礎上深入國家經濟政策選擇機制研究

當國內政治過程受到國際力量的直接影響時，國家政策選擇就是一個國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綜合平衡各種國內國際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結果，“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要有一個勝任的決策機構，這個機構應擁有高水平的政治領導人，他們能夠將外交政策中的經濟與非經濟因素互相結合，并與國內政策適當結合起來”[2].在此種情況下，政府整合國內行為體的能力面臨著考驗，有可能表現為自主性政府或親外國勢力政府，從而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等發展模式和戰略相應發生改變。尤其是，對于轉軌國家而言，國內社會行為體在國際力量的影響下利益矛盾沖突加大，整個社會面臨全面轉型，而政府本身同樣面臨轉型與重建的過程，國內政治過程與政治結構必然經過一個失序的過程，國家經濟戰略和政策將發生重大變化。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的，經濟體制改革為政治發展提出了相應的任務。受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政治結構各要素之間的矛盾沖突是巨大的。這要求中國政治發展必須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以經濟漸進轉型為基礎，反映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和利益格局。

在國際化壓力下，政府面臨著幾種可能性選擇：一是隔絕于國際化壓力之外，這是可能的，但是這樣做的代價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戰略。二是操縱國際市場，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觀的代價。三是與其他國家協調，進行國際合作。四是國家向國際市場壓力讓步，采取改變國內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設計制定新的制度[9].對于前兩種類型的國家屬于極端，比如前計劃經濟國家，霸權主義國家，大多數國家屬于后兩者，選擇對外合作，或者是改變本國的制度。轉軌國家面臨的情況就是改變本國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過程。在制度生成機制中，行為體偏好是自變量，通過對利益的界定，偏好決定制度的設計和選擇。在不同的領域，由于行為體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從而進行制度設計和選擇也就不同。隨著轉軌經濟的演進，能夠進入轉軌國家國內結構的國際因素范疇在擴大。從主體上看，國際因素包括國家間的權力爭奪，非國家行為體的沖擊。如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進行經濟權力的沖擊目前已經進入到各國內部社會利益體沖擊。從領域看，國際因素有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也有非傳統安全問題，更多地涉及到國際貿易規則、關稅壁壘、國際投資、跨國公司東道國法律法規和價格轉移以及國際貨幣體系變化等因素。因此，轉軌經濟演進過程中，國家競爭優勢的形成比較困難，國際風險的可能性更大。受國際因素沖擊的所有國家中，轉軌經濟的特殊性在于：市場經濟不完善，國內行為體自身的保護意識與競爭力不強，受到國際規范、觀念的影響更大。國際力量會對轉軌經濟的不利的國際環境。美國新保守主義代表性人物羅伯特？卡根認為，俄中領導人有一套關于政府和社會以及統治者和人民之間關系的信仰，并把它作為對內對外政策的指導方針，而中國和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旨在為所有的獨裁政府，至少為他們自己在構建一個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獨裁政府之間的全球競爭將成為21世紀的主要特征”[10].而美國自由主義理論家、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國際政治學的教授約翰？伊肯伯里認為現有的由美國制定的國際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夠更加持久。現有的規則建立在不歧視和開放市場的基礎之上，同時具有以聯盟為基礎的領導性質，再有這些規則和秩序包羅萬象、獲得了廣泛認同。美國無法阻止中國的崛起，但是可以確保中國在美國制定的西方規則和制度框架內行使權力。西方國家對于轉軌經濟的進展態勢存在著防范和深入的關注，這也需要我們對轉軌經濟的研究要全方位地關注國際因素的動態。

2重視轉軌經濟進程中政府整合行為體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經濟轉軌發生以后，各種關系的重新構建過程就開始了。這是一個長期的漸進過程，對政府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也是維護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戰。

國際因素沖擊不僅指向對政府本身，而且是對各類社會行為體的沖擊，對于國內行為體偏好的影響，可能聚合成國家偏好，也可能不會，反而成為國家內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對的不僅僅是國家應對國際力量的戰略對策，而且要考慮國家如何在社會層面整合社會行為體的利益形成應對國際力量的戰略對策。首先，政府滿足社會基礎，這是轉軌制度有效生成的一個重要保障。整合國內利益體的基本途徑是通過集體選擇的邏輯，協調國內行為體利益。其次，政府促進制度環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徑和法律規范問題，這是提供制度環境。政府的職能就是協調各利益體之間的矛盾，保證經濟轉軌國家社會和諧有序。

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經濟轉軌的啟動是國家重新整合國內社會行為體利益偏好從而形成新的制度的過程。在轉軌發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轉軌經濟穩定發展的關鍵依然是對于國內政治的把握，即在國內-國際層面正確處理國家-市場-社會模式下的行為體偏好問題。但是，從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理空間的進展看，國家偏好與社會利益體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種因素的沖擊，特別是受到國際因素的沖擊，包括國際經濟力量，也包括國際社會規范力量。這使政府面臨對偏好來源的界定與整合的雙重任務，政府協調利益體矛盾的能力面臨嚴峻考驗。

在轉軌經濟演進過程中，轉軌國家會繼續面臨國際-國內互動影響，但是社會行為體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響途徑與轉軌啟動時期存在著差異。在各轉軌國家里，來自于國際體系中的各種國際力量，包括經濟力量和觀念力量對國內行為體的影響加劇，而且變得更加直接，通過生產鏈、貿易鏈、資金流或者是某種規范、觀念、文化以及主體間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國內某一產業、行業或企業以至于個人，使個體偏好與集團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轉軌經濟體發展過程中，這種矛盾將長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整合行為體的利益偏好，從而使社會和諧穩定，將是轉軌經濟中國家安全問題研究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

四、結論

國際經濟發展趨勢是國際經濟相互依存現象日益加強，國際力量不僅影響國家行為，而且更深入到國家內部結構，通過國內政治過程與社會結構，影響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甚至制度變遷。在此背景下，國家安全這個概念的外延在擴大，不僅包括傳統安全，也包括非傳統安全，更為重要的是，在非傳統安全中的經濟安全領域，不僅存在國家間經濟安全，而且存在著國內-國際互動過程中的制度安全問題。國家經濟政策處于應對國際經濟力量和國內社會行為體利益偏好的雙重約束中。受此影響，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維護對外開放經濟體的國家安全的重要環節在于國內政治過程。一個國家的政府如何面對國際力量與國內社會的雙層壓力，這嚴重考驗著政府的執政能力。符合社會需求的決策機制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也是經濟順利運行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