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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期封禁政策嚴重制約了黑龍江社會經濟發展

清政府出于政治和經濟需要，對東北地區尤其黑龍江厲行封禁。在政治上，清朝統治者認為東北是“龍興之地”、“祖宗肇跡興王之所”，應保存滿族騎射風俗，以維護其統治地位。這從清帝所言及諭旨中有所反映。順治帝說過：“我朝以武功開國，頻命征討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騎射。”[1]雍正帝曾說：“我滿洲人等，因居漢地，不得已與本習日以相遠……但務守滿洲本習，不得稍有疑貳。”[2]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諭軍機大臣稱：“盛京、吉林為本朝龍興之地，若聽流民雜處，殊于滿洲風俗攸關。”[3]而旗民雜處，則使旗人“耳濡目染，習成漢俗，不復知有騎射本藝”。[3]在經濟上，清朝統治者認為“東三省地方，為滿洲根本重地，原不準流寓民人雜處其間，私墾地畝，致礙旗人生計”。[4]所以，把大片土地“留作本地官兵及京旗官兵隨缺地畝之用”或“以備退革兵丁恒產之用”。[2]此外，還圈占了大批牧場和圍場，獨占參、貂等名貴特產，以滿足清政府最高統治者及宗室、貴族的享用。在東北三省中，黑龍江受封禁的時間最長，遲滯社會經濟發展的后果也最為嚴重。一是封禁造成黑龍江地區人口稀少，勞動力匱乏，土地等物質資源得不到應有的開發利用，導致經濟困難，財政拮據，資金短缺。從人口來看，據資料統計，道光二十年（1840年），全國人口有4.1億多，而占全國面積近1/5的東北地區總人口還不到300萬，每平方公里不足2人。其中，200萬人居住在奉天，吉林和黑龍江兩省才100萬人。1903年中東鐵路剛剛通車時，黑龍江人口不過40.8萬人。就經濟而言，奴隸制莊園經濟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游牧、狩獵和采集經濟在黑龍江長期占據主導地位，1907年清政府正式議準一般旗地可隨意買賣，封建地主經濟制度才正式確立。正如資料所載：“江省僻處邊荒，天寒土曠，滿蒙之族皆以游牧狩獵為主，初不識耕耘為何事。”[5]直到民國時期，黑龍江地區的土地才得到大面積開墾，農業經濟才有明顯發展。同時，其他資源也得到進一步開發利用。封禁造成的經濟落后導致黑龍江財政困難，成為清政府的“協濟”省份。如當時黑龍江將軍所轄官兵俸餉一直由清政府部庫撥付，但咸豐以后由于清政府財政無力承擔，便改由關內各省協濟了，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對封禁造成的經濟困難幾屆時任黑龍江將軍也曾奏陳朝廷，以期解決。如咸豐十年（1860年），特普欽上奏清廷，請求在蒙古爾山（今木蘭縣境內）等處弛禁放荒，其中說到：“地方既屬拮據，與其拘泥照前封禁，致有用之地，拋棄如遺，莫若據實陳明，招民試種，得一分租賦，即可裕一分度支”；[6]光緒十年（1884年），文緒奏稱應以兵屯田開墾黑龍江荒地；光緒十三年（1887年），恭鏜奏請開墾呼蘭封禁荒田，并提出開墾十大好處；光緒十五年（1889年），依克唐阿奏請通肯封荒弛禁招墾。二是封禁造成黑龍江地區十分閉塞，切斷了與先進地區的聯系往來，使先進思想、文化、技術等無法進入和交流，阻礙了社會進步，導致社會形態進化緩慢。在被封禁的二百四十多年間，黑龍江的總體社會形態一直處于從原始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型狀態，在少數民族為主的黑龍江地區，則氏族公社制、奴隸制與封建制并存，社會形態更為落后。由于人口稀少，無民可治，加之歷史上八旗制度的原因，黑龍江地區一直實行八旗駐防的“軍治”（設將軍衙門、都統衙門等軍政合一的管理機構）行政管理制度。從1683年設置第一任黑龍江將軍，到1862年于呼蘭城守尉轄區設置黑龍江歷史上第一個民事管理機構理事同知廳，長達近一百八十年的時間。這種軍府制管理和關注的重點在于邊防，而非經濟。此種落后的社會管理制度也是導致黑龍江地區經濟貧困的原因之一。

二、沙俄入侵和“羌帖”流入使黑龍江遭受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經濟損失

鴉片戰爭使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俄國資本主義卻在19世紀中葉得到了迅速發展，但其國內依然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有限的市場滿足不了資產階級的利益需求，這就迫使原本即侵略成性的沙俄政府加快和擴大了對海外殖民地的爭奪。其中，封建落后的中國尤其與之毗鄰，人煙稀少，邊塞空虛的黑龍江地區成為其侵略的重點區域。開始是以軍事手段進行武力征服和掠奪領土，到19世紀90年代又采取所謂和平的“鐵路———銀行”策略，通過華俄道勝銀行、中東鐵路和盧布進行政治統治和經濟掠奪，使黑龍江逐漸變成了沙俄的殖民地。中東鐵路不僅是沙俄進行商品傾銷和掠奪物產的大通道，而且在中東鐵路沿線及其附屬地沙俄政府還進行駐軍設警司法，乃至對哈爾濱實行自治，攫取政治特權，這就使其所控制的地區變為租界和“國中之國”。正如哈里施瓦茨所說：“滿洲的鐵路區域以及鄰近鐵路和兼并入該地帶的廣大土地完全受俄國的政治和經濟控制。在這個區域，是俄國的法律和法庭在發生作用，警察和武裝力量掌握在俄國人手中，俄國人利用鐵路作為基地，迅速將它的經濟滲透滿洲。俄國輪船獲得在廣闊的滿洲河流上的航行權；松花江的航運成為中東鐵路的活動范圍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鐵路又開辦了許多煤礦和林場，并且在全區到處經營著學校、圖書館、俱樂部的網絡。這就是在中國疆域內已經建成的一個俄羅斯帝國！”[7]為修筑中東鐵路，沙俄打著中俄合辦的幌子建立了由其完全控制的華俄道勝銀行，并在中國享有一系列特權。華俄道勝銀行在中國可以行使貨幣發行、經理國庫收支、國家金庫的國家銀行職能，并有權在中國修建鐵路、敷設電線，投資辦廠、對企業貸款等。該行在中國兼中央銀行、投資銀行、商業銀行于一身，其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以便實施經濟侵略和掠奪，是對黑龍江進行經濟侵略和掠奪的橋頭堡。由于哈爾濱是中東鐵路樞紐地，因而華俄道勝銀行哈爾濱分行成為該行在中國的一個最主要的分支機構，其經營活動包括組織修筑中東鐵路并提供所需巨額資金、對進入黑龍江尤其哈爾濱地區的俄人經辦企業提供貸款、直接投資辦廠開礦等。通過上述經濟活動，使沙俄政府紙幣（羅曼諾夫票，中國人俗稱其為“羌帖”）得以在黑龍江地區大肆推行，至1903年中東鐵路開通時，在黑龍江，“羌帖”占據了統治貨幣的地位，1903年底盧布成為滿洲占支配地位的通貨，被強制納入俄幣體系，黑龍江地區的貨幣主權及金融利權卻嚴重喪失。

三、銀錢匱乏和私帖濫發使黑龍江貨幣金融陷入困境

清政府實行銀銅并行的復本位貨幣制度，而黑龍江地區自然資源中缺銅少銀，因此也沒有條件自設鑄幣局，流通所需的金屬貨幣來自奉吉兩省及關內地區，且多流通于通都大邑，腹地及鄉鎮很少見。據黑龍江省金融志編委會編纂的《黑龍江金融歷史編年》記載：1890年，因呼蘭等處制錢短缺，將軍依克唐阿奏請仿照吉林章程，租賦改為銀錢各半。1896年5月31日，黑龍江制錢缺乏，奏請清政府將部撥本年官兵俸餉劃交鄂省鑄造銀元運黑龍江籍資補救。由于金屬貨幣短缺，商賈往來時大多采取相互記賬的辦法，每年的端午、中秋、年關三大節期再進行清結，屆時彼此抵消后的差額部分由債務方出給欠據。這種欠據最初由具有付現能力的殷實商家簽發，故也稱“私帖”。初期私帖信用良好，可轉讓流通，如同現貨一樣，商民樂意接受。隨著黑龍江開發加快和各業發展，貨幣需求日漸擴大，加之外來勞動力每年都要攜帶相當數量現銀回鄉，導致黑龍江地區貨幣供不應求，私帖發行日益增多，舉凡油坊、當鋪、糧棧、燒鍋等，店不分大小都任意發行，在鄉街市井間私帖成了方便交易的媒介，一度成為流通中的主要貨幣，以致泛濫貽害。據資料記載：“呼蘭因銀貴質重，難于剖析，制錢缺，籍紙帖為交易。此后，燒鍋有帖，當鋪有帖，小本商戶亦往往有帖”；慶城向用現銀、小洋、制錢，自商家私出錢帖后，發行日濫，現銀日益減少”；[8]“江省各城開出紙幣不下數百家，各商不量資本，隨意自開憑帖，每家以五萬吊計之，共出紙幣四五千萬吊。因有射利之徒，以換帖為名，而乘機網利，始雖支持，漸至擁擠，終必荒畢，以至傾家蕩產，而帖債仍未付清。以此自累，又以此累人”。[9]此間更有奸商勾結官府開出無本私帖，欺詐商民，使眾商受累，有冤莫訴。為解決私帖濫發問題，地方政府也曾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黑龍江副都統果權鑒于呼蘭商帖泛濫，下令銷毀以制錢為本的商帖，改用銀帖。對近年所發商帖折作六七折使用，發行較早者打折遞減，最少僅三四折。其結果使持有商帖的鋪戶遭受了巨額損失，燒鍋、當鋪紛紛歇業，所存者不過十之一二。

四、舊式金融組織難以滿足黑龍江社會經濟發展的融資需要

1898年華俄道勝銀行在黑龍江設立分支機構之前，在黑龍江地區尚無一家官辦或官商合辦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銀行。能夠為企業和商民提供信貸和匯兌等服務的金融組織是產生較早的當鋪、錢莊和票號等多為私營，且封建性較強的舊式金融機構。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呼蘭城有一家當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有兩家，道光十三年（1833年）有三家當鋪。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寧古塔韓祚升與常升號錢鋪業主郭永安、廣升號當鋪業主高魁選以及高郡秀、王世楨等每股出錢千貫，每人發二、三股不等，韓祚升出錢2000貫并有身股共為三股，惟富井玉并無現金，只將人參作為一股，合伙開設天興當鋪。嘉慶十二年（1807年），寧古塔有當鋪12家，其業主分別是：劉喜觀、李昆、魏克亮、侯永興、范克讓、吳士發、林目義、關太、趙明、王明、韓祝升、關增。[10]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齊齊哈爾有昌大本開設恒利當鋪；道光十一年（1831年）設有永泰錢鋪，同年還設有吉定、長發、恒豐當鋪。[10]清末，典當業在黑龍江有了進一步發展，光緒十九年（1893年），雙城廳共有當鋪32座，賓城廳共有當鋪24座，五常廳共有當鋪15座，寧古塔共有當鋪11座。從光緒元年（1875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在齊齊哈爾開設的當鋪有義吉、天吉、義生、公成、公興、方合、鼎盛、天德、協成，在綏化有吉泰、義升，呼蘭有永慶當，巴彥有永源當，龍江縣有萬合當，等等。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裕昌隆錢莊在海倫縣開業，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寶豐玉錢莊在龍江縣南門大街開業。關于黑龍江地區票號，所見史料記載較少，僅見《晉商史料研究》一書有所統計，清代晉商在黑龍江地區的哈爾濱、齊齊哈爾、昂昂溪、黑河共設立了五家票號。上述舊式金融機構中，當鋪是一種用物品作質押物收取高額利息的借貸組織，是地方政府“官款存放典當生息”和“官僚營運資金”的處所，[11]是由封建官僚、地主把持，剝削掠奪貧苦人民財物的高利貸組織。錢莊的規模較小，機構設置獨立、分散，其資本不多，僅備營業房屋家俱和少量流動資金即可。主要業務是“兌換金銀，收入貼水”。[12]票號的主要業務是匯兌，服務對象多為政府官吏。雖然當鋪、錢莊和票號都辦理存貸款業務，具有一定的融資功能，但從組織形式、管理體制、營運方式、資金規模、服務對象等方面，與近代銀行相比，差距較大，難以適應近代黑龍江社會經濟發展日益擴大的資金需求。基于上述原因，協領承春、商人楊文新、王廷瑞等建議黑龍江將軍及副督統開設官錢局。光緒三十年（1904年），五品頂戴附貢生、夏日順上呈清政府。從此，拉開了江省當局創立廣信公司的序幕。光緒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廣信公司在黑龍江省省城齊齊哈爾成立，其后經歷了獨立發展（1904年12月～1919年12月）、兼并黑龍江官銀號（1920年1月～1929年12月）、改組為黑龍江省官銀號（1930年1月～1932年12月）三個歷史發展階段，持續經營了28年。

參考文獻：

［1］李洵，趙德貴.八旗通志：卷32［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2］李桂林.吉林通志：圣訓志卷31（下）［G］//食貨志（4）.屯墾.［3］清高宗實錄：卷1023；卷102.

［4］清仁宗實錄：卷133.［5］張伯英.財賦志：捐稅篇［G］//黑龍江志稿:18.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6］呂秀蓮，黑龍江地方簡史［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7：228.

［7］哈里施瓦茨.沙皇滿大人，俄國委員們—中俄關系史［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83.

［8］張伯英.財賦志：錢幣篇［G］.黑龍江志稿:卷21，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9］黑龍江省金融志編委會.黑龍江金融歷史編年［G］.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10］清代東北地區經濟史［B］.寧古塔副都統衙門檔案，184～185.

［11］王溥.唐會要：第85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5：1625.

［12］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146.

作者:王學文 單位:哈爾濱商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