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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今國際社會國家間無政府狀態已經被學界所普遍認可，雖然現實不允許建立一個世界政府來解決國家間的矛盾和沖突，但是當今國際體系下的整體局勢還是以和平形式下的合作發展為主要特點，而沖突和對抗主要集中在少數地區。究其原因，一方面可以用現實主義的權力的相互制約所達成的均勢來解釋，也可以用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復合相互依賴對于世界各個國家的滲透來解釋。后者對于當今的國際局勢更有解釋力。國際制度理論可以看作自由制度理論對于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局勢一種解讀的理論視角，試圖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例來探討國際制度理論的應用。

關鍵詞：制度；交易成本；理性

1當今國際的基本形勢——自由制度主義的視角

國際體系主要包含結構和過程兩個層次，新自由主義更重視系統的“過程層次”的分析。新自由制度主義者對于當今國際局勢的認識建立在對于復合相互依賴理論的提出，它包括三個方面：“各個社會的多渠道聯系；國家間關系的議題包括許多無明確或固定等級之分的問題；在復合相互依賴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政府不在自己所處地區內或在某些問題上對其它政府使用軍事力量。”簡而言之，就是各個國家多渠道聯系；問題沒有等級之分；武力不是最有效的解決方式，這構成了復合相互依賴的基本特征。

2國際制度理論

2.1理論來源

國際制度理論的理論根源來自于制度經濟學。對于制度的概念的界定，道格拉斯•諾斯指出：“制度就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為決定人民的相互關系而認為設定的一些制約。”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這篇論文中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指得是發生在經濟交往行為中為了達成合約的一定、對合約執行的監督、討價還價以及了解有關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生產與需求的信息所花費的成本。

另外一個基本的題設就是對于理性個體的假設，即國家以及其他國際行為體會通過收益計算來選擇自己的行為。

對于第一方面，國際制度理論地倡導者們將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對于國際政治經濟行為的分析，認為國際間合作開展的一大障礙就是廣泛存在于國際行為體交往中的交易成本。而通過對于國際產權的界定，通過制度的構建可以很好地解決國際間所普遍存在信息的不對稱、外部性和搭便車行為這些事前和事后的交易成本。

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所起到的功能簡單而言就是“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增加非法交易的代價，減少行為的不確定性。”其具體體現在降低事前交易成本，即促進國家間信息傳輸，有利于國家形成對于未來的合理預期，可以降低國家對收益分配問題的敏感度，確立國家權利的界定方式和形式范圍以及充當國家間談判利用潛在的規模經濟優勢的角色。而且可以降低事后交易成本，即為國家間權利爭端提供解決程序，強化報復機會主義行為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促使國家形成對于先例的關注以及使國家更珍視其聲譽。

其中，對國際產權的界定是國際制度理論的根本出發點，按照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產權的明確界定可以抵制外部性的發生，從而保障國際間的合作，明確彼此的權利與義務，降低交易成本。

對于理性主義的視角來說，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指出，在理性個體的前提下，集體行動會陷入困境，即尋求自身利益的個體并不會采取行動來實現共同或集團的利益。也就是說，即使集體行動能夠給集體中的個體帶來更多的利益，但是由于個體的理性計算的短視行為，會使得沒有一個個體愿意付出，而只盼望著收益，這就會導致集體行動的失敗。

針對這一問題，霸權穩定論的倡導者提出要出現一個提供公共物品的霸權國家，從而給國際合作提供可能。而國際制度理論的倡導者基歐漢指出：“理性選擇模型已有很多的優點，但是不能把它們機械地運用到世界政治中。”他指出“如果利己主義監管著相互之間的行為，以及它們中間組溝多得人愿意在其他人合作的條件下也愿意合作，那么他們就可能會調整彼此的行為，以減少紛爭。它們甚至還會創設和維持在本書中被稱為機制的制度之類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這些機制通過為行為者提供行為指南，來促進未經談判而達成的調整行為的發生。”可以說，基歐漢認為通過對于制度的構建和相應懲罰機制的設立，國際合作在沒有霸權國家提供公共物品的情況下也可以進行。

2.2國際制度的延續

對于霸權穩定論的支持者而言，一旦霸權國家衰落，則霸權國家所建立的國際制度也會相應地成為其陪葬品，而國際合作也會失去保障，由此便會回到雜亂無序的狀態中。

對于這個問題，以基歐漢為代表的自由制度主義者們認為，世界政治經濟中行為體所關注的是其絕對收益，而非相對收益。即所關注的重點是能否收益，而非收益多少的問題。按照這樣一個前提假定來說，只要國際制度的存在能夠為參與其中的國際行為體提供收益（減去付出成本后的收益），那么這些國際行為體就會去盡力維持國際制度的存在，即使是處在衰落中的霸權國家，雖然其相對收益在減少，但是只要能夠獲得收益，它也會盡力去維持國際制度的存在。

基歐漢指出：“雖然霸權的衰落對于機制具有一定的腐蝕作用，但卻被規則對政府所具有的價值所抵消，因為規則限制了博弈者核發戰略的選擇，從而減少了世界政治經濟的不確定性。隨著霸權的衰落，機制更加難以得到應用，但是由于他能夠促進國家間互惠性協議的達成，卻仍然為各國所必需。”

而且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霸權國家所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制度已經將各個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也就是新自由制度主義者所提出的復合相互依賴下的國際局勢。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國家與國家之間已經不再是現實主義者所認為的所謂無政府下的無序狀態，敏感性相互依賴和脆弱性相互依賴的存在使得各個國家對于改變現有的狀態的想法變得更加謹慎。復合相互依賴的存在使得國家與國家之間產生了更加密切的聯系，而國際制度對于這樣一種狀態實現提供了促進作用，同時這樣一種狀態的存在有對于國際制度的在霸權衰落后的持續提供了保證。

3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例

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由美國發起，成立于1947年。這一時期的美國可以被看作是當時的霸權國。不難看出，美國作為當時的霸權國家，它來領導國際事務促進國際經濟合作的方式并不是僅僅靠自己享有的硬實力來促成，這樣會給它的霸權領導帶來很高的成本，而且會在道義上處于下風。作為一個理性的霸權國家，它的目標是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獲得更多的利益，而通過利用自己所享有的權力來促使其他國家一起構建一種有利于自己發展的國際經濟制度，促使別的國家參與進來一同分享責任，分享收益，這樣既可以保證自己的利益的增加，同時可以使自己降低霸權成本。

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體現了霸權國家對于其在國際合作中領導的方式，這樣的一種制度的創設可以保證其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為其對于利益的訴求提供合法性。世貿組織既可以看成是保證國家間合作的橋梁，同時也可以看成是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于利益追求的制度化的工具。

世貿組織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提供一種有保障的國際合作框架，通過加入世貿組織，國家可以在互惠原則下享有相應的優惠政策，比如可以通過舉行多邊貿易談判進行關稅或非關稅措施的削減，對等地向其他成員開放本國市場，以獲得本國產品或服務進入其他成員市場的機會；當一國或地區申請加入世貿組織時，由于新成員可以享有所有老成員過去已達成的開放市場的優惠待遇，老成員就會一致地要求新成員必須按照世貿組織現行協定、協議的規定繳納“入門費”——開放申請方商品或服務市場；而且通過加入世貿組織一個國家可以實現與多個國家完成自由貿易，大大地降低了談判的成本，而且歷史也說明，多邊貿易自由化給某一成員帶來的利益要遠大于一個國家自身單方面實行貿易自由化的利益。另外加入世貿組織也可以實現國家與國家之間合作的一種較為公平透明的合作模式，為各個國家在國際合作中的行為提供了準則，而且相應的懲罰機制和裁決機構的存在可以有效地降低國家間的交易成本，制止機會主義行為的出現。

可以說，世貿組織的權威的建立在于其主導國家的權力的威懾，即美國對于世貿組織的領導可以迫使參與其中的國家按照美國制定的游戲規則來進行互動——雖然這個規則不是完全公平的，但至少是可以保證國家受益的，而當這樣的一種規則被所有參與國家所接受并且自覺實踐時，按照國際制度主義者的觀點，即使美國這個霸權國家最終衰落，世界貿易組織中的國家在對于絕對收益關注的驅使下還是會繼續保持制度的延續。

4結論

國際制度理論的提出并且完善的基礎在于對霸權穩定理論中霸權國家實現其領導的手段的認識——即通過一種國際制度構建的方式來實現。因此，霸權穩定下的國際體系中的核心問題就不是霸權國是否存在而是國際制度能否被各國所遵守并且延續下去。

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一書中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即認為國際制度的存在與發展在于其可以幫助理性的國際行為體降低他們之間的交易成本，而且在絕對收益的假設基礎之上提出，正由于國際制度可以實現國際間合作的完成保證國家從中獲得收益，因此即使創設并且倡導國際制度的霸權國家衰落，國際制度還是會延續下去，國際合作仍然是可能的。

當今的國際行為體更加關注的是絕對收益，而非相對收益，國際制度的存在的確加強了國家間的政治經濟合作，同時由于國際制度對于國家間合作的巨大推動作用，國際間的復合相互依賴也得到了加強。因此，在這樣的一個世界里，一方面國際行為體會特別關注自己的收益狀況，而且彼此間的敏感性相互依賴和脆弱性相互依賴的存在使得國家更加關注自身狀態的穩定，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是不會去打破這樣一種狀態。

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局勢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會是穩定的，美國雖然是一個正在衰落的霸權，但其在國際事務中仍然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而這些由美國所倡導成立的國際制度也會繼續延續下去。

參考文獻

［1］［美］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和等譯.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美］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著，門洪華譯.權力與相互依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0）.

［3］［美］道格拉斯•諾思著，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三聯書店，1994.

［4］［美］曼瑟爾•奧爾森著，陳郁等譯.集體行動的邏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