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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金融體系的變化及其對貨幣政策的挑戰

自7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金融創新、放松管制和金融全球化使得主要以美國為代表的工業國家資本市場發展日益深化與廣化，傳統的貨幣政策目標與操作體系面臨著愈來愈多的挑戰。過去20年來，各國中央銀行雖然在控制商品與勞務的通貨膨脹方面已經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對于資產價格的膨脹，卻難有對策。實踐上，早在1929年，紐約股市的暴跌即已導致美國和全世界經濟進入長期嚴重的蕭條；日本80年代末資產價格極度膨脹引發的“泡沫經濟”對其經濟造成了長期不利影響；[1]9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各國資產價格明顯地偏離實體經濟上漲的趨勢更是引起了決策部門普遍擔憂。[2]

同樣的情形在20世紀80年代也在北歐國家（挪威、芬蘭、瑞典）出現過。在挪威，銀行貸款對GDP的比重從1984年的40％上升到88年的68％，資產價格急劇上升，同時投資與消費需求也顯著上升。但是石油價格的暴跌引起了自二戰以后最深刻的銀行危機和經濟衰退。在芬蘭，1987年擴張性的預算導致大規模的信用擴張，銀行貸款對GDP的比重從1984年的55％上升到1990年的90％。住房價格在1987年和1988年共上升了68％。1989年中央銀行為了抑制信用擴張，提高利率和儲備，再加上1990年、1991年與俄羅斯貿易下降，經濟環境惡化，資產價格暴跌，政府不得不對銀行予以救助，GDP收縮了7％。在瑞典80年代后期持續的信用擴張導致了房地產繁榮。1991年由于大量的是基于過度膨脹的資產價值，因此，眾多銀行遇到了困難，政府不得不干預，經濟陷入衰退。

墨西哥提供了新興國家資產價格膨脹相同的版本。墨西哥在90年代初期進行了銀行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同時，取消了對商業銀行的儲備要求。Mishikin（1997）指出，銀行向私人非金融企業的貸款占GDP的比重從80年代末期的10％急劇上升到1994年的40％。同一時期，股票價格急劇上升。1994年總統暗殺和農民起義引發了泡沫的崩潰，進而出現了銀行與外匯危機，和嚴重的經濟衰退。

在這種大量的歷史案例背后，人們發現，隨著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的深化和廣化，金融創新使得金融機構功能分化，貨幣與其他金融資產界限日益模糊，貨幣供應量與實際經濟變量失去了穩定的聯系，很多學者者感覺到傳統的貨幣政策理論需要尋找新的微觀基礎，正在醞釀著新的突破。

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和物價水平的影響有多種途徑。根據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理論，這種影響主要是借助利率變量，影響消費和投資。但是，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變化，金融資產存量的增加，貨幣政策也可能通過對資產價格的影響，進而影響消費和投資，具體的途徑如改變財富總量，改變借貸成本，以及各經濟單位的資產負債狀況。金融體系已經和正在發生的變革對貨幣政策有著重要的影響，但同時也非常難以操作和預測。尤其是金融資產對實際經濟活動的比重，可交易金融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重持續增加，這些資產對利率、經濟增長等變量的預期反應更加敏感。

在中國，9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以及居民資產結構中有價證券份額的持續增加，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資金聯系加強，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劃分面臨新的檢討；而且，造成這種變化的基礎力量（金融的國際聯系、信息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金融創新和制度變革等）還在加強，已經并將繼續對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提出同樣的挑戰。

下面我們首先通過主要發達國家家庭資產結構的變化來看金融市場規模的增長。[3]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的金融市場無論在規模還是范圍上都有顯著的增長。例如，從1985年到1998年，主要的OECD國家中，未清償的信用和股權總值對GDP之比，從150左右上升到250左右。（P.Mylonasetc.2000，）

圖表1主要工業化國家金融市場趨勢（年末值，占GDP百分比）

銀行對私人非銀行部門信貸私人部門國內債務證券股票市場市值

198519951998199019951998198519951998

美國6864695056715282123

日本9911811833304058172257

德國93103118394253212248

法國768780413933123265

英國4711612016172862119169

意大利5158602263231101846

加拿大6879889914416194

G10758486394252446798

資料來源：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BISInternationalBankingandFinancialMarketDevelopment;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StockExchanges.轉引自P.Mylonasetc.2000，p.15。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盡管銀行信貸在大多數國家中還是主要的融資來源，但是確實存在著資金從銀行貸款向各種證券（包括貸款的證券化，尤其是銀行的抵押貸款）的轉移。這體現在金融財富從銀行存款向機構投資者和直接持有債券與股權的轉移，這種變化在美國尤其明顯。因此，具有流動性和可交易的金融資產在GDP和金融資產總量中的比重明顯上升，其結果是總財富中的一個很大比重對一般市場變化和價格變化更加敏感。

從家庭資產負債表看，OECD各國（除日本）凈財富相當于個人可支配收入的4－6倍，而且在90年代有所上升。家庭負債則相當于個人可支配收入的1倍左右。因此，家庭金融資產與負債的比大約為3－5倍。非金融企業的凈值與GDP的比重在大多數國家都較低。但是企業的金融資產（不包括自有股權的價值）與GDP相比是上升的。

過去20多年中，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較為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貨膨脹，經濟學家都同意物價穩定是宏觀經濟穩定和持續增長的前提，但是這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必然保證。隨著金融結構的變化，金融資產存量的累積對貨幣政策提出的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資產價格的定價基礎是什么？資產價格的變動是否應該、而且能夠得到控制？第二，貨幣政策需要經由許多中間環節才能最終影響實體經濟，在這一過程中，資產價格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如何？第三，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是維持幣值穩定，但是傳統的衡量通貨膨脹壓力的指標所包含的判別經濟總量的信息已逐步喪失，因此是否需要將資產價格的變化納入通漲指標？[4]

迄今為止，對資本市場與貨幣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貨幣政策機構，例如，BIS1998年組織過兩次專題研討，并出版了論文集；美國聯儲Kansas1998年年會將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關系作為三大議題之一；日本中央央行鑒于“泡沫”時期的教訓，也有一些探討。但是學術界正式的研究還比較缺乏，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還處在工作論文與討論論文形態上。筆者近年來在德國與日本的訪問研究過程中，以及與這一領域的領先學者[5]的交流中感覺到，雖然大家均認為資本市場的發展對貨幣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戰，但是在這些國家中，這一問題的研究嚴格說來并沒有展開。所幸的是，一些著名的經濟學者，例如倫敦經濟學院的C.Goodhart，普林斯頓大學的B.Bernanke,紐約大學的M.Gertler，以及沃頓商學院的F.Allen，Gale等學者開始積極在這一領域進行探索。我國學者中，錢小安（1998），茍文均（2001）有論文進行過初步探討；下面對既有的研究作簡要歸納并分析這一研究領域存在的問題。

二．資產價格在貨幣政策制訂中的意義

在討論之前，我們需要對討論的對象即金融資產作簡單的界定。由于金融創新產生了大量的新的金融資產，同時，原有資產的可交易性不斷增加，目前存在著很多資產價格形式。例如證券化的債務與普通的銀行貸款不同，已經具有了可觀察的價格。不過，即使如此，還有大量的金融資產是不可交易的（例如個人債務），它們的市場價格與貨幣政策沒有直接關系。換句話說，盡管金融資產的價格信息已經非常龐大，但是貨幣政策還是通過象銀行貸款這樣沒有市場價格的金融資產而發揮作用的。而可交易的資產價格變動是通過影響企業的擔保品價值、金融中介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等，對經濟政的信貸總量發揮影響。因此，在分析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關系時，必須注意區分不同國家，不同時期金融資產形式的變化。在既有的關于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研究中，一般是以股票和房地產為代表，本文以下的討論也是如此。[6]

(1)資產價格的信息內涵（informationcontent）：

無論就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還是貨幣政策的目標而言，資產價格所包含的信息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資產價格是貨幣政策傳導中聯系實體經濟的中介之一，也可以作為經濟預測的領先指標。

一般認為，股價和利率期限結構是最具有信息內涵的變量。從理論上看，股價的變化反應未來盈利增長的預期，而未來盈利增長與產出增長關系密切，所以股價的變化可以提供未來經濟活動的信息。至于利率期限結構。根據預期理論，長期利率是未來各期間短期利率的平均值，反映了未來實際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市場預期。因此，也可以較好地作為未來經濟活動的領先指標。但是，從實證研究來看，各國相差很大，尤其是這兩個變量與實體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確認（陳裴紋，2000）。

這說明，資產價格信息內涵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與各國資本市場深化的程度有關，因此，資產價格在貨幣政策中的地位需要根據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而定。從目前的情況看，資產價格很難直接作為貨幣政策的指標，但是，可以作為間接的參考目標。例如美國和我國臺灣的景氣動向領先指標中即包括股價。

(2)資產價格的決定：基本面與“泡沫”

在貨幣政策的制訂過程中，無論中央銀行將資產價格是看作信息變量（informationvariable）、參考變量（indicator），還是目標變量（targetvariable），都必須了解資產價格變化的原因。同時，只有充分了解資產價格變化的原因，才能采取相應的對策。

金融資產代表了對商品和服務的請求權，現代資產定價理論建立在這樣的假設基礎上，即人們進行資產交易的目的是在不同時期中進行消費的最優配置，要使得一個單位當期消費的邊際收益與將這一個單位的貨幣投資于某種資產，將來出售該資產進行消費的邊際收益相等。這就導致了該資產的風險調整的預期收益率和無風險利率之間的套利條件，一種資產的價格是其預期收益流的風險調整貼現值。以股利定價的“戈頓方程”（GordonEquation）為例，[7]

p=D/(g+r-g），

p是股票價格,γ是實際利率，ρ股票風險溢價，g是股息增長率。

股價是未來股利的貼現流，既受到實際因素的影響，又受到未來預期的影響。這個簡單且廣泛使用的公式說明，股票價格與無風險利率或投資者的風險升水呈反向關系，與盈利增長呈正向關系。但是，它在實際應用中的問題是，由于它是基于未來盈利和利率，而者兩者都是無法直接觀察到的。必須依賴對未來的預期，因而必然受到投資過于樂觀或悲觀情緒的影響。歷史經驗表明，這種情緒經常使得股票價格對實際盈利和股息做出過度的反應，也就是說投資心理在股價決定中往往起著關鍵的作用，使其偏離“基礎”或“均衡”水平。[8]

至少到目前為止，金融學理論不能準確區分資產價格中的基礎價格和泡沫成分（參見野口，1993:BlanchardandFisher,1989,Chp.5;Kindlerberger,1996;小川?北坂，1998;）。因此，中央銀行要在做出政策之前確定類似股票資產的“實際價值”，或者說要判斷是否存在“泡沫”是非常困難的。

三.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的目標

目前世界各國央行多將物價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例如，日本銀行法第二條規定，“日本銀行的基本任務是穩定物價，并借此保障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日本的中央銀行在資產價格膨脹時期，并不是要對資產價格采取直接的措施，而是要通過一般物價的持續穩定來保障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但是對于“物價穩定”這一定義本身存在多種看法。白冢重典認為，物價穩定不應機械地理解為統計上的物價指標相對穩定，更本質的是將它理解為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穩定，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提，即“持續的物價穩定”。從日本泡沫經濟的教訓看，作為保障經濟穩定和效率的必要條件，未來通貨膨脹預期的穩定是極其重要的。與貨幣政策有關的是，保持未來物價預期的穩定，防止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預期都很重要。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需要研究資產價格的變化在貨幣政策中的地位。（白冢重典，2001，P290）。

雖然理論與歷史經驗均顯示，一般物價水平的穩定有助于經濟的穩定與增長，但是并不能保證金融的穩定。相反，物價穩定有時反而導致經濟主體過分承擔風險的行為。例如20世紀20年代后期美國的資產價格膨脹和80年代后期日本的“泡沫經濟”恰恰出現在一般價格水平比較穩定的環境中。“雖然資產價格的波動并不是什么新現象，但是多數工業化國家過去20多年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資產價格的持續上升和急劇下跌發生在消費物價下降和宏觀經濟穩定的環境中”（IMF,2000,p.77）。物價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經濟結構的變化、財政紀律的實施和中央銀行在控制通漲方面的成功（瞿強，2000a），

認為低通漲有可能助長資產價格膨脹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陳裴紋，2000）：1.當通漲率趨緩時，名義利率隨之走低，由于“貨幣幻覺”，在短期內經濟主體感覺不到實際利率的下降，因而引發大量借貸，增加了投資者利用銀行信貸進行投資活動的機會；2.物價穩定使得經濟主體預期貨幣當局不會提高利率，因而經濟會持續擴張，并愿意承擔更多的風險；3.低通漲期間，央行容易認為貨幣供應的擴張是貨幣實際需求的增加或貨幣流通速度減緩的現象，因而傾向于維持寬松的貨幣政策；4.低通漲期間，由于貨幣政策寬松，平均實際利率下降，風險溢價下降，因而資產價格將上升。[9]

如果說在低通漲環境下容易出現資產價格膨脹，另一方面，在這種環境下“資產泡沫”破滅對經濟的危害更大，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資產價格的實際調整只能通過名義價格的大幅下降來實現，而資產價格的急劇下降會對家庭、企業和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狀況產生嚴重沖擊，進而危及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安全。KentandLowe（1998）比較了澳大利亞70年代初和80年代末兩次房地產泡沫發現，盡管這兩次資產價格實際跌幅相近，但是后者通漲水平較低，因此資產名義跌幅更大，其后的經濟衰退持續更久。因此，在低通漲時期，貨幣當局對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更應該警惕。[10]

資產價值取決于對未來的預期。由于貨幣的價值取決于貨幣政策，那么對未來貨幣政策的預期自然也會影響到那些具有名義貨幣收入的資產的定價。反過來，貨幣政策的制訂本身也應該考慮反映市場預期的資產價格。這里關鍵的問題是資產價格是否應該包括在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目標中？

目前世界各國的物價指數均沒有直接包括資產價格。這是因為資產價格一般是用來反映各個時點上商品的消費的成本變動，屬于流量分析。根據這一理論，自然不應包括作為存量的各種資產。例如已經使用的住宅價格的變化不包括在物價指數中，但是房租的價格應計入物價指數。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資產價格中所包含的信息，從動態的角度擴展物價指數的概念。這方面最初的嘗試是AlchianandKlein(1973)，C.Goodhart（1995）進行了初步的探討，白冢重典在一系列論著中（1998,1999,2001）做了系統的分析。

AlchianandKlein(1973)“沿著費雪的跨期消費分析傳統”（P193），首先提出了“不同時點上的生活費用指數”（intertemporalcostoflivingindex,ICLI）概念，借此綜合反映為了實現一定的經濟福利，各個不同時點上生活費用的變化。其基本思想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家庭或代表性個人在某個特點時點上的消費并不僅僅取決于其當期收入和當期價格，根據生命周期理論，當期消費受整個生命周期中各階段預期收入與價格的影響。如果考慮家庭在生命周期中的消費最優化問題，其預算約束為生命周期中的收入等于生命周期中的消費。這樣一來，資產價格因為反映未來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預期，應該作為變量來考慮。

這種論述當然是非常抽象的，涉谷（1991）對此進行了具體化嘗試，建立了“動態均衡價格指數”（DEPI:dynamicequilibriumpriceindex），他用單個商品跨期科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數代替AlchianandKlein的一般效用函數假設，用物價指數（GDPdeflator）pt和資產價格（國民財富變化率）qt加權幾何平均數，構建了如下價格指數公式：

此處α為當期商品?服務價格的權重參數，α=ρ/(1+ρ),ρ為時間偏好率。

白冢認為，從理論上看DEPI指標因為動態考慮了資產價格因素，很有價值，但是在實踐中，還有很多難題有待解決：第一，資產價格除了受對未來商品?服務價格預期的影響之外，還受其他很多因素的影響，因此，未必能夠反映未來的價格變化。第二，資產價格在指數中的權重難以確定；如果說當期消費只是生命周期中的一小部分的話，則當期消費權重勢必很小，因此統計的準確性存在很大問題。因此，DEPI既不能作為政策目標，也不能用來進行直接的政策判斷，至多可以在做定性分析時作為參考指標。（白冢，2001，P296）。

四?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傳導

所謂“傳導機制”實際上是貨幣政策影響實體經濟的分析框架。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機制，迄今缺乏共識，爭論紛紜。總起來看，有三種觀點（Mishkin,1995；Taylor,1995;Meltzer,1995;BernankeandGertler,1995）：

圖表三種代表性的貨幣政策傳導圖示

其一是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觀點（KeynesianView）：貨幣政策操作?短期利率?長期利率?投資與消費?實體經濟；

其二是貨幣主義觀點（MonetarismView）：貨幣政策操作?短期利率?多種資產利率的相應變化?“財富效應”，“Tobinq”等?實體經濟；

其三是80年代以來出現的所謂“信貸觀點”（CreditView）：貨幣政策?資產價格變化?企業和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社會信用水平?實體經濟。

所謂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就是央行貨幣政策的變化（貨幣或者短期利率的調整）如何影響實際經濟，因此，關于資產價格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就是研究資產價格與實際經濟的關系。[11]

資產價格與實際經濟的關系：

關于資產價格變化對于實際經濟的影響，已經有大量的經驗研究。例如，E.Fama(1990)研究了美國的案例，J.Chioetc.(1999)研究了G-7的案例；但是，資產價格是否能夠作為經濟變動的領先指標取決于資產的類型和一個國家資本市場的深度與廣度，也即取決于一個國家的金融結構。P.Mauro研究了股票市值占GDP比重，與股價作為經濟領先指標之間的關系（IMFWP？）。一般說來，股價在很多國家具有比較顯著的領先性質（例如在美國、英國、日本股價是GDP的領先指標，但在德國、法國則不是）。

圖表2工業化國家產出缺口、房地產價格、股價變化之間的相關性（IMF,2000,P78）

資產價格與消費：

資產價格對消費的影響大概有三種途徑：第一，根據生命周期或持久收入模型，消費支出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總的金融資源的函數，因此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化自然會影響消費支出。第二，當期消費受到對未來收入水平預期的影響，而資產價格變化影響未來收入水平的預期；第三，古典的消費生命周期理論假設資本市場是完全的，這樣家庭可以根據其凈財富和持久收入，在各個時期中最優分配消費支出。但是在實踐中，由于各種市場磨擦的存在，家庭事實上不能單純地根據收入預期來借貸，當期消費對可支配收入和外部融資“過度敏感”。資產價格的變化影響當期收入和外部借貸成本，因而影響到總消費水平。

證據表明，在多數工業化國家中，房地產和股價的變化對民間消費支出有顯著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因各國金融結構、資本市場發達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國，據估計其消費支出對股票凈市值的彈性大約在0.03—0.07之間。其次是加拿大、英國、日本等，而在法國、意大利則不明顯（IMF,2000,P98）。[12]

圖表3：家庭持有的股權在凈財富中的比重

80－8485－8990－94959697

美國10.611.015.119.520.924.4

日本4.57.65.85.44.93.7

英國5.56.39.411.311.312.4

加拿大13.713.914.215.616.518.3

法國1.33.12.92.62.93.2

意大利0.82.13.63.83.64.7

資料來源：L.Booneetc.StockMarketFluctuationsandConsumptionBehavior,OECD,WP.98(21)，Paris。

資產價格與投資：

資產價格對投資的影響主要有三個途徑：第一，Tobin’sq效應；第二，資產價格變化影響未來的GDP增長，從而影響當期的投資支出；第三，資產價格的變化影響企業的凈值，從而外部資金的成本，通過“信貸渠道”（”CreditChannel”）影響投資。

在美國90年代中后期的經濟擴張中，資產價格對投資的影響非常顯著，Tobin’sq從1992年到1998年上升了75％，為戰后的最高水平。其他國家，例如澳大利亞、英國、日本也是如此，而法國、德國這種關系則稍弱。（IMF,2000,P100）。

下面我們根據“信貸觀點”分析資產價格的上升和下降過程對宏觀經濟影響的非對稱性。

資產價格變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如前所述大約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財富效應對消費的影響，另一是通過外部籌資成本的變化影響投資，同時在這一過程中，金融體系的負擔加重。具體說來，如果資產價格大幅下降，經濟主體的擔保價值、凈資產下降，不良資產增加，外部資產籌措成本上升。一方面，債務人還貸困難，另一方面債權人擔心債務人風險增加，兩者的行為均會趨于謹慎，總需求因而收縮。Bernanke,GertlerandGilchrist(1996)分析認為，如果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資產價格的下降和總需求下降之間就會出現惡性循環，即所謂“金融加速因子”（financialaccelerator）。[13]

在分析上述過程中，自有資本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損失的“預防”功能非常重要。這種功能在經濟順利發展的時期通常不被重視，但是一旦經濟主體對經濟的預期發生變化，自有資本不足的問題就會暴露出來。因為資產價格暴落擔保價值下降，自有資本大幅減少，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的破產風險增加，經濟主體的行為更加謹慎，同時對交易對方的態度也趨于謹慎。正是這一點使得泡沫崩潰時期的影響呈現出非對稱性特點。資產價格變化還會通過它對金融體系的影響進一步擴大。尤其是在資產價格上升過程中，銀行為客戶提供信貸購買資產，這種成本就非常大。同時，泡沫時期虛假的價格信號導致實際資源的不當配置。一旦泡沫崩潰，這些實物資產難以改做其他用途，價值也會隨之減小。

資產價格與金融體系的穩定：

工業化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業發展迅速，金融部門占GDP的比重顯著上升，金融部門內部隨著政府管制的放松，競爭激烈，銀行業的傳統業務減少，與高杠桿的家庭、企業的資產交易、抵押融資顯著增加。例如，在很多國家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銀行的房地產貸款急劇上升。

圖表4：一些國家銀行的房地產貸款（占私人部門貸款的％）

1982198519901992

加拿大30334651

法國28293130

德國44464240

日本12142419

挪威51485046

葡萄牙23283433

西班牙19192730

瑞士51525454

英國16193132

美國29314143

資料來源：BIS年報，各期。

銀行與資本市場的這種越來越密切的聯系反映在資產價格（房地產和股價）的變化對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有很大的影響。一方面，銀行非貸款資產的價格下降和從事資產交易的收入可能下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資產價格的下降使得家庭、企業的資產負債狀況惡化，凈資產減少，借貸能力下降；同時銀行的不良資產增加，資本狀況惡化，貸款能力下降。普遍而持續的資產價格下跌更是容易形成“受用收縮”（“CreditCrunch”），使實際經濟遭受打擊。（Fisher,1933;BernankeandGertler,1983等。）

根據Gordon方程，如果資產價格能夠完全由基本因素決定，就是最有效率的市場信號，資產價格的變動對貨幣政策也不會有意外的沖擊。

但是，資產價格經常不是單純由基礎因素決定，從而出現所謂的“泡沫”。“泡沫”存在的關鍵在于投資者的預期。“泡沫”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如果投資者出于的資產邊際收益的過度預期，使得資產價格超出實際價值，可以稱之為“廣義泡沫”；如果在這種預期之外，投資者單純地判斷資產價格還會持續上升，并且在其下降前可以拋售套利，由此導致的資產價格上升就是“狹義的泡沫”。但是，從歷史經驗看，資產價格不可能脫離基礎因素長期上升，含有“泡沫”的資產價格在某一時期一定會進行調整。這種調整會通過前面分析過的幾種途徑影響實際經濟。目前關于貨幣政策機制的三種代表性觀點均存在的問題，首先，這三種觀點對于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關系均缺乏統一的解釋，對于資產價格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無論理論研究還是實證檢驗，均不夠成熟。其次，就中國的貨幣政策的傳導而言，第一種觀點將金融資產抽象為貨幣，顯然過于簡單；第二中觀點需要金融資產在居民資產結構中占相當大的比重，也即在不同的金融體制中差異較大；第三種觀點需要廣泛的金融資產抵押貸款制度，或者金融部門與企業更密切的聯系。因此，對現實的解釋力都比較欠缺。

五?政策選擇

既然我們分析了資產價格泡沫對經濟有多種不利影響，貨幣政策應該如何應對呢？

從理論上說，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和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而資產價格的變化與金融體系的穩定關系密切。如果存在資產價格過度波動的現象，常常會引起實體經濟的損失，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央行應通過調控利率等手段，進行干預。澳大利亞央行學者KentAndLowe認為，資產價格上漲與下跌對實際經濟的影響是不對稱的，金融體系內部的監管能夠限制，但不能消除“泡沫”，因此，為了避免資產價格過度上漲和最終崩潰帶來的長期影響，貨幣政策在資產價格上漲的初期就應該通過調整利率等手段來干預資產價格（KentandLowe,1997）。

Goodhart認為，中央銀行將貨幣政策的目標只限定的通貨膨脹上，顯得過于狹窄，象住宅、金融資產等的價格也應該包括在廣義的通貨膨脹指標內。如果將通貨膨脹定義為貨幣價值的下降，那么，未來消費的價格應該與現在消費的商品與勞務的價格一樣重要。

但是，鑒于資產價格決定的基礎難以把握，缺乏可操作的工具，各國中央銀行在實踐中也持比較保守的態度[14]。更多的學者較為普遍的看法是，貨幣政策不應該試圖直接對資產價格的變化作出反應（BernankeandGertler,1999；Cogley,1999）。小川?北坂認為，“盡管資產價格影響消費與投資，但是政策當局將資產價格納入一般物價目標，為了穩定資產價格而介入資金分配，從經濟理論上看有違市場效率原則，從技術層面看，也缺乏有效的手段。政府所能做的充其量是規范市場信息披露制度，最大限度地抑制市場‘噪音’”（小川一夫?北坂真一，1998，P261）。[15]也有人認為，雖然中央銀行不應該也無法直接控制資產價格，但是對于資產價格變化對實際經濟活動的物價水平的影響，應該采取一定的措施。Crockett（1998），“比較一直的共識是，貨幣政策不應該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就資產價格納如目標體系，而是應該致力于物價的穩定，并保證金融體系足以應付資產價格的波動”。這方面值得注意的研究是BernankeandGertler（1999）。他們提出了“有彈性的通貨膨脹目標”（flexibleinflationtargeting），認為長期中的通漲目標，應該能同時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和金融體系的穩定。[16]下面，我們簡要討論與這一主張有關的經常被中央銀行當作反應函數使用的Taylor’sRule。其基本思想是，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目標的利率要綜合考慮通漲率和GDP缺口對均衡水平的偏離（Taylor,1993；King,1999；更多的資料參見J.Taylor的webside）。公式為，

公式中it為t期的短期名義利率（央行的操作目標），為長期均衡中的短期名義利率，為t期的通貨膨脹率，為通貨膨脹目標值，yt為t期的GDP缺口，為GDP缺口的均衡水平。

Taylor’sRule的標準解釋是，央行應將通漲率和GDP缺口作為經濟活動水平的兩個代表性指標，并根據各自對目標值在偏離程度來評價其相對重要性。但是，如果將GDP缺口看作未來通漲壓力的變量，泰勒規則也可以被理解為央行對現在與未來物價趨勢反應的一種規則（Mayer,Goodhart）。根據這種理解，資產價格的變化可以通過前述財富效應、資產負債（凈值）效應等途徑，對GDP缺口產生影響，最終作為未來物價變動壓力而發揮作用。具體說，一方面，當期GDP缺口中，吸收了資產價格變化的影響，根據泰勒規則，短期名義利率的調整，可以對未來的通貨膨脹采取相應的措施；或者，將泰勒規則公式加以擴展，加入資產價格信息變量。[17]

結語：

本文從金融體系的變化，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目標，資產價格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地位，和目前各國央行在實踐中對資產價格的處理方法等四個方面，對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的關系進行了總結。可以看出，迄今的研究主要著眼于政策操作層面上，具體說，就是在政策傳導和政策目標上，至于引起這些困難的制度變化和影響的理論問題缺乏更深入、系統的分析。而正是在這方面需要新的突破。筆者認為，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困難在很大程度上與過于專業化的研究方法有關，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尤其是與資產價格之間的關系，涉及到至少兩個研究領域，即貨幣理論與政策，以及金融經濟學。[18]過于專業化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擴展。

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出現的金融體系的大幅變革，未必改變了金融體系的基本關系，盡管資產存量顯著增加，資本市場日益發達，衍生工具層出不窮，但是，資產價格膨脹的過程、影響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并沒有多大改變（Goodhart，1995c）。日本一橋大學的清水啟典，按照Fisher(1933)年“債務收縮”分析框架，對比了29－33年美國金融危機和80年代后期日本的泡沫經濟，發現兩者在形成原因、過程和危害等各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清水啟典，1997，第11章）。這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在資本市場高度發達的情形下，貨幣－信用－資產在形式上更趨復雜，相互轉換更為迅捷，但是其本質關系是否發生了變化？換言之，現代經濟中，推動實際經濟運動的主要力量是什么？商業銀行的作用是否會發生根本性變化，或者象有些學者認為的會“消失”？迄今，學術界在這一根本問題上缺乏共識，也沒有對貨幣－信用－資產簡潔的模式描述，提供一個解釋力較強的分析框架。[19]

此外，迄今對資產價格與實際經濟的關系多從信用擴張與收縮的角度分析，但是，從社會資金總量的角度看，這一問題本身或許并不嚴重，因為資本市場的交易是一種“零和博弈”；關鍵在于資產價格脫離基礎因素的上升會給實際經濟發出錯誤的信號，同時引起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最終導致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錯位，引起宏觀經濟波動。

附錄一：資產價格泡沫模型

附錄二：資產價格與實際經濟關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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