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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為解決“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巨大資金缺口，中國金融機構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和積極的探索。中國銀行機構通過不斷加強在產品、服務和合作模式上的創新，為“一帶一路”建設融資發揮了獨特優勢；在推動和組織“一帶一路”沿線資本市場合作方面，交易所債券市場已經進行了有益嘗試；建立國際合作的專項基金爭取國際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利用基金支持股權投資撬動更多資金投入。未來，要促進“一帶一路”融資機制的創新，加快構建“一帶一路”建設的多層次全方位融資體系，充分發揮開發性金融的杠桿撬動功能以引導調動全球金融資源，逐漸減少“一帶一路”建設對傳統銀行貸款的過度依賴，解決“一帶一路”建設投資資金不足的問題。

關鍵詞：“一帶一路”；基礎設施；融資機制；人民幣國際化

一“一帶一路”建設融資的現狀與困境

“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項目各方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和積極的探索。但從融資角度來看，目前仍然存在明顯的短板：第一，項目融資缺口巨大。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一帶一路”沿線有超過三分之二國家的基礎設施發展處于落后水平，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缺口已嚴重制約其經濟增長，而資金短缺又成為基礎設施建設的瓶頸。但由于基礎設施具有準入門檻高、涉及國家多、規模大、周期長、風險高等特點，很少有金融機構能夠獨立提供足夠的金融支持。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一些研究進行了測算。如袁佳利用 IMF報告中關于世界各國GDP的預測值作為計算“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在2016-2020年GDP的依據，對此期間“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投資額占GDP的比重擬定為高、中、低三種方案（高、中、低三個方案的平均基礎設施投資占GDP比重分別為8%、7%、6%），測算2016-2020年間“一帶一路”國家累計基建投資總額將達到8萬億~10萬億美元，年均投資額為1.6萬億~2萬億美元；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基建投資總額將達到3.6萬億~4.8萬億美元，年均投資額為6200億~9600億美元。[1]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普遍經濟實力不強，商業性金融機構進入意愿不強，導致目前金融部門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提供的金融支持與現實需求還有較大差距，資金缺口巨大。第二，“一帶一路”建設項目融資以間接融資為主。目前以銀行信貸和授信等為代表的間接融資是支持“一帶一路”項目建設的主要金融方式。國家公共支出，包括財政預算和各國開發銀行投資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建設的主要資金來源，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普遍缺少有效的配套政策，對于項目建設的支付能力十分有限。盡管一些政策性銀行通過發放優惠貸款的方式對“一帶一路”建設進行投資，但在資金投向、利率和期限等方面都有嚴格限制，優惠貸款的適用范圍受到很大限制。中國除了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積極參與“一帶一路”項目建設的融資活動，商業銀行參與力度也非常大，根據來自原銀監會的數據顯示，2015-2017年中資銀行業機構共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相關項目近2700個，累計授信約4000億美元，發放貸款超過2000億美元，相關貸款余額約2000億美元。[2]第三，中國國內金融機構成為沿線建設項目資金的主要提供方。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市場欠發達，項目建設融資模式相對單一，基本以主權借款或者抵押貸款為主，從國際資本市場獲得融資較少，而且也很難在國際市場上進行融資。一些項目（特別是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投資回報率低、期限長等公共產品屬性特征，也阻礙了社會和私人資本對建設項目的投資。相比之下，中國的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在支持“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推進，融資方式過于單一，結構不合理，長期不可持續等問題逐漸顯現并愈發突出。特別是境外項目發生投資及其他風險必將傳遞到國內，進而對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產生沖擊，這一方面加劇了我國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也違背了“一帶一路”建設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原則。資金匱乏是“一帶一路”建設中長期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如果“一帶一路”融資主體依舊以政府出資為主，企業不能成為基礎設施投資主體，不充分調動企業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那么“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就難以實現。為此深入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現狀和融資需求，探討“一帶一路”建設的融資合作機遇、風險與挑戰，據此提出應對策略選擇，對于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實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一帶一路”融資機制的實踐探索

（一）銀行不斷加強產品、服務和合作模式創新。中國的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與外資銀行、國際多邊機構在著力滿足“一帶一路”建設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方面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中資銀行除提供傳統信貸支持外，還積極開展跨境人民幣融資業務，發行“一帶一路”主題債券，通過投貸聯動等方式開展“一帶一路”的項目融資。1.開發性銀行的金融服務發揮了獨特優勢。2016年11月，中國國務院審定批準了《國家開發銀行章程》，突出了國家開發銀行的開發性金融特色，國家開發銀行主動加強與當地政府之間的政策溝通，配合多雙邊政府間合作機制建設，推動戰略意義重大、前期條件成熟、工作基礎扎實的合作項目。截至2016年底，國家開發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發放貸款超過1600億美元，余額超過1100億美元，占全行國際業務余額30%以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儲備外匯項目500余個，融資需求總量3500多億美元[3]。國家開發銀行還推動中國與印尼、老撾、哈薩克斯坦等國的產能合作及產業園區開發；設立瀾滄江—湄公河國際產能等專項貸款，助力流域沿線國家產能合作；融資支持英國HPC核電項目，實現了中國核電企業首次參與歐美發達國家新建核電項目；支持高鐵、電力、電信、汽車等裝備“走出去”等。此外，國家開發銀行還與當地政府加強規劃合作，積極參與政府合作框架下多雙邊合作規劃研究和編制，承擔了哈薩克斯坦、老撾、柬埔寨、科威特等8個國家與中國的雙邊合作規劃以及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緬3個經濟走廊規劃工作，為“一帶一路”建設凝聚國際共識、謀劃重大項目、實現早期收獲創造有利條件。2.創新業務模式助推資金融通。為了向“一帶一路”項目建設提供更為穩定、多元和低成本的資金支持，中資銀行以多種業務模式和專業化產品為相關項目提供金融服務和融資支持。如中國銀行采用“多機構、多幣種、多品種”的方式發行“一帶一路”主題債券，這些債券的發行主體以中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周邊的多家分支機構為主，并覆蓋多個幣種和期限。在為“一帶一路”沿線的重大項目提供融資服務上，中國銀行還開創了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權機構合作的新模式，2017年1月，中國銀行匈牙利分行與卡拉奇分行籌備組聯合發起了巴基斯坦財政部3億美元3年期的貸款項目。2017年7月26日，中國銀行作為聯席主承銷商及牽頭簿記管理人，協助匈牙利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成功發行10億元人民幣債券（即熊貓債券），期限3年；該筆債券是匈牙利首次進入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募集資金明確用于“一帶一路”合作。中行匈牙利分行、約翰內斯堡分行發行的債券與中行評級一致，成功突破了當地國家主權評級限制，有效降低了當地企業“一帶一路”項目的融資成本。[4]（二）建立銀行合作體系 。1.銀行機構之間建立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中國工商銀行舉辦銀行家圓桌會，倡導建立“一帶一路”銀行間常態化合作機制，會后通過構建常態化合作機制下九大平臺，明確常態化合作近、遠期目標，吸納更多成員加入合作機制；同時以機制促業務，帶動銀行間資產交易、清算結算、雙邊本幣融資等業務增長，深化成員單位間的務實合作，優化“一帶一路”金融服務供給結構、整合沿線國家金融資源。截至2018年3月底，“一帶一路”銀行間常態化合作機制成員單位已擴展至53家，并通過平臺互薦了超過25億美元的項目。[5]為推動中國—中東歐“16＋1合作”框架下的多邊金融合作，在2017年11月27日的第六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活動中，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中東歐金融機構共同發起的中國—中東歐銀聯體正式成立，中國—中東歐銀聯體共有14家成員行，均為各國政府控股的政策性銀行、開發性金融機構和商業銀行，各成員行按照“自主經營、獨立決策、風險自擔”的原則，開展項目融資、同業授信、規劃咨詢、培訓交流、高層對話、政策溝通、信息共享等領域合作。 2.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合作推進“一帶一路”金融服務。盡管目前中資銀行在“一帶一路”資金融通中起主要作用，但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應盡量嘗試以國際銀團貸款的模式進行，吸引國際多邊開發機構和外資銀行一起參與。2017年5月，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宣布，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設立2500億元等值人民幣專項貸款支持“一帶一路”項目建設，其中包括500億元等值人民幣的金融合作專項貸款。2018年1月31日，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渣打集團簽署了《國家開發銀行與渣打銀行100億人民幣“一帶一路”項目授信貸款備忘錄》，雙方將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加強合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共同支持“一帶一路”領域項目合作，雙方同意未來五年內合作金額為100億元等值人民幣。2018年4月20日，花旗集團與中國銀行、招商銀行分別簽署了合作諒解備忘錄，3家銀行將圍繞“一帶一路”倡議，分別在各自領域探索潛在的合作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融資、金融產品、貿易、、信托、資本市場等。為了加強中國的銀行和“一帶一路”國家銀行的合作，銀監會截至目前已經和32個“一帶一路”國家的監管當局簽訂了監管合作備忘錄，為下一步中資銀行和“一帶一路”國家銀行的合作創造條件、提供保障。3.加快設立銀行分支機構，優化銀行網點布局。中國整體的金融業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國際化程度相對落后，除了中國銀行較早走出去，有較強的分行網絡以外，其他銀行的海外分行數量都較為有限，特別是在不發達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分行更少。中國銀行自2014年末提出了打造“一帶一路”金融大動脈的戰略，2017年中行先后在塞爾維亞、安哥拉、愛爾蘭、巴基斯坦和卡塔爾新設機構，截至2017年底，中國銀行海外機構覆蓋全球53個國家和地區，包括20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2015年至2017年11月間，中國銀行共跟進“一帶一路”重大項目約520個，完成對沿線國家各類授信支持約980億美元。在人民銀行指定的23家離岸人民幣清算行中，中國銀行獲得11家。截至2017年末，已經有10家中資銀行在26個“一帶一路”國家設立了68家一級分支機構；共有來自21個“一帶一路”國家的55家銀行已經在華設立了機構。[6]（三）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擴大人民幣使用范圍。近年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推進，人民幣在全球使用不斷擴大。而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推動“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在“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中起著保駕護航的重要作用。1.以人民幣國際化促進中國金融對外開放。近幾年，我國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在助力金融業對外開放的諸多因素中，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重要因素。除了人民幣“走出去”之外，我國在金融市場其他方面也有重要的開放舉措，如過去五年里“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相繼出現。2018年1月31日，國務院總理與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舉行中英總理年度會晤時表示，中方愿適時審視啟動“滬倫通”準備工作。目前已完成中英兩地股票市場互聯互通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并上報兩國政府和監管機構。此前人民幣在歐洲地區普及速度之所以相對緩慢，一個重要原因是歐洲當地不少銀行不知道人民幣跨境業務如何操作，也缺乏相應的人民幣現金管理、貿易融資、短期貸款產品，令人民幣在歐洲使用范圍受到較大限制。“滬倫通”的開通將給人民幣在歐洲的普及使用帶來兩大促進作用，一是歐洲大型資管機構可以直接在倫敦進行人民幣資產交易，很大程度激發人民幣在歐洲的投資價值；二是越來越多的歐洲金融機構會加大人民幣的資產配置比例，推動人民幣更快成為國際投資儲備貨幣。 2.推動雙邊本幣結算，加快推廣本幣結算系統的基礎設施建設。出于匯兌成本、支付限制等原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跨境支付和結算貨幣的需求日趨多元化，貨幣多元化有助于擴大“一帶一路”建設的可用資金來源。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需求不斷增長，相應地，對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2015年，為進一步整合人民幣跨境清算渠道，提高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效率，中國人民銀行決定組織建設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2015年10月8日，CIPS（一期）順利投產，采用實時全額結算模式，支持客戶匯款和金融機構匯款等支付業務。2018年5月2日，CIPS（二期）全面投產，CIPS（二期）在功能特點上進行了改進和完善，實現了對全球各時區金融市場的全覆蓋；拓展了直接參與者類型，為引入更多境外直接參與者做好制度和業務準備。截至2018年3月底，CIPS共有31家境內外直接參與者，695家境內外間接參與者，實際業務范圍已延伸到148個國家和地區。CIPS為人民幣國際化鋪設了“高速公路”，未來CIPS根據市場需求和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要求繼續升級完善，為人民幣全球使用提供重要保障和支撐，積極支持金融市場跨境互聯互通。[7]（四）推動和組織“一帶一路”沿線資本市場合作。1.建立債券市場合作體系，拓寬“一帶一路”建設直接融資渠道。債券是國際上廣泛使用的融資方式，但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項目建設中，債券融資比例相對較低，發展空間較大。2017年10月27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愿景和行動計劃（2018-2020）》，作為上海交易所未來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愿景和行動計劃》的總體目標是推動和組織“一帶一路”沿線資本市場合作，拓寬“一帶一路”建設直接融資渠道，進一步推動境內資本市場雙向開放。上海交易所積極與沿線國家交易所開展了各種形式的交流和合作，特別是與沿線交易所加強合作，積極推動沿線企業到上交所發行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的熊貓債券；上交所還積極探索開展“一帶一路”股權融資，如支持中歐國際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開展D股業務試點，拓寬境內優質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融資渠道；進一步研究完善“一帶一路”熊貓債融資機制，支持境內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關機構和優質企業及國際金融機構在上交所發行人民幣債券。2018年3月2日，中國證監會對外了《關于開展“一帶一路”債券試點的通知》，《通知》后，相關主體可以通過三種方式在滬深交易所發行“一帶一路”債券融資：一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政府類機構在交易所發行的政府債券；二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注冊的企業及金融機構在交易所發行的公司債券；三是境內外企業在交易所發行，募集資金用于“一帶一路”建設的公司債券。截至2018年3月初，已有7家境內外企業發行“一帶一路”債券的申請獲得中國證監會核準或滬深交易所的無異議函，擬發行金額合計500億元，其中4家境內外企業已發行35億元“一帶一路”債券。2.建立國際合作的專項基金，爭取國際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中國已經發起設立了多支政府性投資基金，如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等，積累了一定的海外投資基金經驗。2017年11月，絲路基金與通用電氣旗下GE能源金融服務在京簽署“成立能源基礎設施聯合投資平臺合作協議”，共同投資包括“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電力電網、新能源、油氣等領域基礎設施項目。2017年12月16日，第九次中英經濟財金對話發表政策成果，雙方提出成立首期10億美元中英雙邊投資基金的提議，該基金將由中英機構牽頭，以商業化和市場化為基礎建立和運作。基金將投資于中、英及第三方市場的創新、可持續和消費驅動型增長機會，以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中英雙方將加強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裝備制造、金融、投資等方面的務實合作，并探討在“一帶一路”沿線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英方還正式承諾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項目準備特別基金”捐款5000萬美元，與中方承諾金額相同。3.利用基金支持股權投資，撬動更多資金投入。“一帶一路”建設合作項目涉及基礎設施、產能合作等，其投資規模較大，投資回報期限較長，對股權投資支持具有較大需求。2017年12月16日，國家開發銀行旗下的國開金融聯合廣西投資集團，推進廣西東盟“一帶一路”系列基金設立，基金總規模500億元人民幣，將主要投向廣西和東盟“一帶一路”地區的基礎設施、優質產業等重點項目。截至2017年底，絲路基金已簽約17個項目，承諾投資約70億美元，支持項目涉及總投資金額達800億美元。絲路基金通過提供較小比例股權資本支持，既對投資項目起到增信作用，也有助于投資項目具備更加合理的融資結構，支持所在國家中長期基礎設施等項目可持續發展。[8]

三促進“一帶一路”融資機制創新的思考

（一）“一帶一路”融資要以市場化為主，堅持可持續和互利共贏原則。“一帶一路”建設涉及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合作項目，這些項目建設周期較長，資金需求量巨大，單靠政府難以提供足夠的資金，必須動員市場的力量。長期以來在發展中國家開展融資合作強調減讓式資金支持，包括利率、期限、寬限期等方面條件的減讓，減讓式資金支持的條件優于商業資金，但需要財政補貼和政府支持。在一國財力資源有限，而且財政資金的使用通常受國內法律等方面約束的條件下，多數國家沒有足夠的財政資源提供長期的、大規模的對外減讓式資金支持。因此從長期來看，融資合作不是單向的資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構建共同付出、共擔風險的合作模式。這需要借助市場力量，最大程度地調動各種資源，確保可持續性。因此在引導“一帶一路”區域融資業務發展、嚴格管理要求方面，要遵循商業性原則，加強項目篩選，評估選擇具有商業可行性、符合環保和監管要求、資信實力強、還款有保障的優質客戶和項目；除大型項目外，金融機構還要積極支持“一帶一路”國家中小企業的發展和民生建設，積極發展和提供普惠金融服務。“一帶一路”沿線以欠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為主，部分國家和地區債務規模較大、政局不穩、社會動蕩、群體事件頻發，整體國別風險較高，給金融機構“走出去”經營帶來巨大挑戰。首先，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協調機制，加強各國政府間的高效溝通，為“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融資提供服務保障，如定期“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風險測評報告；監管部門要強化“一帶一路”投融資的信息披露，重視后續監測，督促金融機構以及中介機構重視在風險提示等方面的責任和義務。其次，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特點，金融機構也要有針對性的采取諸多舉措來加強風險管理，密切關注沿線國家政治、經濟、監管和市場形勢的變動，完善國別風險評級管理、敞口跟蹤、限額管控、重大事項報告等機制，防范國別風險可能帶來的沖擊。再次，要積極探索建立海外投資保險支持服務平臺，加強專業人才培養，提升金融、法律、咨詢、公關等中介服務機構的業務能力和國際化水平，為“走出去”企業及金融機構規避各類風險提供信息支持和制度保障，以提升企業防范境外風險的能力，并能夠在企業及金融機構遭遇損失的時候以適當方式對其進行援助或者風險補償。（二）構建“一帶一路”建設的多層次全方位融資體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數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發展經驗和財政實力相對不足，法律、政策環境差異較大，市場機制、信用環境有待完善，制約了金融資金的進入，融資瓶頸比較突出，需要探索建立有效可持續的融資機制。“一帶一路”建設項目中，由于私人資本、商業信貸在投資擔保體系不完善、以及缺乏有效的投資風險防范條件下，逐利目標無法短期內實現，因而主動投資的動力不足。而開發性銀行擔當了市場先行者的角色，通過降低不成熟市場中的風險、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實現了市場培育，為社會資本的投資建立起信心。目前，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要以開發性和政策性金融為杠桿，為重點項目的孵化和啟動提供融資支持。對于有一定盈利能力，但投資周期較長、回報較慢的項目主要由開發性金融提供融資保障；政策性資金成本較低且不以盈利為主要目標，可在項目開發階段或無利潤時期介入，目前我國支持企業“走出去”的政策性資金主要是財政補貼和“兩優”貸款，其中財政補貼主要起到“杠桿”作用，用于項目的孵化和啟動；而“兩優”貸款旨在以相對較低成本資金協助“走出去”企業控制風險，并幫助受援國發展經濟。因此，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中，通過開發性金融機構搭建起政府和市場的橋梁，降低融資成本，并依托開發性金融搭建政府與市場、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間合作的平臺，以較小規模的投資帶動更大規模的投資，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獲得充足的資金支持。政策性銀行和國有商業銀行是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大型項目的主要融資方，因此在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基礎上，還要加強商業金融機構的合作。對于投資金額較大的項目，例如基礎設施項目，通過國際金融組織和機構的中長期貸款、東道國政府的財政資金、東道國企業及金融機構的“聯合融資”等方式予以推進。中資金融機構可根據沿線國家和地區項目建設的特點，積極探索境內外聯動業務合作模式，以銀團貸款、融資、共建投資平臺等方式為沿線項目提供融資，允許中國和沿線國家的金融機構建立股權聯系，取得戰略合作關系。鼓勵沿線國家的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開展業務，特別是為中資企業的境外項目提供融資服務，提升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金融一體化水平。中資金融機構除了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獨立布點之外，還可以借力借勢，通過現有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網絡，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布局，推動“一帶一路”沿線雙邊、第三方金融合作。這不但有利于增加資金來源，發揮歐美國家在技術、金融市場方面的比較優勢，還有利于利用現有國際金融中心之間的競爭，為中資金融機構業務的布局拓展找到新的空間，減少中國對外投資項目在環境評估、人權問題等領域面臨的批評和國際社會對中國推行“新殖民主義”的猜疑心理，更大程度上保護中國投資的安全性。[9]“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較大，單一投融資模式往往難以滿足項目建設的需求。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是將來“一帶一路”建設的必然選擇，資本市場的風險管理、價值發現等功能也都會成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第一，進一步繁榮并開放國內資本市場，鼓勵債券融資。流動性強并多元化的債券市場將有助于改善資本配置，使“一帶一路”融資不再嚴重依賴于銀行貸款，并拓寬社會資本在其中的參與渠道。國內一些金融機構雖然已嘗試發行了“一帶一路”債券，但還應加大我國交易所和銀行間債券交易場所對“一帶一路”項目扶持力度，如在審批程序上提供綠色通道便利等。第二，加大股權融資，目前股權融資規模、力度等均遠小于銀行信貸，國內企業應更多利用境內外股票市場籌集資金，以完成境外項目融資需求。如積極發揮2015年在法蘭克福成立的中歐國際交易所的國際平臺優勢，嘗試發行包括D股在內的金融產品。第三，積極探索我國資本市場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本市場的合作與對接，推進“一帶一路”跨境金融服務，為企業跨境融資便利化、融資渠道多元化提供支持。在一定范圍內加大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在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的深入合作，項目方可考慮并利用成熟國際市場與國際產品，發揮我國資金的杠桿作用撬動沿線國家當地資金，幫助沿線國家形成層次合理、功能互補的金融市場和豐富的產品體系。鼓勵更多的沿線國家企業來我國境內IPO上市或發行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以人民幣計價的中長期“一帶一路”債券，拓寬沿線項目的融資渠道與手段。同時鼓勵中國境內投資者、外國政府和金融機構以及外資企業或者項目聯合投資主體通過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債券業務，或根據沿線國家和地區特點開發伊斯蘭債券、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合作項目特種債券等新品種。解決“一帶一路”建設投資資金不足的問題，不僅要靠公共資本的先導作用，也要充分調動私人資本的積極性，應將傳統融資模式與創新融資模式有機結合，不斷探索新的融資模式，特別是要加大探索開展國際公私合營（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業務模式，PPP是一種較佳的項目安排形式，該模式不僅彌補資金缺口，而且有利于提升公共產品管理的效率和資本配置的效率；鼓勵社會資本和私人資本聯合參與收益比較好的項目有助于有效緩解東道國外債壓力，降低債權人的投資風險。以投入較大的基礎設施建設為例，首先，要設計出盈利性的項目和產品，供私人資本參與跨境基礎設施建設；將跨境基礎設施與沿線的商業項目相互捆綁是有效模式，以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方，捆綁沿線資源開發以提高投資方的收益，從而提高了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競爭力。其次，在跨區域層面，“一帶一路”各國需要制定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或重點項目清單，出臺PPP項目庫，為PPP項目的開展營造更好的環境。除此之外，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使用本幣開展融資有利于動員當地儲蓄和全球資金、有利于降低換匯成本、有利于維護金融穩定。因此，還要考慮繼續強化人民幣雙邊、多邊清算合作協議的簽訂，盡快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歸入人民幣雙邊清算合作框架內，拓展跨境人民幣清算網絡。人民幣跨境結算可通過加強各方協作，實現與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有效聯系，2008年以來，中國先后與3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其中包括22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還在23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當地的人民幣清算安排，指定了當地的人民幣清算行，其中7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加快人民幣區域國際化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推動“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使用人民幣進行大宗商品計價、結算，進一步拓寬境外人民幣的投資渠道，推動股票、債券和衍生品的人民幣產品市場發展，強化人民幣作為國際投資貨幣、儲備貨幣的職能；加快推出離岸證券交易中心，通過相應制度設計吸引沿線國家的重點企業赴中國上市；加快探索在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如倫敦、香港、新加坡等地）發起設立離岸人民幣基金并投資于“一帶一路”項目，促進離岸人民幣的境外循環。

四結語

破解“一帶一路”融資瓶頸，重點需要解決“資金如何融通、收益如何分配、風險如何防控”等問題，特別需要大力拓寬資金來源，創新設計融資結構，靈活運用金融產品，有效降低投資風險，以提升融資的有效性。因此融資機制模式的探索與創新在“一帶一路”建設實施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以“共商、共建、共享”作為合作的重要原則，不斷完善雙邊及多邊合作機制，擴大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融資渠道。通過發行債券融資、股票融資，積極應用項目融資、貿易融資、基金投資、聯合投資等多元化的融資方式，吸納更多的國際資金，引入民間資本，建立開放多元共贏的金融合作局面，為“一帶一路”建設籌集更多的資金。在充分考慮沿線國家的產業優勢、資源優勢、投融資需要、協同效果等因素的基礎上，遵循市場導向的原則，充分發揮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等領域的優勢，進行融資項目的開發，同時推進中國基礎設施材料、裝備制造、交通運輸等部門的走出去戰略，帶動更多更好的融資項目，使“一帶一路”建設布局朝著更為均衡、全面的方向發展。

作者:沈銘輝 張中元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