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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上分析了人民幣升值的內外困境：一方面，如升值將影響國際收支和就業等方面；另一方面，若保持穩定，中國又面臨西方國家外交上的政治壓力，特別是來自美國方面的壓力。本文就人民幣如何走出升值困境以及就解決內外部困境的措施提出了對策建議。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困境升值壓力

一、研究背景

2008新年伊始，嚴格管制下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走高，創下中國自2005年7月放棄盯住美元以來幅度最大的3日漲幅，2008年第一個交易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收于7.2934元人民幣，較2007年初上升6.73%。隨著美國總統大選日益臨近及美國經濟呈現出放緩的跡象，中國將面臨華盛頓方面更大壓力，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越來越大。

本文認為人民幣無論升值與否都面臨著這樣一種困境：一方面，如升值將影響國際收支和就業等方面。畢竟中國經濟由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拉動，出口對中國經濟貢獻很大，2007年上半年，外部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保持高水平，據估算，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超過四分之一，仍然保持著2006年下半年的高水平；另一方面，若保持穩定，中國又面臨西方國家外交上的政治壓力，特別是來自美國方面的壓力，估計2008年中美的經濟戰略對話中，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美還將繼續交鋒。

二、人民幣升值的困境

隨著政治民主化進程的加快，利益集團開始參與我國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并在其中扮演著不可忽視的角色。根據陳釗等人（2008）的研究，目前企業家（特別是非公有企業的企業家）參政議政出現了積極的趨勢，使得政府政策的制定更多地受來自于新生力量的影響，并且企業家參政議政更多地吸納了來自與大企業的經濟精英，這種企業家參政議政的模式可能使獲得了政治權力的企業家更多的代表政治和經濟上擁有權勢的階層的利益。

從國內層面上講，影響人民幣匯率制度靈活性選擇的多元產權利益集團有三方：出口商或外匯供給者，進口商或外匯需求者及政府。在人民幣制度公共選擇當中，前兩者會竭力通過其在政府決策層中的代言人（例如著名的經濟學家、學術權威、專家協會等）列出諸多堂而皇之的理由向政策決策者施加壓力，來爭取對自己最有利的匯率制度安排。而政府當局作為具有相對獨立之目標函數的第三方，一方面要平衡前兩方集團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另一方面也要力求實現自己的目標函數（例如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所以說，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內部困境就是政府需平衡各自利益，選擇最有利的制度使得三方利益最大化。

從國外層面上來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一國內部經濟問題無法回避國外政治與經濟壓力，必須要考慮國際關系協調問題，對國外政治經濟壓力進行回應。為了攫取美元霸權利益，達到削減逆差，增加競爭力和改善經常賬戶的目的，同時緩和國內政治壓力，美國自2002年一直推行美元貶值的政策，并且一直向人民幣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實行靈活匯率制度。

對人民幣應該升值的問題，美國采取的是咄咄逼人的態度。美國政府早在克林頓執政期間就開始敦促中國允許市場來決定人民幣的價值。但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放棄了這種努力，因為人們擔心中國讓人民幣貶值，進而導致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的貨幣進一步貶值。因此，當時美國還曾高度贊揚中國保持貨幣穩定，為全球經濟的穩定做出了貢獻。與此相反，美國政府現在則是一再逼迫中國將人民幣匯率進行升值，認為人民幣匯率固定導致了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的傾銷，阻礙了美國商品的對華出口，尤其是傷害了其紡織服裝、家具、塑料制品、機械設備等幾大制造業部門的利益,迫使他們面臨來自中國低成本進口品的競爭，增大了美國的對華貿易赤字。于是，從2003年9月開始，美國財政部長幾次對華進行“匯率之旅”。2005年4月,美國財長斯諾在西方七國財長會議上公開呼吁“中國應當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機制”。在財政部半年一期的對國會報告中也多次提到人民幣匯率問題，認為“中國盯住美元匯率是對世界市場的扭曲。”在2005年中國取消將人民幣匯率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和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匯率機制以后，美國仍不顧人民幣已較大幅升值的事實，要求人民幣按照美國的愿望進一步大幅升值。對于美方的不合理要求,中國政府明確聲明：“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不能被動地迫于其他某一個或某幾個國家的壓力來進行”。此后，中國領導人又多次重申，人民幣匯率政策并不追求出口順差，而是確保經濟的平穩發展。為了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中美雙方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進行數次接觸與談判，甚至成為中美雙方首腦會談的主要內容，中美經貿關系也因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而波瀾不斷。

隨著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政府遭受外國政府制裁付出的代價以及中國政府抵制美國政府付出的成本越來越大，中國政府抵制成功的概率越來越小。這也就是目前人民幣面臨的外部困境，雖然人民幣已經改革，形成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是其波動的區間非常小，央行干預仍然是比較強烈，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定匯率制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今后中國將面臨西方特別是來自美國更大的壓力，人民幣的外部困境——升值壓力將越來越大。

三、緩解人民幣升值困境的措施

1.緩解外部困境的措施：

(1)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

人民幣匯率制度彈性化改革已推出兩年，從匯改的實際績效來看,一方面,人民幣的升值并沒有使中國貿易收支的失衡得到有效改善,相反失衡卻在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匯改也沒有使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國際游資得到有效抑制。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國際清算銀行(BIS)關于匯率制度以及外匯交易的概念的論述,一個有效的匯率形成機制是上述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有機結合。宏觀方面包括匯率決定理論以及匯率制度、匯率政策的選擇；微觀方面則包括具體匯率水平及其交易規則的確定,或者說就是指外匯交易體制。關于宏觀機制上的匯率制度的選擇，本文認為中國應該根據內外因素逐漸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將外部和內部的對經濟運行和金融市場的沖擊減小到最低程度,創造有利于經濟增長的環境。中國匯率制度應該遵循從短期到長期的這樣一種路徑安排。

①短期，應該改釘住美元為參照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

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在邁向開放經濟的背景下，匯率制度的趨向應該是逐步走向獨立浮動的，因此釘住的匯率制度，犧牲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所以浮動匯率制將是必然之選，但是跳躍式地選擇浮動匯率制是危險的。獨立浮動匯率制必須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和政府高超的調控手段，而這些在中國還不完全具備。所以中國可以選擇參考一攬子貨幣匯率制度作為一種過渡性安排。2005年7月進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正是以此為出發點，中國開始實行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②中期，改參考一籃子貨幣為匯率目標區制度。

從中期看，如果人民幣進行目標區管理比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將使我國央行更為主動,則應盡快建立起匯率目標區管理式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其中最重要的兩項內容是中心匯率的確定和匯率波動幅度的設計。

第一，中心匯率的確定。結合我國實際，對于中心匯率的確定，國內學者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心匯率。本文認為由于購買力平價是以“一價定律”為先決條件的，而“一價定律”與現實吻合度不高。所以應該代之以能夠使國際貿易品市場出清的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的匯率作為中心匯率。第二，匯率波動幅度的設計。我國2005年7月進行的匯率改革規定：“現階段，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兌人民幣的交易價人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內浮動。”理論上說規定每日的匯率波動幅度不符合匯率目標區的基本思想。在此，本文就人民幣匯率目標區內的匯率波動幅度設計，提出三種選擇：其一是小幅的匯率波動限制，如中心匯率的上下1%～2.25%。這是參照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1971年史密森協議規定，較小的波動浮動可以在近期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保持宏觀經濟的增長。其二是中幅的匯率波動限制，如中心匯率的上下5%～6%。其依據是參照歐洲貨幣體系匯率機制中意大利里拉的波動幅度。在我國國際順差持續加大時，這種中幅的匯率波動限制可以緩解外匯市場上人民幣升值壓力。其三是大幅的匯率波動限制，如中心匯率的上下10%～15%，為了短期內抑制大規模的投機性沖擊，在不采用大規模干預的情況下可以允許匯率較大幅的浮動來阻止投機。這與完全放任的自由浮動不同，在沖擊過后可以恢復對匯率的調控。

③長期，退出中間制度，躍向獨立浮動的匯率制度。

從長期看，我國開放資本賬戶后，目標區制度就不適宜。但是開放資本賬戶需要很多條件，包括穩定的宏觀經濟狀況、國內金融體系的深化、高效穩健的金融監管、合適的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等等。然后這些條件也是選擇浮動匯率制的前提，因而浮動匯率制和資本賬戶的開放其實是互動的。

以上分析可見，我國匯率制度選擇獨立浮動將是長期安排，今后一段時期內，仍將是一種中間匯率制度安排。

微觀方面應該從兩個方面調整:

第一個方面：結售匯制度的調整。2007年8月13日，國家外管局境內機構自行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通知，標志著中國境內機構、特別是企業擁有了外匯持有的自主權利；表明在中國實行了13年的強制結售匯制度從結匯開始發生了局部的調整。由于更深層的售匯制度還改變不大，顯然中國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的政策也沒有根本改變。目前強制結售匯制度運轉的直接后果就是：伴隨著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也意味著基礎貨幣投放的不斷增加。這種基于中國進出口總額高速成長的外匯占款制度，已經導致了外匯占款越大，基礎貨幣的投放量也就越大，貨幣的乘數效應也就越高，這種倒逼機制催生的貨幣流動性，正對中國經濟增長發生著重大影響。

本文認為,改造目前強制性結售匯制度，可以采取分期推進的方式進行，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全面整合強制性結售匯的有效資源，先改變強制性結匯制度，后改變強制性售匯制度；第二，可在有條件的城市直接推進自主結售匯制度試點；第三，實行全面的企業和個人自主結售匯制度，并營建完善的人民幣與外匯市場的交易體系。

第二個方面：交易產品的創新。2006年3月，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與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達成協議，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可為我國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交易芝加哥商業交易所不涉及人民幣的匯率和利率產品提供技術平臺和清算服務。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與芝加哥商業交易所的合作項目是促進中國外匯市場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舉措，它意味著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能夠為市場參與者提供更多的外匯交易產品。鑒于此我們可以借鑒韓國的經驗,逐步取消一些非市場化的遠期結售匯準入原則,本著審慎的監管原則擴大遠期結售匯業務,允許有條件的資本項下的業務通過遠期結售匯進行保值,進一步放寬外匯管理限制,結合遠期結售匯、掉期、期權等衍生產品的特點,研究制定統一的人民幣與外幣衍生產品管理交易制度。盡快完善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條件建立人民幣衍生外匯市場,為投資者提供匯率套期保值的工具應是近期我國外匯市場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

(2)加強國際對話，增進了解與互相信任

中國并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在中國出口迅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的進口也快速上升。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將促進亞洲與世界經濟的快速增長。人民幣匯率穩定不僅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亞洲和世界。所以在處理貿易摩擦的問題上，中國應該加強對外宣傳。

①建立多邊對話協商機制。當前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很大程度上起因于我國較大的貿易順差。因此,有必要積極建立暢通的雙邊對話協商機制,通過協商縮小中美、中歐及中日在雙邊貿易差額統計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同時適當調整、調控外匯需求和外匯儲備增長速度,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目前中美進行的戰略經濟對話就是一個比較好的溝通平臺。

②及早制定應對報復性措施的議案。2007年美國國會提出幾十個大部分針對中國不公平競爭方式的貿易制裁議案，有些議案提出對所有中國產品征收27.5%的懲罰性進口關稅。在人民幣處于升值壓力下,此類對華貿易制裁預計將會大量增加。我們應有足夠思想準備,針對西方國家可能采取的種種貿易制裁措施及早準備預案。

2.解決內部困境的措施:

(1)加強出口企業的競爭力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是我國的必然選擇。在人民幣完全浮動之前，我國的出口企業必須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面對國外企業的競爭以及人民幣浮動帶來的匯率風險。在進入WTO后過渡期和加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新形勢下，我國應該保持對外貿易的高速而健康的的發展，努力實現從“貿易大國、品牌小國”到“貿易強國、品牌大國”的轉變，加工制造為主要特征的中國企業應該在世界產業鏈中向高附加值的金字塔上端躍遷。

①培養自主研發及自主創新的能力，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產品，使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定價話語權。

②鼓勵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支持企業到境外投資設廠。鼓勵到那些擁有中國緊缺戰略物資如石油、鐵礦砂、銅等的國家投資開發資源。鼓勵企業搞產品轉移,將在國內失去比較優勢的產品轉移到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繼續生產。鼓勵企業對產品進行垂直整合,到國外建立產品生產基地。

(2)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出口導向戰略向依靠內需轉變

中國是一個大國,經濟增長應建立在依靠內需上。要切實保護農民利益,提高農民收入。要抓好再就業工程,使下崗職工再就業。一方面要盡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從制度上遏制腐敗,縮小兩極分化。加快社會保障體制、教育體制、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居民未來收入預期同時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以利于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通過各種長短期措施,確保內需穩定持續快速增長。另一方面，推動人力成本升級，擴大國內市場需求，促進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這樣在相當程度上可避免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的下降。

(3)貨幣政策手段的創新

目前面對國內的通貨膨脹，央行可利用的貨幣工具比較少，并且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央行的貨幣政策面臨嚴峻的挑戰。而美國面對次貸危機，美聯儲接二連三地使用貨幣手段，例如加大與歐洲央行及瑞士央行的貨幣互換規模；為增加市場流動性，將貼現率由3.5%下調至3.25%；同時為20家金融機構設立新的融資工具。美聯儲手段如此之多，干預領域如此之廣，中國央行與其相比較就顯得有些單一、單薄。因此，中國貨幣政策手段必須創新，必須解放思想、勇闖新路，才有可能應對人民幣升值以及貨幣政策變化帶來的挑戰。

從上面分析可見，單項政策的調整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人民幣匯率面臨的內外困境。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應該從擴大內需、調整外資優惠政策、加強國際對話，增強貿易摩擦的應對能力、擴大進口和市場開放以及匯率浮動等多方面來進行綜合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