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新經濟周期”與經濟學“新邊疆”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美國經濟增長到2000年2月已超過106個月，成為自1854年以來美國經濟史上32個周期中最長的一次，其間一系列經濟學新課題，諸如“經濟周期是否會消失”、“如何變形”、“凱恩斯需求管理”或曰“傳統宏觀調控模式”經濟發生了哪些變化？“網絡金融沖擊”與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等等，都非常值得關注。本文著重探討本輪周期擴張超長的基本機制以及前沿現實和前沿命題的粗略關系。

一、美國學者“新經濟”和“新周期”文獻回顧

自60年代末通貨膨脹成為美國經濟頭號問題以來，只要經濟年增長率保持在2.5－2.5％，“充分就業的失業率”就會在5.5－6％之間。而若經濟增長超過2.3％，失業率又降到5.5％以下時，則工資和物價就會急劇上漲。然而現今情況卻是，經濟增長高居于3－4％左右，失業率已降到僅4.2％左右，通貨膨脹率更是降到略高于1.5％的超低水平，以至出現通貨緊縮。

新現實令美國學者首先提出了“新經濟”和“新周期”的問題。1997年8月，邁克爾·曼德爾首次提出“新經濟周期”。1997年11月，美國商業周刊主編斯蒂芬·謝波德界定了“新經濟”概念，指出新經濟具有六個特征：實際GDP大幅度增長，公司運營利潤上升，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低，進出口之和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長中高科技的貢獻度比重上升。

1998年6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多恩布什提出了周期消失問題，認為只要政策得當，經濟就可以擺脫商業循環。同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董事長兼主編、《紐約新聞日報》發言人和波士頓房地產公司董事長莫蒂默·朱克曼發表《第二個美國世紀》，認為美國繁榮源于一系列結構性優勢，這種繁榮并非是暫時性的，而且是由美國獨享的。

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美國《前景》雜志主編羅伯特·庫特納就撰文認為“商業周期消失論”是夸大其辭。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副教授和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研究員斯蒂芬·韋伯則提出了“減幅論”，認為商業周期波動將變得輕微，更象一種“漣漪”（ripples），而站在新經濟周期論點對立面的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則認為，美國經濟并沒有發生什么根本性的變革，“新周期”看上去更象“老周期”，只是失業率低一點，其結論是，21世紀將會被歷史學認為并不屬于美國。

二、經濟周期的機制環境已經橫向化和直接化

謝波德所界定的“新經濟”，也許是比較表層的。但他所指明的“新經濟”的根源在于全球和信息化，卻無疑很具有洞察力。更進一步地說，更多“橫向全作”，更多“直接經濟”，已經在美國經濟的作業管理、企業結構、政企合作、國家本體、對外經貿等各層面都全面展開，并已經初具規模，應該說克魯格曼在這一點上顯得過于保守。

第一，作業管理：“平等合作”蔚然成風，智能潛力全面開拓。

傳統作業模式中，如“福特制”流水線，人際關系平等度低。“白領”、“藍領”有別，“監工”、“工人”不同；實驗、生產和營銷三個環節是分割的，投入、產出與消費在時空上是不一致的（倉庫當然斷然不可缺少）；多數人用體力，少數人用腦力，員工的創造力得不到普遍挖掘，尤其是女工、非技術工種或其他“不在其位者”。而網絡革命正在徹底地根除這些非效率。靈活組裝流水線（FMS）甚至已無需勞工搬動5公斤以上的東西；實驗室、裝配線和營銷部（當然包括相應工種）已經混合在一起，而“有求立供、供隨求止”的“零倉儲”（JIT）已經將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保存成本降低了一半。

第二，企業組織：“金字塔”結構已在網狀化，組織成本已經極大降低。

企業內部結構傳統上可以說是一座“金字塔”。信息上下往返要走很長路徑，存有許多扭曲滯延機會；公司官僚滋生土壤厚實；各級職能機構缺乏縱向進取動力；一線能人易被誤導至非生產性崗位。其結果是中層人才浪費和基層人才鏤空的情況難以避免。網絡革命正在推倒這些等級制“金字塔”。信息傳遞要求是一步到位，中層大量“中繼站”已成多余。網絡還使得企業日益透明，帶軍事色彩的縱向系統也始顯蒼白。網絡化使得公司間合作變得更精確，時間一維、空間弱化和責任明晰等新技術因素，導致縱向結構漏洞百出、相形見拙。會計、律師為什么不轉而去依靠社會上的會計公司和法律公司？公司間合作為什么非得吞并？美國一千家大公司的結構幾乎都發生了這種橫向化的網絡變革，而這些顯然都成倍提高效率。

第三，政企合作：“新紐帶”已經建立，“無國界經濟”中也要立于不敗之地。

傳統民族經濟陣營分明，企業和民族國家利益高度一致。公司提高股東收益就等于支撐國家繁榮。而網絡化卻在導致一種“無國界經濟”。各種網上經濟實體四海為家，注冊國（原國籍）在哪并不需要在意，重要的是國際法規組合的最佳化。民族利益對它們是模糊不清的，“我們”和“他們”很難辨認。傳統“利益（強調控股權和原國籍）紐帶”實際上已經虛化。在尋找新紐帶方面，美國人又一次捷足先登：將“人力資本”及其科研開發經費的歸宿問題放在首位。只要本國公民在增值世界經濟的能力的相對優勢得到維持和擴大，本民族利益就能得到根本保證。因為，控股權所能帶來的收益已不再是最實惠的，“原國籍”在無國界經濟中更缺少現實基礎。新戰略使日本人自嘆不如，80年代日本曾何等咄咄逼人！

第四，在國際合作方面，充分利用信息網絡優勢，挖掘“域外配置”效益。

美國善于利用全球資源由來已久，從“路易斯安那購買”、兩戰軍火供應到戰后世界銀行IMF、GATT、美元體系、廉價石油到里根“高利率政策”，乃至80年代中期后的“新紐帶”戰略，都給美國經濟帶來巨大收益。而在網絡服務時代，美國又再次利用自己的“直接融資模式”等優勢。在國際經濟各領域，美國簡直成了世界的“計委”、“經委”，甚至是仲裁者。紐約的股票、芝加哥的期貨，影響都是世界范圍、全天候和舉足輕重的。EDI、TP、EC（電子商務）也都是美國首先推出的。

三、經濟周期宏觀調控模式已率先信息化和全球化

戰后美國經濟增長曾于1948、1957、1974、1980和1990年陷入低谷，也曾于1961—1969、1982—1990，還有1990到今天出現了三輪持續時間特長的經濟擴張。本輪擴張不僅超長，而且不再伴隨通貨膨脹。這顯然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嚴峻挑戰。為此，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順應“信息化產業升級”和“全球化管理調控”。

基本經濟制度網絡化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導致美國享有一種全球性的相對優勢資源。而且網絡革命導致了新的主導產業群，如信息技術產業和信息商品化產業。50年代傳統資本要素的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80％，科技要素僅20％；而到90年代，科技貢獻度已達70％左右。1995年到1997年，傳統主導產業汽車僅占GDP的4％左右。而高新技術產業已占27％以上，高的年份這個比重竟然高達33％。20年前，美國進出口在經濟中的比重為17％，現在已超過25％；80年代末，美國對外資和進口的依存度為10％，如今已經超過16％；1990年至1996年美國出口年遞增9％。

第二，告別凱恩斯，推行“平衡財政”和“中性金融”政策。

產業升級和國際地位提高為財政轉向平衡提供了現實基礎。將個人所得稅從31％提高到36％，對25萬元年收入以上的富人加征10％的附加稅，減少對于大公司及其經理人員的若干項稅收優惠等等，無不需要持續增長和良好氛圍。節支方面也如此，福利改革法案通過，減少軍費和削減政府開支，都需要經濟手段和十足信心。1992年美國聯邦財政赤字高達2900億美元，國債高達4億美元。而到1998年，美國財政預算竟達到1969年以來的首次平衡，且盈余高達690億美元。據測算，從1992年到1998年，財政狀況改善，占到GDP的5.5％，對本輪經濟擴張功不可沒。財政轉型也為貨幣政策轉型提供了現實基礎。貨幣政策的轉型目標是“中性化”。“如何實施”貨幣政策問題，已為“要不要積極地實施”問題所取代。本輪經濟增長中，貨幣政策相當成功。但美聯儲的基本傾向卻是努力讓貨幣政策保持中性和穩定。只是在不得已時才果斷微調，一般情況下調幅只在0.125－0.25％。而對貨幣供應量則基本穩定在2.5％左右，依據是勞工投入年增1.5％，加上勞動生產率年增1％。

第三，走向新古典，運用“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調控模式。

本輪經濟曾三度高漲。第一次是1993年第三季度，第二次是1995年第二季度，第三次是1998年第二季度。第一次高漲時，宏觀調控應該說基本上還是傳統需求管理中的“松緊搭配”，但后兩次則明顯地是就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趨勢在因勢利導，且主要依據的是“真實經濟周期”原理，政策所重視和強調的是培育經濟周期以外的新的增長因素。

1993年財政上推出增收節支政策時，美聯儲為減輕這一緊縮政策在短期內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及時地降低了利率以刺激企業投資。1994年又決定將貼現率降到3％，一方面擴大M[,1]供應以刺激經濟，另一方面又控制M[,2]和M[,3]的供應以保證經濟穩定。到1995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態勢已經很好，速度高達5％，失業率已大幅降到4.8％。按傳統，失業率低過5％，通貨膨脹就會抬頭，因此有必要提高利率防止過熱。但宏觀調控當局并沒有因循守舊，并決定暫不加息。理由是：在那以前對高新技術年復一年的巨額投資剛開始取得回報，隨便剎車勢必受挫。這個決定后來證明是非常有利的；1996年一季度增長率為4.7％，1997年第一季度更高達5.8％，創10年來紀錄。

第四，趁火打劫吞進亞洲廉價資產，利用全球網絡優勢重新刺激軍工產業。

1998年第二季度以前，美國經濟已有所緊縮，增速減緩已勢在必行，在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下，美國兩種國債利率下調，并連續三次降息，以維持經濟擴張態勢，但貨幣政策作用這時已非常有限。

持續增長得以維持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大力吞進亞洲廉價資產。1998年和1999年美國貿易逆差猛增至2000－3000億美元，占GDP的3％，創80年代中期以來歷史峰值。危機爆發后，美國從東亞“四小龍”進口產品的美元價格被壓低了10.8％，加上美元匯率有利，美國經濟獲益很多；國內替代品漲價從而通貨膨脹壓力得到緩解，價廉物美的亞洲資產刺激了美國的消費熱和投資，降低了成本。

另一個重要的新因素是克林頓擴大軍備，在國際干預方面大殺“回馬槍”。1998年以前10年中，冷戰后美國“大裁軍”已導致軍費在GDP中的比重由8％下降到5％以下。但由于需要新的增長點，“鴿派”外交形象已不再有必要維持，于是，1998年第二季度的“伊拉克核查”，乃至“第二次海灣戰爭”陰影，1998年12月“沙漠之狐”行動，1999年3月對南聯盟長時間的“空中打擊”等等，都接踵呈現于世。國民經濟軍事化當然并非新手段，但在網絡化的新條件下，它對全球資本已經是振臂一呼應者云集。據測算，單是“空中打擊”一項，對美國GDP增長的貢獻就高達0.21％；1998年第二季度，美國經濟“借勁”后立即開始攀升，道·瓊斯股票指數從當年9月的8000點左右竟然迅速地飄升到11000點！

四、美國新經濟周期前景與當今經濟學“空白”

在展望美國網絡化的新經濟和新周期之際，很容易令人感到經濟學的分析武器要更新。

第一，經濟超長擴張何時告結問題難有結論。半年前人們更多關注的也許是美國經濟過熱及如何“著陸”問題。而現在美國經濟變得是更讓人難以捉摸。1999年經濟增長率高居3.6％，近兩個月消費物價漲幅為0.1％，失業率是4.1％，而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上兩季度高達4.9％左右。就領先指標來看，衰退警報還沒拉響，說明至少在一兩個季度之內，經濟將會繼續增長。有關專家對2000年增長的預測，低的是2.1％，高的則是4％。

雖然存在著增長放慢的可能性，但的確很不明顯。從勞工市場情況來看，失業率持續降到歷史最低水平，而且可供擴充的勞工也降到歷史最低點。這可能會導致工資上漲。即使名義工資能維持不變，變相補貼和附加福利也一定會層出不窮。而如果工資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那么企業利潤就會受壓，投資就會受挫。或者，如企業轉嫁壓力，則會出現物價上漲。然而，科技因素和風險投資機制的作用，使得經濟學家很難準確預測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從虛擬經濟角度看，為彌補先前降息和穩定國際金融市場，美國已經提高短期利率。同時，聯儲也提高了長期利率，以放慢國內需求增長。去年下半年以來，聯儲已三次加息，目前擬再次加息0.125個百分點。加息對住房銷售會產生直接作用，對投資和消費也會有所影響。由于企業負債率和居民負債率都已很高，降溫是難免的。然而，降溫會否導致股市崩盤、匯市動蕩和增長中斷，卻不得而知。

目前美國股市已經變形，單是網絡股市值就已占1／5，而1995年還為1／20。由于世界資金流動的“羊群效應”，網絡股的動蕩從而股市波動肯定難免。美國專家認為他們的市場能承受可能發生的波動，并認為幅度不大會超過25％。考慮到美國財政的實力，1999年財政盈余進一步上升到1227億美元，還有其他有利因素，股市崩盤的可能性應該說是極小的。然而，幅度超不過25％，依據顯然不足。

第二，本輪經濟周期會否完結。多恩布什“永遠增長”一文認為，只要政策運用得當，美國經濟就可以擺脫周期循環。他的依據是：美國已經沒有通貨膨脹，利率運作空間很大；美國已經有了良好的財政預算，政府支出和稅收的運作空間也非常大。對于世界經濟的突發事件，如亞洲金融危機等，政府也有足夠的手段。多恩布什也承認美國股市存在泡沫，但不會出現崩盤，因為美國經濟基本制度變革已經完成。

世界經濟波動史表明，戰后20多年，美國經濟基本上處于上行階段；而到70年代，經濟轉入下行和調整過程，直到90年代初才告一段落。半個多世紀的美國經濟波動，可以粗略地說它確已經完成一大循環：30－40年代，是停滯，50－60年代，是膨脹，70－80年代，是停滯膨脹，而90年代乃至今，則是不停滯又不膨脹。

若允許將這個循環定義成“凱恩斯長波”，則下一波該是什么？以汽車制造為核心的主導產業群，會否讓位于以網絡服務為核心的主導產業群？而這又會否進一步導致以實物資本為核心的經濟波動周期？果真如此，則后者將是以“一代人”或者“一代科技突破”（幾十年）為單位的，這意味著“波長”會發生大的變革。通常說的周期多指中期波動，即8年左右的固定資本更新周期。但如今固定資本已主要不是大型廠房器械，甚至也主要不是“硬件”，而是人力資本范疇中的各種智能、“軟件”和無形資產。經濟周期會延長，這一輪已不是戰后首次，不同的是出現了網絡等新情況。就“波幅”而言，“漣漪論”可能成立。但還是需要論證。

至于三年左右的短期波動，可以說主要體現為虛擬經濟。因而其波幅的進一步夸張和頻率的加快完全有可能。網絡經濟初具規模以來，世界股市、匯市和債市的波動“奇跡”已經有目共睹。美國這輪擴張中實際上也已有三次起伏。

關于周期能否消失問題，美國前財政部長魯賓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看來都很不錯。但繁榮和蕭條是市場經濟史的一部分，誰也不能擔保下一次衰退不會伴隨好時光一起到來。作為市場經濟和人類身心的本能，人們似乎總是容易傾向于低估風險而高估希望”。也許是出于同一心態，多恩布什也只敢斷言：“五年之內美國經濟沒有任何衰退的可能性。”

第三，當代經濟學及其周期理論和調控模式中的新問題。當代經濟處在一場可與凱恩斯媲美的那樣的大革命的前夕。下一個經濟學會是什么樣的？不妨借美國經濟前沿現實在此拋磚引玉。

首先，下一個經濟學肯定是“超三部門”的。在居民戶、企業和政府三大部門之外，國際經濟合作肯定會成為新的重要的變量。其次，就生產函數而言，“制度”和“信息”肯定會成為相對獨立甚至是主要的變量，因為，在超宏觀經濟學中，經濟學的對象將不再是制度信息環境既定的獨立經濟體，而恰恰是制度信息環境不同的相互影響的一群經濟體。

知識、信息或曰網絡的經濟，將復合著“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成為經濟學的核心對象。“廣度規模經濟”、“合作式競爭模式”、“無國界經濟”和網上經濟實體的行為函數、“剩余索取權威的接替”、“資本供應優勢和市場供應優勢的易位”，都將成為經濟學的新邊疆。在虛擬經濟層面上首先發難的“網絡金融沖擊危機”等問題，已經使得經濟學家們在亞洲金融危機面前至今莫衷一是。

在管理和調控方面，“智能資本”管理將是個嶄新的領域。當今那些以實物資本為主要對象的MBA課程，勢將逐漸陳舊和過時，而就政企合作和國家本體而言，“知識型政府”和“智能型政策”將日益重要。全球調控和國際調控在對付危機方面將上升為主要的手段。不僅需要重視關于東亞（日本）的“雁行模式”的研究，而且似乎需要提出亞太（美國）的“扇行模式”、“美國網絡經濟周期模型”等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