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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盡管“經濟人”假設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批評，但其基本內核仍然是合理的。只要克服這個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對其做出必要的補充，就可供中國經濟學借鑒。

關鍵詞：經濟人；合理內核；借鑒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經濟人”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出發點。盡管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種種批評，但其基本內核仍然是合理的，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經濟人”假設的演變和發展

“經濟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來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確指出，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貴、逃避貧賤的心理傾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1荀況對人性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提出了有關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題：（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堯、舜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與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惡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2墨子、商鞅、韓非也認為，追求名利、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對“經濟人”的論述更為全面：人的本性“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3可見，《管子》已把追求經濟利益視為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對人性的論述，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奴隸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社會中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是簡單明了的，沒有產生經濟學的社會基礎。因此，這種“經濟人”概念不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

孟德維爾是近代較早提出“經濟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思想：每個人自由地進行利己的活動，會自然而然地促進全社會的繁榮，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為目的而進行的活動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會里，如果（被認為的）劣行和奢侈風行，那么這個社會就繁榮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認為的）道德和簡樸，那么這個社會就冷落衰退。他還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社會動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惻隱之心，不是裝模作樣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惡的本性，這本性是使他能夠適合于這個最大的、世俗地說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榮的社會的最必要的條件。

但《蜜蜂寓言》畢竟不是一本嚴格的經濟學著作。最初把“經濟人”假設引入經濟學，并使之成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明確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指出：“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需要同胞的協助，想要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論是誰，如果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要這樣提議。請給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則行事，并不能保證人們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為了使經濟學有別于精神分析學或精神病理學，還必須假定“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同時也是一種理性行為。在斯密的時代，理性作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假定隱含在所有經濟行為的描述中。“經濟人”的每一種行動，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沖動，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進行的，或者說，是可以從利害得失的比較中推導出來的行動。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現為對得失和盈虧的正確計算。5在斯密看來，自利原則不僅是個人經濟行為的原始動因，而且是促進整個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人們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時，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最大限度地增進全社會的利益。在從事經濟活動時，每個人所考慮的不是社會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他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引導他將資源運用于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為受自身利益的驅使稱為“經濟學的第一原理”。

西尼爾在經濟學說史上第一次區分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并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樣一種思想：經濟學的基礎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一般的理論前提，這些理論前提是公認的公理，用不著加以證明。從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種經濟學理論。他把這些理論前提歸納為四個：（1）每個人都企圖用盡可能少的犧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財富。（2）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趨勢。（3）勞動者借助于機器進行勞動，能夠生產出剩余的純產品。（4）農業受報酬遞減規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個前提，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經濟人”概念。

約翰•穆勒發揮了西尼爾第一個理論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經濟人”的術語，并從方法論的角度對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內涵做了詳細的論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經濟學上若干未解決的問題》的經濟學論文集。在該書中，他把“經濟人”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聯系起來。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并不是論述社會中人類的一切行為，它所關注的人僅僅是作為一個人，他占有財富的愿望，而且他賦有達到這種目的的能力，它將其他每一種人類情欲或動機完全抽象掉。政治經濟學認為，人類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財富，這并不是說人類生活真正是這樣組成的，而是因為這是科學要前進而必須采取的方式。政治經濟學探索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其他欲望的阻礙，這種欲望所產生的行為是什么。因此，穆勒“經濟人”概念的內涵，是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動機，其中最主要的是財富最大化的動機，這種動機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對閑暇的喜愛的制約。穆勒所說的“經濟人”，就是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財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使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經濟人”概念也朝著精細化方向發展。邊際學派把注意力從對經濟世界的一般描述轉向市場本身更復雜的模型。它強調個人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對希望與欲望的滿足。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對效用的計算支配著個人的理性選擇，并引起價格調整過程。這個調整過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條件。在均衡狀態下，所有資源都被充分調動起來，以便更好滿足需求。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對此做出了最好的詮釋。他從家戶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家戶對各種產品的需求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供給函數，從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廠商對各種產品的供給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需求函數，并把各種商品（產品和要素）的供給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價格的函數。以此為基礎，瓦爾拉斯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和效率性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至此，“經濟人”的概念始終與經濟行為的動機聯系在一起。

20世紀30年代，邏輯實證主義進入經濟學。這種實證主義認為，無需關心“經濟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確，只要他的行為與預測的結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這種哲學觀的影響，“經濟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為主義的色彩，并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如偏好的可傳遞性公理。其含義是：如果你認為A優于B，B優于C，那么你一定認為A優于C。可傳遞性公理使經濟學家可以使用數學方法來描述和分析個人行為。20世紀50年代，“經濟人”理性行為由莫里斯•阿萊斯提出了更明確的定義，并為西方經濟學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學的邏輯，如果一個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標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與他追求的目標相適應。所謂目標的相互一致，其含義和偏好的可傳遞性相同，即一個人不能認為A優于B，B優于C，而又認為C優于A。手段與目標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達到目標所必要的條件，即不能出現“南轅北轍”的現象。當個人行為出現上述兩種不一致時，這種行為就視為非理性的。但主流經濟學假定，在市場上活動的各交易當事人，其行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礎上，阿羅和德布魯運用數學上的不動點定理，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問題進行了嚴格的論證。之后，一般均衡理論獲得了許多發展，但這種發展大多是枝節性的。

二、“經濟人”假設招致的批評

早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就有人對“經濟人”概念提出過零星的批評，約翰•穆勒則從方法論的角度論證了這一概念的正當性。美國經濟學家凱里直接對穆勒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指責說，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提供給我們考慮的是一種純粹的野獸，這種“政治—經濟人”褻瀆了大寫的“人”。他們的理論只討論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純粹干擾其理論體系的東西。

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人”概念的批評同樣是強烈的。克尼斯認為，“經濟人”觀念實際上是說人總是受純粹自私動機的驅使，這就是否認有任何良好動機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許多在作用上互不相關的心理活動中心的生物。希爾德布蘭德則指出，以孤立的個人經濟動機作為分析的基礎，就是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了一部單純的利己主義的自然歷史。抽象的“經濟人”并沒有反映人的全貌。實際上，“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是文明的嬰兒和歷史的產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觀、人和物質對象的關系以及他和他人的關系，都不會相同的。地理影響著他們，歷史改變著他們，而教育的進步可能完全改造他們。”7布倫坦諾也批評說，斯密的“經濟人”是經濟的利己主義者，是惟利是圖的“抽象的人”。

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制度學派對“經濟人”概念也持批評態度。凡勃倫認為，新古典主義的完全競爭體系，連同其潔白無暇的“經濟人”，當然是科學想象的功績，但不是對事實的有力表現。它是科學推理的一種權宜之計，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學法則上，而這些原理和法則僅存在于抽象領域內。可是，一旦這樣做了，這些原本不是實際上的東西卻被理解為真實的而被接受，成為研究思想習慣的一種有效成份，形成關于事實的知識。新古典理論不僅不能有效地解釋現代社會，反而有害于人們對社會真象的探討。新古典經濟學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種非歷史的、簡化的“經濟人”人性觀。這種“經濟人”以享樂主義心理學為基礎，把人視為“純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錯誤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總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費帶來的效用相等的觀點，認為從“生活進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經濟學原理對決定福利水平并沒有真正的作用。因為消費者對商品的當前享受，更多地取決于其他人的消費方式、習慣、炫耀的需要和明顯消費，而不是取決于理性計算。他還提出“社會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義的“經濟人”。8

西蒙對“經濟人”假設的批評，主要針對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認為，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個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價值考慮統一到單一的綜合性效用函數當中。了解所有備選方案及其實施后果實際上是辦不到的。所以，人們在決策過程中所尋求的并非最優解，而是滿意解。西蒙特別強調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現在個人無法準確無誤地接受、儲存、檢索、傳遞和處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們可以把那類考慮到活動者信息處理能力限度的理論稱為有限理性論。”9在他看來，“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現實。

X效率學派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觀點。萊賓斯坦指出，個人具有兩種不同的人格傾向。一方面，個人希望像他們所應該的那樣行動，即堅持標準，使用“嚴格的”決策程序，進行精確的計算，努力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個人又希望像他們所喜歡的那樣行動，即本能地不受約束，使用“松散的”決策程序，不注意細節，不用心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決定的受約束和由“本我功能”決定的不受約束，是個人人格特征的兩個“極端點”，這兩個極端點之間存在一系列中間狀態。新古典理論那種完全關心約束的“理性經濟人”，只是一個極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時候可能采取的特殊決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決策方式則介于兩個極端點之間，這種人被稱為“有選擇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決策是一種特例，通常，決策只是有選擇的理性。”10

新制度經濟學也對“經濟人”假設提出了批評。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說，認為“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常常會導致機會主義，即經濟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為了利己不惜去損人。他會借助于不正當的手段去謀取利益，會隨機應變，投機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個人目的對信息進行篩選和扭曲，并違背對未來的承諾。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對復雜和不確定的環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優勢向對方說謊和欺騙，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談判地位背信棄義，要挾對方，以謀取私利。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間都會按機會主義方式行事，但總有一些人在有的時候會采取這種行為方式。問題在于，人們事先很難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時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在交易雙方以前沒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況下，尤其如此。諾斯則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意識形態是決定個人觀念轉化為行為的道德和倫理的信仰體系，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加經濟，能對人的行為產生強有力的約束作用。他承認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假設，但認為特定的意識形態對“經濟人”的機會主義具有“淡化”作用。人類的利他行為和克服了“搭便車”動機的大集團行動，就源于意識形態的作用。

行為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人”理性同樣持批評態度。它要求“經濟人”理性和“非經濟人”理性兩分經濟學的天下。“經濟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為經濟學也講功利最大化，但這個功利最大化是指快樂最大化。行為經濟學成為正統新古典經濟學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屬于心理學陣營，而在于它不承認“經濟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認“經濟人”這個前提，認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從利他中直接得到快樂，不承認利他是從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認“理性”作為絕對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還是有限理性，都不是無條件承認。它認為，人可以依據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經濟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說，上述批評都只是針對“經濟人”假設的某個方面展開的，那么Tormer對“經濟人”的批評則是全方位的，批評的依據是生命周期說和需求層次說。根據Wilber的生命周期說，人的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1）潛意識或前個人階段，（2）自我意識或個人階段，（3）超意識或超個人階段。人在剛出生時，無論對于內部與外部，主體與客體，身體與環境，都是沒有分離的。在潛意識的發展階段，小孩開始認識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開始以本能的、沖動的、本我的方式與外部世界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個人逐漸產生一種與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識。在發展階段過程中，個人開始從潛意識狀態中覺醒，并逐漸獲得語言能力，開始使用符號和概念，學習承擔各種角色、遵守規則，發展出理性理解、內省思考、演繹推理和社會可接受的行為能力。最終，個人發展出整合思考、把觀念與觀念、事實與事實、心靈與肉體聯系起來的能力。在超個人階段，個人可獲得比日常的、外部導向的經驗更敏銳的意識過程，獲得一種更高的精神意識，從而超越自我，經歷極樂，與神性相通，甚至與神性合二為一，最終達到非二元體的、無主客體之分的狀態。

這些階段又可進一步劃分為兩個部分：外部弧和內部弧。外部弧是從潛意識到自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維護，個體化，征服外部世界。內部弧是從自我意識到超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實現，向內發展，超越自我，實現物我一體。

根據Maslow的需求層次說，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為六個不同的層次。它們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歸屬或愛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實現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當較低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而輔助條件存在時，較高層次的需要就會出現并居于優勢地位。每一個層次向下一個層次的發展，都涉及到一種轉化，在這種轉化中，較低層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較高的層次之中，較高層次的元素與較低層次的元素沒有分別，但與更高層次的元素有分別。Tormer認為，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在實質上是一致的。

Tormer認為，從人性的觀來看，“經濟人”假設存在明顯的缺陷。第一，“經濟人”只關注自我是有缺陷的。盡管人類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確的，但重要的是他們在什么程度上主要關注自我利益。對于那些已經達到外部弧的終點的任一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對于那些在內部弧上達到更高階段的人來說，其正確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經濟人”關于個人與物質的人類世界相分離的觀點是有缺陷的。對于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的個人來說，他還沒有實現與外部世界的分離，而對于處于向超我階段發展的個人來說，他已經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為一體了。第三，“經濟人”機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個人階段，年輕人還沒有獲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計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階段，個人的確已經具有理性經濟行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們又不會以這種方式行事，因為他們的行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人，才會大致按理性“經濟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經濟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對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較高層次和超個人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尤為正確。由于教化和社會化的作用，他們已經內化了道德的、倫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會促使他們對選擇的正確與錯誤進行反思。第五，“經濟人”的不改變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從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可以看出，隨著人的潛力的發展，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人性也會發生重大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11

三、“經濟人”假設的合理內核

如上所述，“經濟人”概念在西方學術界招致了許多的批評。這些批評雖然未必全部正確，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經濟人”概念是歷史的，還是非歷史的？歷史唯物論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范疇是經濟關系的理論表現。在原始社會，人們利用公有的生產資料共同勞動，產品在社會成員之間平均分配。個人尚未脫離氏族或公社的臍帶，還意識不到個體的存在，因而沒有個人利益的觀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分工和交換關系出現，原始社會解體，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們開始意識到個體的存在，并開始追求個人利益。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奴隸社會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這種利己主義人性觀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經濟人”概念取得比較成熟的形式，并成為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則是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產生以后才開始的。因此，“經濟人”是個歷史的范疇，超歷史的人性和“經濟人”概念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派對“經濟人”的超歷史性的批評確有其正確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經濟社會，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分別歸不同的個人所有。為了生產商品，商品生產者必須以某種方式向他人購買各種生產要素，同時向消費者銷售自己生產的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以其銷售收入來彌補生產成本——購買生產要素的支出。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中，生產者僅僅為了生存，也必須在購買生產要素和銷售產品時，斤斤計較于自己的經濟利益。“人們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12而“經濟人”概念不過是商品經濟社會商品生產者之間商品交換關系的人格化。否認商品經濟社會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確的。當然，即使在商品經濟社會，個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動機，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利他動機還可能表現得十分強烈。一些人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識的人捐獻大量的錢物，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獻自己的器官。但這種行為顯然屬于道德領域的范疇，不應成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經濟領域，這種利他動機不可能居于主導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動機和利他行為否來定“經濟人”假設是不恰當的。

第三，“經濟人”是僅僅關注物質利益，還是同時關注非物質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和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從心理學的角度正確揭示了人的發展階段和需求層次。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有必要借鑒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但經濟學研究的個人行為，不是一般的個人行為，而是正常人的經濟行為。因此，生命周期說對個人發展階段的劃分，需求層次說對個人需求層次的劃分，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到經濟學之中。就生命周期說而言，處于前意識和超意識階段的個人行為，都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需求層次說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層次的需要，都與人們的經濟行為無關或關系不大，同樣不適合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因此，盡管人們關注非物質利益，但這種對非物質利益的關注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第四，“經濟人”理性是完全的，還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選擇理性假設都認為“經濟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這兩種假設和完全理性假設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認為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說任何一個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確的話，那么同樣正確的是，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別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無理性的個人都只是少數，大多數人的理性介于兩個極端之間。或者說，人類理性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服從正態分布。這也解釋了，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成功和破產倒閉的生產者都只是少數，而大多數生產者處于可以維持的狀態。

第五，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但不同個人利己的程度顯然是有差別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機會主義行為是存在的，個人可能利用各種便利條件損人利己。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意識形態又是有區別的。不同性質的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機會主義，有的反而會助長機會主義。因此，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社會，機會主義只能是少數人的行為。所以，總的來看，“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是能夠促進全社會的利益的。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就，是對這一命題的最好注腳。

綜上所述，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假設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內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這個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對其做出必要的補充，就可供中國經濟學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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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紹文、俞品根主編：《現代西方微觀經濟分析》，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0~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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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ohnF.Tomer,Economicmanvsheterodoxmen:theconceptsofhumannatureinschoolsofeconomicthought,JourneyofSocio-Economics30(2001)281-293.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