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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金融改革雖然成效顯著，但仍未突破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發展路徑，并在存款利率等方面形成新的金融壓抑，存貸款利差擴大不利于銀行創新改革；成為利率市場化的阻礙因素。運用金融發展的路徑依賴理論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并指出在實行趕超型金融發展戰略中，為不被舊的路徑鎖定，使利率市場化順利進行，減少金融改革中銀行業的風險，必須在既有路徑中邊發展、邊修正改造，調整金融結構，變銀行主導型為資本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政府在金融活動中的職能也應及早轉變，促使政府主導的供給型金融向市場主導的需求尾隨型金融轉變。

關鍵詞：金融，利率市場化，路徑依賴

一、利率市場化改革中路徑依賴的形成

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而金融在其長期發展與演進過程中又形成了一種慣性的路徑依賴，這種路徑依賴在它產生的當初往往與當時的經濟環境是相容的，因而能支持經濟的發展，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層次后，依賴型的路徑往往又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因素，要想維持可持續發展，必須打破這種舊的路徑，或結合新的經濟發展特點對舊路徑進行改造。當前我國進行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就面臨著既有路徑依賴的阻礙作用，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對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及整個金融業的改革都至關重要。

我國建國后計劃體制下大一統的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體系，在初期為迅速組織有限的資源，投入到重點建設中是十分有益的，但在經濟建設的總量和結構都發生明顯變化后，這種銀行主導的金融體制顯然已無法適應經濟增長的需要，更不用說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促進和引導作用了。其后雖經過幾次較大的改革，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核心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制，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及其他金融市場雖有發展，但仍處于配角地位，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作用仍相當有限。而根據發展中國家近幾十年的經驗來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無一不是互為因果、相互促進的。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調整金融結構，提高非銀行金融的比例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并且能分散經濟增長中的風險。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發展模式一旦確立，就會沿著既定的軌跡和路徑一直演化下去，并產生不斷自我強化的趨勢，即使有更好的改革方案，也會因為昂貴的沉淀成本及其學習效應、網絡效應以及適應性預期等造成的收益遞增效應，使既定的路徑難以發生改變，形成路徑鎖定效應，并成為阻礙制度框架變革的保守力量。當前的利率市場化改革，面對的問題正是在這種以銀行為主導的既定金融體制下，既要維持經濟增長，又要使銀行不致因利率市場化改革而遭受損失。然而一項成功的改革，不僅取決于目標選擇是否正確，還依賴于初始時選擇的路徑，一旦路徑出現偏差，有可能導致無效率的路徑依賴發生(彭興鈞，2002)，最終導致失敗，并且金融行業改革失敗往往意味著更大的風險。那么，利率市場化的路徑何在?

二、過去的金融改革未能改變原有路徑

1.銀行貸款在融資中的比例有增強趨勢。金融改革20多年來，盡管股票、債券從無到有，其他融資途徑也逐漸增加，單一的銀行融資模式被打破，但這種有利于金融改革的趨勢并未能有效地持續，尤其是在最近幾年，形勢出現逆轉，從可統計的融資渠道來看，銀行融資的比例反而有增強的趨勢，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前幾年進入通貨緊縮期后，經濟增長放緩，為此，國家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國債發行量加大，而資本市場卻自2000年開始萎縮，為維持經濟增長，銀行在體制；蕊策、短期行為等多種原因下發放了大量的貸款。

2.銀行存貸款利差加大。利率市場化改革，最終目標是消除金融壓抑和管制，讓市場力量決定存貸款利率水平，那么，銀行存貸款利差必然會逐漸縮小，但我國近年來的實際情況卻是存貸款利差不斷擴大，并有進一步增強趨勢。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些年份，存款利率為負，有明顯的金融壓抑?？紤]到近幾年改革中“先貸款、后存款”的利率市場化政策，實際上商業銀行和一些試點的城市商業銀行、信用社在發放貸款時利率一般會上浮，而存款利率基本不動，則實際利差會更大，這是建立在壓低存款利率基礎上的。

3.金融相關比率(FIR)的提高并非金融深化的表現。自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金融相關比率(FIR)這一重要概念以來，不少學者將這一指標的高低作為金融深化的重要標志，然而，一些國家，尤其是中國近年來遠遠高于發達國家的FIR的數值又令人困惑，中國過高并繼續攀升的FIR值是代表金融深化還是金融抑制?筆者認為這一偏離常態的高值代表金融改革中出現的新的金融抑制，原因如下：首先，計算公式選擇上的問題。戈氏的FIR計算公式為金融資產總額與國民財富之比，由于金融資產總額的范圍難以界定和統計，一般用M2代替，分母則用GDP代替。由于M2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它只反映總量上的增減而不能反映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其次，由于我國在住房、養老、子女教育、失業等方面因體制不完善，居民普遍存在巨大的壓力，從而為此被迫高儲蓄積累，而除銀行以外的其他金融市場不發達，還迫使居民不得不主要選擇銀行，從而強化了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制，由此導致M2每年較大的增幅，故M2／GDP逐年走高。這種由于制度的不合理，使居民被迫增加儲蓄使M2增加，從而使FIR上升就是金融壓制而不是金融深化和發展。進一步比較也可以發現，在FIR位居前列的國家幣幾乎都是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制，如中國、日本、韓國等；而即使同一國家，盡管FIR的總體趨勢是升高，但在其FIR偏離正常趨勢異常走高的時期，也幾乎是該國資本市場低迷而銀行處于強勢地位的時期。

4.非正規金融活動加強。金融發展的另一個表現是非正規金融的融資利率與銀行的法定貸款利率的差別逐漸縮小，活動邊界也逐漸模糊。即使金融發達的國家，也有大量的非正規金融存在，并普遍遵循這一規律。而我國非正規金融近幾年的實際情況表現為：一是活動范圍加大，影響擴大。由于政府的宏觀調控及銀行風險意識的轉變，相當一部分融資需求轉向非正規金融。二是融資利率升高。最近一兩年來，江浙一帶民營經濟從非正規渠道的融資利率一般在12%～20%左右，有些甚至達到30%左右，而在1998～2000年間，需求量沒有這么大，平均利率也在10%以下，而那時正規金融的法定利率要較現階段的高，這一升一降的雙向差幅，顯著地表明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利差的擴大。非正規金融的加強及利率的升高，表明了正規金融的改革滯后，或者說是金融壓抑。在每一輪宏觀調控銀根緊縮時，最先受影響的都是民營企業，迫使它們轉而求助于非正規金融。

三、路徑依賴對利率市場化的阻礙

1.金融市場和融資渠道不發達的阻礙作用。我國利率市場化建設的目標是建立以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市場體系。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改革的突破口將是貨幣市場利率的市場化。現階段雖然已建立了銀行同業拆借市場，但這一市場的利率并不具備權威性。首先，這是一個被分割的市場，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對進場主體資格和融資額度的限制，剝奪了一大批中小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參與這一市場的機會，它們往往是最需要通過市場融通解決資金矛盾的，而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代表的一批實力雄厚的機構，資金量相對充裕，理論上說是沒有多大資金融通需求的，卻最有資格參與這一市場，因而這一市場利率反映的只是一個在資金向來較充裕的、以大中型銀行為主的半封閉市場的、低于市場真實水平的利率。其次，正因為它的分割性，它割裂了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聯系?，F代市場經濟中，利率和資本市場的關系是必須正視和值得研究的問題。

每個細分的金融市場功能不同，服務的對象也有很大的差別。銀行信貸市場是一個相對穩健保守的市場，它只能支持那些技術上已比較成熟定型的產業，對那些引領科技創新和進步的高新技術產業，卻因風險過高，且一般沒有多少有形資產可供抵押，不合銀行貸款要求而望而卻步，而后者正是資本市場的專長，我國因資本市場不發達，缺少相應的金融支持，在科技創新和風險投資方面一直處于劣勢，不利于，高新技術的發展，也不利于加速產業升級換代，與趕超型的金融發展戰略不符，結果只能尾隨發達國家，用銀行信貸市場持續不斷地支持那些從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成熟、甚至落后過時的產業，最終淪為世界經濟的加工廠，還易固化這種金融發展、經濟增長的路徑。

2.存貸款利差過大的阻礙作用。從最近幾年銀行的業務和盈利結構看，以存貸款業務為主，賺取利差，大約有85%的利潤來自于存貸利差，中間業務和其他收費業務盈利太少，不足15%；而國際銀行業中來自存貸款利差的利潤一般不到50%。按已設定的利率市場化路徑，貸款利率保下限，可上浮70%～100%左右；而被人為壓低的存款利率卻基本不動，最多可小幅上浮，在目前CPI指數已達5%左右的情況下，存款實際利率為負，致使銀行實際平均存貸款利差不斷擴大，有的甚至高達七八個百分點，而國際銀行業的平均利差一般只有1%左右。我國銀行業如此高額的存貸款利差，足以使銀行喪失創新的動力而更加專注存貸款業務，并想方設法將一切社會剩余金融資源“拉”進銀行，既始終難以改變業務單一落后的局面，又不利于金融資源分流，抑制資本市場等其他金融業的發展，加劇了銀行業在整個金融業中壟斷獨大的局面。高額利差還使得銀行有倒逼政府的動機。

政府的初衷可能是好的，讓利于國有銀行，讓其通過高額的利差消化一部分不良資產造成的損失，但結局是造成了過分保護銀行、導致銀行業份額過大的落后金融業局面。同時這種被鎖定的金融路徑依賴還使得居民沒有多大的資產選擇余地，只能將資金存人銀行，持續不斷的新增儲蓄又維持了銀行的清償力和流動性，銀行的安全性建立在廣大資金存人者的利息損失上，并足以使銀行對流動性、盈利性、安全性喪失應有的警惕，反過來又自我強化了這種銀行主導的金融發展路徑依賴。

3.產業導向形成的倒逼阻礙作用。許多發展中國家往往以為利率市場化就是放開利率，提高利率，結果導致了高通脹及留下金融危機的后遺癥，如南美及部分亞洲國家。由于擔心高負債的企業在利率升高的情況下負擔加重，我國政府對貸款利率的放開采取了較謹慎的態度，這雖避免了惡性通脹的后果，但對產業結構調整卻不利，并形成強大的倒逼機制，阻礙利率市場化。低利率有利于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這些產業多為技術含量不高的制造業等，盈利空間有限，但就業容量大，很符合政府短期內求穩定的愿望，但不利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也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滿足低層次產業的正常運作，維持就業，政府不得不在利率政策上權衡，盡量維持低利率。

4.政府作用不當的阻礙作用。不同的初始條件決定了金融發展可能存在不同的路徑依賴，Patrick(1966)區分為“供給引導型”和“需求引導型”兩大類。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早期，供給引導型的金融發展居主導地位。它們實行趕超戰略的心情越迫切，就越會以政府的力量來推動供給引導型金融的發展，這為利用有限的資源支持那些國家急需的項目和更有效的技術創新確實提供了可能，一旦經濟發展進程轉為穩態增長階段后，需求尾隨型的金融發展會居主導地位，但政府在金融活動中的作用應及時淡出，讓市場引導需求，否則會阻礙需求尾隨型金融的產生，形成新的金融抑制。

我國現階段仍然是以銀行為主的、政府主導的供給引導型金融發展路徑，由于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因而作為商業銀行，本身既要控制信貸規模，又要貫徹執行貨幣政策，還得經常接受行政命令性的宏觀調控，并且還要保證企業存活，保證貸款到期時能按時收回來，可見難度之大。這種路徑缺乏創新的動力和微觀基礎，只能靠國家扶持和強迫。由于政府對經濟金融仍管得過多，抑制了需求型金融的自發產生，那么經濟越發展，就反倒越離不開供給引導型金融了，相反，若短期內迅速放棄供給引導型金融，則經濟可能會出現大的衰退，轉軌成本會很高。

四、破除利率市場化改革中路徑依賴的措施

在金融發展的路徑依賴下進行利率市場化，理論上有三種方式可選擇：一是打破舊路徑，另建新路徑；二是直接在舊路徑下進行利率市場化；三是在舊路徑中邊發展，邊改造。第一種情況因成本過高幾乎不可能，第二種的很多弊端已在上文論述，只會進一步形成路徑鎖定，那么較理想的選擇就只有第三種方式，并盡可能通過修正改造舊路徑來打破其束縛，以增量破除對舊路徑的依賴。具體可從以下幾方面人手：

1.改善微觀基礎。利率市場化的微觀基礎是廣大的企業和居民個人，應充分考慮他們的承受和適應能力，但不能遷就。最近幾年，個人投融資業務逐漸興起，他們對利率變化的彈性較大，風險自我控制能力較強。而企業則不一樣，在強大的資金需求壓力下，對利率變化的彈性較小，對銀行而言，風險較大。在三類企業當中，尤以國有企業的風險自我控制能力最差，銀行的不良資產也主要集中在此。當前國有企業改革中，一個誤區是國有企業盡量退出市場，越快越好，于是國有企業產權轉讓退出甚為流行。其實不然，諾思等人認為，路徑依賴理論比傳統的產權理論在探索制度安排和持續發展的動態問題上提供一個更有用的理論基礎，短期內強行改變產權，打斷國有企業的生存路徑依賴，有可能給社會造成極大的損失。因此，應是國家退出市場，而不是國有企業退出市場，國有企業的產權也不需要改變，要改變的是政府管理國有企業的方式。

2.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目前資本市場存在的問題根源主要有兩點：一是上市公司缺乏誠信導致投資者對市場缺乏誠信；二是國有股與流通股股權分割、分置造成的一系列后果，這就是典型的初始路徑選擇失誤導致的路徑鎖定及當今改革難度巨大的例證，以至于當前雖然認識到了這一弊端，但在新股發行時還不得不循舊例，而一旦觸及.國有股全流通，則市場全面恐慌。發展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比例，讓資本市場自行甄別項目風險，合理配置社會剩余的金融資源，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推動整個社會的科技進步，加快產業升級換代，最終形成資本市場主導型的公司治理機制和資本市場引導型的金融體系，用增量金融破解舊路徑，則利率市場化的基礎更廣泛、更靈活，阻力也減小。

3.政府淡出。就目前經濟金融的情況來看，已躍過了“貧困陷阱”，完成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并逐漸走向成熟階段，已有相當的自我持續發展和約束能力，政府應及早退出市場，放棄行政干預，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調控，弱化行政與企業和銀行等金融機構過于緊密的聯系，建立現代企業的公司治理機制，關鍵在于取消國有企業(含金融企業)負責人的官本位制度，改黨政任命為市場競爭選擇職業經理人，依靠市場的力量、完善的制度的優勢來增強企業的長期發展競爭力，而不是靠組織部門選出的一兩個能人來治理企業。

4.轉變保護銀行的方式。保護銀行、維持金融穩定的策略是正確的，但要防止在這一策略下陷入銀行壟斷型的金融發展路徑誤區，因而在保護銀行的同時要為這種自我強化的路徑鎖定狀態解鎖。當前要做的工作是：首先，適當調整既定的利率市場化路徑策略，放棄“先貸款、后存款”策略，同時提升存貸款利率，由市場決定其水平，縮小存貸款利差，迫使銀行有創新的內在動力和競爭壓力。對銀行的扶持可通過稅收減免，沒有必要通過壓低存款利率、犧牲廣大存款人的利益來扶持銀行，這不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并且還形成了新的金融抑制。其次，修訂法規，擴大銀行業務功能邊界，準許混業經營。再次，限制銀行規模擴張步伐，注重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提高效益，以競爭力而非規模取勝，防止因規模擴張而產生報酬遞增的正反饋機制，從而強化這種阻礙金融結構變革的路徑依賴；大力發展證券及資本市場，讓剩余的社會金融資源分流到其他金融市場，讓銀行在參與其間的同時，相互競爭發展。最后，迅速完成金融體系特別是銀行體系的改革，為利率及匯率的市場化改革掃清障礙。產權并不是改革的核心，關鍵是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

5.面向市場的匯率及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資本流動及貨幣政策自主的“三難困境”中，應選擇后兩者，實行浮動匯率制，放棄利率政策受制于美聯儲、貨幣供應量受制于外匯儲備單向持續增加的被動局面。相信市場的力量，少用數量手段，建立利用市場力量形成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機制，推動利率和匯率等價格信號的市場化，增加市場信息透明度，減少人為干預，避免外界形成過度預期，拋棄匯率升值、利率升高的恐懼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