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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資源型經濟實現升級發展的成功經驗表明，資源經濟并不是絕對的“資源詛咒”，只要善于利用資源，制定內涵式和多元化發展的轉型提升發展戰略，完全能夠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作為相對富煤、貧油的國家，如何走出煤炭資源升級發展之路，對于貫徹落實黨中央綠色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從煤炭產業提升發展的角度，提出相應的發展路徑：一是通過提高資源回收率、洗選率、資源綜合利用率、生態修復率、全員勞動生產率和安全生產率，促進煤炭產業升級發展；二是走高端煤化工發展之路，提升現有煤產業的使用效能，促進煤炭產業轉型發展；三是建立煤炭產能供需平衡的調控機制，促進資源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最終使以煤炭產業為特征的資源經濟步入綠色、低碳、安全、可持續發展的路子。

關鍵詞：資源型經濟；煤炭產業；轉型升級；清潔利用；調控機制

從經濟增長和比較經濟理論的角度，資源尤其是礦產資源為稟賦的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的綜合發展往往落后于資源稀缺性國家和地區。資源優勢不但沒有對一國經濟社會發展形成有利的要素，反而成為了“資源詛咒”的發展陷阱，由此也引發了人們對資源型經濟如何跳出這種發展陷阱的關注和思考。

一、資源型經濟發展的經濟學機理與特征

（一）資源經濟的生命周期及特征。資源型經濟的生命周期與變化規律表現為，依賴于資源稟賦的經濟發展，在短期內資源開發利用經過一個靠單純的資金型資本化投入迅速擴張和成長，而在長期內不具有可持續性，隨著資源的枯竭又陷入增長陷阱。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二）資源型經濟的內生缺陷與傳導機制。1.不能可持續發展。資源型經濟往往是伴隨著資源開采，進行資金的集中投入，而不注重技術創新能力方面的培育。技術的研發也是突出資源型的研發，隨著資源的枯竭，技術的應用也失去了延展性，在經濟發展模式上就失去了轉型升級的支撐條件。2.主導產業單一。資源型經濟在依賴于資源優勢的發展中，產業結構單一。一旦資源利用生命周期完結，產業發展隨之衰落，區域經濟也隨之掉入資源發展陷阱。3.環境污染。資源開采，由此帶來的大氣環境污染、對地下水與地表水，以及其他地表資源的生態環境影響都是無法避免的。環境治理所支付的高昂代價，也使資源開發、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更顯突出，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二、我國煤炭資源清潔利用與煤炭產業提升發展分析

我國要對發展煤炭產業有一個客觀的理性認識，并在現實基礎上考慮如何充分運用現代化發展手段與發展模式，使傳統的煤炭產業實現提升、轉型發展。（一）煤炭的清潔化消費仍然是我國較長時期能源消費的基礎。依據國際能源署(IEA)、美國能源信息署(EIA)、歐佩克(OPEC)以及BP公司對全球未來能源消費的展望與預測研究，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例必然是趨于不斷下降之趨勢，到2035年降至40%，2050年降至25%；石油到2035年為18%，2050年降至14%；天然氣到2035年為16%，2050年降至14%；而非化石能源消費相應地在能源消費中的消費比重會不斷提升，2035年為26%，2050年升至47%[1]。就我國而言，清潔能源、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費中所占的比重會逐步增長，與此同時必然會考慮加大對煤炭資源的清潔利用。對比國際能源消費中的煤炭占比，全球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和天然氣占比2016年、2017年、2018年分別為57.4%、57%、58%，煤炭占比分別為28.1%、28%、27.2。在當前能源產業經濟總量中，煤炭、電力、石油、天然氣、可再生能源等成熟的能源品類已占到目前GDP總量的50%。2019年，能源生產總量達37.7億噸標煤，增速為5.2%；能源消費達48.6億噸標煤，增速為3.4%。以煤炭作為一次性能源消費的占比為60%以上，天然氣、核電、水電、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占比為20.8%。就目前看，煤電仍在能源消費中占主體，未來20、30年，煤炭的清潔化利用依然是能源消費的基礎。近10多年來我國煤炭作為一次性能源消費，其消費的增長比重一直處于持續下降趨勢。根據有關研究與預測，隨著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和使用，到2050年煤炭所占比例在5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以煤為主的能源供應體系作為我國能源的主要保障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改變。由此，可能改變的是基于現有資源要素，找出提升傳統煤炭產業產能效率的具體路徑，促進其升級發展。（二）煤炭資源型產業發展對社會生態環境的影響。我國煤炭消費在能源消費總量的占比2018年為59%,煤炭消費排放的二氧化碳為73億噸，占全部能源消費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3%（2018年全國全部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00億噸）,2019年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57.7%,比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2]，煤炭消費占全部能源消費中二氧化碳排放占比下降的改善狀況其變化還不甚明顯，節能減排任務依然嚴重。煤炭生產、消費中所排出的二氧化硫等廢棄物對生態環境也形成突出影響。全國能源消費以2013年至2016年期間的情況為例，能源消費中SO2的貢獻率達93%以上，其中煤炭消費對SO2的貢獻率就占到了70%。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看，以能源經濟為突出特點的煤炭產業發展中所形成的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資源型經濟發展自身缺陷的一個突出傳導機制。從產業提升發展的角度，未來的能源消費中既要依賴于煤炭產業的發展，又要解決煤炭產業發展中的內生缺陷，通過提升現有煤炭產業的使用效能，促進煤炭產業走綠色、低碳、安全、可持續發展的路子。（三）煤炭資源總體利用效能低下。1.煤炭資源回收率水平低下。從我國煤炭的回收率看，目前全國煤礦資源回收率總體在40%左右。具有先進產能的大型煤炭企業的資源回收率也僅僅能高出全國平均水平的10%，在50%左右的水平，這與發達國家80%的資源回收率水平相比差距甚遠。2.煤炭加工洗選業水平差距較大。我國煤炭洗選加工伴隨著煤炭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從我國生態環境建設要求的目標和煤炭洗選率自身發展水平角度看，問題依然十分嚴峻。一是煤炭洗選加工技術與發展水平不平衡。技術裝備方面，既有擁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型、超大型選煤廠，同時還有大量的洗選煤廠是小規模經營、技術裝備落后，洗選的同時帶來嚴重污染。二是洗選用煤行業標準滯后，缺乏具體的量化標準和要求，加之用戶對洗選煤的認識不足，嚴重制約了原煤入選、洗選比例的提高。三是動力煤的市場機制沒有完全形成，動力煤洗選率水平低下，副產品利用率不足，對生態環境綠色發展形成的壓力較大。四是煤炭入選、洗選尚有十分巨大的空間。以山西原煤、動力煤入選率、洗選率情況為例，山西累計開采煤炭150多億噸，其中80%輸送省外[3]。基于運力污染控制，有70%~90%的洗選發展空間。3.工業鍋爐與窯爐、民用散煤嚴重污染環境。目前全國在工業鍋爐與窯爐、民用煤的供給端與使用端仍以非清潔化、非環保型為主，散煤利用成為主要污染源。民用、工業小窯爐和小鍋爐等燃煤鍋爐散煤消費造成的污染，占到全國污染總量的30%，提升工業鍋爐與窯爐、民用煤的使用能效，實現清潔化利用勢在必行。4.開采區生態修復率程度低下。煤炭開采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如大規模勘探、開采、洗選等造成噪聲、大氣、固廢廢棄物污染以及次生災害的發生，最終導致區域生態結構與生態服務功能的下降。近年來，隨著我國出臺的一系列加強環境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實施，煤炭的綠色開采、清潔生產以及對采煤區生態修復治理等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生態修復治理方面與世界上先進的采煤國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和提升空間，必須要在煤炭資源開采與提升礦區生態環境治理兩方面協同發展。5.瓦斯、廢水、廢渣“三廢”資源化利用率低。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三廢”治理還有明顯差距。目前發達國家“三廢”資源化利用的投入和產值都超過了本行業50%的占比。從治理投資看，投入占本行業整體投入的比重在20%左右。在工業固廢資源化利用的投入和產值占本行業的比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三廢”綜合利用與生態環境綜合治理保護兩者協調發展方面依然任重道遠。6.全員勞動生產率需要大幅提升。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煤炭產業也必須適應新形勢，改變粗放式開采的傳統方式，建設集約化、自動化和智慧化發展的煤炭產業，使全國煤炭先進產能躍上世界先進產能水平。全員勞動生產率是衡量先進產能的一個綜合考量，我國全員勞動生產率與世界上發達的主要產煤國家相比較，還處在一個低位發展階段，目前煤炭開采全員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1/19，必須大力提升全員勞動生產率，由此才能從根本上提升煤炭產業清潔高效利用的效能。7.安全生產需要緊抓不懈。2013年至2016年，百萬噸死亡率均在0.3以下，2017年為0.106，當年全國煤礦有219起事故發生，死亡375人，2018年煤礦百萬噸死亡率進入“雙零”時代。2019年10月至2020年1季度，事故有所反彈，發生重大事故12起。煤礦安全形勢重新提上議事日程，必須加大安全生產的實施監管力度。（四）煤化工行業仍需升級。煤化工是我國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重要方向，也是煤炭產業提升發展、轉型升級的主要途徑。我國煤化工行業目前的發展在產業規模上已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技術創新方面也與先進國家并駕齊驅。但在取得進步的同時，也面臨著產業戰略升級、能耗、環保、資源節約利用、低碳綠色發展等方面的問題或挑戰。一是傳統煤化工普遍產能過剩，迫切面臨著通過技術創新驅動實現戰略升級的問題；二是煤化工產業發展中，高碳能源的大規模利用，不可避免地帶來高耗能、高污染、碳排放居高不下等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三是在煤炭資源富集的晉陜蒙寧等西北地區，煤化工發展受到水資源等嚴重制約，而在水資源豐滿的東南部地區，煤炭資源必須從西北部輸送或國外進口，又加大了發展成本，產業布局的優化遇到了兩難抉擇，煤化工與煤產業的融合成為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和產業提升發展的關鍵。（五）煤炭資源配置不合理目前我國按生產環節設置了探礦權、采礦權，使礦業權既有用益物權的特征，又有行政許可的特征，增加了政府部門在礦權處置上的自由裁量權和尋租權[4]，并以資源稅的方式體現了國家所有者的權益特征。但礦權使用費較低，導致礦區不能退出。同時，能源稅費對國家權益體現不足，中央與地方共享的資源補償費降為零，特別收益金基本有名無實，價款收入也基本取消。（六）煤價異常波動，對經濟秩序造成非平衡性的影響。現行煤炭市場波動性特點之一是：供過于求時，煤價變動劇烈，但市場需求對價格的彈性很低，價格變化只能引起下一輪供求的變化。煤炭價格過高或過低時對煤炭的需求量不會發生相應的增減變化，價格的過高、過低的變化只會對行業的生產造成干擾。特點之二是：從長期看，電煤與電力企業的總利潤率和總利潤是相對穩定的。煤價過高或過低變動都對行業生產造成直接干擾和破壞。當煤炭出現供不應求時，價格飛漲，成本增加，造成對煤炭需求企業生產力的破壞，對行業預期發生重大干擾；當煤炭出現供過于求時，造成煤炭企業大面積虧損、債務積累，工人工資大幅下降、失業增加。

三、煤炭產業提升發展的路徑選擇與對策建議

（一）提升煤炭資源回收率。實現煤炭產業提升發展的根本路徑之一在于提高資源回收率。資源回收率的提高，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既有煤層附存的地質條件的客觀因素，又受制于先進的開采技術及工藝的影響，還有包括市場準入、資源稅負、資源回收獎勵以及行業管理、企業自身管理機制等體制機制與政策因素的影響。1.建立煤基礦產精準勘探、綜合評價、綜合利用體系。從源頭開始，以煤炭資源精細開采和回收為核心，從精準勘探、系統設計、先進開采、精細管理、嚴格監管、綜合評價各個環節，建立資源回收標準體系；從法規、標準、機制、政策等方面建立科學的管理體制；從工藝、技術裝備、開采方式等方面，形成綠色、安全的先進儲采地質保障體系，實現安全、高效、高回采率開采。2.建立地面建設標準與開采標準體系。采取不沉淀開采，根據不同煤層實行相應的開采標準，實現安全、經濟、效率與資源節約之間的平衡。3.建立資源回收政策及回收率指標體系。核定薄煤層的開采效益與回收利用政策，實現企業效益與資源節約之間的平衡；核定礦井的開采回收率及回收利用政策，開采率按75%計算；將煤炭行業增值稅、資源稅稅率與回采率掛鉤，分地區、分煤種、分類別制定相關稅率及抵扣項。另外，要明確界定地礦與地權（地面）政策，解決企業效益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平衡。修改相關規劃、設計標準，提高礦區總體規劃對勘探程度最低要求，使井田劃分更加合理；在滿足礦井正常生產的情況下，降低設計規范中建筑部分建筑規模要求，減少工業場地壓煤；施行采礦權礦地綜合利用，以減少礦權地權糾紛。（二）提高洗選加工率。煤炭洗選加工率的提高，應從標準體系建設、影響入選率各方面的因素等方面入手加以提升。在標準體系建設上，應在入選力、入選量、分煤種入選率等各方面形成定量化指標要求；在洗選能力建設方面，根據分地區（中東西部）、分煤種（焦煤、動力煤）、分類型布局洗選加工發展的路線圖，優化運輸與加工等環節的成本；在重點工程實施方面，通過千萬噸級智能化洗選示范工程建設，推動我國洗選煤行業規模化發展；在洗選煤加工技術發展方面，重點扶持目前選煤方法落后、生產環節不配套、產品質量差的中小型選煤企業補齊短板，通過技術改造，如選取重介質選煤、干法選煤，推動其實現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發展；在政策扶持方面，依據煤炭洗選率分級與相應的選煤技術實行財政與配套體系建設方面的鼓勵性政策，培育煤炭洗選行業具有競爭力企業的發展。（三）提高瓦斯、廢水、廢渣“三廢”資源化利用率。1.提高瓦斯、廢水、廢渣“三廢”資源化綜合利用率。借鑒國內外的實踐經驗，提高“三廢”綜合利用率，應走園區化發展、產業鏈整合、循環化利用的道路。應進一步強化配套機制建設與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中央和地方財政對資源綜合化利用的專項支持，提高財政投入占本行業整體投入的比重。2.提高煤焦、煤氣綜合利用率。我國煤焦產業一是爐型的選擇標準上，重新確立技術創新與標準規范；二是用好優勢，提升行業發展話語權。做到總量平衡、減量置換，提高技術、高效開發，多式發展、綜合利用。3.提高燃煤發電效能，實現超凈排放發電。總體上全國目前已基本實現超低排放發電，發展目標與路徑是：實現從超低排放到超凈排放。通過技術創新，如循環流化床單元機組集控運行，煤基多聯產能源系統技術的應用等，為超凈排放提供技術支撐；通過政策調控，如調峰、藕合發電等手段的運用，推動燃煤發電實現從超低排放到超凈排放。4.提升工業鍋爐與窯爐、民用煤的清潔化使用能效。針對散煤的清潔利用最為關鍵的是要建立起散煤消費的標準體系。散煤清潔利用標準體系可分為民用散煤、民用型煤（改性潔凈型煤）國標與地方標準質量標準體系。針對直接燃燒領域，重點在于消費端的燃料替代（低碳）、開發利用過程中的潔凈化（提高清潔能源的比重）、高效化（提高能效）、綠色化，以及整個利用的全過程的機制完善化。針對工業消費領域，實行熱電聯產為基礎的能源消費中心。既能滿足用戶各異的需求，又能取得獨立分散鍋爐所達不到的較高的資源利用效率。針對區域性能源消費，建立分布式能源消費管理模式。建立區域性清潔燃料（煤炭、綠薪、半焦）供應中心，使工業鍋爐與窯爐、民用煤的清潔化使用在供需兩方面得到平衡發展。通過財政稅收支持，輔之以其他激勵政策，鼓勵社會投資向煤氣化技術、儲能技術推廣應用、分布式能源中心建設、工業鍋爐與窯爐的改造，以及居民標準化灶具、管道等的生產。（四）提高生態修復率。首先是要確立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的治理原則。其次是遵循“宜林則林、宜耕則耕、宜建則建”的原則，科學規劃、統籌治理，使采礦導致的礦渣亂堆、山體破壞、巖石裸露、植被消失、揚塵污染現象得到根本性解決，礦山地質生態環境得到持續改善。在生態修復治理機制上，借鑒先進采煤國家的經驗和做法，建立起能夠涵蓋綠色、安全、高效要素在內的煤炭科學產能的指標體系，提升生態修復率，實現煤炭資源開采和礦區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發展，主要包括復墾模式、產業化模式、景區化模式。（五）提高全員勞動生產率。一是建設智能化智慧型煤礦示范工程。以信息化、數字化和自動化為核心，集成應用物聯網、區塊鏈技術，以及通信通訊、云計算等智能化手段，將智能礦山建設從傳統業務管理擴展到資源環境管理、采掘生產、洗選加工、煤礦安全生產等各個領域。二是著力培育知識型加技能型專業化人才隊伍，提升現有礦人工開采與智能化轉換率。建立高層次科技研發人才和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隊伍，大力培育工程技術類專業人才，優化企業生產組織管理，提高煤炭全員效率。三是強化全員勞動生產率的目標建設。確立提升全員勞動生產率的中長期發展戰略。（六）提高安全生產率。借鑒國外先進產煤國安全生產的典型經驗與做法，提高安全生產率，要從對煤礦的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培訓、安全生產技術、安全監管執法，以及對安全生產做的好的企業和單位進行表彰與激勵等環節抓起。一是建立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保障有力的安全生產現代化治理體系，將百萬噸死亡率從“零時代”進一步提高到“零零時代”。二是通過技術手段減少事故、降低傷亡，提高生產能力，提升經濟、社會效益。（七）煤化工產業高端化。現代煤化工發展的兩個制約性瓶頸，一是受制于石油價格波動的外在因素的影響，二是自身技術創新的內在因素。現代煤化工的進一步發展，也面臨著能耗控制、水資源節約、環境保護、資源利用、低碳發展等方面的問題與挑戰。因此，技術創新與產業鏈條的延長是現代煤化工實現長足發展的根本途徑。必須向高端化、精細化、差異化方向發展，弱化資源約束，實現煤炭資源的清潔高效利用。（八）煤炭資源的市場化改革。煤炭資源市場化改革涉及到煤炭資源的合理配置，并對煤炭產業升級發展形成前置影響。煤炭資源市場化改革的重點是對儲量資源價款進行改革，并對已進入交易的礦權及增量資源價格機制的界定形成示范。煤炭資源價格改革的市場化體制機制與思路應集中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按煤礦全部生命周期分階段收取，每階段資源價款按當期市場價交易。二是各類投資者根據市場準入條件，參與礦權交易。因此，設定市場準入條件是交易的前提和基礎。三是提高礦權持有成本，對占而不采或回采率達不到一定標準的煤炭企業，必須退出礦區。對新出讓探礦權，全面實施勘查承諾制，形成違約追查機制，促進有序競爭，優勝劣汰。（九）建立煤炭產能供需平衡的調控機制1.商品煤在供需之間的平衡區間與實際操作空間分析。根據有關機構研究成果，綜合考慮資源豐蘊程度、安全保障水平、生態承載力等多方面制約因素，我國煤炭合理開發規模為38億～43億噸/年。綜合各類煤礦的產能，我國目前煤炭的實際產能為每年在53億噸左右，超出合理產能約10億～15億噸/年。以全國動力煤主產省區的價格走勢情況為例，價格走勢基本在500～600元/噸為平衡區間上下波動。從我國歷年煤價變化的情形看，以動力煤為例，其綠色區間為500~570元/噸。煤價在這個“綠色區間”波動，都是正常的變動，如果越出這個區間，就會對煤企和發電企業造成虧損影響。這時必須通過政策調控，使其價格變化回歸到“綠色區間”。煤炭價格的均衡區間，也會隨著能源供需結構的變化而做出調整，未來隨著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費中所占比重的逐步加大，煤炭供需呈下降趨勢，煤價的均衡區間會隨之發生調整。2.煤炭產能供需平衡的調控機制。過往的煤炭價格的均衡區間對未來煤炭價格平衡區間的確定具有一定的參考性。超越平衡區間，意味著價格的異常波動，具體表現為高于平衡區間與低于平衡區間的波動。這兩種情形之下，都要進行政策性調控，以保持煤炭整體上處于供需的大致平衡，以充分規避明顯波浪式的供需失衡的情形出現。確立煤炭產能供需平衡的調控機制，就在于以煤炭價格的均衡區間為中心，形成價格的調控機制。當價格高于和低于均衡區間時，就要采取相應的政策調控手段，影響煤炭產能及供需總量，使其回歸到均衡區間的閾值。同時，要在全國設立大型煤炭儲備基地，以及相應的煤炭轉運配售中心，形成煤炭供需的長期市場調節機制，保持在長周期內煤炭的供需不產生較大的波動，以正面影響企業的平穩運行和經濟的平穩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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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必.解構中國能源體制[J].中國經濟周刊,2018(23)：86-87.

作者:郭金 單位:山西省黃河萬家寨水務集團有限公司